文红玉 魏晋｜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时代症候、成因分析及引导策略

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时代症候、成因分析及引导策略

文红玉，华中科技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魏晋，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5期

摘要：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新表现形态，寻求“情绪价值”在青年群体中引起了广泛共鸣和思考。“情绪价值”的走红，主要受到加速社会的群体性孤独、风险社会驱动下的“计算理性”、社会思潮的隐性浸染及精准投送算法的隐性驯化等因素的影响，并由此带来了诸如“搭子文化”“表格式婚恋”“数字狂欢”的时代症候。对此，应当以理性审视流量时代，针对流量至上进行“祛魅”；以真诚树立处世准则，提高人际交往的深厚度；以价值引领算法逻辑，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以文化形塑精神内核，沁润青年精神世界；以法治规约资本乱象，净化网络文化生态环境，鼓舞中国青年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

关键词：青年；情绪价值；社会交往

近年来，“情绪价值”作为一个现象级词语迅速走红，成功激发了青年群体的共鸣并促使其成为热议焦点。在《咬文嚼字》杂志公布的“年度十大流行语”榜单中，“情绪价值”位列其中，彰显了其作为时代情绪认知与社会心态变迁代表性符号的重要地位。“情绪价值”一词起源于经济学与市场营销理论中的“顾客感知价值”，以衡量顾客在消费过程中体验到的情绪收益与情绪成本之间的净效应。它超越了产品或服务的基本功能属性、实体属性，通过将抽象的情感体验转化为产品或服务所能提供的非物质性附加价值，来凸显消费体验的重要性。当下，“情绪价值”在“Z世代”青年群体中得到了全新阐释：“情绪价值”作为一种社会互动中的重要维度，特指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影响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该词语着重评估个体在社交互动中提供正面情绪支持、营造愉快氛围及情绪稳定的频度，并以此作为价值衡量。具体而言，若个人频繁且有效地使周围人感到舒适与快乐，则被认为其提供了较高的“情绪价值”；反之，若经常引发不适或情绪波动，则其“情绪价值”较低。近些年来，各类情感博主的走红、婚恋课程的爆火，正是掌握了“情绪价值”这一流量密码。寻求“情绪价值”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表征，其广泛流行深刻揭示了青年群体对美好生活抱有的更深层次心理期待。这一现象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和解析青年心理需求演变的重要视角，同时也是通往精神层面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一环。在这一特定亚文化圈层内部，情感的开放表达、个体自我认同的探索，以及对群体归属感的深切追求，共同构成了其核心要素。内部成员们通过共鸣情感体验、共享价值观念及审美偏好，织造出一种新颖的集体身份认同或联结网络。该亚文化现象不仅重塑了个体处理情感的方式，还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对社会文化内容的创造、消费模式的演变，乃至人际交往模式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作为一个主观性强、难以量化的概念，关于“情绪价值”的解释是因人而异的。然而，一些理解误区的出现，却让这个词走了样、变了味。如何避免陷入迷信“情绪价值”的泥沼，掌握“情绪价值”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鉴于此，深入剖析“情绪价值”的症候、成因，继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引导策略，为青年构建积极向上的精神生活模式，不仅关乎个体福祉，也对促进社会物质丰富和精神富有具有长远意义。

“情绪价值”本身是人类社会互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具有积极意义，能够增进社会凝聚力、加深人际理解与支持。在当今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寻求“情绪价值”映射出信息碎片化时代青年群体对即时情感满足与心理慰藉的渴望。然而，社交媒体的兴起让信息与情感的表达碎片化及算法推送的定制化内容，虽带来短暂快乐，却也催生了情感浮躁与深度交流减少的问题。盲目寻求“情绪价值”正在演变为一剂“慢性毒药”，使人囿于异化困局中无法脱身，具体表现为社交降级引发的“搭子文化”、“计算理性”驱动的“表格式婚恋”以及由数字狂欢形成的信息茧房。

（一）“搭子文化”——“工具属性”引发社交降级

有别于传统社交，青年在“Z世代”社交关系中盲目索取“情绪价值”的背后，实际上是把人不断“工具化”的过程，而“搭子文化”的出现则是最好的佐证。“搭子文化”反映了青年对情感支持的迫切需求及传统社交模式的变化，为青年提供了情感宣泄的出口，帮助他们在特定时刻获得情感共鸣和心理支持，满足了其对归属感的需求。这种文化允许青年根据兴趣快速变换社交圈，拓宽社交视野，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为个性发展和兴趣探索提供平台。但当这种社交方式成为主要或唯一手段时，则暴露出个体孤独感加剧、情感连接表面化等问题。

传统社交环境中，亲缘和地缘纽带构成了社交网络的基石，呈现出一种“同心圆”的圈层结构，即以个人为中心、亲疏有序，社交的紧密度随着关系的扩展而递减，形成多层次的社交圈。在乡村社群中，亲缘和地缘的融合使得社交图谱更为密集和错综，加之深厚的伦理观念维系，诸多联系演化为紧密且持久的强关系，从而形成了乡村社会交往的核心圈。过渡到城市单位体制阶段，工作与居住环境的特定布局，加速着职业关系与地理位置的交织，业缘虽不及血缘那样天然亲近，但因长时间的身体与情感“在场”，亦培育出稳定性强、具有一定深度的连接，呈现出强关系的部分特质。在传统社交中，亲戚、同学和同事是人们的主要社交对象。

在“加速社会”中，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提高、职业不稳定性的增加以及虚拟社交对传统社交的替代与挤压，人们的交往不再囿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亲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社交的格局。而数字化社交则为人们提供了展示自我、寻求认同和情感支持的新平台。在虚拟空间中，人们可以轻易地找到与自己兴趣相投的群体，获得即时反馈和情感共鸣，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替代了基于传统亲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中社交对象所能提供的“情绪价值”。“搭子”因其更能顺应个人追求自由与舒适的愿望而在社交领域占据了显著位置。与亲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明确且固定的强联系不同的是，“搭子”是以个人兴趣和爱好为圆心，辐射多个不同的群体，构建起一种新的社交模式。这种模式摒弃了传统的差序格局，转而趋向于一种花瓣式的布局，每一片花瓣均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它们既可各自为营，也可相互交织。“搭子社交”的特性在于服务于轻松自由的社交需求，因此其关系的持久性较低，多体现为临时且灵活的弱关系。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友情是兼具德行和良善的高尚品质。然而，“搭子”这种快速、即时的情绪交流方式，往往偏重于浅层的情感刺激，正在持续消解着友谊的良善属性，容易让人沉迷于短期的情绪高峰，而忽视了长期稳定的情感建设，其实质是社交降级。当个体在虚拟社区中找到了归属感和满足感，现实生活中与亲人和邻居的交往似乎显得不再那么必要，从而加剧了“断亲”现象。在“搭子社交”中，“保存自我”的共识，青年群体开始排斥需要长时间经营的友情，更加强调一种“互不侵犯”的关系。社会交往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满足个人获得社会资本的工具性需求，还具有实现自我圆满的本体性意义。而现在，盲目寻求“情绪价值”的社会交往附着的本体性意义几乎被剥离殆尽，个体对社交的期待主要是满足特定的需求，社交意义变得单一。

（二）“表格式婚恋”——数字化的“门当户对”

“情绪价值”是“表格式婚恋”的一环，并且加剧了这一现象的泛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模块，其形成往往依托于婚姻这一关键途径。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资产与资源的重组。不同的婚姻配对策略，不仅作用于个人及家庭福祉的变动，还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分配格局以及社会经济的整体运作和发展轨迹。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中，门当户对是一项重要原则，其核心在于寻求家庭间政治、经济实力及社会地位的均衡匹配。这一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婚姻配置理念，至今依然延续，并在当今社会的演进中衍生出新的意涵与实践形式。

当前，婚姻关系的持续性面临愈益严峻的考验，离婚率的攀升使得婚配决策成为一个高度复杂且充满变数的过程。在此背景下，一种多维度的、量化的婚恋评估方法应时而生，其旨在通过结构化的表格形式，如教育背景、收入水平、生活习惯等，提高婚恋匹配的效率与科学性，来缓解现代婚恋中的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体现了青年对婚姻理性选择的追求。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契合度无法纯粹简化为冰冷的数据，但这类婚恋表格却在尝试建构一种评价体系，其中的每一项标准如同考试题目，均被赋予了不同程度的重要性权重。然而，这种表格化婚恋匹配的方法，仅聚焦于可计量的外部条件，其内在逻辑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物质考量，而对于那些难以量化的维度则显得无能为力。若婚姻的决策过程仅局限于这些显性的、可度量的标准，而忽略了情感兼容性等非量化且本质的要素，实则可能为未来的婚姻生活埋下隐患，威胁到关系的稳定与长期幸福。

青年一代在面对“表格式婚恋”匹配逻辑的局限性时，展现出了一种适应性和创新性。他们尝试将“情绪价值”这一非量化因素纳入考量范畴以期弥补原有体系的不足，试图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找到平衡，体现出青年群体对情感深度和质量的重视。然而，盲目追求“情绪价值”打破了婚恋市场动态博弈的平衡状态，使两性交往进程骤然升级为一场围绕情绪资本的直接对抗。此时，双方关注焦点已超越简单的条件匹配，转而寻求最大化对方情感资源的潜在收益，利用不可明确定量的“情绪价值”概念，开启了一轮新的价值挖掘竞赛。传统的门当户对婚恋关系虽也富含博弈色彩，但其资源争夺多集中于先天条件与物质基础，有其固有的限度。“情绪价值”的引入，以其难以精确计量的特性，开辟了新的竞技场，成为博弈中的新变量。“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由于“情绪价值”的解释主观且多变，个体能够通过创意十足的策略，持续开发这一无形资产，无论是通过消费刺激产生的愉悦感、高水平的情感互动所激发的精神满足，还是基于外表吸引形成的情感认同，均属此列。相比直接的物质索求，追求“情绪价值”似乎披上了合理性的外衣，索取行为因此显得更为理所当然，甚至在对方经历内心挣扎后主动迎合，施予方能获得一种操控与征服的隐秘快感，这种体验与过去激励对方进步的成就感相类似，但更为即时且直接。值得注意的是，“情绪价值”的讨论往往忽略其背后的成本，这种不对称的认知使得“情绪价值”成为婚恋市场中的一张王牌，甚至成为某些不良交往策略的核心词，如PUA（Pick-up Artist，搭讪艺术家）技巧和情感诈骗。“情绪价值”的魅力在于其表述的低门槛与概念的直观性，恰好迎合了追求情感消费与自我标榜的小资群体对精神满足的虚构需求。

将“情绪价值”引入“表格式婚恋”，显著扩大了考量因素的数量。这不仅反映了婚恋匹配复杂度的提升，也可能间接影响匹配的成功率。从技术与社会发展脉络审视，这种对量化数据与理性分析的过度倚重，实质上构成了数字社会与风险社会之所以形成的逻辑土壤，它既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体现，也是技术异化的产物，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对风险管理和控制的内在需求。

（三）“数字狂欢”——社会原子化的信息茧房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个体在面对海量信息时的处理能力和精力显得尤为有限，因而在高效信息筛选与处理的过程中，对定制化工具的需求日益凸显。“情绪价值”这一概念，通过其便捷性和精准定位的功能特性，恰好满足了青年群体对信息获取的特定偏好。个体在社交媒体上消费和生产“情绪价值”，通过分享生活片段、观点态度，寻求他人的认可和情感支持，形成了自我表达的新空间；社交媒体利用算法精准推送内容，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实现情绪的即时共鸣和价值认同。然而，这种看似贴心的服务背后，却无形中构筑起信息茧房，将青年人群局限于符合其既有兴趣和价值观的信息范畴内，导致其在信息选择过程中不自觉地偏向某一类型，限制了多元视角的接触和思考。

随着个体认知边界的固化，社会原子化的特征愈发明显，每个人仿佛置身于孤立的岛屿，人际交往变得表面化，深层次的社会联系趋于弱化。在此背景下，青年群体在追求“情绪价值”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交圈层的固化以及价值观念趋向极端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情绪价值”的探讨常关联于婚恋市场，但实际上，短视频平台才是这一现象最为集中的展示舞台。《2023年短视频行业研究报告》显示，短视频在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占比40.3%，达2928.3亿元；用户规模10.12亿人，占网民总数的94.8%。资本的逐利本性是驱使“情绪价值”备受瞩目的底层逻辑。短视频平台利用算法精准推送内容，极大程度上强化了用户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进一步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和社会原子化的趋势。

首先，应当明确短视频平台的属性，其本质上是一种内容导向的电子商务模型，其中短视频与直播不过是商品推销的媒介载体。传统广告模式基于被动接受，无论是物理空间的视觉侵扰还是数字平台的嵌入式信息，皆可能引发受众反感，而内容电商则凭借海量碎片化信息的连贯供给，打破了用户常规的信息处理逻辑，利用算法优势实现流量垄断，并完成交易循环。因此，将短视频平台单纯视为内容分发平台则显得颇为“诙谐”，特别是在考虑其内容表达形式的高度压缩性，即平均时长不超过30秒，这显然难以承载深度信息传递，更多依靠制作者的直观呈现来弥补内容的潜在不足，因此迅速煽动情绪成为其关键策略。其次，“情绪价值”的高效传递，尤其是在社会热点事件的传播中，凸显了现代媒体生态对时效性和情绪共鸣的侧重。传统媒体在与自媒体的较量中，为适应算法推荐机制，往往牺牲深度与真实性，转而采用情绪化的片面叙事以获取关注度。短视频平台对此策略的采纳，不仅是出于内容形式的限制，也是对平台算法机制的适应——通过积累“粉丝”基础，实验性地调整内容以匹配主流情绪偏好，进而规模化生产符合算法推荐的内容。例如，某短视频博主关于饮食消费的爆款内容，虽然触及消费主义议题，但并未深入探讨其社会经济背景或理论框架，而是通过简洁直接的方式引发观众共鸣，满足了用户对物价上涨情绪的共情需求。此类内容的广泛传播，映射出用户对直观情绪体验的偏好，以及平台对“情绪价值”的依赖。此外，诸如“邯郸三名初中生故意杀人”等热点话题的抽象解读，进一步揭示了“情绪价值”在内容创作中的导向作用，其不仅迎合了特定社会情绪，也促使内容创作者在追求更高情绪阈值的过程中趋于极端化。短视频算法对前三秒“情绪价值”的高要求，迫使内容趋向于快速吸引注意力，哪怕是已有降温趋势的话题，也必须通过抽象化处理以求脱颖而出，这一过程反过来又不断优化了算法机制。在此环境下，短视频内容呈现出高度抽象化、程式化的特征，从日常生活的夸张模仿到极端情境的反复构建，无一不指向特定“情绪价值”的精准触发，成为情绪资本化和个体意识消融的例证。最后，短视频平台不仅塑造了新的信息传播逻辑，还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认知习惯和价值判断，如在婚恋观上的体现，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系统的某些失衡。尽管如此，短视频作为“赛博”文化的代表，精准击中人性的敏感点，展现了其强大的娱乐吸引力，同时也是情绪商品化趋势下社会心理变迁的集中体现。

在当代青年的社交语境中，“情绪价值”已然成为衡量人际关系质量的一个新标尺，映射出青年群体社交心理及社会结构层面的深刻变迁。青年寻求“情绪价值”蔚为风潮的背后，潜藏着复杂的社会现实因素和广泛的时代动因。深入剖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更加精准地认识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实质，揭露其背后的潜在风险和隐患。

（一）我者：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内在逻辑

我者通常指的是主体性或者自我意识的核心，它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感知、认识和体验。这个概念关注的是个人的内在世界、主观经验、价值观、欲望、信念和认同感。我者在“情绪价值”这个语境下，是每一个在加速社会和风险社会中力求保持自我认同、满足情感需求、寻求承认与控制感的个体。他们面对着群体性孤独以及“计算理性”的挑战，不断在个人成长、社会交往和内心世界中探索自我实现的路径。

1.情感需求：加速社会的群体性孤独。加速社会下时间价值最大化和自我空间重塑带来的群体性孤独，导致了青年对情感需求的放大（即“情绪价值”获得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罗萨在对现代性社会进行反思时提出，加速社会中人们似乎只有增加单位时间内的体验次数，才更能实现自身身份的确立。承认会因为社会加速而被快速的消耗，以此迫使主体不停地为获得承认而做进一步斗争，必然会导致主体为了积累他者的承认而相互争斗的局面，最终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冷漠和敌对。这种互动方式，恰恰反映了加速社会的运行逻辑。加速社会使得青年的生活时空被流动现代性所裹挟，致使其周遭的一切事物处于加速发展之中，生活状态呈现出“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全天候”的特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看似联结得更加紧密，实际上却在精神层面上愈发疏远，这种现象正是“群体性孤独”的体现。“群体性孤独”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雪莉·特克尔提出，用来描述一种即便身处人群之中依然感到孤独的心理状态。基于数字化技术，尤其是社交网络、网络游戏等算法驱动的互动平台的普及，人们虽然通过社交媒体和各种通信工具保持着前所未有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往往是表面化的，缺乏深度和真实情感交流。由此引发的群体性孤独，不仅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也在深层次上改变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和行为模式，导致对“情绪价值”的极端索取。

在加速社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随处可见，效率被视为成功的衡量标准。这种追求效率的文化氛围也渗透到了人际交往中，人们更倾向于快速消费式的情感交流，而非耐心倾听与共情。于是，在时间的“暴政”下，当代青年以是否能够提供“情绪价值”来衡量人际关系,成为他们追求时间利用价值最大化的策略。在现实的社交中，“情绪价值”成为一个重要的标签，这种标签化和工具化倾向，使得个体在追求“情绪价值”的过程中，期待通过单方面索取“情绪价值”来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这种基于“情绪价值”的交换关系缺乏真诚和深度，更多的是一种交易行为，不仅无法真正满足个体的情感需求，反而会加剧孤独感。

2.社会根源：风险社会驱动下的“计算理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工业社会的发展使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即身处风险社会中。而风险社会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的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风险贯穿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只是风险在传统社会中被解释为“命定”，在现代社会风险被解释为社会发展的潜在副作用，而风险的重要特征就是不确定性。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促生了以数据量化和视觉图表为载体的“计算理性”现象，诸如量化自我与“表僚主义”等。尽管这些计算理性概念在跨学科领域中，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及传播学，遭遇了多元且深刻的理论批判，但其重要性仍不容小觑：基于数值、表格及算法运算的量化逻辑已牢固奠定于数字社会的基石之中，并且日渐全面地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实践范畴。决策者通过数据和可视化图表来处理复杂问题，寻求最优解；消费者在购物时使用“优惠计算器”来寻找价格最合适的商品；这种思维惯性进入人际关系领域，人们在交往时把具体的人抽象为不同数据的集合体，情绪开始被量化，于是便有了“情绪价值”。

追本溯源，对“计算理性”的执着追求，实则映射出个体及社会对生活秩序化及控制力的深层渴望，这是传统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表征。“情绪价值”爆火的背后，反映出当直观决策面临失序风险之际，人们显现出一种偏好，即依托于数据驱动、图表分析等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旨在寻求对身体健康、时间配置、生活安排乃至亲密关系的有效管理，从而实现生活秩序的恢复与维系，确保稳定性与可预测性的持续存在。

（二）他者：“情绪价值”流行的价值基础和媒介环境

他者指的是那些不同于自我或不属于自我认同群体的人或事物。这个概念不仅仅是字面上指代除我之外的任何个体，更重要的是，它涉及社会构建的身份差异、文化差异、权力结构以及如何通过这些差异来定义和理解自我。他者在“情绪价值”流行的过程中，既是价值的共同创造者，也是接受者，通过社交互动和媒介环境的催化，形成了情感共鸣的社会网络。在这一过程中，他者的存在和作用凸显了现代社会对情感连接的强烈需求，以及在技术推动下，人们如何通过新的交流方式和平台来寻求“情绪价值”的最大化。

1.价值基础：社会思潮的隐性浸染。现代社会是祛魅的世俗社会，马克斯·韦伯认为，从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开始，人们活动的重点就主要不再是彼世而是此世，因而生活的富裕和物质的满足也就开始成为衡量人成功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人们的文化观念也就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像以往一样单纯地追求死后的极乐世界，而是将关注点放在现世所拥有的体验总和与深度，注重对此世的现实的财富、贡献等的选择。随着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社会思潮逐渐兴起，其强调个体感受、即时满足和情感体验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青年越来越重视情绪的管理和优化，视情感体验为生活质量的关键组成部分，从而给“情绪价值”的重视和传播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心理土壤。然而，这些社会思潮在发展过程中也曾走入误区，形成了诸如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等。同时，有赖于网络平台的无边界性，使得这些错误社会思潮传播范围日益扩大，从而对青年人的思想观念构成了挑战，并深刻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模式。以功利主义为例，其主张追求快乐、避免痛苦，以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的主导原则。功利主义里面有一个分支，被称为心理享乐主义，其核心思想是人要追求快乐和痛苦之间的差额。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一部分青年开始倾向于自私自利和情感淡漠，偏爱即时且有利可图的关系。在社交领域，这种趋势使青年的交友倾向从深度的、同甘共苦的友谊转变为表面化、浅层次的交往，导致了功利性社交的现象加剧。

在功利主义主导的社交关系下，“情绪价值”成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具体表现为：一个人越能给别人带来舒服、愉悦、稳定的情绪，他的“情绪价值”就越高；一个人总让他人产生别扭、生气和难堪的情绪，他的“情绪价值”就越低。评判他人是否能提供“情绪价值”，本质上是把对方看作一个依附于他们存在的且能全方位服务自己的机器，而非认同对方是一个与自己一样的有情绪的具体人。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之下，处于统治阶级和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力求在人们身上创造新的需求，并试图将传统的需求如亲情、友情、爱情、对工作的掌控感和自豪感异化，甚至赋予他们一个资本价值。情绪是人性的一部分，是一个人的自我延伸，在被赋予“价值”大小、被“物化”之后，人也不再是完整的人了。在这种评判标准下，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逐渐变成像选择商品一样的扁平化的人与物的关系。

2.媒介环境：精准投送算法的隐性驯化。精准投送算法，作为当代数字营销和内容推送的核心技术之一，其设计初衷是为了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与个性化体验，通过分析用户的在线行为、兴趣偏好、社交媒体互动等多维度数据，将最有可能引起用户兴趣的内容直接呈现在其面前。然而，在这一看似高效且贴心的服务背后，隐含着一种微妙而深远的影响——对用户情绪价值的精准调控与潜在驯化，“算法的个性化推荐在满足用户喜好的同时，也让人们越来越沉浸于网络内容而无法自拔，用户的任何信息都暴露在算法系统中，人们仿佛成了算法监视下的透明人”。这种影响既体现在个体层面的情感引导，也反映在社会层面的文化塑造上。

从个体层面来看，精准投送算法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深度挖掘，能够识别出用户即时的情绪状态，如通过分析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语言风格、表情符号的使用频率以及浏览内容的类型，算法能够大致判断用户是否处于兴奋、沮丧、好奇或平静等情绪之中。基于这些信息，算法会选择推送特定类型的内容，旨在强化或调节用户的情绪状态。例如，当算法识别到用户正处于低落情绪时，可能会推送温馨励志的故事、幽默搞笑的视频或正面评价的商品推荐，旨在调节用户的心情，进而增加其在线活跃度和消费可能性。精准投送算法推广“情绪价值”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创造一种“共鸣效应”。通过连续推送与用户情绪共鸣的内容，算法不断强化用户对该平台的依赖和信任，让用户感受到被理解和关怀，从而提升情绪价值。这种“情绪价值”的创造不仅仅基于内容的娱乐性或实用性，而更在于它满足了用户深层次的情感需求，如归属感、认同感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当用户频繁接触到与其情绪状态相契合的信息时，他们会认为该平台“懂我”，进而产生强烈的情感纽带，形成忠诚度。这种“情绪泡沫”效应，使得人们沉浸在算法营造的舒适区中，减少了主动探索多元情感体验和深度交往的机会。

这一过程同样也暗含着隐性驯化的效果。算法的持续干预，不仅满足了用户当前的情绪需求，还在逐步塑造和调整用户的偏好和价值观。用户可能逐渐习惯于接收特定类型的信息，而忽视或排斥其他观点和信息，促使用户逐渐形塑“二极管思维”。这种情况下，用户的情绪状态和认知框架被算法潜移默化地塑造，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多元价值观受到限制。此外，长期处于被精心设计的“情绪泡沫”中，用户对外界的感知和反应可能会趋于单一，鲜有面对挑战和不同意见的机会，从而削弱了社会整体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算法就是权力，算法的作用越强，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性就越弱，甚至被算法所遮蔽。算法推送系统控制着信息的流动，其主导地位弱化了人的主体地位”。虚拟世界中精准投送算法对“情绪价值”的推广进一步加剧了现实社会的分化和群体极化。由于算法倾向于强化用户已有的偏好和情绪，不同群体之间的情感隔阂被加深，难以形成有效沟通和理解。

在探讨青年群体与“情绪价值”的关联时，我们首先应当认识到，青年在当下寻求“情绪价值”，反映了其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精神富有的追求。然而，这背后隐藏的是科技与资本的复杂协作，二者共同塑造了一种不断刺激需求、放大欲望的环境，促使青年在追求即时满足和情绪共鸣的过程中，逐渐模糊了现实与虚拟、个体与集体的界限。同时，工具理性的盛行和优绩主义的文化导向鼓励竞争与表现，导致青年过度依赖外在反馈来定义自我价值，进而加深了内在的焦虑与迷茫。因此，片面寻求“情绪价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青年对于情感寄托和自我认同的需求，但也成了他们深陷于加速社会、消费社会及数字文化张力之中的一个缩影。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对此，要正确看待“情绪价值”及其对青年的影响，以理性审视流量时代，针对流量至上进行“祛魅”；以真诚树立处世准则，提高人际交往的深厚度；以价值引领算法逻辑，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以文化形塑精神内核，沁润青年精神世界；以法治规约资本乱象，净化网络文化生态环境，帮助青年在纷繁复杂的数字化世界中寻找到真正意义上的情感充实与自我实现之路。

（一）以理性审视流量时代，针对流量至上进行“祛魅”

在超现代资本主义框架下，一个全球化的“地球村”已通过互联网紧密相连。一方面，人类社会在前所未有的互联中似乎遗失了宏大的伦理责任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新鲜感的不断追求和对刺激的麻木适应；另一方面，个体被裹挟入流量洪流，超负荷的信息、负面新闻及冲突事件形成焦虑情绪，激起负面心态的漩涡，个体被卷入由他者塑造的消极网络氛围无法自拔。批判理论学者借用“原始性”这一概念隐喻，来形容这一特殊状态——我们的生活状态，正被“赛博式”的自然所界定，进而导致人的存在趋于并简化为受即时本能驱动的生物性状貌，而非深思熟虑后的理性主体。马克斯·韦伯把人的理性分解为两种，分别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侧重于根据数据分析与客观事实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进行抉择，而“价值理性”则基于对象本身的属性判断，是一种价值权衡。在社会层面，这种差异尤为显著，尽管观念丰富多样，但在实践操作中，人们往往趋向于采纳“工具理性”驱动的策略，这也就加剧了流量至上观念的盛行。以网红文化为例，“拉面哥”“小马云”“大衣哥”等素人网红，通过“博眼球”和煽动情绪成为流量洪流的产物，被物化为流量获取的工具。这或许是流量时代最令人担忧和悲哀的面向，它逐步侵蚀着社会对个体尊重的基础。流量主导的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荒诞而又无奈的合理性，网红文化显著地重塑了年轻一代的职业憧憬，诸如主播、短视频创作者、网络博主等职业成为普遍的追求。搜索引擎中充斥着“如何成为网红？”的问题，答案无一例外地指向流量获取，流量变现成为网红生存的基本逻辑。在这种背景下，解读和提供“情绪价值”成为新的流量密码。“情绪价值”逐渐成为青年群体在虚拟社群中构建深度联结、分享内在情感、缓解压力、实现自我的必备要素。

然而，对流量至上的迷信，加之社交媒体上的完美展示与滤镜效应，可能让青年在追求“情绪价值”时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某种程度上说，青年寻求“情绪价值”不仅反映了青年在快节奏生活中对情感支持的渴望，也映射出在现实压力与虚拟世界中寻求平衡的策略。个体在寻求“情绪价值”的过程中，实则是通过网络互动寻找自我价值的确认与社会角色的定位。因此，对流量至上的纠偏，也是我们回归理性的第一步，祛除笼罩在流量身上的光环。青年应该认识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思考方式。“工具理性”既然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自然在执行过程中的策略规划阶段占据主导地位，倡导以逻辑和效率优先的“工具理性”思维来优化行动路径。然而，在事前的决策环节，核心考量应聚焦于价值判断，侧重于该事项的内在价值与长远意义，此时“价值理性”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任何行动都要避免“目的”与“手段”本末倒置，我们寻求“情绪价值”的初衷不应在高效执行中被遗忘或异化，而是要追求行动与价值导向的一致。正如凯文·凯利所说，数字时代，“我们不需要满足科技体的每一个欲望，但我们能学会利用这股力量，而不是抵抗它”。

（二）以真诚树立处世准则，提高人际交往的深厚度

古语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诚从本质上来讲是对人性的对抗，是人性中真善美的一种展示。真诚作为一种社交互动中的理想状态，核心在于个体忠于自我，避免对他人实施欺骗或误导。这要求个体在交流中保持言行一致。然而，实现彻底的真诚并非易事，它需要个体不懈努力，超越自然本能与生理层面的限制，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简单地将真诚理解为随心所欲的自我表达，可能会导致误解与自我中心行为。真正的真诚远不是肤浅的形式主义，而是涉及深刻自我反省、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对行为后果的负责态度。正如康德所说，“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利用的工具”。因此，真诚的实践应基于深刻理解自我与他人的复杂性，超越单纯的行为一致性，达到道德与理智的统一。

在信息爆炸和快节奏生活的背景下，青年对于“情绪价值”的理解和需求发生了偏差，这不仅影响了个人的情感满足，也导致了社交的降级。通过重拾真诚、增强共情能力、注重情感的双向互动和真实表达，青年可以重新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人际交往才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和有意义。首先，同理心的培养是“情绪价值”充裕的前提条件。鼓励青年在社交互动中注重共情能力的培养，学会倾听与理解他人的情感需求，而非单方面追求情绪刺激。真诚表达自我，即使是负面情绪也应在适当场合以建设性方式予以分享，促进深层次的情感共鸣。正如蒋勋在解析《红楼梦》时谈到的，曹雪芹以深切的共情理解每个人物，这种基于平等的同情心，即是我们追求的共情能力，能让我们理解他人的立场，减少误解与怨恨，自然而然地提升“情绪价值”。其次，要在价值导向的重塑中强调情感投资与情感回馈的双向性，纠正一味索取“情绪价值”的偏差，引导青年培养感恩与回馈意识，认识到情感交流的互惠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最后，还应该使青年认识到“情绪价值”不仅在于当下的满足，还应当注重与他人建立深厚的情感纽带，通过长期的相处和互动，构建稳定的情感支持网络。人际交往并非零和博弈的场景，亦非生死对决的战场。理想的社群生活状态，排除了相互倾轧与普遍的不信任感，竞争策略的胜利并不代表恒久成功；相反，真诚这种以光明和善良为底色的真实，会带来终极的自洽与自由。

（三）以主流价值驾驭算法，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情绪价值”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给予，而是双方共同营造的氛围，是感情有来有回的流动。由于部分青年群体已被算法收编于其造就的“茧房”之中，在一味索取“情绪价值”的过程中忽略了情绪成本。因此，对盲目索取“情绪价值”的时代症候施以诊治的前提是将主流价值观贯穿于算法的代码编写、数据采集、信息推送的运行过程中，赋予其价值理性。

具体而言，首先要采取的策略是，强化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中的关键角色地位。在智能媒体时代，算法技术借由“个性化推荐”的掩护，以其隐蔽性、精准性、灵活性和高效性，成为误导“情绪价值”的隐蔽载体，对网络舆论生态构成了干扰。对此，主流媒体须紧抓意识形态责任制，积极创设蕴含主流价值观的网络议题，引领舆论方向。其次，应动态监控并规范算法技术的潜在误导倾向。相关部门须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持续跟踪青年群体对情绪价值的消费行为，结合社会热点与文化焦点，科学预判青年思想动态及舆论趋势，以此把握算法技术在文化传播中的走向。基于监测数据，应及时向算法内容库中融入富含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文化产品，调整内容配比，对高质量产品给予更高的推荐权重，优化推荐算法逻辑。最后，要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性来调适算法技术的工具理性。资本逐利本质与算法追求流量最大化的工具理性相结合，共同促进了“情绪价值”的商品化与符号化，对青年文化消费偏好产生误导。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进“两个结合”，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网络企业、短视频平台及其算法实施价值导向，确保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校正资本逐利与社会公益之间的不平衡，切断损害青年精神健康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传播链。

（四）以优秀文化形塑精神内核，沁润青年精神世界

人作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其健康福祉与自由状态本质上仰赖于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和谐共生。重视并满足民众的物质与精神双重需求，协同推进人民美好生活的物质丰饶与精神充沛，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旨归。一般而言，基于物质层面的满足虽能带来瞬时的感官欢愉，但唯有与物质层面富足相辅相成的精神富有，才能衍生出更为长久且深刻的乐趣。这种愉悦感渗透心灵深处，赋予个体以持久的充盈与满足感。同时，精神生产具备向物质力量转化的能力。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尽管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精神生产的能动性对物质生产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物质存在确为根本，但思想领域亦能反向影响物质存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文化作为精神创造活动，为物质生产赋予了价值导向、科学预见性、精神动力和智识支援。

寻求“情绪价值”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消费现象，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是青年追求精神世界满足的重要表征。面对盲目索取“情绪价值”对青年精神生活的侵蚀，既要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提升对劣质文化内容的甄别力和免疫力；还要确立以时代精神为导向的创作基准，为广大青年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文化创作者应当成为时代的洞察者，不仅要敏锐捕捉时代变迁的趋势，还要深刻理解青年群体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所面临的心理、情感需求。同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创作原则。在全民创作与共享文化的当下，文化产品创造者应将满足青年深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创作更多青年喜爱的网络文化产品，把要讲的道理、情理、事理用青年易于接受的语言和方式呈现出来，强化青年的文化认同与幸福感。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深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粹，创作出既具正面价值导向，又富含道德教化、精神追求和高雅审美趣味的文化产品，为青年提供高质量、高价值的精神滋养。通过紧扣时代脉络、聚焦青年需求、提升内容品质与价值内核，高质量的文化创作可以成为塑造青年正向“情绪价值”的重要推手，为青年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助力其精神世界更加充实。

（五）以法治规约资本，净化网络文化生态环境

“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以短视频平台为主流的各类应用凭借对青年“情绪价值”需求的精准捕捉，吸引了大量青年注意力，使他们逐渐陷入情绪异化，成为情感消费的被动接受者。短视频资本主义巧妙地挪用了福特主义式的流水线的工厂技术，将其运用于享乐。人们从流水线式的劳动和处理商品变成了流水线式的享乐和发泄欲望，并通过传播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潜移默化地操控了青年的文化消费偏好，进而影响了其价值观的健康发展。

面对网络平台乱象，必须坚决运用法律手段，严格规范资本运作，净化网络文化生态。其一，以源头治理为核心强化法治监督，构建青年精神生活质量的坚固保障。这要求在不直接干预的前提下，巧妙而精细地通过法治手段，防止娱乐化内容对青年思想的过度麻醉。一方面，细化网络文化产品的市场准入标准，加强内容审查与筛选，对涉及个人成长、社会热点等敏感内容的严格把关；另一方面，依据内容性质和潜在危害，建立网络文化产品的负面清单，利用算法技术进行动态监测，从源头抑制不良内容的产出与传播。其二，构建系统治理框架，全面提升法治监管效能。建立全面、多层次的监管体系，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平台进行深度监控，对发布低俗内容的账号实施警告、处罚，对传播虚假信息、煽动情绪的账号则采取严厉措施，确保劣质内容在严格的法律监管下无处藏身。其三，推行综合治理策略，形成协同治理网络。鉴于资本与算法的微妙结合可能导致治理盲区，须整合各方力量，形成治理合力，靶向治疗网络文化产品问题。政府应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扶持弘扬正面文化内容的优秀作品，为优质网络文化提供更多展示机会，实现内容质量与受众关注度的双赢。

源头的法治构建、系统的监管体系与综合的协同治理，旨在打破资本与算法联袂造成的治理难题，促进网络文化环境的正向发展，从而将互联网这个充满潜力的变量因子，积极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新增长点，致力于培植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生态，进而在虚拟社会中构筑起一座网络文明的坚实基石。

人的完整性在于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是一个兼具感性与理性、身与心和谐统一的整体存在。作为现实的人，青年寻求“情绪价值”不仅是青年应对现代社会压力、寻求情感支持和自我表达的方式，也代表了一种对精神世界深度探索和自我完善的追求，充分体现了亚文化在特定社会历史时期对青年群体的塑造和影响。这一现象从本质上讲是对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相统一的向往。正如习近平所说，“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然而，资本运行逻辑下的西方现代化造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割裂。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运行逻辑形成了“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的发展悖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情绪价值”作为一柄双刃剑，在资本运行逻辑下成为将他人视为满足自我情感需求的手段，使得人的真挚情感渐趋稀薄，引发情感的商品化与资本化趋势，从而在根本上削弱了人的精神实质，使之趋向空洞化。正确追求“情绪价值”，可以理解为一种更符合康德所说的“目的”。

在追求“情绪价值”时，个体的行为和选择应是可以普遍化的道德原则。如，增进人际关系的真诚、尊重和相互理解，而非单方面的情感索取。在这种追求中，个体不仅关注自身的情感需求，也重视情感互动的道德性、真诚性以及对他人的尊重。青年作为社会的活力之源，其内在的完整性和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是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深刻指出：“青年作为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价值追求和精神状态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和民族走向。”正因如此，青年在追求“情绪价值”的过程中，应回归到自我成长的深度探索，致力于构建一个以真诚、尊重为基石的良性精神世界，坚持对精神富有的追求，将个人情感的满足与社会价值的实现相结合，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向人性化、深层次发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