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雨阳｜“资源导向”还是“使命导向”：政府购买中的社会组织专业化路径——基于组织学习视角的过程追踪研究

“资源导向”还是“使命导向”：政府购买中的社会组织专业化路径

——基于组织学习视角的过程追踪研究

黄雨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4期

摘要：资源导向下，社会组织因生存需求而迎合政府购买的选择性进行组织再造，客观上呈现出在“资源导向”与“使命导向”之间摇摆。现有研究注意到了这一倾向下政社关系的分化，但对社会组织能动性所产生的动态变化关注较少。本研究基于对案例组织的过程追踪，描绘了社会组织如何通过组织学习来应对制度环境的变化，从对政府购买选择性的迎合转为诉诸专业化路径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的使命构成了组织学习的后置反馈和前置指导，社会组织能够通过广泛试错来获取发展空间，而试错经验经过组织使命的反思和内化后，迭代出发展专业化路径的新认知。在此基础上，社会组织基于核心使命对外开展获得性学习，逐步构建组织能力，最终实现专业化路径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表示，相较于“资源导向”下的目标偏离和工具化，基于使命的专业化路径，更有利于构建社会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有效改善其行动结果，同时回应了组织使命，实现资源和目标的相互匹配。

关键词：社会组织；政府购买；组织学习；专业化

近年来，社会组织日益成为社会治理体系革新的重要力量，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化建设，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切口。早期地方实践中基于“利益契合”对具有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社会组织进行吸纳的现实选择，被制度化为政策设计的整体表达。同时，《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和《慈善法》的出台，使得社会组织获取资源的渠道受到规范性限制，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向制度性渠道靠拢。由此，政府日益成为社会组织最重要的资源渠道，通过管理、培育和服务购买的制度性途径，政府逐渐将社会组织纳入国家建立的社会服务体系中，并形成了以“福利生产”为核心的新的政社合作关系。

当制度性渠道日益成为社会组织资源的主要来源后，社会组织就会在“资源导向”下对政策中的选择性支持进行回应。这种选择性的本质是以资源为中介的结构性力量，形成了“制度—资源—行为”的循环路径，社会组织被引入政府所主导的培育、管理和支持于一体的制度渠道当中，形成对政府资源的相对依赖关系。从“控制”到“管育”的制度转变中，无论是对部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的区别对待，抑或是“重公共服务，轻公共表达”的潜在限制，乃至政府购买中对特定业务领域的倾斜，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赋能和支持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选择性扩张的趋势。在执行层面，地方政府借由“评级制”的技术化分类治理以及“项目制”的选择性资源支持，客观上引导社会组织进行组织再造。社会组织在获得资源倾斜的同时，也需要接受制度要求的潜在输入，这使得社会组织的行为偏好由曾经的“不触碰红线”的政治底线规避，向主动接受和回应制度要求转变。

面对这种选择性扩张，社会组织为了回应作为主要资源渠道的政府需求，呈现出在“使命导向”与“资源导向”间摇摆的现象，并带来了社会组织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问题：组织目标的偏移、手段上的工具化嵌入以及能力建设的不均等。首先是价值层面上目标的直接偏移，社会组织在资源引导和制度规范下，其价值目标的优先性可能被生存压迫下的“资源导向”所取代。其次是社会组织工具化的嵌入策略，迎合部门利益以争取资源倾斜，将自身工具化为项目制下行政指标的执行者，成为行政力量的治理抓手。最后是组织能力建设上的不均衡，社会组织在“绩效导向”和“服务导向”中偏向于对政府绩效需求的回应，因此对自主性和专业性构建投入不足。这三者实际上构成互为表里的逻辑关系，正是因为偏离了价值目标，才使得社会组织对外表现为迎合政府部门需求的工具化，对内表现为组织能力建设的不均等，并最终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

同时，社会组织并非完全是由制度性压力所形塑的被动主体，新近研究捕捉到了社会组织的不同回应路径。一些研究者落脚制度压力，认为社会组织在政府绩效和社会服务的双重制度逻辑下，会采取执行变通、行政嵌入和服务嵌入等行为进行回应。另一些研究者则关注社会组织的资源依赖行为会如何演化出依附、合谋和服务的不同生存路径。同时，也有研究将制度规范和资源依附统一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革新中，考察社会组织形成的顺应、抗争或折中的路径分化。这些研究强调社会组织在面对制度环境变化带来的选择性引导时的不同回应路径，但更多停留在了对分化结果的描述上，对于政社关系的动态变化以及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发展缺乏进一步的跟踪性分析。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尽管在变化的政策环境下，社会组织可能出现“资源导向”下的目标偏移、工具化等现象，但社会组织同样可以在经验反思和持续性学习的基础上，能动地对自身发展进行调整和修正，依据环境变化有选择性地获取组织资源，通过构建组织专业能力来实现资源和目标的相互兼容。因此，本文将采用组织学习的理论视角，对实践中的社会组织典型案例进行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研究社会组织如何应对制度环境的变化，在新的政策情境下，如何通过专业化来实现有选择的资源获取，从“资源导向”到“使命导向”的路径转向的成因是什么？

组织学习研究发源于管理学，组织学习被视作与组织性变革密切相关的群体知识、认知和行为的变化，是“为了实现资源开发而创造、获取和吸收知识以提高组织效率和绩效的动态过程”。

组织学习研究最为经典的表述来自阿吉利斯的“发现信息—知识生产—知识应用—规范推广”，并不断丰富为“扫描（收集）—解释（赋意）—学习（行动）”“具体经验—反思性观察—概念化—主动试验”，以及知识库循环等多种模型。总的来说，它们在逻辑上能够被归纳为组织学习的输入、学习的过程以及组织学习的输出。根据以上逻辑，将组织学习的经典理论模型进行归纳，详见表1。本研究仍然采取阿吉利斯对组织学习的经典表述作为初始模型，并将在后文根据新近研究进展和研究对象性质作出修正。

组织学习模型的丰富实际上包含着其核心理念在前端和后端的扩充。组织学习前端主要遵循两种逻辑：一种来自组织学习中的经验学习和吸收能力概念，并进一步发展为获得性学习，强调了路径依赖在知识积累中的作用，侧重于对成熟的、外部的、成功经验的观察、提取和利用；另一种则来源于试验性学习概念的革新，强调基于试验过程对组织内部的新知识的开发，由此发展出对试错属性的强调，组织在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时，可以通过低成本的不断试错来整合知识、提升认知，最终实现快速成长。组织学习不仅来自对成熟经验的吸收，更来自组织自身在没有规范和惯例指导下的试验和试错。

组织学习核心理论后端的拓展，侧重讨论与结构性因素的关系，一些研究者强调结构性因素的前置作用，组织学习被视为社会历史文化等结构性背景下组织实践的社会产物，组织通过学习，对运行模式、行为决策乃至价值目标作出调试，从而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另一些观点则关注组织学习对结构性因素的输出，遵循组织学习理论中的重要预设——组织能够通过各种方法来增强自身在环境变化中的竞争力。因此，组织并非结构性因素的被动适应者，组织学习在本质上可以视为组织采取的一系列有意识、持续和深思熟虑的投资，其目的是使组织向环境输出自身的优势，并根据自身的意图进行再生产，从而消解结构性因素的同化。

组织学习过程在前端和后端的拓展，实际上补足了组织学习在真实环境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组织学习既可能是为了回应环境挑战的适应行为，也可能是通过刻意学习来确立自身在环境中的优势并输出影响力的能动行为，同时，组织会根据自身秉性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来采取不同手段进行学习并实现成长。组织学习的理论更新总结如下（图1）。

值得注意的是，将组织学习理论运用于社会组织研究时需要考虑语境，组织学习起源于管理学对市场的观察，在这种语境下因绩效追求而调整组织目标是普遍的。然而，公共组织与社会组织是以“公共性”而非“市场绩效表现”作为根本驱动力，特别是社会组织对于回应异质性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有重要作用。组织对目标的表达，本身就是其所回应的特定公共价值的核心使命的体现。近年来，该理论内部也出现了对竞争和制度造成的组织同构压力的争议，本质上契合了社会组织“澄清和加强其作为非营利部门的共同身份”的必要性，强调其合法性始终建立在对组织使命的回应上。因此，对于社会组织来说，组织使命构成了组织学习全过程的标准，它既是组织为何学习的驱动与指导，同时也是组织学习进行检验与反思的标准。

因此，本研究将从组织使命的角度对原有组织学习模型进行改造，新的分析框架从逻辑上可以分为以下两类过程（图2）。

试验性学习中，社会组织通过行动与所处的制度环境以及行业环境发生交互作用，从而获取组织在结构因素中的定位、行动策略以及预期回报等信息，形成信息输入；组织将行动路径所形成的绩效（包括资源绩效和价值绩效）与组织诉求目标进行比较，从而沉淀出经验积累和对行动路径新的认知，完成组织内部的知识生产；之后，组织根据经验和认知对后续行动路径进行调整，实现知识运用；最后，组织在整体认知上逐步形成价值规范和行动规范，并以此构成对后续发展的指导。在这一过程中，组织使命是作为后置检验对组织学习产生作用的，组织通过行动获得试验性经验，并在组织使命的检验下进行经验反思，从而重新调整策略，形成稳定的行动规范并付诸实践。

获得性学习中，社会组织通过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的指导，形成基于使命的诉求，然后通过与环境交互来获取相适配的技术、策略、知识等信息，形成有效信息输入；组织将获取的信息进行选择性学习，调整组织结构配置并实现内化，完成知识生产；此后，组织据此形成行动路径，将内化的知识外化于组织行动当中，即知识应用；最后根据行动实践结果形成稳定的组织行动规范和组织风格。组织使命在获得性学习中，起到了前置指导的作用，基于组织使命形成的选择性优先于行动过程，构成了组织学习的准入门槛。

本研究将基于以上组织学习的动态模型，结合对纵向案例的过程跟踪来呈现组织使命是如何影响社会组织的学习过程，并最终迭代出“专业化”的组织发展路径。

本文主要采取基于过程追踪的案例研究方法。过程追踪对于情境的还原与剖析，旨在识别和呈现研究场域中主体间互动的动态过程，并对案例不同发展阶段中变量间的交互进行描白，契合纵向案例研究剖析组织发展进程的需求。

研究数据和资料主要来自2018-2023年作者的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作者选取从事水资源保护的环保类社会组织（后文简称DS）作为典型案例，并对其多项合作项目进行跟踪，与DS人员、DS合作的基金会、其他相关社会组织以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在访谈之外，作者还对田野调查笔记、DS的月度会议记录、年度财务报告、微信公众号信息、DS与其他社会组织交流记录以及与DS相关的新闻报道和政府网站信息等内容进行搜集整理，作为研究资料的补充。

DS于2014年正式注册为H市首家环保类社会组织，从事水资源保护。2015年起，DS开始承接与社区服务相关的公益创投项目，社区服务成为与水资源保护并列的组织业务内容。2018年后，DS逐渐缩减社区服务业务比重，重新专注于水资源保护方向。

（一 ）试验性学习：社区服务的选择性剥离

1．信息获取：转向社区服务的谋生动机

DS正式成立后一段时期内，由于组织定位、资源渠道尚未完全稳定，呈现出从行动中获取经验的试验性学习的特征，创始人J对此总结为：“对DS来说，我们已经早早地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当时）尝试做一些开拓和自主运营的项目，先保证自己活下去，再谈使命吧。”（DS内部访谈211027M）DS的试验性学习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阶段。

基于个人经验的组织学习（2014年）。这一阶段DS的行动主要依赖于主要领导者所积累的经验和渠道，创始团队在观念上吸收了在国际公益组织工作中形成的专业化公益发展思路，在方法上采取了此前创始人在本土环保组织工作时形成的开展公众环保教育宣传，披露环境污染，争取舆论支持的工作流程。

基于广泛试验的组织学习（2014年末至2015年）。造成这一改变的直接原因是，随着社会组织注册的放松，国内相关内基金会资金竞争加剧，同时境外资金也在收紧，使得成立初期这两类资助占比达90%以上的DS需要进一步拓展资源渠道，为此DS在不同领域进行了尝试，这形成了组织学习的直接经验来源。2014年末到2015年，DS多次参与公益创业训练营、公益导师计划、公益筹款人大会、民间公益组织传播能力建设培训和法律知识工作坊等活动，对公益众筹、核心资源管理、客户积分模式、营销理念和相关配套支持进行学习，2015年初，DS参加了民间救灾行动网络工作坊，培训走访调研、舆情监控、物资筹措能力。此后DS还多次参与了困境儿童关怀项目的能力建设会和基金会组织的课堂计划。2015年10月DS参加江河观察行动年会以及黑臭水体施治论坛，获取了治理技术落地以及产业出路等专业信息。

这一阶段DS的组织学习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不仅在水资源保护，更在公益创业、困难群体救助、儿童福利、应急救灾等多方面进行学习与尝试，这也导致了组织学习的针对性较弱，与组织核心业务并不完全兼容。从结果来看，组织学习在总体上仍然停留在对直接经验的获取上，没有将经验尝试进一步上升为组织目标、整体架构和发展道路的实质性调整，DS在机构战略规划中将其总结为“没有足够的资源以及积累”“缺乏相对详细明晰的工作计划和开展路径” “对于未来要成为研究性还是行动性的机构定位不清晰”（DS会议资料150411）。

基于实践的组织学习（2015—2018年）。DS意识到需要超越广泛试验的“浅尝辄止”、达到实质性探索，更重要的是，DS接收到了来自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政策信号，DS所在地H市于2014年前后逐渐形成了面向社会组织的“1+4”政策，政策文件传达出十分明确的选择性偏好，将落脚点放在了社区服务上，强调“以协调组织社区服务为重点”，购买指导目录46个事项中14个为社区购买项目，DS所从事的环保活动并不在目录中，目录只有“社区卫生环境”一项与其间接相关。尽管存在组织使命与政府购买偏好间的差异，DS依然选择了向政府资金积极靠拢，并“投其所好”制订了绿色社区的项目方案。

这一阶段，DS的组织学习依然遵循“先做再想”的思路，但组织学习的性质从经验获取上升为组织发展路径的实质性调整。DS在2015年开始筹备社区项目，通过公益创投承接了X区创新项目并正式进驻，开展社区服务。在获得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以及实际运营社区服务项目一段时间后，2015年末，DS在年度总结会议中提出：“基于此前战略规划以及半年工作基础，对机构业务方向进行调整，确定机构在筹资板块的多元性。”（DS会议记录151127）此后DS将“提升本地影响力”工作比重加强，介入社区工作中，正式将组织使命调整为水资源保护和社区环境健康两大方向。

2．知识生产：偏离使命的反思

在对组织业务方向进行调整后，DS承接了H市内区级政府和街道5个社区服务项目，在客观上取得了较好的项目成果，多次获得省级青年志愿服务二等奖、市级优秀案例和区级十佳项目的表彰，项目资金以及建立的行政部门渠道也为DS的运营和拓展提供了支持。这一阶段的组织学习从结果上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组织工作方法上的经验积累，二是组织发展经验的价值反思。

从组织工作方法上的经验积累来看，通过运营社区服务项目，DS形成了一系列处理社区问题、打造社区特色服务活动的工作流程。在项目初期开发了环保知识宣讲与社区实践活动相结合的项目方案，同时结合H市社区创建政策支持，设计了一系列绿色社区创建计划。2016-2017年，DS的运营思路从独立特色活动向平台思维转变，进一步探索出依托于社区居民委员会和辖区公益组织共建“绿色驿站”和“社区交流平台”的项目方法。同时，DS补充了两名社工专业的全职人员，专职负责社区服务项目的内容规划、政府购买招投标和社区进驻，积累了协调政府相关部门、社区、居民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经验方法。

从组织发展经验的价值反思来看，与工作方法上的优化不同，DS逐渐意识到社区项目对组织未来发展的限制以及对组织目标的偏离，这使得DS在实现“活下去”的目标后，开始探寻更加符合组织使命的核心竞争力路径。社区服务项目对DS的限制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项目与组织专业的不适配，这使得DS在社区服务购买中始终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尽管能够通过调整自身活动范围而进入购买门槛，但资源获取的天花板上限较低。DS现任负责人表示：“你要明白你和社区合作的话，它就是有侧重的，它更专注街道和社区最常碰到的那些民生方面的问题，那环保在里面就是个弱势……在基层政府工作里面，你的需求不是最重要的，那你获得的资源也就是有限的。”（访谈资料220419D）

其次是资金与支持的非持续性。社区项目大多以公益创投的形式进行招标，而创投主题具有周期性，从而造成政府购买的不稳定性。以资金为例，2016年DS的政府购买项目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32%，此后随着创投项目的减少，这一占比逐渐下降至18%。以社区垃圾减量项目为例，前后经历了三个街道的轮换，在纵向上缺乏稳定推进的深度发展。“那时候政府采购、社区和公益创投往往是绑在一起的，公益创投无论是资金还是范围，都是事先定了的，今年可能要做绿色社区，明年就换了主题，你就参与不了了，那这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有一个持续性的问题。”（访谈资料220419D）

最后是DS为了适配社区项目而进行资源配置后投入产出上的不理想。投入包含两种组织成本：一是在人力资源上的直接投入。参与公益创投需要项目开发、招投标和运维的人员配置，且由环保转向社区服务也需要DS进行人力调整，而社区项目的资金较为固定，也使得人力调整受限。“公益创投太多流程，很耗费我们的精力……社区项目一般体量也不会很大，项目一般也就几万块钱，那对我们这样的全职机构来说，要做好、做深，我们投入成本就会很大，远远大于预算。”（访谈资料220419D）二是为了回应街道与社区需求的隐性投入。社区服务项目由于需要深度嵌入在地社区，因此社会组织不可避免地需要回应基层政府与社区在项目之外的行政任务摊派，从而在事实上成为行政部门的工具化衍生，承担了项目外的隐性运营成本。据统计，2016—2017年DS共开展94期社区服务活动，其中超过一半活动因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及社区当期工作重点而作出调整，以兼容“反家暴”“关爱儿童”“困难家庭摸排”等主题，配合党建宣传也成为DS社区服务中的重要工作内容，社区服务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作为党建活动的一部分计入台账。

合作关系上的相对弱势、资金支持的非持续性以及资源配置投入产出上的不理想，使得DS在更深层次上形成了对此前社区经验的价值反思：社区项目尽管有利于组织“活下来”，却存在项目需求与组织使命潜在的不适配，更可能对组织发展形成根本性风险，“活下去”的求生之举模糊了组织定位，从而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因果倒置，“活下去”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组织使命，而不是摒弃组织使命“活下去”。

DS通过内部会议讨论和交流，形成了对未来发展路径新的价值判断和组织整体认知，提出核心业务需要围绕组织使命开展，在原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专业优势以实现核心竞争力。负责人表示：“那块资源它无法实现我们技术发展的宏观（规划），为什么还要花精力去继续开发那个方向的资源呢……一个组织也要去珍惜它自己的竞争力，或者说自己核心的专业优势。不要把自己所擅长的东西放弃了，不然就还是在走我们过去经常说的资源导向的老路。”（访谈资料220419D）

3．知识运用：聚焦使命的选择性剥离

DS在经历了为期三年的社区服务项目运营后，一方面实践并总结出与社区实际相匹配的工作方法和项目设计，另一方面对社区项目经验进行价值反思。由此，DS确定了培育组织专业化优势的发展路径，从而开始对组织项目资源进行选择性剥离，一方面逐渐剥离了偏离组织使命的项目，另一方面将积累的工作方法和项目经验服务于组织使命。为此，DS对具体业务范畴、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并将此前探索的社区工作方法与核心业务相结合，形成新的社区项目模式。

具体业务范畴方面，在项目形式上，DS在2018年后不再以公益创投的形式参与社区项目招投标，避免因公益创投主题的周期性带来的项目设计偏移。在项目内容方面，DS将与组织使命关联性不强的存量社区项目进行了剥离，2018年后不再继续承接此前社区服务的主要活动——“绿色社区”和“以孝治家”项目，将重点放在环保领域的黑臭水体监督和水环境保护行动网络的构建上。

组织架构方面，DS将组织定位中的“社区环境健康”板块调整为“公众倡导行动”板块，在内容上取消了此前板块中的社区特色服务活动和绿色驿站，在定位上对社区项目进行降维，将其调整为“公众倡导行动”板块的附属内容。DS负责人表示：“我们现在的侧重点是发展河流保护，那公众倡导它就变成搭建公共支持的这么一个价值，原来我们可能（符合环保）方向的所有的方法都会去试，那现在我们有了清晰的定位后，只会去做符合（水资源保护）方向的方案，会清楚自己的定位，我们不是什么行动都能做、都要做的。”（访谈资料220419D）在对组织业务版块作出重构后，DS还在配置上对社区服务项目团队进行减容，调整为一名社区工作专职负责人，其他人员回归机动调配。

存量项目与核心业务结合方面，DS将社区项目与核心业务进行了工作方法和内容上的更新。在内容上由社区服务向培育社区自组织的方向转变，通过区政府直接购买而非公益创投的形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与社区深度合作。在形式上改变了这类社区项目运作方式，由提供直接服务到更新工作模式——“扎根社区，挖掘居民骨干，结合社区优势资源、引导更广泛的居民参与”（DS项目策划资料190913）。DS将项目设计重点放在帮助社区搭建行动平台，为社区公众队伍自主解决环保问题提供技术支持。在项目拓展方面，DS将社区项目与核心业务并线，将本地社区垃圾减量项目与另一条核心业务内容建立起来的“水环境保护行动网络”相结合，协同省内其他地市的公益组织开展联合行动，于2020年正式成立了“社区计划合作网络”并担任秘书处（协调组织），联合20多家团队和不同地市社区共同参与到合作网络建设当中。

4．规范形成：契合使命的专业化路径

在实现业务选择性剥离和更新后，DS逐渐形成了更为清晰的价值规范：在新一期的机构战略规划中DS提出要以促进环境问题解决为出发点，做好“减法”“精进”“共创”，其中“减法”具体阐述为“在机构核心业务下，识别有效的行动流程，标准化和常态化”。DS还确立了基于专业化的行动规范，将水资源保护相关业务与公众倡导行动相结合，不再围绕政府购买的前置需求进行项目设计，而是在核心业务上开发与公众倡导相关的内容，通过良好的运营成效来吸引社区主动购买。

2019年，DS以H市本土河流为重点，开发了民间河长巡河项目，招募和培养H市本土河流周边的志愿者，形成民间河长队伍。项目开发了河流健康积分卡体系以及巡河工具包等标准化配备，最终实现志愿者招募、培训、分析河流问题、向政府部门提交报告的完整工作流程。民间河长项目被DS定位为“水资源保护”范畴，属于“河流守护计划”的拓展项目。随着项目落地和推广，逐渐形成了社区公众参与的稳定渠道，跨越H市本地范围，在全省内16个地市进行推广，2019年度培训专业志愿者100余名，发展志愿者1600余名，参与人数超5000人。

项目推行成果进一步吸引了政府部门和社区购买服务，2020年F镇团委与DS达成合作，与本地基金会共同资助民间河长项目。DS在原有基础上开发了“青少年护水者”项目，发动青少年群体参与民间河长志愿活动，对本土河段进行巡护、记录和水质评分。2021年Y社区购买了DS的民间河长项目，由DS负责招募和培训社区居民学习相关法律知识、河流水环境监督技能以及巡护制度，形成常态化的在地民间河长队伍。

通过对组织使命的厘清以及业务的调整，DS实现了基于选择性剥离的迭代，将组织的主要发展方向从环保与社区服务并立重新收拢到环境保护上来。DS的切身经历使其形成了专业化发展路径的认知。值得注意的是，DS对于业务的选择性剥离并不是“迅速掉头”，而是“徐徐图之”，保留了此前合乎环保方向的社区项目，将存量项目与环保核心业务相结合。DS在整体上形成了契合使命的专业化价值规范，同时在组织行动规范上，不再秉持此前政府需求先行的项目思路，而是围绕组织使命挖掘核心业务中的公众参与渠道，通过项目效益来吸引政府购买。DS通过更新项目内容和拓展专业化服务的公众参与渠道，完成了更为温和的组织业务剥离和迭代，避免了组织资源受限带来的生存性风险。

（二）获得性学习：专业服务的选择性合作

1．信息获取：学习的精细化

DS在试验性学习阶段，主要是在组织内部通过对行动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实现认知革新和战略调整。在确立了契合使命的专业化路径的组织规范后，DS进入获得性学习阶段，基于组织使命的指导进行有选择的信息获取，实现外部经验、技术和知识实现组织内化，并将其外化于组织行动当中，最终迭代为稳定的组织路径和价值行为规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行业标杆学习阶段（2018—2020年）。2018年后， DS开始向行业内标杆的社会组织的专业化路径进行点对点的特定学习，帮助DS建立更加全面的专业化知识体系。2018年DS赴苏州与从事工业污染监督的L组织交流，参与其项目的实地调研和治理沙龙。L组织的工作方法主要是基于专业性工业污染监督报告，一方面通过市场路径倒逼绿色供应链上游品牌治理下游供应商污染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向在地以及上级政府部门递送报告，推动污染企业整改。

2018年，DS赴上海环保类可持续发展中心开展学习，重点对环保领域活动的数据可视化操作、面源污染知识以及社会组织的项目管理技术进行专业化培训。2019年和2020年，DS多次参与基金会联系的能力提升培训，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执行重点流程、伙伴任务和项目机遇管理，以及具体的档案管理、款项拨付和项目设备的维护等经验进行学习。2020年DS通过参与安全水源计划，了解并学习作为行业标杆的公益环境研究机构IE中心研发的评估指数体系，DS在后续项目中运用该评估体系对自身水质检测工作流程进行了完善。

这一阶段DS的学习目标更为明确，结合自身专业方向对环保治理技术和项目管理经验以及社会组织运作机制等方面进行针对性加强，从技术深度到组织运维都向精细化管理转型。

跨界学习阶段（2019年至今）。这一阶段DS开始了更为广泛的跨界学习，学习对象包括其他领域的社会组织、研究机构乃至企业。这一阶段的学习不再局限于对技术细节的完善，而是对组织发展思路的突破。DS借由A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与基金会构建的企业关系网络建立了广泛联系，特别是与省内多个本地企业展开了进一步的合作。在这一过程中，强调结果导向的企业化管理思维也通过项目要求深刻地输入到DS的发展思维当中。

2．知识生产：“专业”与“使命”的匹配

在确立专业化发展方向后，DS组织将不同阶段所汲取的技术、经验和思维都逐步内化到组织本身的运营和管理当中，并以此对自身技术手段、组织架构以及合作网络等方面进行提升。

技术手段方面，首先是线上数据库的建立和更新。DS初期主要依靠申请环境信息公开来推进项目，在对行业标杆的学习中DS实现了专业工具库的更新，转向综合多渠道信源，培养自身搭建环境信息数据库和整合环境数据平台的综合能力；其次是线下业务手段的更新，从前期的重点污染桌面信息收集转为实地走访调查，出具更具专业性的调研报告，以撬动舆论关注。同时，DS将政府部门也积极纳入互动范围中，对重点污染地区进行针对性取证，将调研报告反馈政府职能部门，争取制度内渠道的支持，利用行政手段促进对污染企业的整顿。

这些更新建立在DS对此前精细化学习的内化基础之上，正是在对这些行业内新兴标杆的学习中，DS逐步确立专业化的发展路径。DS的创始人J对此表示：“近年来有一些脱颖而出的机构并不是那些老牌的组织，而是以自己的专业性、行动力胜出的。它们无论是体量、社会影响力，还是在员工的专业素养上，都让我觉得跟过去的机构不太一样。”（DS内部访谈211027M）

DS另一方面的重要发展是对组织架构和人员构成的调整。学习组织管理和项目管理经验后，DS将原本松散的组织结构调整为以业务方向为导向的部门团队制，实行组织结构扁平化，保证任务传递和执行、反馈的有效性，各团队对自身运维项目结果负责，并且能够根据组织新发展而实现即时调整，更能够根据业务要求对不同团队进行部分组合和拆解，保证专业性和灵活性间的平衡。

同时，通过跨界学习，DS确立了专业化路径的结果导向，运用企业家思维来改造组织绩效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创始人J总结为：“我们合作的基金会在全国各地的项目中心，都是由各地企业家组成的。而企业家思维就是重视成果，这种思维对环保NGO的发展是一种促进。一定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成果……我们团队采取了多种方法、尝试了很多更新颖的模式，来激发公众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但现在我们招全职（人员），不光讲（志愿服务的）情怀了，而且像企业一样招专业性强的工作人员。”（DS内部访谈211027M）全职化和专业人员的纳入使得DS的专业化发展有了根本支撑，在此基础上，DS才能实现从生存到依靠专业性构建核心竞争力的路径转变。

3．知识运用：湿地“管养”的专业性服务

2020年后，DS逐渐开始新一轮的迭代，根据组织发展预期进行业务创新。一个重要契机是H市的国际湿地城市申报任务，2019年8月，H市出台《H市创建申报国际湿地城市工作方案》，“国际湿地城市”是目前城市湿地生态保护方面规格最高的国际认证。另一个更为直接的刺激因素是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当地考察时，提出做好流域综合治理和湿地生态保护、打造城市名片的明确指示。来自中央层面对湿地保护的重视，传递给H市政治层面前所未有的强信号。2021年3月H市林业和园林局召开湿地保护和修复研讨会，把“加强湿地后期维护管养”作为未来工作重点。

此前，DS与林业和园林局有过业务方面的交流，在了解到湿地保护工作将由“建设”转向“管养”后，DS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与组织专业化发展路径相符合的机会，积极与职能部门就湿地管养展开沟通，最终撬动职能部门，就湿地保护的长期管养方面达成合作意向，形成购买方案。

在承接购买项目后，DS围绕湿地保护共建共养的项目核心设计了一系列相关方案，一是联合湿地公园周边社区共建湿地保护行动机制，建设湿地协助巡护队；二是通过对湿地周边社区重点人群的引导，培育和引导志愿者持续参与湿地保护，提升公众对湿地功能和保护价值的认知。

DS此前已经形成了实地调研，沉淀数据报告，建立水资源巡护联合团队，实行长期检测，联动利益相关者推动治理的专业化路径，同时前期社区服务项目也积累了与基层政府部门、社区居民沟通合作的经验，这使得DS一方面能够提供专业性的湿地保护服务，另一方面能够组织周边社区，协调各方利益相关者实现“共管”。项目开始后，DS招募社区居民共建了多支巡护力量队伍，定期开展巡护来减少对湿地的人为破坏，记录湿地珍稀物种和水质，并形成巡护日志提交社区和湿地管理处。这一过程中，DS负责具体的人员招募、管理、能力培训、资源链接和关系协调等工作，逐步完善并形成稳定的湿地社区协助巡护制度。

4．规范形成：基于使命的选择性合作

湿地保护项目与DS谋求的专注于水资源保护的目标相契合，同时也有利于DS的专业化发展路径。这一合作关系的持续从根本上涉及政府与社会组织双方角色认知的转变，政府成为监管与把关的供给者，社会组织则提供专业服务，两者实现了需求与专业的相互匹配。

“职能部门也不是什么都擅长，过去家长式管理，现在职能精简以后，这些职能部门就变成一个平台，去寻找更多的解决方案，以前是向高校、企业购买服务，现在开始引入环保组织来购买服务。”（访谈资料220421D）

相较于2015—2018年的资源导向路径来说，基于专业性的政府购买在以下两个方面更为契合DS的发展需求：

首先是资金支持的灵活度更大且更具持续性，能够支撑DS对组织专业化建设进行长期布局和投入。随着职能部门湿地保护工作重点由“建设”转为“管养”，自2022年起H市将连续三年、每年安排预算约8500万元，专项用于构建湿地后期管养长效机制，这为DS和职能部门彼此建立起长期合作预期提供了稳定的支持。DS负责人认为政府部门资金相较于企业和基金会更为稳定，相较于公益创投和社区项目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要在本地去落地一个项目，（需要考虑）怎么让组织的资源本地化，比如本地河流保护，如果你能实现政府采购，尤其在疫情状态下，企业家也没有余粮，基金会收缩了，但是政府部门财政每年都有预算可以保证资金的持续……职能部门的专项购买有它预算的灵活度，比公益创投的意向灵活度大多了，它会评估购买相应的专业服务需要多少成本，在成本这块就会有预算的灵活性和包容。”（访谈资料220419D）

其次是对项目运行的自主权，使得DS能将项目承接与自身组织业务发展最大程度地结合起来，承接政府职能不再是社会组织在弱势地位下“资源导向”的被迫之举，而是组织精益专业化的主动选择。

“（职能部门）购买的是我的专业服务，那我们在合作过程中（定位）会很清晰，它会尊重专业性……明确购买的就是服务结果，那我就要发挥好自己的专业性和核心竞争力，好处就是（社会组织）可以专注地做自己。”（访谈资料220419D）

经过两年湿地保护服务的购买合作后，2024年H市林业与园林局和DS在原来项目基础上追加签订了H市首个社区湿地科普驿站项目，由DS负责常态化运营，为湿地周边居民提供湿地科普、志愿实践等服务。这一项目也有利于湿地巡护队伍社会储备力量的建设，为湿地生态监测项目的开展提供实体依托，DS与职能部门的专业合作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随着与林业和园林局购买关系的稳定，DS实现了组织发展的进一步迭代，探索出与职能部门基于专业性购买的发展思路。相较于公益创投与社区服务项目，与对口的职能部门的合作更为契合DS的专业化路径。

观察DS的发展路径，可以发现，它实际上经历了建立在内部经验试错上的选择性剥离，以及在对外获得性学习后的选择性合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组织本身所肩负的使命，分别构成了对选择性剥离的“后置反馈”和对选择性合作的“前置指导”。

（一）基于试验性学习的“后置反馈”

政策环境的变化是刺激社会组织进行试验性学习的主要动因，特别是在社会组织发展初期，自身资源渠道的构建还没有稳定，社会组织必须快速适应政策环境的变化。这一阶段，原有资源渠道竞争加剧，而以公益创投和街道购买为主要形式的制度性渠道在不断放开，使得社会组织以政府部门偏好改造自身，调整组织目标，承接社区服务。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社会组织不断感受着自身使命、认知以及组织能力建构等方面与社区服务项目的不适配，不对称的弱势地位、任务的非持续性以及项目投入特别是行政化需求的隐形投入，都使得社会组织无法将社区服务项目真正内嵌于组织使命，并且在中远周期上限制组织实现从“使命”到“专业”的能力构建和路线发展。

这一阶段的组织学习，实际上是社会组织从内生经验中汲取和形成反思性知识，而其检验标准是作为“后置反馈”的组织使命：社会组织最开始的行动，更多是一种为获取资源而进行的“试错”，知识的生成则是来源于试错后的反思，因此组织使命是作为一种后置的检验标准存在的。从作用上来说，一方面，组织使命最终制约了社会组织朝着“资源导向”的彻底转向，从而维护了社会组织相较于政府、企业的独特性价值；另一方面，组织使命也构成了社会组织对自身发展路径的认知基准，促使社会组织在反思后对自身业务进行选择性剥离，并确立专业性能力的组织发展路径。

在这一过程中，组织学习不仅体现在对于实践经验的反思，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由此确立了从“使命”到“专业性”的发展道路，即社会组织自身意识到，要想避免在“使命导向”与“资源导向”间的摇摆，实现组织生存发展与组织使命的统一，其实现路径必须聚焦在组织专业性的构建上。由此，组织学习从一种相对无自觉的试错，发展为经过实践检验和反思后的自觉选择，也为下一步的学习方向奠定了基础。

（二）基于获得性学习的“前置指导”

专业化发展路径确立后，社会组织开展了对外的主动学习，从对环境变化的“被动应对”，变为在组织使命的前置指导下，持续向外部经验进行学习。

组织使命的前置指导首先表现为组织在对外学习中选择性的增强，主要遵循两个方面的精细化发展：一是组织管理能力，包括社会组织运维能力、项目重点流程和机遇管理、组织网络等方面；二是组织业务能力，包括实地调研、数据库与平台构建、污染治理多维路径等能力。在此基础上，社会组织进一步开展了跨界学习，特别是对企业化思维的学习，并且这种学习不是对“营利”目标的借鉴，而是对以结果为导向的思路运用，即思考如何建立从“使命”到“结果”的行动链条。由此，社会组织在内容上实现管理能力和业务能力的精细化学习，在性质上经历了从技术到思维的升级，形成一种自觉的“选择性学习”。

组织使命的前置指导还体现在后续的知识运用上，专业性能力构建是建立在组织使命上的，这使得社会组织能够围绕组织使命这一焦点不断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将“选择性学习”在行动上显化为“选择性合作”。在面对政府购买成为主要资源途径的环境变化下，社会组织能够凭借这种核心竞争力，实现契合于使命的“选择性合作”。在保持甚至扩大了政府资金来源的前提下，社会组织实现了从社区服务项目到与职能部门专业性合作的跳转。

这一阶段，组织使命构成了前置于知识学习、生产和运用的自觉性指导，社会组织在清晰的路径规划下统筹下一阶段的组织学习，实现内部经验和外部学习之间的衔接和彼此转换。这种基于使命的专业性路径，指导着社会组织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以及与专业性相匹配的合作对象。

（三）基于使命的螺旋上升

可以发现，社会组织本身形成了一种双路径的组织学习模式，通过对试验性学习的反思，将内部经验转化为知识并加以运用，以及通过对外获得性学习，来实现组织能力和行动的进一步适配，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发展趋势。

具体来说，组织在面对制度环境重大变化、从而进入一种不确定性且具有资源压力的复杂背景中后，需要进行即兴创作、实验和探索，通过经验转化来创造知识。同时，这种试验性学习的关键在于反思和内化，特别是对于社会组织来说，组织使命所具有的规范性是其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独特价值，对使命的偏离会消解社会组织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因此，组织使命构成了对其试验行为的后置反馈，促使组织不断修正自身选择，从回应制度环境变化的广泛性试验，到形成专业化的发展路径，超越生存目标的“资源导向”；通过获得性学习来构建与使命相契合的专业性能力，从而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成为组织争取“选择性合作”的现实基础，最终实现资源与使命的统合。

在这一过程中，组织形成了从广泛性试验到选择性剥离，再到精准学习，最后实现选择性合作的发展路线，也完成了从“什么都去试”变为“清晰定位”和“尊重专业性”，从而“专注做自己”的跨越。

随着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购买的制度化，社会组织被收拢于“选择性支持”和“选择性限制”并存的制度性渠道中，受到“选择性”取向的引导，甚至将其内化为一种主动选择的“预期从属”。政府购买本身就具有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力量参与治理体系的规范性价值，而在实际落地中，却带来了社会组织在“资源导向”和“使命导向”间的摇摆与倒退。在承认失衡存在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这并非无法改变，事实上，已有研究注意到了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并对其分化路径进行分析。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对相对静态的组织分化结果进行了过程上的动态补充，同时借由组织学习理论为探究政社关系的微观机制提供分析视角。

本研究展现了社会组织从“资源导向”下的目标偏移，通过对试错经验的反思和内化，形成专业化的路径选择，并经由外部获得性学习，逐步构建组织能力，最终通过与政府职能部门的“选择性合作”，实现专业化的发展路径。

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在“资源导向”下偏离自身使命对政府购买作出的适应性改造，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生存资源的支持，但也会制约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从而损害社会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即“资源导向”路径所形成的远期绩效与组织使命并不完全契合。同时，社会组织基于组织使命的专业化路径，能更好地实现获取资源和回应社会价值的统一。

这一过程的重要节点在于组织使命的作用，组织在资源依赖的制约下需要对环境变化作出回应，然而最重要的判断不是试验本身，而是反思，只有基于组织使命进行反思和优化，才能够在组织学习中持续迭代更新对自身和环境的认知；同时，使命构成了组织发展的前置指导，促使组织从无意识的随机行动，转为自觉的精准化学习，在此基础上，社会组织才能够实现能力对资源的反哺，依靠选择性合作实现组织使命与组织绩效的结合。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多元化，既是政府职能转移的必然要求，也推动了公共治理向“善治”的演进。要促进社会组织更好地承接多元且丰富的公共服务供给，需要反思其中出现的问题，而本研究对于相关政策具有的参考性价值如下。

首先，丰富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的多元模式。经历一段时间的探索后，政府购买已由初期分类粗放、侧重部分公共服务，向更为精细化、多元化的供给体系转变。政府应该更为积极地将反映了社会异质化需求的新兴力量纳入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为社会组织的多元化发展提供制度支持。同时，还应拓展购买的范围和方式，不再局限于规范性文件中的购买目录，更可以在实践中支持包括职能部门在内的购买合作，从实际需求而非固定化的行政安排出发，探索更为灵活、动态的政府购买和政社合作机制。其次，展现了社会组织在购买服务中对专业化路径的探索。要摆脱制度化渠道的负面效应，社会组织需要从根本上认识到自身立本的价值所在，即其使命本质上是对社会需求而非政府需求的回应，在此基础上，社会组织才能规避“追着项目转”的短期发展路线，而是基于使命诉诸专业性建设，构建自身相较于其他主体的核心竞争力，以此争取更为坚实、持续和匹配的资源支持，真正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体系中，为社会提供更为优质、多元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