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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注意力的技术封建主义
马俊峰,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赵海蕴,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6期
摘要:注意力作为数字时代资本增殖的内驱动力,构成了资本布展权力的内核本质。智能技术与数字资本的深度合谋,实现了注意力作为稀缺商品、劳动能力、技术装置的三重身份构境。注意力受到时间持存、个体活动、范围效度的限制而成为稀缺商品;注意力直接或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属性使其成为劳动能力;注意力以技术的双面性为底层逻辑,呈现主体性与经验裂变、技术权力与主体管控的特征,使其成为注意力技术。三重构境取代了经济剥削的增殖逻辑,走向技术依附、政治权力的征用逻辑,促动注意力技术的封建化进程,即切割划分主体知觉以实现注意力的延伸管控、割据封建领土以重返封建结构、解析云资本以强化技术闭合与权力征用,进而呈现经济租佃、领土割据、政治专治的封建化特征。同时注意力技术封建化这一技术装置在资本的裹挟下,通过“围置-伪置-置控”等行动复合体形成集置,以转移人类主体性,捕获围置注意力,并使其无法逃逸,以搭建数字封建景观伪置注意力,实现消解主体的对抗性与革命性;以全景敞视监狱置控注意力,召回封建专制的统治逻辑,进而构建技术利维坦与政治利维坦的封建化秩序。这一技术封建主义将生命主体促逼为无根之人、飘荡游魂、机械工具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推行以注意力技术为核心的权力布展、秩序重构与殖民统治。
关键词:注意力;劳动力;技术封建主义;数字资本
数字智能技术的兴起不仅构建了数字生存景观,而且促成了不同信息流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传播沟通、互动交流,进而形成庞杂的虚拟数据网络系统。从资本权力与科技发展、劳动生产、生命互动的角度来看,隐藏在表象深处的平台资本力量一方面在推进技术发展,另一方面其凭借迭代更新,改变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结构、阶层关系的多元层级。在如今的数据时代下,由人类注意力生产的信息知识已成为资本积累增殖的核心领域,集中控制、权力垄断、扩展版图已成为数据资本获取价值的有力手段和主要途径。数据用户、数据平台与数据资产三者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形成了生产要素的再次重组与合并,这与封建时期农民、土地、产品的集中与封闭化的关系极为相似。由资本促成的技术革新,反过来又以技术固化藩篱、强化垄断集中、封闭权力空间的范式,从根本上打造了全新的数据食利者,并促成封建结构的重返与人类文明的倒退,形成了新的封建主义。智能技术、数据资本、全球化市场正在创造一种类似于封建主义的社会秩序,而作为资本增殖的驱动力,注意力逐渐适应、依附于媒介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渗透与控制,实现了其作为稀缺商品、劳动力、注意力技术的三重身份构境。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解析注意力如何成为劳动能力,揭露注意力如何依附技术,探究注意力技术如何走向封建化,注意力技术与资本逻辑的勾连如何重返封建结构,同时在封建权力的重构下何以打造数据佃农与技术领主、变网络公地为数据封地、攫取云利润占用云地租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探究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必须从注意力的功能建构与技术依附谈起。
一、注意力的功能建构与技术依附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一方面将主体带入空前繁荣便捷的数字空间,改变了生产要素、生产结构与资本体系,另一方面也将人类置于庞杂的数据信息浪潮中,有些信息有利于价值增殖,有些则反之。为了深入阐明注意力与知识信息之间的关系,就得关注劳动与价值的增殖关系,就必须揭示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原因,探讨注意力如何被吸纳至资本增殖领域,又是如何依附技术形成知觉延伸与身体征用。这种注意力从“稀缺资源—劳动能力—规范技术”三重身份的转化与构境,便构成了我们揭开技术封建主义的起点。
(一) 注意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试图用“知识”和“信息”来解释工业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根本变化及社会危机,单一的工业化生产过程不再是资本价值的唯一来源,知识和信息逐渐成为经济循环周期的中心环节,革新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通常称为“知识资本主义”。西蒙的“注意力”概念就是对此经济环境提出的回应,知识和信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关键,而如何有效掌握信息和知识的注意力分配问题也成为生产过程的中心问题。在面对互联网海量信息时,知识和信息的丰富性与注意力的有限性这一供求矛盾使得注意力成为一种宝贵的稀缺资源,这是因为个体受到时间持存、个体活动和范围效度的限制。
注意力受制于主体时间的有限性。注意力在时间的持存中得以显现,并在时间中验证自身存在。注意力是以时间的连续性为前提的,进而以内在具象化的方式展现为呈现与被呈现、感知与被感知、关注与被关注、意向与被意向的意识活动,这一二元结构成为注意力持存的构境方式。注意力的时间不仅体现在主体内部的意识时间,也体现在外部的物理时间当中。作为意识活动,注意力的本质是一种“看”与“被看到”的过程,是一种单向的连续时间性活动,主体通过“看”这一纯粹的动作,实现对“被看到”的事物的认知过程。但主体不能同时关注或处理两件事情,即使是当代的多个任务处理模式,也是主体在单一时间的线性模式中实现注意力的分散与共享。作为空间活动,注意力被建构成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管理模式,以此实现对注意力的有效利用与分配。主体对特定事物的深度或高度关注是其注意力的有效时间,这一有效时间除了分配到满足自身生活所需的生产性活动,也会分配到学习阅读、消费娱乐、社交互动等非生产性活动之中。同时,分配空间不仅包含工厂、学校等物理空间,也进一步扩展至互联网等虚拟空间。因此,分配方式的个性化与分配空间的多样化使得注意力的时间更为稀缺。
注意力受制于主体生命活力的有限性。资本主义是不断变化的矛盾体,它竭尽所能地利用各种手段以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又将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衡量标准。这种利用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工作时间,从而增加剩余价值的趋势不断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加速进程。这一加速逻辑放置于注意力视域下,呈现出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加速与大脑注意力、身体适应性无法加速的矛盾。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知识生产的数量呈几何级数扩张与加速,而人类处理信息的大脑运转,需要时间来进行注意力的停留关注与理解领悟,而这种人类时间是遵从主体的身体机能,不可能无限加速。持续生产的信息商品数量和正在接受处理的注意力数量呈现出加速度与超负荷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技术突变的节奏要远远超过心理突变或者人体机能的节奏,网络空间的扩展速度远超人脑扩展、身体适应的速度。主体可以增加信息的接触时间,但面临密集信息数量的刺激,主体是无法基于经验在短时间内进行处理转化的。同时,注意力的使用本质上是个体生命活力的消耗,是个体精力和体力的消耗,这种消耗必须以人体的活力效度为前提,而这种活力效度也是有限的。
注意力受制于主体配置的有限性。心理学对注意力的研究范式主要包含意图与注意,意图是自上而下的,即研究大脑意识、思维活动和决策过程;注意是自下而上的,即被外界刺激后的大脑诱发注意力配置和变化的过程。这两种过程相互控制与调节,呈现主动与被动、慢速与快速的思考状态。这意味着“注意”通过外界的刺激引发“意图”,即注意力是指认知主体大脑受到外界信息的刺激后,感觉器官接收、处理、传递信息的一系列具有意识、思维、决策特征的活动,是主体性的一种外在活动,是基于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体验的综合体现,也是主体认知惯习、精力配置与情绪表达等综合因素的统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注意力配置系统运作于主体内在认知体系的主体化与外在环境对象化的过程,这一双向流动的复杂系统结构促使主体面对无限信息供给的同时,需要去筛选与接收相关信息,从而形成认知与决策的活动。而这种配置的有限性不仅受限于对无限信息的辨别与筛选,也受限于个人注意力的复杂形成过程。
(二)注意力是一种全新的劳动形式
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力是一种劳动能力,是一个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时代的经济发展使得注意力被吸纳至经济领域,成为一种劳动能力,一种全新的劳动形式,在劳动过程中产生剩余价值,并在交换中转化成利润,实现了价值增殖。
作为劳动能力的注意力,具有生产属性。在机器工业时代,马克思所关注的劳动产品是物质形态的客观实体,而在数据大批量生产与消费的互联网平台,注意力成为这种数据产品的主要来源。特别是web3.0、智能算法和大数据的出现,信息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成为平台生产的中心,数据成为注意力的劳动产品。马克思认为,“一旦劳动产品用来满足生产性需要,而不是满足个人生活资料的消费,那么工人的劳动就被视为生产劳动”。Web3.0运行在区块链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之上,用户可以凭借一个通用的数字身份穿行在各个平台,这个平台的内容是由用户自己生成、共享、消费的装置,用户实现了信息被动消费者与主动生产者的双重身份转变,人类的注意力成为具有价值的内容,一方面它是数据信息的目标(比如多少用户在关注某一特定的广告消费),另一方面是用户生活习惯、喜爱偏好、需求消费的信息来源。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和商业化平台每天都在进行大数据的收集和元数据的提取,比如谷歌、抖音、TikTok等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将用户通过注意力生产的一般智力产品,即来自生活各个方面的价值信息进行整合汇总,形成以数据流或动态数据群的“一般数据”,并通过用户画像、算法推荐形成大数据模型,进而将其售卖给广告公司或其他商业平台。消费者一旦进行商品购买就实现了生产性劳动与生产性消费的统一,此时注意力不仅生产了可供广告商提取的数据,也促成了数据交换与商品变现的关键环节,实现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转化。而这部分数据又会作为生产资料投入到新一轮的再生产环节,不断创造信息价值,持续为网络平台充实盈利场。
作为劳动形式的注意力,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动力。正如“劳动力的使用是劳动本身,是人以自身为中介来调节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其中劳动资料是劳动者根据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将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的物或物的综合体,此时的劳动资料是主体的身体器官。在互联网视听平台,注意力的使用意味着主体通过调动感知器官这一劳动资料,以“观看”“收听”为特征的劳动形式来进行劳动。这一核心就在于观众或用户在免费观看收听节目的同时,产生了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即注意力时间,这意味着商品(注意力时间)涉及用户的劳动,作为劳动形式的“观看”或“收听”具有价值增殖的可能,必然产生剩余价值。马克思将工人的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后者的时间数量最终凝结为剩余价值,二者的差值便是剩余价值率,可以用来衡量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将这一论述可以放置于网络视听平台中进行论述,那么一方面用户通过观看免费节目来进行注意力劳动,另一方面网络平台以高于内容生产或运营成本的价格出售用户的劳动时间。这两方面也将用户的观看时间区分为必要注意力时间(支付媒体内容的制作成本)和剩余注意力时间(平台的利润来源)。
这种劳动形式的转变进一步推动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因为各类网络平台可以以绝对或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延长观看时间。一是网络平台可以增加广告时间,比如中插广告(网络视频播放一段时间跳转至广告)、植入广告(节目内容插入广告元素)的播出增加了绝对剩余价值的注意力时间;二是可以对用户进行细化与分类,实现精准的广告投喂,以此吸引特定目标受众的观看时间,进而延长相对剩余观看时间。以谷歌为例,该平台利用大数据和算法将用户地址、浏览网页历史、性别年龄、购买记录与广告商、搜索引擎进行关联,通过打造Adwords(在线广告发布平台)、Adsense(广告收入获取平台)等机制,创建了集搜索引擎、评级系统、广告竞价代理的垂直整合系统。Adwords旨在让广告主通过使用关键词、位置、兴趣定位等方式搜索目标受众,继而精准投放广告;Adsense旨在让各类网站主通过数据分析来判定用户的兴趣和行为,同时选择适合的文字、图片或视频广告,以此提高投放广告的点击率和转化率。这一基于个性化定制的投喂方式使得每个用户的注意力被分成一系列具有个性化、特殊性的关注度,而这些通过搜集、筛选、捆绑注意力的方式彻底将抽象时间分配给注意力时间的购买者。这种精准细化、匹配分流注意力的机制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相对剩余价值的注意力时间,也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价值增殖。
作为生产增殖信息的注意力,成为剩余价值的直接来源。注意力吸收着整个平台的集体信息数据,并将其反馈到相关产业的生产领域,进行控制信息的循环更新,以改善和优化实体商品生产,直接获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这意味着注意力一方面将用户的消费习惯、喜好偏向、生活方式等恒定信息进行搜集,并利用这些信息源精准调整商品的生产周期与更新形式,促进商品消费和生产之间的沟通形式。比如基于注意力信息数据分类的广告投放可以降低工业资本的流通和存储成本,缩短了从工厂工人那里提取生产剩余价值到市场流通中实现剩余价值之间的时间,即缩短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商品消费的时间;另一方面注意力完全融合了生产和消费的领域,促进信息数据从消费领域(广告的目的)转到生产领域,在消费和生产之间建立持续的交流系统。进一步,注意力根据消费需求和趋势来调节实体商品的生产,以实现信息增殖。比如每个消费者的购买记录、商品使用等数据可以作为市场微观决策的来源,以此增加某种商品或某种型号的生产数量与市场宣传。此时,注意力不再是间接的“收看”“收听”广告的劳动形式,而是直接的沟通反馈、调节投放商品消费和生产之间的信息劳动形式。
(三)注意力技术是一种规范权力
注意力不仅涉及视觉,更扩展到包括听觉、嗅觉等一系列人类身体知觉产生的注意力状态。身体器官与媒介技术、智能技术的勾连,形成了一种装置,使得注意力在依附技术的复杂环境下,从劳动力走向了一种规范权力,对身体知觉不断进行着虚拟拓展、媒介重构与权力掌控,呈现出以技术双面性为底层逻辑、主体性与注意力经验的裂变、技术权力与主体管控性的特点。
注意力技术具有双面性特征。这一双面性体现在注意力依附技术进步,但又不得不面对技术限制。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突破和人类实践生产的拓展,云计算、时空人工智能、数字人不断更新媒介技术的存在形态,身体知觉的功能得以分化与进阶。注意力技术最早可追溯至爱迪生时代,在克拉里看来,“爱迪生从图像、声音、信息如何可以被形塑为可量化、可测算、可传播的商品,从个体的生活领域如何可能被安排进不断独立、分化的消费领域的角度,来看待市场”。不论是19世纪的电灯、电影放映机、留声机,还是如今的手机、iPad、智能手表、VR眼镜,都是依照人体孤立的感官器官而不是以集合的主体,来构建知觉与技术相勾连的技术逻辑。这一逻辑的意义具有两个重要层面:一是作为器官的延伸,电话延伸了人的听觉场域、电视延伸了人的视觉领域,技术将人的注意力进行了延伸,缩短了时空的距离;二是作为知觉的扩大,技术试图让注意力嵌入声音、图像之中,延伸其知觉的触及范围。通过技术将听觉、视觉等抽象化、片段化、分割化,以刺激、扩大各类感官效能来充分吸引和利用注意力。比如历史上的透视法、望远镜、显微镜,以及目前三维空间成像技术、全景投影模型、时间切片技术都是通过技术建构物理世界与特定时空界面的关联,将主体的知觉意识转变为可量化认知的信息,后者则更加深了主体在全景数字界面的沉浸感、体验感,以延长吸引力所致的好奇、震撼与依赖,让注意力在技术理性、时空幻象、身体感知的律令中得以集中与暂存。
另一方面,注意力技术的另一副面孔便是注意力长久地被技术分配与控制。作为庞杂的技术控制系统,它拥有变化莫测的样态来满足不同知觉的需求,将抽象的知觉转化为可量化、可预测的且专注于消费的对象。比如电视机、移动手机、智能手表等这些发明与人们知觉需求的持续操纵,以及产品在消费领域得以交换的关系网络重构密不可分,是资本与技术基于主体适应感性世界而对其消费能力的不断重构。虽然这一技术装置打破了开放空间与私密空间的局限,改变了外在体验与内在认知的连接,重塑了人们的时空感知与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人们为技术装置消费、为技术装置呈现的内容消费,此时的注意力成为一种被集中、被分配的资源,而进入消费社会的循环流通之中,人们目不转睛地收听收看各种屏幕内容,在复杂丰富的内容中频繁切换自身的专注力,无意识地承受或认同着技术装置构建的消费景观,不仅源源不断为资本输送剩余价值,更是巩固了注意力技术的分配与控制。注意力技术表面拓展着技术迭代,以便更深刻广泛地嵌入人类知觉之中,但实则却是知觉的同质化与抽象化,主体的感官在不断受到刺激时通过消费加速来满足自身的欲望,使其获得商品化的实现。在这一主体实现感官刺激的同时,其注意力也被各种新颖的消费装置所吸纳与分配。
注意力技术具有裂变性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主体与知觉经验的分裂与异变中。从技术发展与注意力的关系来看,注意力技术在于探讨技术领域的结构性束缚与注意力能动性之间的张力,在技术与主体的吸引对抗中实现主体性与知觉经验的裂变。一方面,注意力技术分裂了人的主体性与知觉经验,从前人们从具体的物理空间中积累知觉,形成经验,而如今则依赖技术进行积累,以此形成生活风格与社会关系,比如人们开始凭借智能手环数据了解身体状况,通过社交媒体的点赞量评估个人受喜爱程度。同时注意力技术这一观看装置对知觉的刺激不仅来自电视、录音机这类硬件装置,也来自动态影像的具体传输内容。这一传输内容吸引受众在感官世界中形成好奇、兴奋与震撼的知觉经验,比如蒙太奇与长镜头交替的影像叙事、身临其境的360度全景运动展演,通过丰富变幻的光影结合与听觉盛宴持续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让人们沉浸于现代奇观意象带来的现实和虚拟空间交织渗透的时空景观。另一方面,人们的注意力从固定的、经典的文本模型中解放出来,在视听模型的多重表征中实现个性化的感知,他们被指引如何集中注意力、集中什么样的注意力,从而将自身视野转移且固定在大量、多样、流动的表象当中。视听影像的艺术性与技术的融合指向了注意力的辩证法,人们通过注意力的暂留获取新奇感知的同时,不得不在专注与分心的状态下进行切换,不得不在接受注意力引导下进行主体与认知经验的分裂。人们一方面在视觉景观刺激下无力抵抗,任凭注意力被指引与集中,任凭知觉经验被影像景观所放大与改变;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资本主义不断推出的媒介产品中进行注意力的“集中—分散—再集中—再分散”,在接受、认同或反抗的过程中实现处理与规范注意力的方式。比如在观看盛大庆典时,各种先进的直播技术会带给受众沉浸式的在场感,但其观看的焦点与内容是摄像机与切换视角所带来再现式“真实”,产生的是拟态环境中的“伪真实”感官知觉。虚拟与真实的鸿沟由技术来填补,极致的真实体验却成为极致的虚拟感知,但人们深陷这种景观中无法自拔,不断在各类视听内容中切换注意力来满足自身感官需求。
注意力技术具有管控性。这一特征体现在注意力技术成为管控主体意识、感知主客间关系的新制度。注意力技术与资本相勾连,基于感官注意力的使用与满足,不断更新各种视听设备与丰富各种视听产品以进行注意力的虚存转移;同时悬置知觉,从而实现注意力的虚存转化。一方面,注意力技术作为一种装置,将视觉、听觉、嗅觉等抽象化为控制系统中的数据信息,不论是主体的精神情感还是知觉经验都被技术纳入装置系统,进行虚构和裹挟。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智能化的媒介产品不断在装置中将同质化的图像和声音注入人的意识与精神当中,去引导他们与图像的关系与认知,剥夺主体的独特性。而这一装置借助大数据、算法、传感器等技术实现了注意力从物理世界至虚拟世界的数据化、整体化迁移,注意力从属于主体的具身性也被嵌入更大的抽象机器当中。另一方面知觉的悬置包含两重意指:一是指注意力的紧张、紧绷与等待的状态,是一种悬置时间,在数字景观中固定、延续注意力的过程,二是指注意力或知觉被取消、打断的过程。注意力技术既让受众全神贯注于某一事物,又造成了缺席或延搁。注意力技术装置将无形的注意力进行技术化的整理与数字化的管控,是为了加剧主客体之间的交织状态,也就是一种“强有力的规范和聚焦的注意力状态,与不可抗拒的对抗性和散焦的注意力分散状态之间”的辩证法。注意力技术的目标不是为了让注意力个性化,而是实现同质化与规范化。为了实现这种交织与辩证,注意力技术着眼于通过内容、设备消除和排除他们的主体意识。聚焦注意力是在满足知觉需求的基础上训练主体专注于刺激而难以逃离视觉或听觉的吸引力,通过鼓励他们的欲望和利益来预测其行为趋势、消费方向,并在预测后加以干预指导,甚至将其欲望转化为元数据的来源,实现对特定人口的经济治理;分散注意力则是指用大量的媒介产品与媒介装置促成注意力在多任务模式环境下进行频繁切换,让人们看似在自由选择不同媒介、自由选择不同内容的宽松环境中不断跳转页面,在注意力“集中—分散—再集中—再分散”的循环中主动生产庞大的数据商品,使技术完全成为征用、主宰、分配注意力的权力,使原本技术的使用者、注意力的所有者成为技术定制环境下的消费者,逐渐消解注意力知觉的凝聚方式与自主分配权力。
至此,注意力从稀缺商品、劳动能力逐渐走向了注意力技术,从经济剥削的增殖逻辑逐渐转换成技术依附的征用逻辑,主体在技术装置的裹挟下,一步步将注意力交由资本与技术,并逐渐走向注意力技术与封建主义的权力逻辑。
二、注意力技术与封建主义重返
注意力技术封建主义具有三大核心特征,即经济的租佃化、领地的割据化、政治的专制化。经济的租佃化类似于封建时代的地租制,用户购买上网设备作为进入虚拟平台的入场券,在平台无休止地贡献注意力以换取电子娱乐与消费,以换取满足自身知觉的虚假需求,成为数据佃农,而数据领主已然完全抛开资本主义时代对剩余价值看似合理的剥削机制,重返封建时代地主对劳动成果的全面征收,不同的是他们不再追求生产实体产品所带来的利润,而是在虚拟空间中扩张榨取佃农的注意力价值,成为“数据食利者”。领地的封闭化类似于封建时代的藩镇割据,头部科技公司凭借强大的科技与资本,突破了实体空间的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凭借应用程序、搜索引擎,或更新迭代的最新VR眼镜、电脑、手机等硬件设备实现领土的割据与划分,以此扩大空间层面注意力的吸引管控。相对技术不发达的公司则丧失割据的先机,被逐渐边缘化,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程度也会带来或加深新一轮的贫富差距。政治的专制化类似于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统治,旨在攫取利润的技术不断更新换代,通过各类数据跟踪、分析预测打造全新的敞视监狱,一旦捕捉到个体的注意力便将其纳入生命监控装置进行监控,从身体成长、认知态度、情感诉求等方面进行符合封建统治的全面形塑,最大限度巩固统治根基与领地。因此,厘清注意力技术是如何被“封建化”、是否会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样态,是如何成为封建权力的政治建构逻辑,这些就成为剖析技术封建主义的重要问题。
(一)注意力技术的切割与精神情感的管控
注意力技术化的核心问题是注意力的分配与集中,其方式是利用技术切割人类的各种知觉体验,通过创造各类不同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技术装置延伸、分散人类的肢体器官至各知觉领域,注意力随着人类虚拟义肢的构建而得以扩大化、块茎化,同时基于利润的指引,平台资本以技术为中枢通过云计算对注意力数据进行集中、收集与分析。如果将八爪鱼的各个触角比作被创造出来的人体的各种虚拟义肢、从“上—下—周边”的路径来实现对各感知器官注意力的控制、渗透与扩展,那么八爪鱼的头部便是被平台创作出来的各种中枢管控装置,从“周边—下—上”的路径实现对注意力的收集、回溯与集中。这种类似于八爪鱼形状的生产、分配与集中,形成了注意力的双向流动,以注意力技术为核心控制注意力的分散、分布领域;与此同时,注意力又再次集中于中枢控制,从而在本质上实现对知觉的隐性控制。
注意力以知觉中介身体的方式建构起“身体—外物”之间的关联,形成一种包含凝视与被凝视、倾听与被倾听、注意与被注意的逻辑关系,这一关系形塑与呈现的世界就构成了身体知觉的世界,世界展现为身体图式的世界。身体图式能向我提供身体每个部位做每个动作时的变化,每一个部位刺激在身体中的位置,每个复杂动作所调动部位进行运动的总和,以及关节知觉印象和运动知觉在视觉语言中的连续表达。如果说身体图式表明个体知觉经验、身体运动与周遭世界的呈现关系,那么身体必然是注意力的载体,身体促成注意力的形成与发展,没有身体存在注意力也荡然无存。鉴于身体的局限性与注意力的有限性,因此唯有延长、满足身体的触及范围,才能实现注意力更大范围的分配,才能让资本像八爪鱼的触角一样延伸至各种知觉领域与消费世界。一方面,资本不断推出适应不同知觉部位的技术产品来突破人类身体的桎梏,正如印刷媒介延展了视觉的注意力、广播延展了听觉的注意力、电视延展了听觉与视觉的注意力,那么手机、VR眼镜、5D技术等则是延展了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人体器官全方位的注意力。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技术的切割让人们沉浸于技术奇观带来的幻象中,注意力原初的结构得以解构与建构,身体与物理空间的交流被屏幕设备所取代与中介,甚至呈现数字化与虚体化,展现在设备中的图像被矫饰改造为迎合用户喜好、符合消费社会的商品。这种注意力融入技术装置的过程导致了技术对人的管控与奴役。
云计算的算法指令基于平台创造丰厚的利润来指引主体的行为,将主体的情绪数据化、武器化,操纵他们的忧郁、兴奋、悲伤,向主体推销各种不需要的商品,比如智能算法会观察、学习人类的喜好,推荐娱乐休闲或者消费项目,甚至策划安排主体的生活。如果说传统媒体是单向度地将各种广告内容的欲望植入注意力,那么数字技术特别是智能媒体则是双向渗透主体的注意力和行为,一开始主体向平台提供大量的习惯偏好、消费趋势、娱乐方式,大数据和云计算接收庞杂的丰富信息后,随即反向规制主体的行为,持续推荐相关视听或文本,以调节、策划、改变主体的一系列喜好与意识。主体凭借注意力技术试图训练、矫正、调节信息,以便更好地提高服务体验与优化生活方式,但注意力技术却反过来开始训练、矫正、调节主体自身,这种无限循环正是巨大算法网络以利润攫取为目的,吸引注意力以及注入、策划、制造欲望的过程。
注意力技术将听觉、视觉、触觉与技术结合,以此控制人类知觉。特别是以ChatGPT、OpenGPT、Craft AI为代表智能技术,虽然仅是互联网技术的附庸产品,通过模拟智能来吸引、辅助、扩展人的注意力,但事实上,从电视机、计算机再到移动手机,从搜索引擎、应用程序再到社交媒体,这些媒介技术本来是用以延伸人的感觉与感知的,但反过来却遮蔽了人的真实感知。资本与技术的勾连不仅要对自然身体进行管控,还要延展人类身体的感知领域,以虚构的义肢持续生产注意力,以扩大被资本管控的部分与领域。电视媒介延伸人的视觉与听觉,以广告的形式获取人们本来用于自然界或工厂生产的注意力;智能媒介通过延伸人的耳朵、眼睛、手、脚、大脑的活动领域,从虚体空间获取人们本来用于实体空间的注意力,甚至打破人类的自然时间,将人类时间与网络时间进行对立。信息流动的时间性与用户体验的时间性不断互动交流,注意力经济不仅加速了时间体验,而且用“实时”的永久体验取代了以工业生产为特征的抽象劳动的线性时间,连续的同时性体验,形成以“实时”时间对象为特征的“时间性的工业化”的衡量标准。此时,注意力完全被技术纳入装置当中,个体的注意力分散至各个领域,并逐渐集中滑向技术利维坦的裹挟之中。
(二)注意力技术的藩镇割据与封建结构的重返
在封建制度下,领主将封地授予特定的依附下属,他们可以对领主的部分土地进行经济劳作,通过种植庄稼、养殖放牧来获取维持生活必需的收益,同时领主也会安排相应的管理官员,监督封地的使用情况,并以收税的形式获取下属征地的使用收益。而注意力技术的租用垄断、注意力数据生产者与所有者、数据平台的依附与扩张的过程,或者说是注意力技术的封建化进程与上述过程具有一定的同构性。
各类数字平台与数据平台用户与封建时期的领主与雇佣者的关系并无差别,前者将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的数据封地有偿赐予后者,然后让推荐算法作为管理官员进行数据监管与流量变现,领主与下属的关系也转为技术领主与数据佃农。一方面,佃农由最初的土地劳作转为注意力数据生产,他们的劳动方式、劳动成果被纳入数字信息的技术生产体系,如同封建社会中农民在土地耕作却无法拥有土地,佃农们自愿购买生产工具并进入平台,生产信息数据但却无法占有数据成果;另一方面,技术领主凭借强大的硬件设备装置捕获知识信息产权成果,试图成为生产过程和生活过程的实际主宰者与统治者。技术领主通过建立数据劳作、收取数据租金的形式使得知识产权绝对化为私有财产,以无偿占有佃农们的劳动成果。他们凭借技术创造了信息生产的微观领域,即通过开放平台、搜索引擎与应用程序吸引用户的注意力,同时将用户转为营销对象,引导其经济消费行为。这既推动了注意力技术的生产资料化,又推进了生产的信息化,使得“技术领主”与“数据佃农”的社会关系介入注意力经济活动,将依附于土地的雇佣关系转变为依附数据生产的商品供应商、技术领主与数据佃农的权力关系,并以租金征用、技术支配、价值转移替代了封建权力的经济剥削,实现对数据佃农的类封建支配。
注意力技术的扩张与割据形成了新的数字封地,或“云封地”,这种封地与传统封建领主的土地分割一样,技术领主通过技术工具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领地的划分与切割。一方面,确定相关的管辖范围或技术边界,从而形成独立的“藩镇割据”;另一方面,确保自身注意力技术的先进性,在与其他技术领主的竞争博弈中实现吞并和扩张数字封地的目的,并系统培育、创新相关的数据监控技术。以美国为首的头部科技公司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与雄厚的资本,在内容上不断开发诸如社交购物、出行交通、聊天通信、教育办公、音乐视频的各类应用程序,以占领用户日常生活与生产消费的公用领域;在形式上不断更新移动手机、电脑与操作系统、VR眼镜、智能手表等硬件设备,以占领用户日常使用工具的公共领域。而这些APP、网站页面、电子设备在全球范围内的投入与应用正是对数字空间的领地划分,用户一旦进入便成为该封地的数据佃农。同时,美国凭借自身技术优势与先前的领地划分,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方式攫取全球数字用户的注意力,用其设备装置、商业产品不断挤占与吞并其他国家的数字封地,加大注意力资源的贫富差距,更为严峻的是,其拥有的全球定位系统可以定位全球用户的所在范围与测绘地图,Uber、Lyft公司可以通过算法实现用户与司机的最大交换价值,智能手表的数据跟踪可以预测每位用户的精神状态、睡眠时间和运动轨迹,以精准推送相关服务商品。这些数字封地的割据促成了数字领主对知识产权的绝对控制、对主体信息的自我评价,同时将注意力与技术进行严格绑定,培育了一系列监控技术以加强主体的技术依附。拥有注意力技术的封建领主不再以身体胁迫、经济施压、武器暴力的形式胁迫佃农们的依附,取而代之的是以稳定的注意力技术形塑建构全面稳定、长期有效的依附与被依附、征用与被征用、主宰与被主宰的权力逻辑。
(三)注意力技术的封闭与封建权力的征用
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实质上是将权力所有者的指挥权从土地转为资本货物,而这一过渡的前提就是农民首先要失去对公有土地的所有权。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帮助资本超越了生产力提高的愿景,一旦其权威的指挥能力呈现几何级数扩张与累积,现代货物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商品化的交换与流通,资本也就在世界各地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随着资本对劳动力支配的渗透与增强,资本的财富源源不断被资本家攫取,他们从雇主摇身一变,成为政策的制定者、权力的行使者、利益的获得者,他们的指挥能力与支配管控重塑了世界。如今,一种新的资本形式——云资本正在逐渐崛起,传统的资本都是在某个相对稳定的工厂、仓库、办公室这些汇聚劳动力的物理空间中进行再生产的,诸如在机器的帮助下,雇佣工人生产的产品通过交换被售卖,其产生的利润反过来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和更多机器生产的费用,云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方式却可以不涉及雇佣劳动,而是通过注意力技术迫使所有人无偿参与再生产。
于是,传统的资本变异为云资本,摧毁了原有资本主义的两大中心实体支柱,即利润与市场,二者仍然存在但逐渐被逐出经济和社会体系的中心,原本作为资本主义媒介的市场被云平台所取代,打破区域限制的市场转为以数字技术设备为入口的电子装置;原本作为资本主义前进动力引擎的利润被封建主义的前身——地租所取代,呈现为访问平台所付出的硬件设备、注册信息、注意力信息的虚体租金,即云租金。云租金和云平台的崛起,也改变了权力的流动方向,数字平台的所有者成为了新的封建领主,实体产业诸如铁路、电信、建筑等传统资本的所有者被吸纳入虚体产业,虽然也可以从雇佣劳动中攫取利润,但已成为一种新的封建领主的依附者,被动寻找产业的转型之路;而原本自由的雇佣者又回到了以前的农奴地位,不仅要自己交付相应的以硬件设备、上网费用为形式的租金,而且自愿将无偿劳动的注意力信息贡献于领主的财富积累与权力蔓延。
云资本的形成与发展改变了租金的交付来源与产品利润的形成过程,它不需要扩展生产领域便可进行资本积累与强化,降低了生产与交易成本,于是资本不需要维持数字佃农的生活费用,而再次投入注意力技术的研发应用之中。此时的技术依附被资本无限打造并扩大,既推进了技术的自我革新和完善,又使其走向封闭,在云资本划定的范围领域中,技术装置不断固化注意力的生产范式、生产工具。此时,注意力技术装置作为封闭的逻辑框架,打造了全新的数据积累体系,同时注意力技术的技术应用强化了封建逻辑的政治管控。其一,封闭的注意力技术寄生在数字平台之上,成为真正的生产系统与庞大的食利者系统,规范其数据产品的自动化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搜刮掠夺着数据佃农们的租金与知识产权;其二,封闭的注意力技术装置成为封建时代暴力机关支配的虚拟空间。数字封地的割据将封建统治的暴力管控全面替换为算法支配与数据管制。共享共通、开放平等的平台依靠算法支配着数字佃农的身体自由的活动范围、知觉认知的形成过程以及成果的全面占有。在知识产权专利化的过程中,注意力技术不断把主体的一般智力吸纳至技术领域与经济垄断,以“吸引注意力—融合技术—封闭装置”的方式对等级结构与权力分配实现重塑。其三,封闭的注意力通过云计算及数据私域不断提高其反馈能力与管控机制。注意力技术由技术领主牢牢把控,以制定佃农的准入规则、控制注意力的集中与分配、掌握绝对的数据财富,而数据佃农无论切换何种APP、佩戴使用何种技术设备,都无法逃离注意力技术的装置裹挟,看似选择实则无选择、看似自由实则不自由的注意力助推着数据资本的无限扩张,看似共享、自由、流通、开放的数据平台建构了一种平等民主、随时出入、绮丽幻象的虚拟场景,在这封闭的虚拟空间中财富流向技术领主、算法支配流向数据佃农,社会再度等级化、封建化。
与此同时,注意力技术的封闭归根结底不是要实现技术的突破发展,也不止于注意力经济的资本剥削,而是要将注意力技术作为固定资本的政治工具,即将注意力经济推向租金收取与数据掠夺的封建逻辑与政治征用。一旦注意力技术封闭装置持续强大异化,技术寡头权力也会集结完毕,继而全方位、全维度、全时空调动数据资源,支配人类主体,彻底实现资本的弥漫性、渗透性增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剥削关系的消亡,而意味着封建主义的剥夺占有、集权统治的逻辑更为强大霸道。数据资本的积累再度回到封建制时期地租、债务、税收的征用,而不是具体的创造劳动,更不是劳动力市场中自由平等的交换,因为数据封地、技术领主不需要具体化、实物化的生产运营就可以实现人类一般智力的垄断,侵占全人类的数据价值。注意力技术成为权力的实现载体,集中垄断式的不平等交易与所有制形式正在形成类封建化、等级制度森严化的严密体系。
三、注意力技术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海德格尔在《演讲与论文集》中概括了人类社会与技术发展的关系本质,提出更具存在论的“集置”概念。当技术装置通过“围置—伪置—置控”等行动复合体形成装置,它并不是等待人类去使用,而是以某种方式促逼人类围绕技术装置而运行。注意力技术封建化的装置并不会为人类提供走向共同体的无限可能,而是在资本的控制下,将所有人类置于虚假的循环运转和割裂时空的装置中,实现全景敞视监狱剥夺人类无限的可能,从而一步步复归封建技术的奴役者,消解政治的文明,实现技术利维坦与政治利维坦的封建化秩序。
第一层构境是注意力封建技术的围置与主体性的转移。数字资本借助注意力技术,将一切人类主体及其活动转为数据化的本体存在,并在加速转化中实现注意力装置的围捕与转移。数字化、科学化、智能化的认知成为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一套准入互联网平台进行判断与选择的行为标准与价值尺度。一方面,这套准则构建了人类数字化的话语叙事方式,并以绝对集权式的中心地位将人类整合式迁移至虚拟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有占领藩镇割据的封建领主,还有被征用被剥夺的数据佃农,即使是不断逃逸、不断解域、不断在块茎中进行游牧的其他主体或客体都无从避免被注意力技术围捕至装置当中。因为如果主体不主动将自身献祭于数据就无法成为“数据人”,意味着无法被社会认可与接受、无法与其他数据人进行交流与互动,甚至无法在物理空间中维持正常的生活体验与生产消费,甚至被数据权力、被注意力技术、被其他数据人拒斥与排除,一步步沦为数据时代的“赤裸生命”或“多余的人,从而演化为数据化人类代替人类的真实存在”。这意味着一种存在的非存在、一种此在的虚无、一种在场的不在场,一种自由的非自由的“存在之痛”。另一方面技术系统又利用技术信息的再度编码将主体牢牢封闭在装置当中,由注意力产生的信息内容、社会关系、认知经验被技术物化成平台中的各种信息或关系节点,而这些也成为主体再次获取信息的来源,主体注意力与注意力技术装置之间的关联再度紧密。至此,人类生命的痕迹逐渐被剥离大地,被围捕至数字技术的巨型装置当中,个体感知与现实物理空间的纽带被遮蔽,成为装置中无根的数据人。
第二层构境是注意力封建技术的伪置。注意力技术的智能化转型与视觉影像、听觉音响的结合构筑了沉浸式的却与真实世界相异的数字封建景观,全面填充人类的思维体系、情感世界与记忆空间。人工智能的情绪识别功能可实时分析个体在使用注意力过程中的情感波动,以进行数据量化判定;视觉算法的仿人类视觉注意力功能可从图像视频中提取信息,以实现机器决策和行为控制;Sora的世界模拟功能可遵循用户指令,生成高质量视频,但也带来了多模态虚假信息的产生与危害。这些基于注意力技术与资本欲求设定的“拟态环境”不断解构与建构个人与自身、与个人、与社会的认知结构,人类获取经验知识、体验本真世界不再凭借自然身体,而通过延长的义肢来体验伪造的装置。个体在严重依赖装置的同时亦将人类的个性、本真以及所有的情感思维交由封闭的技术空间,丧失了思考判断、制定决策的行为能力,丧失了辨别真伪、分析批判的思维能力,丧失了想象共情、智力创造、社会记忆的情感能力,最终“媒介即人的延伸”异化为“虚假义肢”,作为身体延伸的媒介工具和内容产品绕过曾经的支配主体,彻底驱逐、代替、操控我们的感知、认知和觉知,我们再次沦为无思想、无想象、无记忆、无创造的游魂。数字封建景观打造至此,而封建技术的全面等级化也扫除了所有对抗的思想武器与意识批判。
封闭数字封建景观的打造,是为了遮蔽平台资本主义所掩盖的社会等级关系,因为这一关系内蕴着资本获利与行使权力的逻辑。一方面,注意力封建技术意在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与大量整体转移,而途径是通过非生产性行为,即知识产权商业化,实现经济发展的权力寻租行为。具有资本属性的注意力技术,通过介入不同领域的生产过程,逐渐成为操控资本增殖扩张、消费流通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掩盖数据之下的社会关系,技术与资本的共谋打着自由共享、美好生活的华丽外衣,掩盖了租金与掠夺的劳资关系,侵入了人的认知体悟、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遮蔽了封建领主与数据佃农的统治与被统治、征用与被征用的关系,让一般智力的创造与贡献、平台信息的自由流动与共享、促进人类进步的智能技术、数据佃农的知识信息财富都成为食利者阶层获取数据财富、强化阶级等级、实行政治统摄的途径与手段。
第三层构境是注意力封建技术的置控。注意力封建技术不仅将所有主客体围捕在数字空间之中,不断在人类的意识中填充技术记忆力、技术想象力、技术创造力,伪造数字封建景观,同时凭借强大的数据库与智能算法,制定预设不同的标准,打造全景敞视监狱,以规训、规制、管控的方式打造一整套微观的权力管控集置。“注意力技术本质是将注意力作为把人口转变为经济上可管控的数据信息来源”,平台封地领主将注意力作为数据分析、算法预测的来源与对象,分离出不同供应商对特定数据佃农的消费需求、喜好习惯、行为趋势等有效信息,为实现封建领主对数据佃农和供应商的有效管控提供准确科学的数据内容,进而引导供应商和数据佃农按照资本的逻辑支配自身行为,构建完全符合技术权力与封建领主利益的合理的权力形态。这一特定的权力复合体实现了视觉化、听觉化的监督系统,一方面利用全景监视的方式来规范个体的主观意识,另一方面挤占人的生存时空,将注意力的生产扩散至主体的休闲时间和虚拟空间。一旦个体试图摆脱控制,便会被逐出装置,脱离庞大的生产与社交系统,个体因惧怕而屈服,注意力技术继续扩展、渗透至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过程具有了合理性的根基,并进一步塑造以“我数据、我存在”“我消费、我存在”等一系列的技术意识形态,技术利维坦最终从根本上消除了人的精神向度与生命本质,丧失了自我解放、自我变革、自我发展的所有可能性。至此,注意力封建技术彻底完成集置的三重构构境,主体在集置的促逼下从具有本真的、灵动的生命个体逐步沦为无根之人、飘荡游魂、机械工具。
注意力技术封建主义基于对主体进行深度宰制、对主体赤裸性剥削,召回了封建专制的统治逻辑,以注意力技术的生产实现政治权力的集中,以注意力技术的依附实现政治权力的支配,以注意力技术的封闭实现政治权力的行使。其一,人的主体性转为封建资本的主体性,因为数据资本在吸纳和支配活劳动时又把一般智力转化为数据资本,进而支配劳动力,如此数据资本为主体、数据佃农为客体,其数据成果被资本源源不断地征用与掠夺,并汇集成数据领主的庞大的财富积累。同时,数字佃农的生产活动、生活历程与感知情绪被数据平台跟踪分析,提取可供消费的数据,个体及其情感精神、社交活动、知觉经验完全、彻底地被数据化、抽象化与商品化。其二,注意力技术封建主义用“注意力”的感官满足作为虚假需求,吸引、控制主体的注意力数据和数据化的虚拟义肢,同时占有以数据成果为代表的虚存。尽管虚拟义肢的扩大化、知觉的延伸化可以为注意力的生产创造新的领域,但虚拟义肢不断被资本生产的新的消费欲望所促逼,佃农在陷入感官拜物教的同时,也陷入了数据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成为技术欲望的奴隶。而霸道的算法及强大的数据逻辑正是数据封地的治安官,不断以“看不见的手”掌控、支配、控制进入数据空间的主体,即使掌握注意力租金与价值的封建领主也无法逃离数据算法的控制与消费欲望的渗透。其三,注意力技术凭借自身所谓“中立、先进”的狡黠外衣不断摧毁人类的知觉经验和塑造自我意识的象征秩序,这些秩序被封建技术领主分类、划定、裹挟,成为拉康笔下的“大他者”,幽灵般注视着每个进入平台的数据佃农,规范着他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看似稳定的界面秩序实则为注意力的平滑攫取与为利润实现创造无限循环闭合的集置。这种售卖身体及义肢的注意力、强制征用所有劳动成果、控制意识精神的注意力封建技术正在资本的裹挟下形成技术利维坦,同时对技术领主、数据佃农等所有踏入数据空间的主体实行隐形的注意力剥夺,对所有数据空间进行隐蔽的注意力领土划分,对全球注意力市场的分配与控制实行封建的注意力殖民统治策略,至此技术利维坦与政治利维坦在资本的宰制下,在扩张中重新布展权力与重构社会秩序,试图实现全球一体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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