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于2024年8月《中学历史教学》，版权归原作者与《中学历史教学》杂志，公号转发仅作学术探讨
摘 要：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这不是它失败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自鸦片战争至19世纪60至90年代中期的边疆危机，清政府是抵抗侵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救亡图存的行为主体。有意将清政府与爱国官兵区别开来的历史叙事，忽略了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的民族性，不能正视清政府在反侵略斗争中的主体地位，用反封建的情感书写反侵略斗争，有悖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清政府 反侵略 主体
初中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第18课《洋务运动和边疆危机》分别叙述了洋务运动与19世纪60至90年代中期的边疆危机，包括美日侵台、新疆危机、左宗棠收复新疆、中法战争、新疆和台湾建省。关于洋务运动的结论，教科书说：“由于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再加上内部腐败和外国势力挤压，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1]这句话的逻辑是根本目的决定了最终结果，而且主次原因表述的很清楚，“再加上”就是说内部腐败和外国势力的挤压属于次要因素。在历史事件中，当事人的根本目的决定了事件的结果，这种说法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吗？这节课接下来就要介绍左宗棠收复新疆。左宗棠是陕甘总督，他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和西征收复新疆，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毫无疑问都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刘铭传在台湾组织抵抗，冯子材在镇南关英勇杀敌，为的是什么？不也是为了维护大清国吗？显然，以根本目的判断结果，是主观唯心的推理；历史已经证明必须推翻清王朝，因此凡是维护清王朝的行为都是错误的，都必然失败。历史唯物史观强调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情境，并不以历史的最终结果评判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事件。动机是人的主观愿望，效果是实践后的客观结果，动机可能决定效果，也可能“事与愿违”，历史上“歪打正着”的事例太多了。教科书对洋务运动失败的结论不仅存在逻辑问题，史实解读也有误区。
长期以来，我们的近代史叙事不承认清政府是救亡图存的行为主体。鸦片战争以来，外敌入侵是王朝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以前革命史观说，农民阶级首先奋起抵抗，既反封建又反侵略，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第一个事实论证就是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作为对立面被批判。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不要求了解太平天国运动，却在学习主题“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抗争”之下，要求“知道太平军抗击洋枪队的事迹”，以事实说明农民阶级反侵略，但这却是对史实的误读——清军和太平军的洋枪队都是雇佣洋人做领队和教练，与列强政府无关。现行教育部统编的初高中历史教科书，虽然介绍太平天国运动，但是结论只说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不再说它反侵略。那么，面对民族危亡，是谁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呢？换言之，救亡图存的行为主体是哪一个？历史教科书的叙事一直含含糊糊，不敢正视清政府为救亡图存所做的努力。
实际上，这节课阐述的边疆危机足以说明清政府是反侵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世纪60至90年代中期的边疆危机是两次鸦片战争的继续，而且是更为严重的危机，而对危机反应最敏感的是清政府。关于“海防”和“塞防”之争是政府抵抗的战略之争，决定收复新疆的是清政府，左宗棠既是主张者也是执行者。他官居陕甘总督又是钦差大臣，既是地方大员也是朝廷重臣，参与朝廷核心的决策。左宗棠收复新疆明摆着就是代表清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为认识到新疆对稳定西北边陲的重要性，所以才将新疆从甘肃省管辖下剥离出来，新疆建省更属于政府行为。清政府是收复新疆的主体，功劳不能只记在左宗棠一人名下。
同理，刘铭传在台湾的抵抗，冯子材在镇南关英勇杀敌，都体现了清政府的意志。1884年清政府专门委派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筹备抗法。冯子材在广西、贵州提督位置上干了20年，刚退职没两年就赶上法军进犯。他主动组织团练参战，被两广总督张之洞起用抗法。他们两个不属于清政府的核心成员，但也是食朝廷俸禄的高官，他们都是为保全大清疆域也就是为王朝国家殊死抵抗。高中历史必修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册）》说“洋务派期望洋务新政可以保障国家安全，抵抗外敌侵略”是实事求是的表述。洋务派也是清政府的代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既包括维护清朝统治，也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抵抗外敌侵略”。那么，将洋务运动的失败归结为它的根本目的，岂不是说，抵抗外敌侵略决定了它必然失败？其实，应以内因是决定因素的理论分析，腐败和制度的落后才是主要原因和根本原因。
另外，19世纪60至90年代中期的边疆危机还不能说明洋务运动的结果。《中外历史纲要（上）》说：“洋务派期望洋务运动可以保障国家安全、抵抗外敌侵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目的未能达到。”[2]强调“后来的事实证明”主要指甲午中日战争。初中教科书在这节课中提前指出洋务运动的失败，不如用“后来的事实证明”为好。教科书字字珠玑，应该更严谨甚至滴水不漏。
教科书的说法并非独创，褒奖爱国官兵与民众自发的抵抗行为，贬低乃至无视清政府是反侵略的主角地位，至今仍是中国近代史叙事的主调。这种区分忽略了反侵略斗争的民族性。反侵略是国家和民族的对外抵抗，上至皇帝下到子民，立场是一致的。皇帝视江山为“家业”，抵抗侵略的意愿比官员更坚决也更用心。尽管深居九重的道光帝，战败后都不知英国来自何方，不谙海战及其武器的变化，但是不能说他消极抵抗。他继位第一年就严厉禁烟，重申：来粤外国商船先行出具货物并无鸦片的甘结，然后方可开舱。对开烟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自此鸦片趸船从黄埔移至伶仃洋。之后道光帝每年都有禁烟指令，他的态度影响到各级官员，他组织了“严禁”与“弛禁”的大讨论，于是才有了邓廷桢、许乃济、黄爵滋、林则徐的奏折。而后在他主持制定并颁布的《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向世人公开表明了朝廷禁烟的决心。以前教科书说，林则徐奏稿中“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3]打动了道光帝，其实应该说，道光帝的禁烟决心为林则徐提供了用武之地。林则徐奉命进京的第二天清晨，道光立即召见，接连三次召见并赏赐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这是特殊的鼓励，令林则徐兴奋不已。道光又担心林则徐不习惯骑马，允其坐轿，关爱至极。林则徐在京13天，道光帝召见19次，授予钦差大臣重任，并谕令邓廷桢等配合林则徐“除中国大患之源”[4]，邓廷桢在林则徐未到广州之前便将道光谕令抄发给下属文武官员。可以说，没有道光帝的重视和支持，林则徐禁烟寸步难行。因为在清朝中央和地方大员中，反对禁烟或持保留态度的占绝大多数。林则徐深知潜在的危险，他知难而进既出于爱国热忱，也是对道光帝信任的报答。那些我们熟知的爱国将领都是这样，关天培生前说过：“吾以兵丁起家微贱，仰荷天子厚恩擢任大员”，他是道光帝一步步提拔起来的。得知关天培战死沙场，道光“震悼”，令建祠，并亲书“为国捐躯”四个大字，赐谥“忠节”，入祀昭忠祠，命翰林院撰写碑文。[5]关天培以死报国也是上报天恩。在那个时代忠君与爱国并不矛盾。
开战后，道光帝基本上是主战。他不希望“开边衅”，曾幻想“羁縻”洋人，但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他是抵抗的组织领导者，调兵遣将非他莫属。他有用人不当、听信谗言、指挥失据的过错，但在两年的反侵略战争中，他部署防御，掌握战况，筹拨军饷，奖功罚过，始终坚持抗战。我们赞扬的爱国将领也得到他的表彰、赐谥、立祠和抚恤家属等。《南京条约》签订后，他一夜未眠，顿足长叹，痛苦又无奈。战后八年，道光帝仍不敢松懈，“一再下诏练兵设防，整顿吏治财政，图谋挽救。”[6]尽管他的目的是守护“家业”，维持清王朝的统治，但是他力主禁烟、坚持抵抗，符合爱国官兵和民众的意愿，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如此，将清政府与爱国官兵区分开来的历史叙事有悖历史事实。在反侵略战争中，爱国官兵与清政府是一码事，自发的民众抵抗也没有将自己与清王朝对立起来。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记录了广东义民痛斥义律的檄文，其中说：“尔自谓船炮无敌，……倘再犯内河，我百姓若不云集十万众，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枪炮，截尔首尾，火尔艘舰，歼尔丑类者，我等即非大清国之子民。”[7]陈旭麓先生说：“民众是以‘大清国之子民’的立场与外夷相抗的。……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固然有游离于官府之外的一面，但反侵略斗争毕竟不同于国内阶级斗争，不同于天地会、白莲教。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感情常常使官与民之间还有相通的一面。为今日史学家所称道的民众义举，其组织者和领导者则多是士绅。”[8]士绅是基层社会的地主阶级，他们组织和领导了三元里等民众的反侵略斗争，这说明反封建服从于反侵略。在近代史的书写中，将反封建的情感用于反侵略的书写，这是将清政府与爱国官兵区别开来的根源。
近代中国面临反封建反侵略两大主题，这两个主题不是并列关系。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反侵略是主题。太平天国运动一度使反封建跃居首位，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两个主题并列或交错。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19世纪60至90年代反侵略又上升为主题，反封建居次要地位，这时主持反侵略的只有清政府。无视清政府在救亡图存中的主体地位，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注释】
[1]《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21页。
[2]《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2年，第97页。
[3]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集・奏稿》，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01页。
[4]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3册 奏折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64页。
[5][6]冯士博、于伯铭：《道光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01、297页。
[7][清]魏源著，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魏源全集》（3），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69页。
[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