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孙”之谜——春秋时代的“身份认同危机”

铭文图片由笔者转拍自博物馆展牌

说起“身份认同”这个名词，很多关注当代社会问题的读者都不会陌生。

性别认同、种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随着科技大发展与全球化浪潮，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危机，给传统的文化伦理与社会结构带来了重大挑战。

作为所谓的“后现代”问题，我们今天所说的“身份认同”概念以及随之兴起的各种权利运动，主要展开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但有关于族群、国家与文化的广义“身份认同”，却是随着文明的出现而产生，与人类社会相终始。

如此前文章“商人戈登的醉梦”，讲到了商朝遗民在西周时期的身份认同；文章“虢国风云四百年”，讲到虢国在春秋时期，放不下自己的“卿士认同”，最终覆灭；文章“云用云获，莫敢御余——蛮王父子的宝剑”，则讲到晋国为了拉拢吴国共同伐楚，通过会盟的形式不断强化吴国的“华夏认同”。

不过，要说到先秦时期在“身份认同”这个问题上最为纠结的，笔者以为，首先要推立国于汉水东侧的曾国（随国）。

本期文章，就借助两把随州出土的春秋青铜戈，结合近年新出土的曾国铜器铭文，来聊一聊春秋时期曾国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

但凡对于先秦历史稍有了解的读者，大概都听说过大名鼎鼎的“曾随之谜”。

曾随之谜，曾经是一个困扰先秦史学界的重大问题。

曾国之名，《左传》无载。早在北宋时期，湖北安陆县就曾出土过一对青铜编钟，其中铭文有“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字样。清代金石学家阮元认为，铭文中的“曾”就是山东地区的姒姓诸侯国“鄫”，为夏朝之后。

1933年，淮南寿县李家孤堆大墓中出土了一对“曾姬无卹壶”，器主人是楚声王的夫人、出身于曾国的“姬无卹”。显然，这个曾国的公室为姬姓，与楚国关系密切，并非山东地区的姒姓鄫国。

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垅的水利工程建设时，又发现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其中数件铜器铭文中都提到一位“曾侯仲子斿父”，可知器物的主人“斿父”是某代曾侯的第二个儿子。

1978年，湖北省博物馆在随州擂鼓墩发掘了震惊世界的曾侯乙大墓，曾国研究自此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学者们关于曾国的认识分歧很大：李学勤先生首先提出，曾国就是传世文献中屡次提到的“随国”，曾、随是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称谓；杨宽先生则坚决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这个曾国是与申侯、犬戎联合灭周的“缯国”，其地原在南阳盆地，仍是姒姓诸侯，至于曾姬壶所指代的姬姓曾国确有其国，只是“不知在何处”。

由于材料不足，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两种观点各有支持者，谁也无法说服谁，因此“曾随之谜”这一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

2011年，随州叶家山发现了西周早期曾国墓地，铜器铭文中明确提到墓主人身份为曾侯的，有曾侯谏、曾侯伯生、曾侯犺这三位。其中曾侯犺墓出土有一件铭文为“犺作烈考南公宝彝”的方座簋，说明这位曾侯犺是“南公”的儿子。

这位“南公”也见于大盂鼎铭文，是器主人“盂”的祖父，大部分学者认为其就是辅佐文王、武王克商的贤臣南宫括。后来出土的曾公（田求）钟、加嬭钟与曾侯舆钟铭文都提到曾国的祖先为“伯括”，说明这位“南公”即便不是南宫括本人，也是南宫括的嫡系子孙。

同年，曹锦炎先生公布一件新见铜器铭文，其中有“楚王媵随仲嬭加”字样，知其器主人“嬭加”为楚王之女，出嫁于随国。由于“随”之名出现在了铜器铭文中，导致不少学者认为，曾是曾，随是随，二者是两个国家，不可混为一谈。

2014年，此前配合基建发掘的随州文峰塔曾侯舆墓资料公布于世。墓中出土有甬钟八件，铭文中如是言道：

吴恃有众庶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荆邦既变，而天命将误。有严曾侯，业业厥圣，亲搏武功，楚命是靖，复定楚王，曾侯之灵。

对春秋历史比较熟悉的读者应该看得出来，这一段讲的正是《左传·定公四年》中记载的吴国攻入楚国郢都、楚昭王狼狈出奔随国、为随国所救之事。至此，“曾随一体”之说大占上风，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到了2019年，随州枣树林墓地发现两座春秋中期的异穴合葬大墓（编号M168、M169），根据墓中出土铜器铭文（不少器物被盗，追缴回一部分）可知，墓主人分别为曾侯宝及其夫人嬭加（也称加嬭、嘉嬭）。结合此前发现的“随仲嬭加”器，可谓是一锤定音的铁证了。

至此，“曾随之谜”终于解开，曾国即随国，“曾”为曾人自称之名，而“随”则是其他诸侯国对曾国的称呼。

二、

曾国的祖上，按现在的流行语言来说，也是曾经“阔”过的。

2019年，随州枣树林M190出土有著名的曾公（田求）钟，铭文中追述了曾国的光辉历史：

昔在辝丕显高祖，克仇匹周之文武。淑淑伯括，小心有德。召事上帝，遹怀多福。左右有周，□神其圣。受是丕宁，丕显其令，匍匐祗敬。王客我于康宫，乎厥命皇祖建于南土，蔽蔡南门，誓应京社，适于汉东。南方无疆，涉征淮夷，至于繁阳。

曰：昭王南行，舍命于曾，咸成我事，左右有周，赐之用钺，用征南方。南公之烈，吾圣有闻，陟降上下，保执子孙。

曰：呜呼！忧余孺小子，余无谤受，肆余行辝卹，卑辝千休，偶天孔惠，文武之福，有成有庆，福禄日至，复我土疆，择其吉金鐈铝，自作和鎛宗彝，既淑既平，终和且鸣，以享于其皇祖南公，至于桓庄，以祈永命，眉寿无疆，永保用享。

曾公（田求）声称，曾国的“高祖”南宫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很讨天神喜欢，政事也十分勤谨。因此，周王在康宫册命“皇祖”南公为诸侯，建邦于南土，在汉水之东，与蔡国、应国同气连枝，互为屏障，拱卫周王畿的南部边界。

据大、小盂鼎铭文，南公之孙“盂”（也可称为“南宫盂”）在康王时期担任王室大臣，还曾率领王师大破鬼方。可见南公之封曾，就如周公之封鲁、召公之封燕，仅派了一个儿子前往封国，其嫡系仍在王畿内代代传承。

此外，曾国还要攻打南方地区的淮夷，控制“金道锡行”的重要战略地点“繁阳”。（延伸阅读：“金道锡行”的历史记忆）

昭王南征时，又赐给曾国象征军事权力的大钺，授予曾国自由征讨南方蛮夷的大权。

可惜，曾国的高光时刻，似乎就到此为止了。

昭王末年，南征荆楚，不仅尽丧六师精锐，昭王本人与执政大臣祭公也一起淹死在汉水中。

作为南征的主力之一，曾国的下场也绝不好过。虽然传世文献与出土铭文中都未提及曾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结局，但作为国君埋骨之处的叶家山墓地在西周早期晚段突然废弃，必然与南征的失败有极大关系。

一直到春秋早期，与曾国有关的遗迹与器物才在枣阳、京山、随州一带再次出现；西周中、晚期的曾国遗迹，目前仍无线索，不知是尚未发现，还是曾国直到春秋时期才再次立国。

不过，就如同忠心于王室的虢国一样，随着周王室的衰落，曾国再也没有了“南方无疆，涉征淮夷”、“赐之用钺，用征南方”的实力与气魄。

随着楚国在湖北大地上的强势崛起，曾国这个汉水以东的姬姓大国，自然就成了楚人兵锋所向之处。春秋早中期的曾国（随国）史事，见载于《左传》的仅有寥寥几则，大多数都是与楚国的战争与求和。

楚国第一位称王的国君，号曰楚武王，曾经三次讨伐随国。已经成为网络段子的“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这一搞笑对话，正是发生在楚武王之世。

楚武王三次伐随的始末，《左传》记之甚详。第一次伐随在鲁桓公六年（前706年），这时随国有一位贤臣季梁，有一位奸臣少师，楚人故意示敌以弱，假装溃败，由于季梁的劝止，随侯没有上当。

第二次伐随在桓公八年（前704年），这时随侯宠信少师，不用季梁之策，大败于楚，随侯弃车逃走，所乘战车与车上的右者少师都被楚人俘获。

桓公十一年（前701年），郧国联合随、绞、州、蓼四国伐楚，四国未至，郧人即被楚人击败。

第三次伐随在鲁庄公四年（前690年），这次伐随途中，楚武王发病身死，楚国大夫封锁消息，秘不发丧，继续领兵攻打随国。随人十分恐惧，便与楚国立誓为盟，屈服于楚国的淫威之下。

到了鲁僖公二十年（前640年），在盟于楚国的五十年后，随国纠集汉东诸侯共同背叛楚国，却被楚大夫斗於菟率军轻松击败。《左传》评述此事，引用了所谓“君子”之言与《诗经·召南·行露》，讽刺随国叛楚是“不自量力”，这就有些是非不分了。

此之后的一百余年中，随国之名都不再出现于《左传》。据《左传·哀公元年》杜注，随国在这一时期“世服于楚，不通中国”，不与华夏诸侯通音讯，自然也不会被各国的史官记录下来了。

一直到了春秋晚期，由于吴国与楚国的激战占据了《左传》的大量篇幅，随国的身影才又出现在了史籍之中。

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吴楚交战，楚国缴获了一艘名为“餘皇”的战船，命令随人守卫之，可见这时随人已经是楚国的附庸，完全服从楚国的指挥了。

鲁定公四年（前506年）冬天，吴伐楚，五战连胜，攻入楚国郢都，楚昭王带着妹妹季芈畀我仓皇出逃，一路流亡到了随国。吴国人追击到随，劝说随人交出昭王：

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衷，致罚于楚，而君又窜之，周室何罪？君若顾报周室，施及寡人，以奖天衷，君之惠也。汉阳之田，君实有之。

说周王室当初分封在汉水流域的姬姓诸侯国，大都被楚国给吞并了。现在楚国被我们吴国消灭，实在是上天给楚国降下的惩罚。你们随国（作为姬周子孙）竟然庇护楚王，不想想当初被楚国吞并的姬周诸侯有什么罪责呢？如果随君心里还有周室，还欲结好我们吴国，就应该听从上天的安排（交出楚王）。

除了这些道义上的理由外，吴人还将楚国在汉水北边的土地许诺赠送给随国，真可谓是“晓之以理、动之以利”。

这时，楚昭王在随国宫室的北部，吴人在宫室的南部，情况已经十分危急。昭王的兄弟子期与昭王长相相似，自告奋勇请随人将自己当作昭王交给吴人。

随人大概是欣赏子期的忠义，占卜结果又显示交出楚人不吉利，因此回绝了吴人：

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楚竟，敢不听命？

说我们随国这么弱小，又与楚国相邻，这么多年都没被楚人给灭了，说明我们两国这盟誓还是挺牢靠的，到今天还发生效力。如果说一有危难就背弃旧盟，那哪里有脸面来侍奉你们吴王呢？再说贵国所患也不在一个逃跑的楚王，如果真能拿下楚国全境，我们随国岂敢不听从吴国的命令？

吴人退去后，楚昭王与子期、随人割心为盟，以示不忘随人之德。前引曾侯舆钟铭文“楚命是靖，复定楚王，曾侯之灵”云云，可见随人（曾人）亦以曾经救楚昭王于危难之中而骄傲。

曾国能够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曾侯乙墓中出有多件楚王所赠赙葬铜器，可以看出楚人还是非常感念相救昭王之恩的。

从《左传》与曾侯舆钟的铭文来看，到了春秋晚期时，曾国的“身份认同”已经由姬周转向了荆楚，成为楚国极忠实的盟友了。

那么，这种认同的转变，到底是成于何时的呢？

三、

1979年4月，湖北随县城东义地岗南麓，公社社员在修水沟时，意外掘出一批古代青铜器。

考古工作者闻讯后赶到现场，对已经遭到破坏的墓葬进行发掘、清理。

墓葬的时代为春秋中期，出土有鼎、簠、甗、钟、戈、车軎、马衔等青铜器，其中带有铭文的共三件，一件为陈国公子仲庆所作簠，两件则为曾国大工尹季怠所作铜戈。

墓葬位于随州，与陈国相距甚远，墓主人自当是两把铜戈铭文上的“季怠”了。

很凑巧的是，墓葬所在的小山包被当地人称为“季氏梁”，传说就是春秋早期随国贤大夫季梁安葬之处。

两把铜戈的样式均为春秋时期流行的有胡圭援戈，但铭文却大不相同。

铭文图片由笔者转拍自博物馆展牌

第一把戈的铭文共十六字：

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尹季怠之用。

第二把戈的铭文则有十二字：

周王孙季怠，孔臧元武，元用戈。

别看随葬品不算多，但这位季怠的头衔可不少。

首先是官衔，这个很好理解：“曾大攻尹”，即曾国的大工尹，也就是曾国的“工业部长”，负责管理曾国的手工业生产。

比较麻烦的是季怠对自己血统的描述。

首先，“周王孙”的字面意思，是某位周王的孙子。这种“王子”、“王孙”的称呼，在传世文献中很常见，如王子朝、王孙满等，都是周王的嫡系子孙，楚君称王后楚国公族亦作此称。至于一般诸侯的嫡系子孙，则称“公子”、“公孙”。

按理来说，季怠自称为“周王孙”，那就应当出身于东周王室了。

“穆侯之子”，顾名思义，是一位谥号为“穆侯”的诸侯，大概率是某位曾侯。“西宫之孙”，含义不明。

综合三条信息来看，这个“西宫”应当就是某位周王之名，曾穆侯为周王之子，季怠为周王之孙、穆侯之子。

这个说法当然是讲不通的。曾国始封在西周早期，出土的诸多东周曾侯器铭追述历史，都自称先祖为“伯括”（南宫括），绝无由春秋时某位周王之子改封的道理。

然而铜器铭文上明明白白写着“周王孙”的字样，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直到2019年，随州枣树林M169出土了一套加嬭编钟，钟铭上有与季怠戈铭十分类似的说法：

余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之邦于曾。

器主人加嬭是楚王之女，曾侯宝之妻，在曾侯宝死后长期掌握曾国的大权。钟铭起首以曾侯宝的口吻追述曾国历史，这里的“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指的应当就是曾侯宝了。

枣树林M168、M169的时代正是春秋中期，与季氏梁墓葬的时代正好吻合。

结合加嬭编钟的铭文来看，所谓的“周王孙”、“西宫之孙”，与“文王之孙子”一样，表达的都不是真正的“孙”，而是“嫡系后裔”的意思。季怠戈铭中的周王、西宫，所指代的都是周文王。

而曾侯宝则是曾穆侯的“元子”，也就是长子，因此得以继承曾侯之位；而季怠则是曾穆侯的小儿子，曾侯宝的兄弟，在曾国担任大工尹一职。

随州枣树林曾公（田求）、曾侯宝与曾侯得三座墓葬的时代是相接续的，曾公（田求）早于曾侯宝，应该即是这位谥号为“穆侯”的曾国国君。

由于传世有一件铭文为“王子申为嘉（加）嬭作盏盂”的青铜器，而王子申据《左传》可知为楚共王之子，则加嬭应为楚共王之女，王子申的姐妹。王子申于鲁襄公二年（前571年）被杀，则加嬭出嫁时诸多媵器当作于前571年之前，而加嬭钟则作于此之后（作钟时曾侯宝已死去多年），按照钟铭历日推定，应当在公元前566年。

前文说到，早在鲁庄公四年（前690年），随人就已经与楚人盟誓，结为同盟之国；鲁僖公二十年（前640年），随国纠合汉东诸侯一起反叛楚国，被楚人轻松镇压。此后一百余年，随国的消息都不见于《左传》记载，当是“世服于楚，不通中国”了。

不过，从曾公（田求）钟与两件季怠戈铭文来看，曾人（随人）至少在被楚人镇压后的六七十年间，还尚未认同自己的“楚国附庸”身份。

在曾公（田求）钟铭文里，曾穆侯用了大量篇幅来追述自己祖先的光辉事迹，显然是以自己“伯括之后”、“左右有周”、“用钺用征”的姬周身份为荣，并且在最后的祝词中祈祷自己能够“复我土疆”，叛楚从周之意非常明显。

他的两个儿子曾侯宝、季怠，亦以“文王之孙子”、“周王孙”自命，显然是为了强调自己的姬周血统，他们的“周族认同”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出身于楚国王室的曾侯夫人加嬭，显然就没有这种认同了。

在加嬭编钟“之邦于曾”铭文后，接下来就是：

余非敢诈诡，楚既为忒，吾徕匹之。密臧我猷，大命毋改。

这句铭文的含义比较难解，但总体看来仍是加嬭以曾侯宝的口吻，表达了曾国服从于楚国是真心归附，是顺应天命的，不敢诈伪、反叛。

对比曾公（田求）钟与加嬭钟的铭文，明显可以发现，公公与儿媳对待楚国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曾公（田求）钟铭无一字提到楚国，全篇都在追忆西周时的辉煌，并且祝愿曾国要“复我土疆”；而楚国嫁来、在曾侯宝死后掌握曾国大权的夫人加嬭，则一副全面倒向楚人的态度。

由此看来，曾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忠周势力与忠楚势力的矛盾，很可能在春秋中期时达到了一个顶峰。

不过，就在短短的几十年后，曾人显然已经真心诚意充当楚国的附庸了。春秋晚期的曾侯舆钟，铭文起首同样是吹嘘了一番南宫括的功绩，但接下来就是几句理直气壮的话：

周室之既卑，吾用燮就楚。吴恃有众庶行乱，西征南伐……复定楚王，曾侯之灵。

说周室既然已经这么衰微了，那也怪不得我们曾国人投靠楚国啦。吴国来攻打楚国，楚王全赖我们曾侯的力量才得以保全……

结合上引《左传》的内容可知，此时的曾人已不再拿自己的姬周身份当回事了，吴国人“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的挑拨之言，压根就没有拨动曾人的神经。

看来，不管多么坚定的身份认同，在漫长的时间与无奈的形势之下，也是很难支撑的呢。

以上即是本期文章的全部内容。

秦王卑命——楚钟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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