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已久的《涉渡之舟》再版！戴锦华教授解读80年代女性文学 | 培文书情

于是，一个颇为怪诞的事实是，当代中国妇女尽管在政治、法律、经济上享有相当多的权利，但与之相适应的女性意识及女性性别群体意识却处于匮乏、混乱，至少是迷惘之中。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段。作为与民主革命、“个性解放”相伴生的妇女解放命题，自“五四”文化运动始，便被视为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与必要的命题；然而，在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剧目常新的宏大历史场景中，成熟而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却始终未曾出演。它间或作为大革命历史中的一段插曲 ，抑或是女作家笔下一段痛切却不期然的表述 。因此，发生在1949年以降的妇女地位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外力所推动并完成的。换言之，这是赐予中国妇女的一次天大的机遇与幸运。社会主义实践与50年代中国的工业革命的需求，造就了这一“姐姐妹妹站起来”的伟大时刻。中国妇女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加入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诸多的历史文献与统计图表可以印证这一基本事实。

但正是由于这是一次以外力为主要甚至唯一动力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的自我及群体意识的低下及其与现实变革的不相适应，便成为一个不足为奇的事实。问题不在于一个历史阶段论式的“合法”进程是否必需，而在于一次原本应与现实中的妇女解放相伴生的女性文化革命的缺失。如果说，“五四”时代曾给中国妇女带来了一个著名的镜像：娜拉，一个反叛的姿态，一个“我是我自己的”出走的身影；那么，它不仅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改写为父权至上的封建家族，将娜拉的为人之妻的身份改写为反叛的女儿，而且使女性的反叛成为一个短暂的瞬间，一个一次性的抉择权的获取；同时是两扇大门：父母之家与夫妻之家间的一道罅隙 。女性——不是女儿、妻子、母亲或情人、妓女或天使、女巫，不是女性的社会角色或“功能性”定义——在那一反叛或出走的瞬间显影，尔后便是再度的无言与湮没。在这一特定的时刻之外，新女性的个体与性别生存是一种未知，间或是一份乌有。经历了现代中国女性文化的反抗及女性写作不间断的尝试与努力，40年代，中国女性文化在揭示、抨击父权、男权社会的女性规范及其自身的文化逻辑与矛盾、在书写新女性的现实生存及其困境的意义上，开始呈现出自身的丰富与成熟的意味。不再充满了“五四”或“大革命”时代的昂扬与憧憬，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显现出“新”女性对自身地位及命运的清醒与无力感，它或者是冷嘲式的审视与背负，或者化作苍凉的莞尔一笑。 

如上所述，新中国的建立以天翻地覆的态势改变了中国妇女的传统地位。然而，一旦解放妇女劳动力、改善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并保护这一变革的任务完成，在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系统中，妇女解放便成为以完成时态写就的篇章。权威的历史话语以特定的政治断代法将女性叙事分置于两个黑白分明、水火不相容的历史时段之中：“新旧社会两重天”，“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在1949—1979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情节段落中，关于女性的唯一叙事是，只有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1949年前）妇女才遭受被奴役、被蹂躏、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命运，她们才会痛苦、迷茫、无助而绝望。而且，这并不是一种加诸女性的特殊命运，而是被压迫阶级的共同命运。一如那首在五六十年代广为流传的《妇女自由歌》所唱：“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于是，对于女性命运的描述便成了旧中国劳苦大众共同命运的指称，一个恰当而深刻的象喻。一旦共产党人的光辉照亮了她（他）们的天空，一旦新中国得以建立，这一苦难的命运便永远成了翻过去的历史中的一页。它不仅意味着女性遭奴役的历史命运的终结，似乎同时意味着女性作为父权、男权社会中永远的“第二性”，以及数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历史文化承袭与历史惰性的一朝倾覆。这一历史的断代法，在以分界岭 式的界桩划定了两个确实截然不同的时代的同时，不仅遮蔽了新中国妇女——解放的妇女面临的新的社会、文化、心理问题，也将前现代社会女性文化的涓涓溪流，将“五四”文化革命以来的女性文化传统，隔绝于当代中国妇女的文化视域之外。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关于女性和妇女解放的话语或多或少是两幅女性镜像间的徘徊：作为秦香莲——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旧女子与弱者，和花木兰——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规范，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共赴国难，报效国家的女英雄。除了娜拉的形象及其反叛封建家庭而“出走”的瞬间，女性除了作为旧女性——秦香莲遭到伤害与“掩埋”，便是作为花木兰式的新女性，以男人的形象与方式投身社会生活。而新中国权威的历史断代法无疑强化了为这两幅女性镜像所界定的女性规范。或许时至今日，我们仍难于真正估算，“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作为彼时的权威指令与话语，对中国妇女解放产生了怎样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1949—1979年这一特定的时段之中，它确乎以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支持并保护了妇女解放的实现。

然而，在回瞻的视域中渐次清晰的另一侧面是，“男女都一样”的话语及其社会实践在颠覆性别歧视的社会体制与文化传统的同时，完成了对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群体的否认。“男女都一样”的表述，强有力地推动并庇护着男女平等的实现，但它同时意味着对男性、女性间深刻的文化对立与间或存在的、同时被千年男性历史所强化、写就的性别文化差异的抹杀与遮蔽。于是，另一个文化与社会现实的怪圈是，当女性不再辗转、缄默于男权文化的女性规范的时候，男性规范（不是男性对女性的规范，而是男性的规范）成了绝对的规范——“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于是，这一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女性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的消除的同时，将“女性”变为一种子虚乌有。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女性、女性的话语与女性的自我陈述与探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性别差异的消失，而成为非必要的与不可能的。在受苦、遭劫、蒙耻的旧女性和作为准男性的战士这两种主流意识形态镜像之间，新女性、解放的妇女失落在一个乌有的历史缝隙与瞬间之中。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意义上的解放，伴生出新的文化压抑形式。解放的中国妇女在她们欢呼解放的同时，背负着一副自由枷锁。应该也必须与妇女解放这一社会变革相伴生的、女性的文化革命被取消或曰无限期地延宕了。一如一切女性的苦难、女性的反抗与挣扎、女性的自觉与内省，都作为过去时态成为旧中国、旧世界的特定存在，任何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前提下，对女性问题的提出与探讨，都无异于一种政治及文化上的反动。如果说，女性原本没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始终挣扎辗转在男权文化及语言的轭下；而当代中国女性甚至渐次丧失了女性的和关于女性的话语。如果说，“花木兰式境遇”是现代女性共同面临的性别、自我的困境 ，而对当代中国妇女，“花木兰”，一个化装为男人的、以男性身份成为英雄的女人，则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女性的最为重要的（如果不说是唯一的）镜像。所谓“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

如果说，娜拉及出走的身影曾造就了五四之女徘徊于父权之家与夫权之家间的一道罅隙、一个悬浮于历史的舞台，那么，新中国权威的女性叙事——“从女奴到女战士”，便构造了另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她们作为自由解放的女性身份的获取，仅仅发生在她们由“万丈深的苦井”迈向新中国（解放区或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的温暖怀抱里、晴朗的天空下的时刻。一如在新中国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琼花与红莲逃离了国民党与恶霸地主南霸天统治的椰林寨，跨入了红军所在的红石乡的时刻，不仅黑暗的雨夜瞬间变换为红霞满天的清晨，红莲身着的男子打扮也奇迹般地换为女装。但下一时刻，便是娘子军的灰军装取代了女性的装束 。在这一权威叙事中，一个特定的修辞方式，是将性别的指认联系着阶级、阶级斗争的话语——只有剥削阶级、敌对阶级才会拥有并使用性别化的视点。那是将女人视为贱民的歧视的指认，是邪恶下流的欲望的目光，是施之于女性的权力与暴力的传达。因此，成为娘子军女战士后的琼花，只有两度身着女装：一次是深入敌占区化装侦察，另一次则是随洪常青打进椰林寨。换言之，只有在敌人面前，她才需要“化装”为女人，表演女人身份与性爱。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妇女在她们获准分享社会与话语权力的同时，失去了她们的性别身份与其话语的性别身份；在她们真实地参与历史的同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确切地说，是男性的）假面背后。新的法律和体制，确乎使中国妇女在相当程度上免遭“秦香莲”的悲剧，但却以另一种方式加剧了“花木兰”式的女性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