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北京｜从《脸的历史》看“一个男人的肖像”

展览开始于当代艺术家回应古典叙事的绘画。例如沃伊特奇·科瓦里克（Vojtěch Kovařík）创作于2020年的《巴克斯》（Bacchus），画作以巨大的尺幅展现了公元前约200年便备受古罗马人民崇拜的酒神。

部分艺术家也试图跳脱出传统的叙事手法，结合个人经历与古代神话故事、古典绘画技巧进行再次创作。他们精确地捕捉了当下时代的特点，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诠释诸神、美少年、先驱者与普罗大众。比如墨西哥裔美国艺术家费利佩·贝扎（Felipe Baeza）便将阿兹特克神话中的重生之神与自我的身份认同联系起来，用饱经时间洗礼的剪报、麻线等特别材料创作了《紫色的希佩托特克》（Xipe Totec Morado）。

费利佩·贝扎，《紫色的西佩托特克》，2017年，153.7x111.1厘米，墨水、石墨、亚克力、麻线、乙烯基、剪紙、蛋彩画

Felipe Baeza, Xipe Totec Morado, 2017. 153.7x111.1cm. Ink, graphite, acrylic, twine, flashe, cut paper, tempera paintings.

在《脸的历史》中，作者提到，肖像不是既定的图像，而是一张不断与变化中的社会规范相配合的面具^[1]——它们揭示肖像创作的背景，反映当时的文化价值观、权力结构与技术能力。回溯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中细致入微的细节凸显了艺术家对人文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推崇；当代艺术中的抽象表现则反映了创作者向自我身份的探索与个性化的思想、情感。“圣经中说，人是依据上帝的形象而创造。丢勒将自己呈现为一个造物主的图像。在貌似基督的脸部描绘中，一个似乎是经由二次曝光的原始图像（Urbild）被目光召唤出场。”^[2]当代艺术家站在今天的节点上再看历史，引领观众体验画作中同时存在的个体意识与民族的文化记忆。

图像中的“自我”

第二个展厅集中呈现了馆藏作品中当代艺术家的自画像，也提示服饰元素在肖像艺术中的关键作用。其中，部分创作者们试图想象自己以第三人称视角凝视“自我”，或延续了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约翰尼斯·古姆普（Johannes Gumpp）等人以镜为媒的手法，或将自我投射在其他物体之上，为“自画像”的意义提供更多讨论的路径。

“即使是在创作自画像的时候，伦勃朗也会在镜子前表演不同的角色，以各种姿态来呈现他的‘自我’。只有通过一系列的脸（和肖像），这些不同的脸之间才会在他的生命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定的内在关联。‘自画像依靠自我修辞学而存在，因为自我不断变化，自画像也必须随之改变。’”^[3]

休·斯莫克，《保持凝视》，2022年，91x122厘米，木板布面油画 

Thew Smoak, Holding the Gaze, 2022. 91x122cm. Oil on canvas over wood panel

中国艺术家马海伦近年来创作了一系列以家乡新疆为题材的摄影作品。参展作品《乌鲁克林》（Uruklyn）的题目融合了乌鲁木齐与纽约布鲁克林两个区域地名。画面中，男孩身着西式的睡衣与充满民族特色的皮草。艺术家希望通过镜头，为不熟悉相关文化的观众展现本地的真实面貌，也期待当地人以全新视角去看待周遭习以为常但又不常见于主流媒体的文化事物。

“在本雅明看来，对传统肖像的摒弃并不意味着‘对人的摒弃’。今后的摄影必须将那些从未‘有照片留诸后世’的社会阶层也作为表现对象。唯有如此，摄影才能‘表达出显现在人们脸上的那种无名性’。”^[4]

马海伦，《乌鲁克林》，2021年，120x80厘米，喷墨印刷

Ma Hailun, Uruklyn, 2021. 120x80cm. Inkjet print.

肖像中各个主体的关系

群像肖像可侧面体现创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关系。展厅三的空间布景模拟开放的水面，以画面中共同的布景，即泳池作为非典型的公共场所链接起厅内展品。

“X的收藏202：一个男人的肖像”展览现场

布兰登·利普奇克（Brandon Lipchik）的《泳池拍摄》（Pool Shoot）中，艺术家利用3D建模提取出失真抽象的形象并手动转化到画布表面，手持相机的人所具有的侵略感被夸张的表现手法放大，泳池赋予个体即时解放的权利也在此体现。

布兰登·利普奇克，《泳池拍摄》，2021年，200x301厘米，布面丙烯油画

Brandon Lipchik, Pool Shoot, 2021. 200x301cm. Oil and acrylic paint on canvas.

展厅五中，部分艺术家通过展示个体与身边动物的动态互动进一步刻画肖像的主体。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曾提出，人类的脸是一种对于现实社会动态的反应。^[5]在文化领域中，任何一种产物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种线性的、单一的文化的事物。所以在这种语境下，艺术品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通过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将集体叙事中共通的部分结合个人情绪所进行的加工创作。

阿德里安·盖勒，《房屋》，2021年，130x195厘米，布面油画

Adrian Geller, Houses, 2021. 130x195cm. Oil on canvas.

典范面孔与社会身份

“媒体社会里的脸屈从于政治与广告逻辑，大众媒体（一个顾名思义的概念）提供了一种作为商品和武器的脸。被媒体不断传播的名人脸与大众的无名脸之间，存在一种隐匿的相互作用。作为面具而产生，或者说被‘制造’出来的脸，使媒体对脸的消费得以维持。”^[6] 展厅六的蓝色壁布上，易烊千玺、金城武与《美国精神病人》的主角帕特里克·贝特曼（Patrick Bateman）的面孔成为肖像画里承载注意力的中心；中国艺术家张皓言的《银色皮肤》（Silver Skin）则描摹了特摄人物形象奥特曼。托马斯·马乔（Thomas Macho）将公众人物的脸称为“典范”（vorbild）——此处并不指代道德或社会中的模范，而是表示一些被呈现在大众前的脸谱化的面孔。^[7]正如奥特曼等卡通英雄人物，符号化的脸由于受到单一情感的注入而缺少真实性。但是艺术家通过想象揭露了“典范”皮囊下的肉身，使超级英雄与每一个凡人的感性时刻产生共鸣，为没有直接展现脸孔的肖像赋予了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表情。

张皓言，《银色皮肤》，2022年，40x50厘米，布面油画

Zhang Haoyan, Silver Skin, 2022. 40x50cm. Oil on canvas.

展示平台的走廊串联起X美术馆创始人黄勖夫先生富有趣味的收藏。尽头处，艺术家陈维的摄影作品《独特》（Unique）中，黄勖夫现身于一家钟表店铺。从前，肖像作品的委托者曾将作品视为彰显财力与地位的方式；今天，委任创作或拍摄肖像作品更普遍地成为个人记忆与家庭活动的保存手段，委托者或借此表达个人审美的偏好——委托动机上的改变正揭示着今天肖像作品愈发多元的属性与功能。

陈维，《独特》，2019年，60x90厘米，收藏级艺术微喷

Chen Wei, Unique, 2019. 60x90cm. Pigment Print.

当时间消解了肖像画中特定人物的具体身份，诸多作品的标题或许终归落到极具普遍性的描述上。我们试图通过梳理收藏，借“一个男人的肖像”为题，对照过去与今天的肖像艺术在审美趋势上与社会功能上的异同；同时我们也希望借此思考，肖像艺术所反映的人类内心世界。因此，《脸的历史》中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相关论述成为贯穿展览的脉络，我们欢迎各位观众驻足阅读，一起从更多面向解读当代肖像作品。

注释：

[1] 汉斯 · 贝尔廷（Hans Belting）。《脸的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73页。

[2] 汉斯 · 贝尔廷（Hans Belting）。《脸的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71页。

[3] 汉斯 · 贝尔廷（Hans Belting）。《脸的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214页。

[4] 汉斯 · 贝尔廷（Hans Belting）。《脸的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219页

[5]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Objet et méthodes de l'histoire de la culture，1982年，247页。

[6] 汉斯 · 贝尔廷（Hans Belting）。《脸的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243页。

[7] 托马斯·马乔 （Thomas Macho）。Vorbilder， München，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