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文学史的焦虑和犹豫不决

文学史建基于进化论的时间意识形态，“滚滚向前”、“遥遥领先”或“明天会更好”，人们借此划分所谓“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后现代”或“新时代”（其中的起讫边界模糊不清永远争论不休），建立起不言自明的等级秩序。因而进化论直线时间观的心理内容就是——“焦虑”。洪子诚老师谈论过“文学的焦虑症”：

只要我们还生存于进化论的时间意识形态之中，焦虑就永远有增无减。20世纪80年代，突然兴起了撰写“当代文学史”的热潮（到了21世纪初年，成文的“当代文学史”已经有270部之多［2］）。遥想当年（1985年），《文汇报》发表了唐弢先生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他认为：“历史需要稳定。有些属于开始探索的问题，有些尚在剧烈变化的东西，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生活的筛洗，也经过它本身内在的斗争和演变，才能将杂质汰除出去，事物本来面目逐渐清晰，理清线索，找出规律，写文学史的条件也便成熟了。”［3］施蛰存先生撰文声援唐弢，引用俄罗斯文学史写法与《史记》等材料来论证“当代事，不成史”［4］。老先生们都敏感到史家们心中的焦虑，苦口婆心劝大家稍安勿躁，“何必急急忙忙为当代文学写史呢”。然而他们更深层的疑虑，是对时间意识形态的疑虑，而且话说得很重：“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唐弢）“我以为现今我们把文学史时期划分为‘近代’、‘ 现代’和‘当代’三个时代，这是很不适当的。”（施蛰存）但都一笔带过，点到即止，所以没人注意。反驳者都在忙于论证“现代”只有三十年，“当代”至少五六十年了，此时不写史，更待何时。“当代”是当代人的通行证，“当代文学史”是当代人心灵史的自我确认，“稳定”绝非人们需要考虑的标准：修复那幅民族精神画卷的任务已迫在眉睫。

“稳定”意味着“沉淀”、“筛洗”和“汰除”，证明了文学史是一种排他性的话语装置，证明了“现代”或“当代”不仅是一种时间标记，而且是一种价值体系。当是时也，多年建构成型的“现代文学史”也开始不再“稳定”，历史分期、思潮勾勒、现象命名、入史选择、顺序排次、评述多寡这些全都成了问题。本来“鲁郭茅巴老曹”，座次排得好好的，突然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钟书）也想挤进来。讲了很多年的“新诗”，突然讨论说要不要讲 “新文化人的旧体诗”（王富仁说“这是涉及现代文学史的质的规定性的严重问题”）。吴福辉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增写了三章“通俗小说”，讨论张恨水的篇幅相当可观，平江不肖生、白羽和予且，也堂皇跻身于部颁教材。旷新年指出：

文学史叙述的政治先锋性被审美先锋性取代，激进的排斥性锐气被“多元化”的包容取代。焦虑和犹豫不决，折射了当今文学史叙述中的种种矛盾与困惑。吊诡的是，对不再稳定的“现代文学史”的大规模“重写”，也为无须稳定的“当代文学史”铺平了道路。可是，吾人到底为何“犹豫不决”呢？

洪子诚老师一边写《中国当代文学史》，一边陷入“矛盾之网”，一直在探讨重重“问题”以及相关的“方法”。这些问题曾经写在给钱理群的小纸条里：

洪老师在《我们为何犹豫不决》的长文中重新引用了这些问题——

“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搁置评价，包括审美评价？或者说，这种‘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各种文学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们作出选择和评价是另一回事。而我们据以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这里有好坏、高低、粗细等等的差异吗？如果不是作为‘文学’史，而是作为文学‘史’，我们对值得写入‘史’的依据又是什么？”“当我们在不断地质询、颠覆那种被神圣化了的、本质化了的叙事时，是不是也要警惕将自己的质询、叙述‘本质化’、‘神圣化’？”而且，“是不是任何的叙述都是同等的？我们是否应质疑一切叙述？……在一切叙述都有历史局限性的判定之下，我们是否会走向犬儒主义，走向失去道德责任，逃避必要的历史承担？……”如此等等……待到想听钱先生的意见时，他接着却说：“这也正是我也没有想清楚的。”［6］

连珠炮般的排比句，集中讨论的是“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追问的焦点正是价值体系（20世纪50年代的阶级话语和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一齐坍塌之后，如何做文学研究，如何写文学史？（其实钱先生的回答很容易想象，“不能等到想清楚了才去做”。）——“历史化”！陈培浩指出，在与革命文学话语和新启蒙话语的双重对话中，洪子诚确立了（外部的以及内部的）文学制度史的“历史化”研究：“面对文学史的困惑，洪子诚经常自谦‘犹豫不决’。显然，‘犹豫’对他来说绝不是缺乏判断力，而是尽量提供容纳各种复杂性的文学史空间，所以他用‘犹豫’发展起一种充满自限意识的微弱叙事，这种‘犹豫’说到底还是基于‘历史化’方法基础上的坚持。”［7］

洪老师的“微弱叙事”并不给出问题的简单“答案”，而总是提出“为何会有此问题”，“产生此一问题的条件和语境为何”，总是提供思考和观察问题的多种角度，总是提供对此问题的多重参考意见。略举一例，譬如世纪初曾经喧嚣一时的对虚构出来的“纯文学”的批判，洪老师先“摆事实”：“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文学边缘化，文学已经退出公众社会生活空间，失去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原因据说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纯文学’思潮影响，导致文学‘脱离政治’的结果……‘纯文学’的主张、思潮真的有那么大的能量吗？真应该承担这样的‘罪责’？……时代留给关注形式、语言的时间、空间，在现代中国其实非常有限、非常狭小，哪里会有现在描述的这种力量？”

接着，洪老师提出从反方向思考的可能性：“在‘政治’和‘文学’的关系上，‘文学’常常扮演了被追责的角色。就像年轻的朋友张慧瑜在一篇谈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文章中说的，为什么只说文学有什么问题，而不问‘政治’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文学离开政治就需要追究责任？它所要紧密关联或试图脱离的‘政治’，究竟又是什么样的‘政治’？”

思考并未就此止步，洪老师的疑问句持续排出：

吾人从“微弱叙事”中，读出了赵园所说的，洪老师的“坚硬”［9］。洪老师自己对“坚硬”的诠释却是：“我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宗教的影响在我主要的是，一个人要时刻保持对善恶、美丑、经验和超验区分的信心，虽然美丑等等的标准会在历史中发生变化。在研究中，我经常质疑‘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方式，但我在最基本的方面，仍是个‘二元’的信仰者。我不愿意这个世界变得混沌不清。总之，如果说有‘坚硬’的方面，就是不太投机，不愿对权势者（政治的、学术的权势者）谄媚。”［10］

“离开个体经验和自我意识的加入，论述可能会成为无生命之物，‘历史’有可能成为悬空之物，但过度的投入、取代，对象也可能在‘自我’之中迷失，‘历史’成为主体的自我映照。”［11］个体经验与历史叙述之间的纠葛，是洪子诚一再思考的学术命题。钱理群多次说到这一代学者的先天不足，唯一可以依仗的是在当代历练获得的独特生命体验。由于获取此一“生命体验”的代价之大，弥足珍贵，叙史者必须以极强大的意志来“内敛”自身的主观偏见。

洪子诚说，“王光明先生谈到我的文学史，说它的优点是‘努力克服主观视野的遮蔽性’。不过，赵园先生的看法有些不同，她肯定的是‘个人的当代经验之于当代史研究的正面意义’。她说，‘关于记忆的不可靠，个人经验的局限性、相对性，我们已经知道得太多，个人经验的积极意义却还有待于证实与发掘’”。洪子诚承认“个人经验”确实不只具有消极的意义，“但是，它的‘价值’，并不存在于它的自身，而是在与另外的经验、叙述的比较、碰撞中才能呈现”。洪子诚警惕“对个人经验不加反省的滥用，以及将个人经验、记忆简单转化为道德判断的倾向”，有价值的“个人经验”，是那些“未被赋予‘合法性’而被忽略、遮蔽的‘异质’的部分”［12］。然而，到底什么是当代人个人经验中的“异质”的部分呢？

当代文学史家的主体性始终是悬浮不定的，他们如此深刻地“嵌入”时代之中，却又绝望地想要跟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当代人，就是“不合时宜的人”。“当代人不合时宜”（尼采）——阿甘本说：“尼采把自己与现时是否‘合宜’、是否‘当代’的宣言，放到了一种断裂和瓦解当中。那些真正当代的人，那些真正地属于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符合时代要求也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合宜的（inattuale）。但恰恰是因为这种条件，恰恰是通过这种断裂和时代错误，他们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感知和理解自身的时代。”［13］

贺桂梅总结她的导师、文学史家洪子诚，“不退让，也不跟从”。赵园则注意到了洪子诚的“罕见的禀赋与能力”：“在所属的一代人中，洪先生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某些不为‘代’所囿的品质。他较少地受制于他成长的那个时代的学风与文风，赋有那一代人中较为稀有的对作品细腻的审美感觉，这种感觉曾经是备受压抑的。理论兴趣与审美感觉，有助于自我更新，也借此保持了与年轻学人间的呼应与沟通。与自己生活的时代的风尚保持距离，毋宁说是一种罕见的禀赋与能力，禀赋系于先天，能力也赖有后天的努力，甚至是自觉的清醒的努力。”［14］——正由于此，洪子诚能够在“声色俱厉”的时代，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那份“温和”。可是，为什么这种“温和”是稀有、罕见、不为时代所容的呢？

以空间来呈现时间最常使用的一种图像，是一条永不停止的前行矢线，从遥远的过去开始，经由当下，而朝向无尽的未来奔去。这是一种物理性的时间；或者说，是物理性地把时间空间化的一种图示。本尼迪克·安德森说，这种均质而空洞的物理时间，不仅是现代性的标志，更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打造铺平好了道路。

在线性时间的绵延中“爆裂”出一个时间点，命名为“现代”（或“当代”），表征人们意识到了时代的断裂和瓦解，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分崩离析。“当代”是一个疑义重重的时间框架，既是对某一时段、时期的划分和命名，又是一个价值判断的标记；既在时间之流中攫取意义，本身又反过来否定时间之流。它既是历史的，又是非历史的或超历史的乃至反历史的。——“天地玄黄”，或“时间开始了”，恰恰都是“危机时刻”的不同表述。

究其实，吾人所应对的晚清以来二百年的文学，正是“危机中的文学”或“危机之后的文学”。“浩劫之后写诗已不可能”（阿多诺）——文学已经是不成其为文学的文学，“文学”崩裂为无数的历史碎片。不但传统的《艺文志》《文苑传》基本失效，再也无法“考镜源流”，讲述有机的文学史“大故事”；而且，经由日本引进的文学史“装置”，得益于“科学” 精神、“进化”观念和“系统”方法，加上高等教育体制的支撑加持，也无法将此“不明写作物体”（UWO）安放得服服帖帖，来绘制民族灵魂的完美画卷［15］。

高校体制的加持在此特别关键。北大中文系同仁讨论“洪史”，陈平原说，“这不是一本纯粹的教科书，也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专著”，指出了此书“述学文体”的“暧昧性”。教科书直接是高校体制的“刚需”产物，难免被各“利益相关”方碾成平庸之作；单刀直入，特立独行的学术专著才是“理想的学问境界”。而洪著如此兼顾二者，绝难讨好。陈平原多次举鲁迅为例。鲁迅晚年再三表示想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最后还是功败垂成。为什么？最为关键的，还是鲁迅的学术志向与文学史著述体例之间的“差距”。鲁迅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此话不假。学科设置中“假如没有文学史”，平原君断言现代很多贤人高士都不会依此体例“立言”。他因此推崇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洞彻多少冠冕堂皇体系大厦的迟早坍塌，转而“抚摸文明的碎片”，“ 从中读出宇宙的奥秘与精义”［16］。洪子诚完全认同“文学史”装置必在不久将来消亡的论断，趁现在课堂上、出版业都还余威尚存，还可以做点事。然后自嘲说，好在我已经退休，已无“再就业”的忧虑了。

其实，洪老师从高校体制中隐退，同时也挣脱了“文学史”著述体例，某种意义上，他从一个体系性的“文学史家”转型为本雅明意义上的历史碎片“拾荒者”。

出于偶然，1967年春夏之交（当代史上的又一个严重的“危机时刻”），洪子诚接触到中国作协档案室里的很多资料，匆匆忙忙地抄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多年以后，这些会议记录、检讨、揭发、自传、日记、回忆录、访谈和“大事记”，这些“历史的边角废料”，被加上了详尽的“平行注释”，编成了一本名曰《材料与注释》的当代奇书。洪老师说，他“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17］。

除了穿梭时空的交叉比对，材料的“文本形态学”尤为值得重视。格式、称呼、语调和归档方式…… “检讨书”、“认罪书”、“批判材料”和“交代材料”是那个时代独特的文本类型，这种“形式”更深地楔入了时代的特殊构造，透露那个时代与社会生活的独特信息。材料背后当事人的尊严和屈辱，迂回和坦诚，则是洪老师最想“展示”却始终无法展示的“历史内容”。

孙民乐引用卡利内斯库的“幽灵作祟”说，为《材料与注释》的阅读效果作诠：第一，某些文本时常如鬼魂般地纠缠我们，向我们的记忆、关注和想象提出要求，驱使我们去重新阅读，使它们得以在我们内心一再映现；第二，一些文本作祟于另一些文本，如同预期的或不请自来的访客出没于文本之中，早起的文本会作祟于晚出的文本，后出的文本也会缠附于早先的文本；第三，作为主动的阅读者，我们也会与一些文本纠缠不休，想要弄清楚它们的“吸力”所在，或是去体验使它们重获新鲜和活力的能力。孙民乐说，连同《我的阅读史》和《读作品记》等著作的发表，洪子诚老师实现了对文学史的“救赎”［18］。

这一代人成长的年代，一直鼓励一种一往无前的思维和言说方式，鼓励将复杂的事物简化为黑白分明的“无可选择的选择”。洪子诚在他喜好的契诃夫的多年阅读中，提醒我们：“在契诃夫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值得关注的是一种适度的、温和的‘怀疑的智慧’：怀疑他打算首肯，打算揭露、批判的对象，但也从对象那里受到启示，而怀疑这种‘怀疑’和‘怀疑者’自身。这种‘怀疑’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否定，因而不可能采取激烈的形态。它不是指向一种终结性的论述，给出明确答案，规定某种坚硬的情感、思维路线。他从不把问题引向一个确定的方向，他暴露事情的多面性，包括前景。也就是说，思想捕捉各种经验与对象，而未有意将它们融入或排斥于某种始终不变、无所不包的一元识见之中。”［19］

这也正是对“犹豫不决”一词的最好诠释。我想说的是，犹豫不决的微弱叙事，多多少少也偏离了那个“匀质而空洞的物理时间”，多多少少跃迁到了或一种“异质的”时间观之中。在尼采的那些“不合时宜的沉思”中，下列句子仍将带来深远的启迪：“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标，一切笔直都是骗人的，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20］当然，你若要在尼采的时间观里勇往直前，你遇到的就是“永劫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