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如何对待历史中的情感，是所有想要正确叙述历史的历史学家需要必须担心的问题。
1941年费弗尔呼吁建立情感史，他否定了历史聚焦于政治这一点，并从纳粹的历史中意识到，政治本身就不是理性的，不是没有感情的。费弗尔认为研究情感非常重要，因为“情感生活总是准备延伸进智力生活中去……仇恨的历史，恐惧的历史，残酷的历史，爱的历史。” 他呼吁对此进行历史叙述，因为情感是最基本的东西，因为是情感最先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但它们同时也是原始的。正是在情感构建的基本组织之上，人类文明中的语言、观念和制度才产生，但情感却与它所生发出的文化相区隔。对于费弗尔来说，情感并不是文明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对文明的存在至关重要。
正因如此，在今天历史不仅仅意味着宏大叙事，在转向对微观历史的关注中，情感的历史对我们来说无比重要。
本文节选自《情感何为》，作者芭芭拉·H.罗森韦恩旨在考察西方历史上的情感史学，并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新的思考方法。
张春田、姜文涛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史学家大多将中世纪作为现代性的陪衬，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宏大叙事。现在我们快速地转换一下地域。在美国，现代情感史研究往往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关“情感家庭”形成的研究，另一类是对“荣誉制”社会的研究——如美国的南方社会和欧洲的地中海文化。
研究情感家庭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家庭是冷酷和无爱的；一直要到18世纪，有爱的家庭才出现。没有感情的家庭这一概念与中世纪情绪过度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情感家庭内的爱应是平和的、克制的、坚定的。这样看来，前现代家庭充其量是一个进行繁育的社会情的。
无论欧洲南部还是美国南方，都给情感史以启迪。爱德华·缪尔（Edward Muir）的《热血狂怒》（Mad Blood Stirring）是埃利亚斯范式下一个精妙的例子。缪尔研究了一群不安分的意大利贵族，他们为了维护荣誉，似乎一直处在无止境的复仇中。缪尔认为，在这些贵族们学会隐忍怒气、成为有教养的廷臣之时，“情感史上最伟大的转变之一”发生了。同样，莫琳·弗林（Maureen Flynn）有关早期西班牙文化中的愤怒的著作，也援引了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对游戏中的儿童的研究，来解释16世纪亵渎神明的目的。她把神职人员的“考察、忏悔、赦罪”等视为“‘文明进程’的一部分”。
联系美国南方来看，情感史倾向于认为南北战争才是“文明化的时刻”。在这种观念里，古老的南方代表“传统社会”。在《南方的荣誉》（Southern Honor）中，伯特伦·怀亚特-布朗（Bertram Wyatt-Brown）或许对这种倾向颇为赞同，他将实质上的印第安-欧洲文化的道德准则视为统领古老南方准则的源头。怀亚特-布朗并没有在美国南方的风俗是在德国的森林里发现的这一点上过分纠缠，他认为一种关于荣誉的传统“从欧洲中部和亚洲”传到了南方白人世界，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文化——重视英勇、家庭和父权。只有到了南北战争，以及随后的世俗化和工业化进程之后，荣誉的权威才被扫净。
从美国史学转向欧洲史学，我们发现情感史植根于年鉴学派的研究路径，并以费弗尔本人为代表；尽管随着时间推移，研究方法得到改进并更加国际化了。总的来说，年鉴学派所反对的是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仅针对精英的研究，他们把对象放在大众身上。但是，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把观念和情感分离开来，并把情感融入“心态”这个脉络里。年鉴学派把大众描绘成是消极臣服于自身心态的奴隶。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认为人们自身的心态是受限的、不充分的，使得人们很难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斯图尔特·克拉克（Stuart Clark）对年鉴学派的思考进行了总结：“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安感导致了情感创伤。在充满敌意、无法确知的环境中生存，人迷失在一个无法被准确觉知的世界里，普通人变得严重焦虑，乃至变成精神病性焦虑的受害者。
如果说中世纪研究者认同宏大叙事（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认同），那通常是通过年鉴学派达成的。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中已经展现了一幅这种社会里出现的画面：“道德或社会习俗还不需要有教养的人压抑他们的悲伤和狂喜。”让·德吕莫为上述美好增添了恐惧：他认为贯穿14至18世纪的强烈恐惧，其源头是大海、黑夜、陌生人、女人、巫婆、上帝、瘟疫、饥荒、土耳其人、教会分裂与战争。此外，对于德吕莫来说，还有其他的恐惧，这些恐惧直接从教会的教导中创造出来。它们代表的不是蒙昧头脑的激情，而是修道院情感氛围的转移和拓展。对人的约束本是存而不论的，直到天主教托钵会的修士将禁欲弃世的理念传递给了大众。从那以后，开始出现了“欧洲罪感心态”（European guilt mentality）。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年鉴学派观点，它更像是一种为近代早期寻找情感学的尝试。它也不严格跟随埃利亚斯的脚步，因为是教会、而不是国家，才是德吕莫所认为的“文明者”，但这种观点在宏大叙事的框架里也是行得通的。
奥地利的彼得·丁泽巴赫（Peter Dinzelbacher）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提出，中世纪晚期的教会知道可以如何唤醒“中世纪人想象的恐惧和希望”来为他们所用，尽管这肯定是真挚的。丁泽巴赫也谈到了更早一点的时期，即中世纪早期的社会，他形容那时的社会是为了战争而组织起来的，社会上的恐惧很快就因基督圣徒的到来而得到抚慰。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艰难和非情绪化的时期。除了在修道院里，人不会吐露心声。情感史学家几乎不用考虑这个问题。随着12世纪的到来，人们的心境发生了变化。外部威胁的结束和社会生活中全新的复杂性导致了“文明进程”的到来和超我的形成。人们对内在的自我产生了温柔的感情和新的尝试探索；同时，“令人惊讶的是，情感生活的阴暗面清晰地进入人们的意识，仇恨和焦虑被越来越多地投射到尘世的魔鬼（异教徒和犹太人）和超自然的魔鬼（恶魔）身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本荟萃情感研究最经典的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