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严肃的事，做有趣的人
文 | 此舒非彼叔
前几天傍晚在路上开车，收到朋友转来的消息，一段黑白监控视频里，一个穿着骑手服的小哥手拿一把刀，正在冲撞某人的门，门被关上后他猛踹了几脚，嘴上骂骂咧咧，叫嚣着“不给钱我天天来，你们跑不掉的”，“昨天骂我骂的几爽啊！啊！”
视频背景里，过道上的瓷砖和防火门很熟悉，这不是我的小区吗！再一看小区群里，已经炸开了锅。大致经过是因为这个外卖员送餐不打电话不敲门，还经常送错外卖，业主投诉了他，可能是平台扣了钱，就直接上门了，幸亏业主反应快把他推了出去，不然难逃一劫。
群里有人要求加强安保，顺便骂了一遍物业，责怪门岗什么人都放进来。也有人说：多留口德，凡事留一线。更多的是同情外卖小哥的声音：成年人的世界太难了，持刀上门，至少要拘留15天，究竟是什么事儿把他逼成这样？
当一个成年人选择了用极端的方式来发泄怨气，大众的自我代入感很强，人人都在生活的压力下紧绷着一根弦，没有断而已。不知道哪天，越来越多的负重，压到临界点，每个人都有爆炸的可能。
还有一条打工人的评论：底层人就没必要伤害底层人了。让群里另一个打工人瞬间泪目, 却让我感到惴惴不安。
最近的中文自媒体上，常常出现一个词，就叫做“底层互害”，用来形容珠海和无锡发生的恶性案件，或者外卖小哥上门报复等事件。
这句话里蕴含了很多的社会情绪，大多数是从看客的角度进行的评论，弥漫着一种自怜和悲观。但我非常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里面充满了逻辑谬误和隐形歧视，掩饰了很多真正的问题。
谁是“底层”？
底层的定义很模糊，一般是指社会、组织中最低的阶层，农业社会中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在现代商业社会反过来了，农民的地位变低，社会评价体系自古至今都在变化，并没有确切的标准。
从粗略的统计来看，月收入3000元以上可以被定义为中产阶级，那在这之下的是否就是底层？在中国，这个群体的规模有9亿人之多，是不是太庞大了。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德文在一篇学术文章中，从社会处境上相对精确地划分了阶层结构中的下层和底层。其中“下层群体”从事的职业较为庞杂，但生活境遇都比较差：工作强度大、工资不高、社会保障少、工作风险高，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而“底层群体”的境况更糟糕，多为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低保户等。
江苏宜兴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的伤人案中，21岁的学生因为考试不合格拿不到毕业证，以及对实习报酬不满，回校向其他学生发泄。将他和受害的学生定义为底层并不贴切，他们很年轻，只要活着，就还有很多的机会。
我曾经在宜兴实习过，当地经济相对比较发达，遍地都是紫砂工坊以及相关的工艺和材料产业，很多紫砂工艺师会送子女去职校去学习这门技艺。如果毕业不了，也未必不能在当地或江浙沪找到一份工作，哪怕是跑腿、送外卖或送快递。
而外卖员在收入上相对不低，也很难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底层，顶多算是出卖劳动力的下层群体。所以，“底层人伤害底层人”在社会阶层的界定上并不成立，从语言上将外卖员、职校学生、离婚失意者划分为底层，反而容易造成刻板印象，让他们在社会处境和身份认同上更难实现阶层跨越。
当我们厘清了这些，才能去探究真正的问题所在。
“底层互害”是一种责任转移
当极端恶性事件发生，随着肇事者的背景信息逐步公开，人们总能在他们身上找到某些可悲的地方，例如贫穷、自卑、不被社会承认，去试图理解他的动机，马加爵案件至今令人记忆犹新。一个人被边缘化太久，陷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顿，却不知道是谁造成了这个局面，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破局，于是把怨气撒到同样弱势的人身上。
但当人们说“底层互害”时，其潜台词是，大家都不是无辜的，所有的“底层人士”都是“有罪的”，比如马加爵的同学打牌时跟他发生了口角，导致被杀害；小区业主骂了送错单的外卖员，还投诉了他，致使他上门报复。
这个逻辑非常危险，不仅让人们对犯罪分子的道德愤慨和应负的法律责任消散了，也放弃了对当下社会治理体系的追责。
如何缩小城乡差距，如何让不同职业的人有尊严地劳动，如何减少学历歧视、性别歧视，如何保障社会公平，难道不是在每一次恶性事件发生后更应该反思和改善的吗？
很可惜，当人们将罪与罚都归结为“底层”的顽劣，对于推动社会体系的进步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是给更多泄愤者一种暗示，遇到不公，是没有办法去追究大的社会体系，让它变得合理的，唯一的渠道是再去伤害跟自己一样的人，给这个庞大的体系一点冲击。
但这个冲击，对于社会体系微不足道，对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以及背后的家庭，却是灭顶之灾。
“底层互害”恰恰说明系统性问题无解
为什么人们会产生“底层互害”的逻辑？是因为解决系统性问题的希望非常渺茫，挑战庞大机器的无力感，让网友只能众口朝下，去挑弱者的毛病：是你们自己没背景没学历，落到这个地步，怪不得社会。
2020年，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揭露了算法对于外卖员的操控，让人们从一个微观角度理解了，“系统”是如何影响每个个体的，很多人的困境，并不是真的由自己造成，而是算法程序设置的规则，剥削着外卖员的时间和人身安全。
外卖小哥事件几天后，更多的细节浮出水面，外卖员送错了餐，换回来的期间，顾客吃掉了送错的那份，还给他打了差评加投诉，平台扣了2次外卖小哥的钱，连同被吃掉的那份餐也从外卖员身上扣。他把顾客原本的餐送回来，找他商量能否把吃掉的那份餐钱赔给他，顾客拒绝，态度很嚣张还辱骂外卖员，于是有了文章开始的那一幕。最终报警后双方和解，由顾客赔了餐钱。
虽然厘清了当事人的责任，没有发生恶性冲突，但当3次扣款自动落在外卖小哥头上，他没有选择去找平台申诉，也许根本没有申诉渠道，或者即便申诉了，外卖员在系统中仍是没有话语权的，被严格控制的某个服务程序。当微小的个体无法撼动系统的规则，便只能用极端的方法，去讨个公道。
很遗憾，从2020年那篇文章引起关注到现在，外卖平台系统似乎并没有变得更好。外卖员骑得越来越快了，我无数次在小区带娃差点被撞到，送餐服务质量也越发下降，当平台的设计不考虑人，而只关注效率和利益，把人变成工具，最后只有双输的结局。
我们又何尝不是生活在一个个看不见的“系统”里，它一环扣一环，从小学到大学，从职场小白到资深牛马，从找对象到结婚生子，这个系统用各种无形的规训，让人步步为营，走错一步就失去了所有机会，game over。试想，如果职校在就业链条中没有受到诸多歧视，企业更加重视实际技能而非一纸文凭，没有拿到毕业证的职校学生也许不会被社会抛弃，也不会因为报复社会而回校痛下杀手。
制造“底层互害”的系统，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
作者：此舒非彼叔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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