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严肃的事，做有趣的人
文 | 花恐龙
大家好，我是花恐龙。
我曾经在德国医院工作过，所以会更有意识地观察两国医院就诊体验的不同。这次在医院里，我经历了一件最正常不过的小事，引发了我良久的思考。
和大家分享一下，也许能引起在中德间跨文化生活的朋友们共鸣与共同探讨。
在诊室外等待时，我观察到，诊室的门上写着“一对一谈话室”。一直以来，我对中国医院的印象还停留在，一个人看病、身后一大群人一边排队一边看着你看病。
而德国不管是在家庭诊所还是在医院，都是由医生呼叫一个病人进入诊室，然后关好门。所以门上的这个标识，在我看来是国内医院一个很大的改变。
等前面的患者从诊室里出来后，我和我爸走进去。因为后面没人，所以我们没有关门。
在我们和医生开始谈话后不久，径直走进来一位女士，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位斯文且家境良好的妇人。她直接挤到了我身边，打断我的话对医生说：“我想你给我儿子开个退烧药。”
由于她太过单刀直入，我首先怀疑这位女士是否和医生相识，才完全不需要开场白。但医生没有反应，女士便又重复了一遍她的请求。
她行动和说话的速度都很正常，没有焦急也没有强势的魄力。我不能感受到她情况的紧急性，便也无法理解她强行打断我们对话的必要性。
所以我直接跟她说：“您能不能等我们说完再提出您的请求呢？”此时医生附和道，一个一个的来。该女士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呆在原地等待。也许，这就是她对我请求的默许。
当我试着跟医生继续谈话，发现她的存在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因为在诊室这样的私人空间，她和我的物理距离，一开始就超越了我的心理舒适区。
于是，我再次向她更直接地提出了我的请求：“我们的谈话还没有完，请问您能不能不要站得离我这么近呢？”
出乎我意料的是，在女士做出回答前，我爸已经出来打圆场了，说我这样是担心大家离得太近会互相传染。医生甚至也对我嘲讽了一句，像我现在的情况，不知该谁怕谁。
女士笑了笑，“哦”了一声表示理解，但依然没有挪动半分，即使最终也再没来新的病人跟她抢位置。
我分享的事情，可能很常见，甚至常见到没有人会留意到它的发生。
但它的发生还是一度让我感到匪夷所思。我虽然也疑惑这位女士边界感为何如此低，不介意生理距离靠一个陌生人这么近，也不怕被传染。但我最大的疑惑还是，她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试图打断一段正在进行的谈话。
我能够理解她跟大家一样，想尽快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在我的理解中，诊室难道不是一个很明确需要“一个一个来”的场合吗？
即使在过去，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大家也是要把纸质的病例放在医生的桌子上排队的。如今，医生应该也要在电子档案间跳跃。即使不需要，他也要在思维层面从我们的谈话中跳出来切入到另一个个案中。
如果我是医生，这样的做法不但有损前面的人的权益，也会打乱我的思路，最终影响我的总体工作效率。
这位女士的情况听上去又不紧急，当然她也根本没有在意是否有人比她更紧急，因为她还没有预先评估过被她“插入”的场合就直接开口了。
我并不想把她的行为直接归类为素质低。身为心理学家的我，相信人的行为背后总有其功能性，以及特定成长背景形成的认知观。
何况，她的行为似乎最后也得到了当值医生的默许，似乎并没有打扰到他的工作。
所以，我很好奇这一套行为习惯背后的动机和功能性。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无人交流，我只能把我的经历发在朋友圈里向网友求解。
网友的热情回复总结出来有以下几点：
女士自己病糊涂了，没空考虑他人感受。
女士的行为能催促我们早点结束。
女士认为开药是件很快的事情，有插队的“正当”理由。医生只要随手开个单，她就不需要等了。
女士来自于一个对规则和秩序不在意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里一直是先抢先得。即使不赶时间，试探一下总不会有错。特别当资源有限（比如医生的上班时间），且守规矩并不能更好地得到资源（在人多的时候等医生叫号），大家就习惯了要时刻争先恐后地去争取。这样做如果并没有遇上什么大麻烦，还能时不时得到好处，那人们就会一直这样做。
这个医院没有做好初诊和回诊分流的系统。跟医生谈过话的人，在做完一些检查后再回来，要见缝插针请医生开药。
大家的回复确实增加了我对事情的理解，也让我突然回想起此次看病过程中的另一个小细节。
因为实在害怕在回程航班前康复不了，我最后还是决定去挂水。相比空荡荡的门诊部，输液室里人满为患。
输液的程序是，把从药房领的药剂交到护士台，然后被安排到一个标着号码的固定座位上，等待护士过来插管。
将我在座位上安排妥当以后，爸爸就不讲一句话地去了护士台观望。过了一会儿，他就跟着一个推着一车输液剂的护士回来了，热情向她指示我的位置。最终，我很快挂上了水。
护士走后，爸爸喜滋滋地跟我分享了他的秘诀：他发现我们上交输液剂后，它会被送到后台配置，然后后台会通过一个窗口将准备好的输液剂传送出来，负责插管的护士再按序将这些输液剂放上小车去找病人。
是他守在那个输出的窗口前，紧盯着每个传出来的瓶子上的标签，当看到我的水瓶出来时，立马把它从传送带上取了下来，直接放上了下一辆等待出发的小车，等于手动给我的水瓶插了个队。
“如果不这样做，我看到大屏幕上显示你前面还有两百多号人呐。”爸爸看起来很得意，很开心。
由于出国后跟父亲相处的机会变得很少，所以我一方面被这父爱深深地感动，另一方面，我也知道这不符合规定，是没有原则的做法。
我不会双标地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是我自己受益了，我就不去计较。但我同时知道，我改变不了我的爸爸，就像我改变不了这整个按照另一套规则运转的大环境。
如果不用好、坏、高、低、文明与否去评价一个文化环境，只从适应层面理解，我发现想要适应我观察到的这种环境，想要在这个环境中尽可能为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获得资源，是需要很多拼搏和抢夺的智慧和勇气的。
医院的这次经历之后，我开始特别留意这种打断别人正在进行的事情的插队现象。当然，我会发现它无所不在。
我越观察，越开始佩服国内这些医生、银行营业员、售货员等服务行业的人，我发现他们真的也已经适应了顾客的插队、插嘴的行为，能同时服务好几个人，记住每个人的要求。
这种效率应该是德国服务人员很难做到的。如果有人插嘴，打断服务人员正在进行的工作，大多时候都会被及时制止和“冷落”，或是收获一句“我没有Multitasking，无法同时进行多个任务。” 所以，大多在德华人对德国服务业的体会就是”慢“。
我曾通过跨文化教育研究得知，大多数德国妈妈从孩子的婴儿时段起，就会培养孩子的“对话秩序”。即，等对方说完一句话后再开始自己的回应。而中国家长几乎不会在意这个细节。
但我现在认为，能在自己讲话的时候听对方、甚至很多人同时讲话，也许是中国人一种很特殊而高超的能力，是种“乱中有序”，是灵活和应变的能力。
而作为一个已经适应了德国的“对话秩序”的人，我觉得我需要很多磨练才能重新获得这种能力，重新适应这种生活。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希望中国和德国的医院都能继续优化自己的系统，让有不同需求的病人都能在不插队的情况下尽快获得需要的治疗。
作者：花恐龙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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