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生产的主要特点是标准化、自动化和流水线。这种机械化生产、大规模生产和城市化，推动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改变，同时也渗透到各领域的细枝末节中去，让人们感受工业化对耕读文化的影响。
李可染《为祖国山河写传》
手工织机的产品幅宽一般在60—70厘米，传世的《五马图》（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宽度为85厘米，在材料上限制了书画的创作空间；唐代宣城贡品里面已经有纸张，但没有应用于书画创作的传世作品佐证，到了清代开始有偏熟的半生宣参与进来，直到清中晚期生宣慢慢成为书画创作的画材主要力量，手工宣纸在尺寸上给书画家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从此不再局限于尺寸的大小。
李公麟《五马图》局部
把书画作品带入商品领域，并附带润格必单且严格执行的应该是从郑板桥开始：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钱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礼物既属纠缠，赊欠犹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作无益语言也。
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
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这里郑板桥虽然没有直说大幅、中幅、小幅虽然没有具体尺寸，但是已经开始了中国画的销售走线了标准化。其实还有早的文字记载的是1629年李日华的《山居随笔》记载：
扇收取磨费五文，如小字细楷则收银一钱和磨费三文……
郑板桥《竹石》（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更早的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里说：“文字润笔，自晋代历来有之，至唐始盛。”比如：李邕、韩愈、白居易等都是从中获益者。
李日华的笔单虽然比郑板桥的早了三十年，但是郑板桥从古至今的社会影响既大且广。郑板桥是把中国书画商业化进程中进行标准化改造的始作俑者，并且也是既得利益者：在没回到扬州时，二女儿出嫁仅送《墨竹》一幅，按润格算也就六两白银。乾隆时期民间有厚嫁习俗，通常嫁妆要大于等于聘礼。现在就想不明白了，郑板桥的二女儿的夫家下的聘礼难不成也是一张大幅国画？这应该是郑板桥比较窘迫的时候。
到了扬州的郑板桥十年间，共得三万两白银售画收入，把钱教给弟弟郑墨在老家兴化一万两买地、两万两改建，这就是郑板桥去世的地方“拥绿园”。
郑板桥《兰花》（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到了清末民初的润笔就更加详细了：两尺、三尺多少钱，加题上款加价多少等等，甚至到了当代书画市场里面直接按平方尺买卖，跟自由市场中的萝卜白菜式的交易没什么两样。在工业化尚不发达的中国，书画产业倒是走在了经济发展的前列。标准化的销售，自然就伴随着标准化的生产和创作，作者按约定和订单开始标准化生产，这种合约标准化创作有利于作品的数量方面的提高，但偏离了艺术创作的独立原则；屈从于经济导引削弱了艺术创作的自由度。有利必有弊，按单位平方尺定价买画定制，也就是标准化订单加快了创作，增加了作者收入，但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水准。
李可染第二幅创作一九六三年年，亦画于从化， 画题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九六三年可染于从化”。此画李可染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现藏中国美术馆。
李可染一生创作了1000张以内的山水画，幅幅都是价值不菲；他的老师齐白石一生创作了15000余幅作品，也是件件价值连城。艺术作品的存世数量到底多少是最佳的保值增值数据，看来还得陆续有实例去支撑最后的结论。李可染一共有七幅《万山红遍》题材接近，但是作品都有变化，看细节更是千差万别，这还真不是现在谈画色变的“流水线”，这是作者不同时期、不同感觉对同一画题的异类阐释。“流水线”是把这七幅作品，同时开始加工，上午画树就七幅一起来、中午画山就七幅一起画、下午画水就七幅一块作。后种还真像现代工业化里面的流水线，移植了工业文明去改造耕读文明。
李可染第六幅创作于一九六四年。画题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九六四年秋九月写毛主席词意于北京西山，可染”。该画北京保利2012年春拍2.9325亿元拍出。
“一分钱，一分货”，普遍适用于很多领域；但是在书画交易中，更应该是“一分货，一分钱”，书画的市场价值应有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独创性、稀缺性来决定。同一作者的不同程度作品，价格不是统一的，一定是有规律可遵循的，“神品、逸品、能品、妙品”都应有自己的价值体现，绝不是每平方尺的单一定价。
李可染第七幅系应荣宝斋之邀，为建国15周年国庆又画了一大幅 此幅题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九六四建国十五周年大庆，可染写主席词意于北京西山”。此件现藏于北京荣宝斋。
李可染第三幅题“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九六四可染写毛主席词意于北京西山八大处”。
李可染第四幅题“万山红遍，层林尺染，毛主席词意，一九六四年可染”。2015年中国嘉德秋拍以1.84亿元拍出。
李可染第五幅创作于一九六四年。画题：“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九六四年秋九月写毛主席词意可染”。现藏于北京画院。
李可染第一幅，画题“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九六二年秋可染作于从化翠溪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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