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巾、65式军装，你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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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群里讨论，1979年，我们团离桂返豫，究竟是在五一前，还是五一后，我记起为纪念参战40周年之后写的一文————《纪念巾飘过四十年》。写的是工兵排鲁小海和章先法，写后者的一条纪念巾当年赠予，与鲁小海家人后来归还的故事。故事中涉及到部队归建的时间，明显是在五一之后。
国辉接着在群里告诉我：“我的174组织股老股长朱琳，安徽庐江人，坦克十一师四十二团政委转业，将纪念巾装裱后挂在堂厅里，真是匠心独具。这是他看了我转发的国祥战友的文章《纪念巾飘过四十年》后发给我的！”
以这种方式保存当年中央慰问团发的纪念巾，也是比较独特的。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找不到这一条纪念巾了，我的纪念巾在我的人生中不知何时消失了。越往年纪大，能够将纪念巾保存下来的，差不多都会有背后的故事，就像上面这样的两个故事，让我们只保留记忆的人，有机会观赏到实物。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但是，曾经是这一个时期的军人，多年后很多人还保存着65式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这就是65式军装的标志。这一款军装，可能是我军装备军队时间最长的，1965年起，一直到1985年百万大裁军开始，20年。
在我的印象中，“文革”期间，年轻人最流行的，就是穿一套这样的军装。我高中毕业后，因为当时尚无高考，当兵是当时农村青年最令人向往的出路，所以，普通人家的我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有当兵的机会，却羡慕别人的军装，哪怕是一顶军帽。当时，村（队）里有一个差不多同龄的小伙有可能当上兵，我就希望今后能否有一套他送给我的军装，但生性内向的我，只是埋在心里想想。不到一年，我机缘巧合参军了，而那位小伙反而没有参军。
离家前，穿上冬季军装的感觉，只记得暖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三个月的新兵连结束之际，发给我们红领章和五角星帽徽，晚上，在新兵班长手把手地指导下，我小心翼翼地钉在衣领和军帽上。已经熄灯了，那是冬天，我们都把上衣盖在上身的被子上，帽子就在床头。本来熄灯后一片寂黑，可我感觉，眼前却是一片通红。我心里知道，这都是红色的领章和帽徽让我产生的心理作用。
我们就是着65式军装去参战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南疆烈士陵园出现集体祭奠烈士的视频画面，参战老兵们都着65式军装，这是符合当时历史真实的。哪怕有些人后来穿上了新式的将校服，来到这里，他们都会重新穿上65式军装。
这一次南疆行，没有要求或准备每人着65式军装，只是给每个人制作了一顶有标识纪念参战的迷彩遮阳帽。但有一个人例外，在团队前往龙州烈士陵园的早上，战友翟朝伟穿戴上了一套几乎崭新的65式军装和军帽。刚开始，猜想一定有人有一种异样感。如果仔细端详，现在已过花甲的他，穿上这套军装，有一种重返青春的效果。记起当年说过的，这军装，稚嫩的人穿着显成熟，年长的人穿着变年轻。在后面的游程中，这套军装让许多战友都“穿越”回去打卡现实了一回。
开点小差，比起后来许多款式新颖的军装，极其简约的65式军装之所以成为一种时代记忆，是因为它是我军自抗美援朝之后，参加大规模实战的着装，还因为它是我军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和平年代（文革）都穿过的军装，并且佩戴领章帽徽。这，可以说空前绝后。
而我要说是的，翟朝伟这一次穿上这身军装，决不是“徒有其表”。
他是朱忠明连长这一次组织活动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出发前就参与起草文稿等准备工作，编排就餐与乘车建制名单，商讨策划行程，接待报到，联络和准备祭奠事宜，主动承担两场互动的主持并献唱歌曲，等等。在我们1号车上，不知他从哪儿弄的“压缩饼干”，在行车途中，让随行的“军嫂”品尝和体验“军味”。
南疆行四天时间，他就没有停歇过。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来为大家服务的。”听朱连长说，朝伟上了北方军校后，分配到北方部队，掉了单，想想，特务连这样的战友还有很多啊，可是他，辗转反侧，好不容易才找到“组织”。难怪他说，“能为大家做点事是缘分。”
整个活动结束后，他去顺游桂林，那天，与在桂林的他视频电话的战友邢文生，突然在群里说，“朝伟刚刚中断与我的连线，说是下车去救援另一辆遇险的乘客去了。”这消息，曾让刚分手的战友们好一阵担心。这件事过后，他有两三天没有在群里冒泡。他是最后一个才返回太原家中，并在群里报平安的。原来，桂林行之后，他只身前往苏北，去看望了尚在医院里住院的老连长马永言。
主动，而稳健；认真，而不自我；热情，而不张扬。这是当年的他。65式军装重新上身，与其说让他变年轻了，不如说他是一个初心依旧、本色不改的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