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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事按：今天我们迎来了第40个教师节。1984年，武汉大学校友、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王梓坤首倡设立教师节。1984年5月的某一天，《北京晚报》头刊发表一篇题为《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的简讯，简讯中写到：“……我们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尊师重教月的活动，该月的一日即定为全国教师节。王校长认为，尊师重教月可定在每年寒暑假前的二三月或八九月份。……”于是，这条短短的简讯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倡议设立教师节的最早文字记载。王梓坤也因此被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提议设立教师节的第一人。
如今王梓坤院士已经95岁了，距离他提出设立教师节也过去了40年。笔者通过对档案资料和王梓坤校友的回忆录进行爬梳，整理此篇，以庆祝第40个教师节。
谨以此文献给王梓坤院士，祝王梓坤校友健康长寿！
祝老师们节日快乐，桃李满园！
王梓坤：从珞珈山的学生到首倡设立教师节的先生
——兼以纪念杰出校友王梓坤院士提倡设立教师节40周年
王梓坤院士
求学珞珈：进入数学殿堂
1948年，19岁的王梓坤从江西省立泰和中学考入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数学系。武汉大学当时学风素称优良，王梓坤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看一看大学里是怎样上数学课的。他记得第一堂课是张远达老师讲高等代数。张老师身穿长衫，挽起白里袖口，不带讲稿和课本，只用一支粉笔，便滔滔不绝地非常熟练地边讲边写，一黑板接着一黑板不断写着。顷刻间，只见一连串的求和公式滚滚而来，王梓坤不由得心中暗暗吃惊。后来全靠张先生的细心讲授，王梓坤终于把这门课学了下来，并逐渐对代数产生了不少兴趣。
王梓坤大学时期的照片（图片来自武汉大学档案馆）
不过，王梓坤毕业后改学了概率论，没有继续深入钻研代数，这也成了他的一些遗憾。张远达教授讲课严密细致，情绪热烈，同学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间跟着他进入“角色”，共同陶醉在代数学的逻辑美中。王梓坤记得，张远达教授总是不辞辛苦，深入宿舍答疑和当面批改作业，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梓坤说，武汉大学数学系教他们课的其他各位老师也无不如此，和张先生一样认真负责，只是各有特点而已。直到这些教授们晚年，年事已高的他们仍担任一、二年级基础课的讲授，坚持战斗在教学的最前线，这是其他大学所少有的。由此可见武大对于当时数学方面基础课的重视。
王梓坤在武汉大学读书时的学籍表（资料来自于武汉大学档案馆）
正是因为在武汉大学学习时打下的良好基础，1952年，他从武汉大学毕业后，被保送至北京大学继续深造，后转至南开大学数学系任教，从此踏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他身上秉持着武大人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在许多领域都堪称开拓者。作为我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者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他所编写的《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随机过程论》《生灭过程与马尔科夫链》，至今仍被学界奉为概率论“三部曲”，哺育了几代学人。1958年，他在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获副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正是近代概率论的奠基人安德雷·柯尔莫哥洛夫和年轻有为的杜布罗辛。学成归国后，王梓坤在南开大学继续从事教学与概率论的研究，主要研究马尔可夫过程，他首创极限过渡的概率方法，彻底解决了生灭过程的构造问题。苏联专家尤什凯维奇评价道——“王梓坤用极限过渡的方法找出了生灭过程所有的延拓”。正因为王梓坤取得的斐然成果，1978年，他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91年，他凭借在概率论方面的杰出成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投身革命：铸就红色血脉
1948年的珞珈山，看似宁静安详，实际上气氛却非常活跃紧张。因为当时正值黑夜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的关键岁月，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顽固的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在经历了1947年“六一惨案”以后，许多同学们在地下党和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团结领导下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一度成为了武汉三镇的“小解放区”。
王梓坤来到武汉大学后不久，一些进步的老同学便主动接近他，经常与他散步谈心，交换对形势的看法。老同学还带来了《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一些小册子给他阅读。由于这些书的革命性质，国民党将这些书列为禁书，所以只能暗中流传。但当时武汉大学的很多进步同学都非常爱看，王梓坤除了认真阅读以外，还总是要写一写或谈一谈阅读后的体会。因此，这些书籍在王梓坤的心中像是种下了一颗红色的种子，并很快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每逢周末，王梓坤和同学们在老同学的介绍下参加同学们自发组织的晚会。在晚会上，他学会了唱“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好地方”“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等革命歌曲。有时他还和同学们一起去听时事报告。据王梓坤回忆，在时事报告会上，一般会先请一两位进步教授开讲，过后同学们自由发言。那时大家的讨论气氛很热烈，有时难免会有反动份子来捣乱，但他们总是被驳得理穷词尽，落荒而逃。
临解放前，武汉大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曾举办过一次关于“联防应变”问题的讨论会，共同商讨如何组织起来，防止反动派逃跑时破坏校园、迫害进步人士的问题。会后同学们立即行动，分成小组，通宵站岗放哨，保证了全校的安全。
1949年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武昌，国立武汉大学全校学生从珞珈山校园赶赴武昌阅马场和汉阳门，欢迎渡江而来的解放军，随后一个星期，又接连在武昌游行，庆祝武汉解放，这些活动给王梓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解放后，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据王梓坤回忆，最初是同学们上街宣传拒用银元。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飞涨，老百姓认为伪钞“金元券”无非是一张废纸，只有银元还比较可靠。武汉三镇后，银元随之淘汰，于是便开展了拒用银元运动。从此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保障。随后进行了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偷税漏税等运动。不久，武大的同学们组织起来，两次下乡，宣传制订爱国公约和进行土地改革，回校后，和老师一起搞教学改革和思想改造。1950年，王梓坤经过组织严格考核，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国立武汉大学学生高举校徽游行庆祝解放（图片来自武汉大学档案馆）
不久以后，“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运动打响了。参军入伍、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声音如潮水般也席卷到珞珈山来。同学们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踊跃报名参军参干，想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少数人光荣地被批准了，走在革命行列的前列，这令王梓坤羡慕不已。一方面是高涨的革命热情，另一方面是踏实的业务学习，这时的王梓坤以努力科研的决心报效祖国，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之中。
1951年，武汉大学在图书馆欢送参军参干师生（图片来自武汉大学档案馆）
尊师重教：首倡设立教师节
上世纪80年代，十年动乱刚刚平息，一切正在重新步入正轨。王梓坤发现，自己心目中最崇高的教师在有些地方仍被讥为“臭老九”。在江西老家时，他看校舍破败不堪，教师收入低微，甚至无力养家糊口。1982年暑期，《光明日报》因“北京怀柔3名女教师被殴打事件”连续发表多篇报道，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1984年5月，王梓坤从南开大学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校长，成为师范类院校的掌门人。面对当时社会对教师不够重视的社会现实，王梓坤深感责任重大，作为师范类高校的代表，他决定要向全社会呼吁尊师重教。这一年12月9日清晨，他在上班途中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如果有个属于教师的节日，那该多好！经过沿途酝酿，他一到办公室就给此前结识的《北京晚报》记者黄天祥打了电话表达了这个想法。黄天祥之前曾做过中学教师，听到王梓坤的陈述，二人感同身受，聊得十分投机。第二天，一篇题为《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的简讯在《北京晚报》头版刊发。简讯中写到：“……我们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尊师重教月的活动，该月的一日即定为全国教师节。王校长认为，尊师重教月可定在每年寒暑假前的二三月或八九月份。……”于是，这条短短的简讯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倡议设立教师节的最早文字记载。王梓坤也因此被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提议设立教师节的第一人。
即便如此，王梓坤仍自觉力量单薄。为了进一步推动此倡议，几天后，王梓坤在北师大召开座谈会，邀请了陶大镛、启功、钟敬文、黄济等知名教授参加，会上倡议每年9月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并将该月某一天设立为教师节。教授们一致拥护这一倡议，同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书面建议。
关于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月的建议（图源网络）
几位教授联名向社会倡议的第二天，黄天祥等记者在《北京日报》登出了关于这一倡议的简讯：“北师大校长王梓坤倡议每年九月为尊师重教月，建议九月的某一天为全国教师节”。这是设立教师节的倡议第二次出现在媒体上，并很快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1984年12月16日，《北京日报》1版
一个多月后，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设立教师节的议案，并将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王梓坤没有把这项功劳归为自己，而坦言这是集体意愿的结晶：“中央领导普遍重视教育，大众关注祖国的未来，教师节才能迅速设立，自己这个倡议者只是顺应了大势。”正是因为王梓坤的“振臂一呼”，我们才终于迎来了来之不易的第一个教师节。那一年9月，首都北京召开万人庆祝大会以表彰优秀教师集体和个人。王梓坤永远不会忘记首个教师节的庆祝大会上，四名男生各自举起一个方块字，拼成——“教师万岁”的景象。看到这一幕的王梓坤，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北师大首届教师节庆祝大会上，学生们自发打出了“教师万岁”的标语
心系母校：助力武大发展
作为武汉大学校友，王梓坤始终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在1983年武汉大学70周年校庆时，王梓坤撰文深情回忆：“离开母校已经31年了，自己的见闻也慢慢多起来。国内有许多著名的高等学府，虽然各有所长，但我在心中比来比去，觉得千好万好，还是母校最好。”武汉大学的革命传统和奋发精神为王梓坤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武汉大学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雄厚的师资力量，先进的图书、仪器、设备，独具一格的雄伟建筑以及极其美丽的自然景色，在全国堪称一流。王梓坤始终认为，有机会在珞珈山求学确实是人生一大幸福。他为有这样的母校而感到自豪。
1984年，王梓坤被母校武汉大学基础课部数学教研室聘为兼职教授。在1985年到1987年的整整三年里，他遵守承诺，每年回“珈”讲学，并对“随机过程”方面的科研进行指导。后来，王梓坤被聘请到汕头大学时，依然担任武汉大学的兼职教授，关心支持武汉大学数学学科的发展。
1999年，王梓坤凭借在数学领域的杰出成绩，被武汉大学评选为第二届杰出校友。梦里依稀母校在，故土重游添亲切。在母校参加表彰大会后，他深情回忆起曾给他教益的师长们：“他们献身祖国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默默无闻一辈子也不悔。恩师教诲终身受益，是他们交给我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没有母校的栽培，就没有我现在的成就。”
如今，王梓坤院士已是95岁高龄。他从珞珈山毕业也已有72年。在这七十多年里，他的成长与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始终同行同向。一路走来，他完成了从学生到教师，从教师到校长身份的多重转变。但始终不变的是，他心怀赤子之心，尊师重礼，努力科研，是学生们敬仰与学习的典范，亦是学生们永远尊崇的“大先生”。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武汉大学档案馆，感谢档案馆授权使用。如有引用务必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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