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前，武汉大学校友、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王梓坤呼吁将“九月的一天定为全国教师节”，他也因此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提议设立教师节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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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官网）
王梓坤，祖籍江西吉安，1929年出生于湖南零陵，李达老校长的老乡。1948年，19岁的王梓坤考入武汉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开始了珞珈山四年的求学时光。1952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学校保送王梓坤到北京大学读研，但后来又有变化，于是被分配到南开大学任教。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Moscow）大学数学力学系，获副博士学位，导师是近代概率论的奠基人A．H．科尔莫戈罗夫和年轻有为的P．π ．杜布罗辛。随后他回到南开大学继续从事教学与概率论的研究，主要研究的是一类重要的随机过程，即马尔可夫过程。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1984年至1989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被武汉大学评为第二届杰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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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坤校友编著的《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
时间拉回到上世纪80年代，十年动乱刚刚平息，王梓坤却发现，心目中最崇高的教师在有些地方仍被讥为“臭老九”。重回江西老家，他看到一副令人失望的图景：校舍破败不堪，教师收入低微，甚至无力养家糊口。时任北师大校长的他想要替教师发声：作为师范类高校的代表，他要向全社会呼吁尊师重教。
沿途酝酿，到了办公室，王梓坤抓起电话，打给了此前结识的《北京晚报》记者黄天祥。黄天祥之前也做过中学教师，听过王梓坤的陈述，二人一拍即合，聊得十分投机。第二天，一篇题为“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的稿件在《北京晚报》头版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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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王梓坤还自觉力量单薄，当年12月15日，王梓坤在北师大召开座谈会，请来陶大镛、启功、钟敬文、黄济等知名教授座谈，会上倡议每年9月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并将该月某一天设立为教师节。教授们一致拥护这一倡议，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书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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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就通过了决议，正式将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他将之归为集体意愿的结晶：中央领导普遍重视教育，大众关注祖国的未来，教师节才能迅速设立，自己这个倡议者只是顺应了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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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坤在校园里度过了几十次教师节，一个场景让他至今记忆犹新：首个教师节的庆祝大会上，四名男生各自举起一个方块字，拼成“教师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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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武汉大学校友，王梓坤对母校也是十分热爱。
1983年，武汉大学建校70周年时，他写下文章《自是人间第一流——祝贺母校70周年校庆》。
摘录如下：
青春是美好的，幸福的青春更加美好，对幸福青春的回忆也是美好的。1948年，我从穷乡僻壤来到武汉大学数学系。那时学生人数很少，整个珞珈山看似宁静安详，实际上气氛却非常活跃紧张，因为当时正值黑夜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的关键岁月，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顽固的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来校后不久，一些进步的老同学便主动接近我们和我们散步谈心，交换对形势的看法随后又带来一些小册子，如《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等。这些书在当时都是禁书，只能暗中流传，但大家都非常喜欢看，读后还写了体会。到了周末，老同学又邀我们去参加晚会，教唱“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好地方”、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等革命歌曲。有时同学们还去听时事报告，那自然是民间组织的。会上先请一、二位进步教授开讲，过后自由发言。讨论的气氛很是热烈，其中难免有几个反动份子来捣乱，但他们总是被驳得理穷词尽，落荒而逃。记得临解放前，举办了一次关于“联防应变”问题的讨论会，共同商讨如何组织起来，防止反动派逃跑时破坏校园、迫害进步人士的问题。会后同学们立即行动，分成小组，通宵站岗放哨，保证了全校的安全。当然，这些活动都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解放后，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开始了。最初是上街宣传拒用银元。国民党统治时物价飞涨，老百姓认为伪钞“金元券”无非是一张废纸。只有银元还比较可靠。解放军进城后，自然不再需要银元，于是开展了拒用银元运动。从此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保障。随后进行了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偷税漏税等运动。不久，大家又组织起来，两次下乡，宣传制订爱国公约和进行土地改革,回校后，和老师一起搞教学改革和思想改造。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也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同学们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踊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少数人光荣地被批准了，在革命行列中走在我们的前头。这许多运动，对今天的青年来说，也许难以想象，但在当时却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是高涨的革命热情，另一方面是踏实的业务学习。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看一看大学里是怎样上数学课的。记得第一堂课是张远达老师讲高等代数。只见他身穿长衫，挽起白里袖口，不带讲稿和课本，只用一支粉笔，便滔滔不绝地非常熟练地边讲边写，一黑板、一黑板没完没了。顷刻间，只见一连串的å(行列式展开中的求和符号）滚滚而来，不由得心中暗暗吃惊。后来全靠张先生的细心讲授，终于把这门课学了下来，而且还似乎有了兴趣。可惜毕业后我改学了概率论，没有把代数继续钻下去。张先生讲课严密细致，情绪热烈，听众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进入了“角色”，共同陶醉在代数学的逻辑美之中。事隔多年，而今张先生年事已高，听说讲课时仍然不减当年的雄风。他还不辞辛苦，深入宿舍答疑和当面批改作业，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岂止张先生，教我们课的其他各位老师也无不如此，只是各有特点而已。时至今日，这些老师大都进入高龄,却仍担任一、二年级基础课的讲授，坚持战斗在教学的最前线，这是其他大学所少有的。由此可见母校对基础课的重视。离开母校已经31年了，自己的见闻也慢慢多起来。国内有许多著名的高等学府，虽然各有所长，但我在心中比来比去，觉得千好万好，还是母校最好。武汉大学的革命传统和奋发精神，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的巨大贡献，雄厚的师资力量，她的图书、仪器、设备，她那独具一格的雄伟建筑以及极其美丽的自然景色，在全国都是第一流的。有机会在武大上学确实是人生一大幸福。我们有这样的母校而自豪，同时也因碌碌无为而自愧。在母校七十周年校庆节日里，追怀往事，是乐趣，是激励，也是鞭策。让青春更美好，祝母校更繁荣，珞珈山的种子必将越来越广泛、越来越茁壮地在祖国各地开花结果、健康成长。
武大《校友通讯》编辑室编：《武汉大学校友通讯·创刊号》，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筹）1983年，第11-13页。崔乐：《王梓坤：百年树人亦英雄》，《北京日报》2019年8月20日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