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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这张照片，是我们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武昌洪山－珞珈山一带最早的历史照片，拍摄时间大约在1913－1915年间，系由美国地质工作者马栋臣（Frederick Gardner Clapp）所摄。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100多年前的武昌珞珈山，仍然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山野岭，从远处一眼望去，完全找不到半点“树木”的踪迹。
不过，千万年的沉寂，最终在十多年后的1928年被彻底打破。就在当年夏天，中华民国大学院将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改组为国立武汉大学，该校筹备委员李四光率先提出在武昌郊外的洪山一带建设新校舍。到了秋天，在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叶雅各的建议下，建委会又选定了东湖之滨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为新校址。最终，由李四光从上海邀请来武昌考察的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在1929年2月实地考察了珞珈山一带之后，又将武大新校址从珞珈山南麓改到了北麓。随后，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建设正式启动，至此，这座沉睡万古的寂寞荒山，最终迎来了脱胎换骨的一刻！
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开尔斯
与新校舍建设同步进行的，自然也少不了校园绿化建设，而最早就此作出规划的，正是我们珞珈山新校舍的总设计师开尔斯先生。1932年5月26日，在武大新校舍落成典礼上，王世杰校长曾向广大师生及众多贵宾介绍道，本校新校舍建筑计划的第一条大原则，便是要讲求“坚固”，“房子是用水泥和钢骨及坚固材料所造成，工程师并且指出何处应植能经数百年的百果树，那一处又要植那一种树，总求要能与房屋一样的耐久，这就是求坚固的明证”。
后来，在设计图书馆扩建工程时，开尔斯还曾计划将图书馆与其东西两侧文、法学院大楼间的空地开辟为两座对称的花园，其内种植花草灌木，还建有水渠小桥，颇为别致，可惜这些建设计划最后因为抗战的全面爆发而未能实现。
在整个1929年，国立武汉大学都在为珞珈山新校舍建设进行各种前期准备工作，如圈定校址、勘测地形、植树造林、迁坟修路、规划设计、工程招标，等等。也就是说，在新校舍尚未正式动工之时，校园绿化建设就已经走在了前面。当年11月11日，王世杰校长在学校“总理纪念周”上向全校师生报告了当时植树造林的大体情况：
（C）林树种植。因为东湖一带树木很少，必须另外种植；应种的树木有二种，（一）大树，植道旁；（二）小树，植校林。小树已种五十万株，活者约百分之六十，即三十万株。大树拟于道路修竣时种植。
1930年3月12日，国立武汉大学迎来了珞珈山新校址正式圈定之后的第一个植树节。大概是因为当天天气不佳，武大师生直到3月13日才在王世杰校长的带领下从武昌东厂口旧校舍前往“珞珈山新校址补行植树式”。学校当时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周刊》，对于此次植树活动曾有一篇简短的报道（标点为笔者所加）：
本校植树盛况
十三日上午十时，本校在珞珈山新校址补行植树式。珞珈山距城甚远，学校因特备汽车数辆，分载师生。然以是日参加者极形踊跃，以致向隅者多，校长乃亲率四百余同学徒步前往。师生郊叙，乐也融融，诚本校空前未有之盛况。计自午前十时起，至下午四时止，共植树二万株以上。记者甚望：今日在该处树木，明春即能在该处树人也。
1930年6月22日的《国立武汉大学周刊》所刊载的《珞珈山新校舍工程近况》一文，也专门介绍了学校当时植树造林所取得的成绩：
八·种树 此地多属童山濯濯毫无林木点缀风景，自经本校勘定为新校址后，即于春间遍植林木，现计植成者，有松苗五十万株，柏树三万五千株，梧桐五百株，洋槐五百株，苦楝五万株，公孙树一百株，棕树二百五十株，楸树一百株针叶杉五百株，榆树一百株，白杨一百二十株，广叶杉一百株，石楠五十株，柳条五千株，千头柏二百五十株，喜树二百四十株。复于扁扁山之南，辟地二十五亩，为苗圃，栽植花卉树苗，预计明春可植之山植松苗二百万株，林园树苗如紫荆山茶银杏之类四十五种约二十五万株，花卉七十五种，（为采集种子之用）其他如直接造林者，计有乌桕二百五十亩，麻栎六百亩，樟树三百亩，苦楝一百亩。
1931年3月12日，又是一年植树节，当天上午8时，武大全体师生在学校大礼堂举行了总理逝世纪念仪式（当日为孙中山的忌日，此即植树节的由来），到了9时，便又和一年前一样，从武昌东厂口“出发往珞珈山、东湖新校址一带植树”。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日从珞珈山植树归来之后，王世杰校长还发了这样一条布告——
布 告
为布告事：本大学全体员生本日植树颇感劳顿，明日（十三日）停课一日，以资休息，特此通告。
校长王世杰
中华民国二十年三月十二日
20世纪30年代初，武大师生在一片荒芜的珞珈山新校址植树造林
1930年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当时校园绿化建设的初步成果
对于王世杰校长身先士卒、多次带领全校师生在珞珈山新校址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国立武汉大学的第一代“子弟”、杨端六与袁昌英教授之女杨静远校友，曾在1993年发表的《一个小女孩眼中的战前珞珈山》一文中高度评价道：
珞珈山之所以成为林木葱郁的大花园，全国最美丽的校园，功劳首推王世杰校长。他对校园建设有远大理想，不惜工本在校内广为植树。珞珈山的第一代孩子，就在树影婆娑鸟语花香的环境中长大，享受着大自然的慷慨赐予，也养成了对一草一木的怜惜。至今我看见花木被折损，就像折我的手指一样心疼……
说起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上的植树造林史，除了王世杰校长之外，还有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也不能不提，那就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森林系学士、耶鲁大学森林学院硕士，曾先后担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学系主任，湖北省政府建设厅技正，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理学院生物系教授以及农学院首任院长的著名林学家——叶雅各。
叶雅各早年在金陵大学任教期间，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栽植森林，固一永久之事业，收效之日过远，非本人一生所及见。”后来，这位优秀的林学家，便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一“收效之日过远”的“永久之事业”。
作为湖北省政府的技术专家，叶雅各曾多次在武昌东湖一带考察农林状况，并对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提出过重要建议。
在正式来到武汉大学任教之后，据说他给学生上课时，总会在黑板上画满各式各样的树叶，而且平时在校园里漫步时，他总会在自己的口袋里装满种子，看到什么地方适合种什么树，就拿出什么种子播撒下去，决不放过校园里的任何一处可供绿化的道旁隙地。
尤为重要的是，叶雅各在领导武汉大学校园绿化事业的过程中，可以说将其身为林学家的专业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他领导全校师生在珞珈山校园造林近2000亩，占当时校园总面积的将近三分之二，其中包括林场、果园、植物园、苗圃等。由于他的科学规划与栽植，珞珈山上从未发生过任何森林病虫害，而即使发生火灾，也能控制在15亩以内。
对于叶雅各在珞珈山“栽植森林”的巨大贡献，武大的第一代子弟、已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查全性教授曾有如下回忆：
……叶雅各先生的功绩则主要是“树木”。武大创建新校舍之际，珞珈山基本上是野坟遍布的光秃荒山。几乎每一棵如今耸立在校园内的大树，都是当年叶雅各先生筹划和亲自参加种植的。尤为难得的是，他身为生物系教授（后为农学院院长），此后若干年内几乎整日在幼林中巡视，一旦发现有破坏树木之事，立即严肃处理，决不轻饶。某名教授（姑隐其名）曾拔了一株松树用来制作圣诞树，叶先生知悉后立即登门大兴问罪之师，直至该教授认错重新种植方休。在如此悉心管理下，不足10年珞珈山上已蔚然成林，鸟语花香，成为全国绿化的典范，叶先生实在功不可没。
据说，查全性教授还曾感叹道：“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珞珈山上的树就长不大！”
总之，正是在王世杰校长、叶雅各教授等人的科学领导与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之下，国立武汉大学在落户武昌珞珈山短短数年之后，便已将这座昔日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一座花园式的学府与巨大的“植物园”！现在，大家应该都明白了——武大的树，最早正是由此而来！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皮宗石（左一）、李剑农（左二）、杨端六（左三）、顾如（左四）、周如松（右二）、王星拱（右一）等人在珞珈山植树
20世纪30年代，武大教授周鲠生与其长女周如松在东湖之滨植树
以下是一组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武汉大学校园风景照片，从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一带辟山建校、植树造林的累累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