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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事主人按：郭沫若1938年曾在武汉大学十八栋居住。时间大致是1938年4月底到8月底，统共4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他曾领导范寿康、胡愈之、田汉、光未然、阳翰笙、洪深、郑用之、冯乃超、徐悲鸿、冼星海、任光、张曙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人员和文化名流开展了大量抗战宣传工作。
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在郭的文章中，不难看出其才气所在。以及“文人”的“傲娇”。比如嘲讽蒋介石所谓的“最高”和当时的“戒备森严”。每次读这篇文章，娓娓道来的文字之中，都有不一样的滋味。其中，不少“金句”至今依然被不少武大人津津乐道，但原文可能见到的人并不多，特此整理这篇文章出来，并配图以飨读者。
本文选自|郭沫若：《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百花文艺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38-140页。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
【正文如下】
武昌城外的武汉大学区域，应该算得是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吧。
宏敞的校舍在珞珈山上，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山上有葱茏的林木，遍地有畅茂的花草，山下更有一个浩渺的东湖。湖水清深，山气凉爽，而临湖又还有浴场的设备。离城也不远，坐汽车只消二十分钟左右。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
1931年底1932年初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部分建筑
在校舍之外,有不少的教员宿舍,点散在山上；大都是三层楼的小洋房,有良好的卫生设备冷热水管、电气电话，一应俱全。这些都是由学校自备发电机或总站来供应的。有人说，中国人在生活享受上不如外国人。但如到过武汉大学，你可以改正你的观念：在这个地方，在生活享受这一点上，那些擘画者们，至少是把外国人学到了。
1938年春，蒋介石在武汉大学大操场检阅珞珈山军官训练团学员
武汉成为了抗战司令台之后，武汉大学疏散到四川我的家乡乐山县城(旧时嘉定府城)去了，剩下的校舍成为了军官训练团的团部。于是这儿便成为警戒区,或者也可以说是紫禁城了。“最高”兼任着团长[“最高”指蒋介石——遗事主人注]，陈诚任副团长(应为教育长——引者注)，较大的几座教员宿舍便成了他们的官邸。戒备是很森严的，没有“特别通行证”或各种交通工具的方便的人，根本便无法进出。
1935年底，当时图书馆已经建成，工学院即将封顶，法学院正在建设中
我自己很幸运。因为范寿康原是武大教授的关系上，由于他的斡旋，让我把张有桐教授的宿舍顶下来住了(应该声明，并没有顶费)。我的“特别通行证”凑巧还保留在手边，那是“洛[应为珞——遗事主人注]字第二一八号”，是四月甘六日填发的。有“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团长”的官章，填发员是熊鸿，这人倒不知道是何许人了。
周恩来、于立群、尹伯休及阳翰笙妻女等人一同在东湖游泳
这宿舍在大学区的深处，背山面湖，汽车可以直达。一共是三层，底层是地下室，那儿有用人室（即佣人室——笔者注）和厨房。其上的两层都有客厅，有书房，有寝室，有室，有可以眺望湖山的月楼。假如你要游水，再下一个坡，你便达到那细沙平铺的湖岸。假如你要登山，再上一个坡，你便达到了珞珈山的山顶。大约在前一定有什么诗人在这儿留连过吧，山名“珞珈”不也就可以想见了吗?
1938年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寓居珞珈山十八栋期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合影
我们——我和立群是四月底由汉口的太和街搬到这里来的。不久黄琪翔搬来了，做了我们的邻居。那是一栋比翼建筑，站在月台上的两家便可以打话。更不久，周公和邓大姐也住到靠近山顶的一栋，在我们的直上一层，上去的路正打从我们的书房窗下走过。有这样的湖山，有这样的好邻舍，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
如今的武汉大学秋景图，图片来源见水印
当时的生活尽管是异常忙碌，差不多每天清早一早出去，要到晚上，甚至有时是深夜才能够回家，但在夜间月下的散步，星期日无须下山，或者有友来访的时候，可留下了不少的甜的回忆。我们在东湖里游过水，划过船，在那岸上的菜馆里吃过鲜鱼。浓厚的友情，闲适的休憩，是永远也值得回味的。
1936年夏，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私人飞行员、美国人朱利叶斯·巴尔（Julius A. Barr）航拍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当时，狮子山顶的法学院大楼已落成，狮子山东头理学院后排的两座附楼尚未动工
而且，在这大学区域还有最好的防空设备，有因山凿成的防空洞，既深且大，也有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但却不曾遭受过一次轰炸。敌人是应该知道这儿是做着军官训练团的，有高级的人员集中着，但它却从不曾投过一次弹，尽管对于武昌城是炸得那样频繁，而每次敌机的航路又都要经过这大学区的上空。
我们当时是作着这样的揣测：无疑敌人是爱惜这个地方,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这揣测，后来是猜中了。敌人占领了武汉之后，把大学区作为了它的司令部。实在一点也不错，武汉大学那个区域，的确是武汉三镇的一个物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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