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组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老底子事 忆老底子人
诉老底子情
纪录片:华国锋生平纪事
(1-5集)
从迈入到隐出的华国锋:三十年如一日的“沉默老人”
中共如何评价华国锋
华国锋(1921-2008)
从迈入到隐出的华国锋:
三十年如一日的“沉默老人”
北 海
文革前夕,尚只不过是湖南一名在省委排行倒数第二位书记的华国锋,经过几年文革一番折腾后,居然做了毛主席的接班人、党的领袖、共和国的一号当家人。可以说,如果没有文革这个机运,不会有人会说毛泽东之后的国家主席会是华国锋。
1966年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7年初起,当风起云涌的造反派在受到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号召、鼓励与支持下,掀起了批斗所谓“走资派”与夺权运动后,华国锋如同其他的省委领导人一样,也受到了冲击,并被剥夺了权力而“靠边站”了。
湖南省的文革运动,在1967年时,其主内容就是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派战,两大派之一的是以“工联”与“湘江风雷”组织为主的造反派,另一派则是以湖南省八大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高司”为主,加上部分工人。两大派的斗争异常激烈,从大字报口殊笔伐,一直闹到武斗...
华国锋被“工联”方面关到长沙汽车电器厂(“汽电”)厂内,予以软禁。直到1967年6月20日,周总理下令:找华国锋来京。次日,他脱离了软禁的处境,从长沙奔赴进京,这也是他仕途与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起始点。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天的赴京,才有了华国锋在9年后登上天安门入主中南海的“顶峰”岁月。
......
华国锋离开权力核心后,在之后的三十年一直是个“沉默老人”。2008年8月20日,归寂道山。
这位曾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前最高领导人,对于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对他的记忆,也仅仅是当年流行的宣传画上那个慈祥的“英明领袖”;而对于70年代以后的人来说,除了从教科书上“四人帮”和“两个凡是”两个关键词附近还能见到他的名字以外,他的行迹几乎荡然无存。
离开权力核心30年来,他从未发表过任何一本回忆录甚至只言片语的文章或谈话,即使是在出席中共党代会场合被海外媒体追问时,也只是讲几句敷衍之词。
来自山西交城,带有浓重乡音的华国锋,1938年投身抗日,任中共交城、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到达湖南省后,时年29岁的他,被任命为湖南省湘阴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此后,他在湖南一干就是27年。
1952年,年仅31岁的华国锋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曾隶属湘潭。毛泽东之所以能从无数的省、地级干部中注意到华国锋这个党内的后辈,与他这一任职有很大的关系。1955年秋天,华国锋在长沙见到了毛泽东,衣着朴素、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同年10月,毛泽东破例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年逾60的毛泽东对34岁的华国锋说:“你是我的父母官!”1969年,华国锋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中共九大是“文革”混乱中一次重要的会议。说重要,是因为这次会议填补了接班人的空缺:林彪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份昭示世人。
对于毛泽东等领导人来说,选择党的事业接班人,一直是关乎后继有人的大事。从1945年中共七大直至“文革”前夕,刘少奇一直以毛泽东的接班人身份出现。“文革”爆发后,这位接班人却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迫害。而林彪这位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作为接班人,不但毛泽东心安,全国党员都心安。华国锋作为新晋中央委员,自然拥护中央的决定。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数年后,他会成为新的接班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实际上宣布了“文革”的失败。接班人问题成为毛泽东更为焦虑的头等大事。而此时,与毛泽东一起走过的党内元老大多被迫远离权力中心,毛泽东的目光只能转向党内“新贵”。尽管朴素、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印象深刻,但从资历而言,他却并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毛泽东曾一度打算以“造反司令”王洪文为接班人,但他很快发现,王洪文除了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外,别无长处。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华国锋:1973年8月,提拔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为政治局委员,显露出培养华国锋为接班人的端倪,华国锋开始步入中共领导层。
不过,华国锋相对缺乏参与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等经历,及高层的政治阅历,无法与党内元老相比,其地位并不稳固。毛泽东自然明白这一点,他重新启用邓小平,继续重用华国锋。1975年,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邓小平复出后,进行整顿,淡化“文革”,然后再一次被打倒。时势造英雄,华国锋成为当然的接班人。1975年10月1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作报告,开始逐步接替病重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工作。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华国锋开始任代总理。1976年4月7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再一次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而毛泽东在1976年9月去世前,曾给他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批示,华国锋便以毛泽东的继承人身份,在毛泽东追悼会致悼词。在当年10月“四人帮”被拘捕前,华国锋已是党内最高负责人。
华国锋走上权力最高峰,至今公布的史料也无法破解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因而始终是学者饶有兴味的话题。
在毛泽东时代,1949年以后27年的历史,“强人政治”是中国的政治模式。毛逝世前后,“强人政治”基本上陷入真空,“常人政治”时代未雨绸缪。因此,中国政坛上出现三股势力,一是江青等人,也就是被称之为“四人帮”的人,他们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继续革命学说的追随者;二是元老派,他们大多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文革”的抵制者;三是华国锋、吴德、纪登奎等政治“新贵”。
从年龄上来说,“新贵”算是毛泽东的下一代人,对毛泽东很崇拜,很忠诚;他们基本上是“文革”的受益者,对“文革”没有抵触情绪,但与江青等人则不同。基层工作的经验使他们有务实的一面,“革命”也“抓”,“生产”也“促”,但均不大走极端。这样,他们就与江青等人拉开了距离,而与元老派则有了感情的亲近。
病中的毛泽东,对这种局面大约也了如指掌,因而作出了意味深长的人事安排: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并在副主席前加上“第一”两个字以强调,削弱江青等人的权力;邓小平离开政坛,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彻底打倒。或许,他希冀三股势力能平安相处,国家也能处于平安的状态。由此看来,理论上能同时调和两派的华国锋,登上历史舞台实属必然。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接手了三股势力并存的权力架构。在元老派依然靠边站的情况下,华国锋遭到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挑战。此时的华国锋,表现了惊人的沉着。他把目光转向元老派,谋求支持。
1976年9月10日下午,即毛泽东逝世第二天,他与李先念商谈,指“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急不可待,并请李先念与老帅叶剑英等人“交流看法、沟通思想”,谋求对策。至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支持协助下采取行动,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汪东兴出面逮捕“四人帮”成员及其支持者,终于正式结束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华国锋接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我国的最高领导人。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举动,深得民心、党心,元老派对其刮目相看。那些日子里,在各种各样的公开场所,老帅叶剑英以保驾护航的身份,挺立在华国锋身后。而受毛时代对个人崇拜的狂热的影响,华国锋也自觉或不自觉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近乎疯狂的个人崇拜。他的标准像挂满神州,《我们的华政委》《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颂歌响彻云霄,一个新的造神运动把他推到了神坛之上。
然而华国锋非常明白,他接手的国家已是风雨飘摇面临崩溃的危局。在这种危局面前,这位既拥护“文革”又有务实精神的“英明领袖”,意识到只有经济搞上去,才能扭转危局。他提出“抓纲治国”的口号,虽没有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但他把重点已放在后面的“治国”上是确实无疑的。他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描绘出一系列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但是,这种勾画,仍然秉承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模式,不少经济指标不切实际,大规模地进口外国设备更是不顾国力,以至于被后来的史学家们称之为“洋跃进”。
从政治走向上来看,华国锋更不可能摆脱毛时代的模式与影响。相反,出于对毛泽东的忠诚,他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治国理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继续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帜。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
“两个凡是”遭到党内改革派的批判,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引发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在讨论中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赢得党内广泛支持。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央副主席、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两个凡是”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实事求是”。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启“改革开放年代”。
华国锋注定是一位“过渡式的领袖”,他的隐退是历史的必然,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过渡”,国内政局保持了平静和稳定,这一点是值得所有人肯定的,并且在他逝世后讣告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以证实。
1980年9月,华国锋被免去总理职务,在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职务的要求获得批准。至此,华国锋正式离开权力核心,但直至2002年10月的十六大前,他都是中央委员。
尽管远离政治三十年,但华国锋遽然谢世,依然引起人们的唏嘘。唏嘘的原因并非是这名80多岁的老人曾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而是无论在高层,还是在民间,他都有着很好的口碑。原副总理、老资格的领导人谷牧在一篇回忆文章说:“华国锋是个好人。”这句话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
“好人”的含义有多种,但从政治意义上讲,最为人们所公认的一点,就是作风民主。“文革”结束以后,党内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讲,华国锋的克制、宽容态度亦即民主作风也不可忽视。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出台后,舆论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胡耀邦和《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经过酝酿,联合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与之辩驳。即使有人声言此文是“砍旗”时,华国锋也并未因此阻止。他甚至对人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即使戴上“英明领袖”的光环站在政坛最顶峰时,华国锋仍认为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
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回忆这段往事时披露了一个细节:在开启改革的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定下的调子就是让大家讲话,他说,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后来,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他的民主作风,他的忠厚,博得了党内外的广泛称誉。
退隐政坛的华国锋平时很少出门,不愿兴师动众,给别人带来不便。有一回“五一”节,他带着孙女去逛北海,还是被人认出,群众拥挤围观,有不少人拍照,公园也没逛成回了家,小孙女还对他发了一顿脾气。但一年中有两天,华国锋是一定要出门的。一是毛泽东的诞辰:12月26日;另一天是毛泽东的忌日:9月9日。他会带着家属和工作人员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并且要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这个传统,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
他归隐后只有两次政治亮相,一次是在2007年10月的十七大上,他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一次是2007年的12月26号,这一天是伟人诞辰114周年,86岁的华国锋被人搀扶着走进了纪念堂。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人民日报》上的华国锋。上图为1976年10月25日,“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下图为2011年2月19日,“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文章。
今年2月16日,是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华国锋同志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奉献了毕生精力。
一、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参加山西解放战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战斗
华国锋,原名苏铸,字成九,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学生时代,他就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1936年冬,绥远百灵庙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交城师生发起的演剧运动,筹集资金捐助绥远抗日将士。他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军事训练,动手试制武器,为直接参加对日武装斗争做准备。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耳闻目睹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和日军占领家乡的暴行,毅然投身抗日运动。为了表达做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的决心,1938年他改名为华国锋。就在这一年6月,他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在山西汾阳担任牺盟会工作员、党小组长,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时领导群众与阎锡山顽固势力进行斗争。
1939年12月,蒋介石、阎锡山发动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即抗敌决死纵队)的十二月事变后,华国锋同志回到家乡交城,先后担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等职务,承担起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主力消灭日伪军、顽军和抗日动员等重要任务。他深入到煤矿工人和农民、妇女、儿童中,通过创办业余夜校、组织抗日剧团,开展爱国教育,极大地激发了群众抗日热情,把各阶层人士都团结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为粉碎日伪军的经济封锁,他依靠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除奸反霸,开展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并秘密向吕梁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物资。他带领精干的武工队到游击区、敌占区活动,运用地雷战等方式有效打击敌人,建立抗日政权。他在极端艰苦的 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为发展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开展抗日工作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国锋同志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边区第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复杂形势下,他遵循党中央制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组织扩充和加强交城县武装力量,发展民兵武装,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阎锡山发动内战的阴谋,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坚决斗争。他积极组织民兵开展对阎锡山部队的认真细致的政治工作,吸引不少敌军士兵弃暗投明,加入到人民军队中来。他组织群众搞好生产,加强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汾孝战役、开栅保卫战、黄崖战斗、古交战斗等。在指挥作战中,他采取武装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消灭、瓦解敌军,取得显著成绩,被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作为经验推广。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领导交城、阳曲等地的土地改革,深入到贫雇农中间,了解群众思想动态和切实需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并注意纠正土改过程中出现的“左”的偏差,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积极性。群众踊跃参军支前,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为解放古交、太原等城市提供了坚实后勤保障。华国锋同志为山西解放战争胜利和人民政权建立与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湖南工作,为湖南建设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这一年,28岁的华国锋同志南下湖南。从这时到1971年,他长期在湖南工作。
1949年初,华国锋同志任晋中南下支队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来到湖南省湘阴县,担任解放后第一任湘阴县委书记。刚解放的湘阴,百废待兴。华国锋同志沉着稳健开展工作。他指挥南下工作团和当地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分赴全县各乡,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迅速打开了局面,湘阴的支前、建政、剿匪、救灾、土改、生产等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久,他调往湘潭工作,历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公署专员,湘潭地委书记。当时正值党领导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他一边学习钻研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一边深入工厂、农村、街道调查研究。他结合湘潭地区实际,领导开展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认真总结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经验,在1955年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进行了介绍。1956年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8年后,他历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在湖南省领导岗位上,他为全省多方面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华国锋同志重视抓农业生产,特别是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在韶山灌区建设过程中,他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安置拆迁移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搞好建设。韶山灌区工程成为湖南省首个灌溉百万亩农田的大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对当地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同志十分支持发展杂交水稻。从1964年起,时任湖南安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同志在国内首次提出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增加粮食产量即进行水稻杂交的设想,并着手进行研究。华国锋同志对袁隆平同志的研究非常支持和重视,请袁隆平同志在湖南省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上发言,并将杂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研究项目给以大力支持。调中央工作后,他仍然关心杂交水稻研究。华国锋同志的关心支持对促进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实现我国水稻生产重大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同志注意抓工业生产、交通建设。除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外,他积极支持发展地方工业。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湖南要建成工业省的指示,他组织力量抓重点项目建设和 施工,其中包括30套小氮肥设备、10套制糖机、湘江氮肥厂、矿山冶金设备、汽车生产等项目。他大力提倡和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组织与兄弟省区协作,扶持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他领导了湘黔、枝柳铁路在湖南的会战等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这一系列努力,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湖南工业 生产得到了较大发展,交通建设呈现出崭新面貌。
华国锋同志关注人民群众生活,努力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解放初期刚到湖南时,他就在湘阴领导建立了第一批农村卫生所,培训了湘阴第一代医生,充实发展了县人民医院。他满腔热情推广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指示培训卫生技术人员,建立和发展医学院校。他特别重视消灭千百年来危害广大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亲自负责湖南省血防领导工作,主持修订全省消灭血吸虫病规划,研究建立各级血防领导机构和防治业务机构,下乡深入疫区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在他直接领导下,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取得重大成就,旧社会“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一处处荒洲湖汊,逐步变成林茂粮丰、五业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华国锋同志善于做文化教育和统战工作。他热心与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交朋友,经常深入到他们中间听取意见,落实各项统战政策。他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摆脱旧文艺的影响,团结在党的周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文艺工作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他注意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他注重保护和发展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湘剧、花鼓戏、祁剧、巴陵戏、皮影、木偶戏等地方剧种,同时强调对旧的文艺形式进行改造和革新,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新文艺。在他支持下,湖南文化艺术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依然得到一定发展。
华国锋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工作扎实,作风务实。“大跃进”中,面对虚报、浮夸等不良风气和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高产的做法,他凭自己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和深入各地实际了解到的情况,于1959年6月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谈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看法,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他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态度受到毛泽东同志肯定和赞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国锋同志受到冲击并被批斗。在周恩来同志支持和保护下,1967年他恢复工作,不久担任湖南省党政主要领导职务。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复杂环境下,他尽力排除多方面干扰,努力维持全省稳定和生产秩序,保护和解放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大力抓好农业、工业、财贸、文教等工作,使湖南经济避免了较大波动。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20余年,致力于新湖南建设,为改变湖南面貌、造福三湘人民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以身作则,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细致认真,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创业,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他重视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对湖南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湖南这片土地和湖南各族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也受到湖南各族人民尊敬和爱戴。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困难局面中先后参与和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
1971年初,华国锋同志调中央工作。从这时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先是协助周恩来同志负责国务院有关工作;周恩来同志逝世后,他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环境下仍然得到一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参与了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在国务院工作中,他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对极左思潮加以纠正,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2年,他与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一起向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建议引进我 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并争取扩大对外引进规模,使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在保障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等方面,他做了大量工作。
1973年,华国锋同志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他强调推广农业科技和优良品种,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使全国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5年9月,他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对全国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作出规划。他强调科学种田的重要性,指示要全面发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对推动农业机械化、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同志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1973年7月,他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后,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方针,为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贡献。
1975年1月,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适当安排了工作。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和高技术人才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研制攻关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立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8月4日,他率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地震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灾区群众,转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鼓励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在这之后,他又多次视察地震灾区,了解灾后居民住房生活等情况,调动各方面因素加快灾后重建步伐。正确的领导,周密的部署,使抗震救灾工作迅速高效进行,在党和国家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对稳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领导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也摆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面前。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 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 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在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华国锋同志重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重新发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他支持经济理论界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他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 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1982年9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且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华国锋同志仍然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注意调查研究,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他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华国锋同志一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勤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善于总结经验。他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事业工作。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格风范,将永远受到人民群众赞誉。
来源:澎湃新闻、凤凰网、中国新闻周刊、新民晚报、老知青家园
我知道你在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