榎本あゆち《中国南北朝寒門寒人研究》，汲古書院，2020年
平民社会的消解与门阀制度的确立，[1]无疑是汉末魏晋以来历史变动最为显著的一条线索。如南朝人沈约在《宋书·恩倖传》开篇史论中所言：“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2]这一趋势发展至南北朝时期，身份制社会结构已宛如图钉：位于顶端的，是王谢袁萧、崔卢郑王等极少数“门第二品”或跻身“四姓”的世家大族；底层，则是由数量庞大的自耕农、部曲、军户构成的庶民。而寒门与寒人，就位于“士庶”之间的狭窄通道内。凭借异于常人的才华与机缘，他们从原生阶层跃迁而出，在得以侧身政治、军事舞台中央的同时，却也无比清晰地触及门阀制度的天花板。实际上，对“士庶之科”感慨万千的沈约，正是寒门士人的一员。
作为南北朝时期最具活力的人群，海内外学界对于寒门、寒人的关注由来已久。20世纪30年代，周一良在分析南朝人群结构时就已注意到寒门在政治层面的崛起。[3]至50年代，宫川尚志首次对寒门、寒人的概念展开系统辨析，并详细梳理了这两类人群在三国、两晋、南朝各时段的基本状态与主要特征。[4]此后，中国方面唐长孺、毛汉光、万绳楠、何德章，日本方面川胜义雄、越智重明、安田二郎、都筑晶子等学者又先后发表了不少经典成果。[5]直到近年，相关研究仍时有涌现。[6]但总体来看，多数学者对这一课题的讨论不具有系统性，专著形式的结集成果长期欠缺。在这一背景下，榎本あゆち先生于2020年出版的《中国南北朝寒门寒人研究》（汲古书院）一书，无疑十分引人注目。
一
榎本先生于1951年出生于东京，1969年考入名古屋大学文学部，次年选择东洋史学作为专业方向，并于1978年完成博士课程。自1976年起，作者围绕南北朝时期的寒门、寒人问题，陆续发表论文十数篇。按照日本高校的旧体制，博士研究生在课程修满后随即退学，经过多年研究，将代表性研究集结为专著出版后，再以之申请博士学位。就此意义而言，本书是不仅作者40余年间系列成果的集中展现，也是其学术生涯的阶段性总结。
《中国南北朝寒门寒人研究》一书由14篇论文组成，按照研究主题，分为四编。考虑到此书尚未译介至国内，首先列出各章详目，以备参考（括号内为初刊文献及时间，以见作者研究思路的发展过程）：
序文
第一編 南朝寒門寒人研究
第一章 梁末陳初の諸集団について——陳覇先軍団を中心として（《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8,1982年）
第二章 東晉・南朝の民衆運動と水上交通——南康の営民と鵃舟了船の越人（[日]吉尾宽编：《民衆反乱と中華世界——新しい中国史像の構築に向けて》，東京：汲古書院，2012年）
第三章 劉孝標をめぐる人々——南朝政治史上の平原劉氏（《六朝學術學會報》15，2014年）
第四章 南朝貴族と軍事——南斉の雍州刺史王奐を中心として（《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40，2016年）
第二編 南北朝中書舎人研究
第五章 梁の中書舎人と南朝賢才主義（《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10，1985年）
第六章 北魏後期・東魏の中書舎人について（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 続編》，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5年）
第七章 北斉の中書舎人について——顔之推、そのタクチクスの周辺（《東洋史研究》53-2,1994年）
第八章 西魏末・北周の御正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25,2001年）
第三編 南朝帰降北人研究
第九章 帰降北人と南朝社会——梁の将軍蘭欽の出自を手がかりに（《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16,1992年）
第十章 南斉の柔然遣使 王洪範について——南朝政治史における三斉豪族と帰降北人（《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35,2011年）
第十一章 侯景の乱前史——寿春・帰降北人・蛮・在地豪族をめぐって（新稿）
第四編 南朝関連史料研究
第十二章 姚察・姚思廉の《梁書》編纂について——臨川王宏伝を中心として（《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12,1987年）
第十三章 《南史》の説話的要素について——梁諸王伝を手がかり
として（《東洋学報》70-3·4，1989年）
第十四章 再び《南史》の説話的要素について——蕭順之の死に関する記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六朝學術學會報》8,2007年）
あとがき “越境者の肖像”によせて
据上列目录，全书四编中有三编与南朝直接相关，第二编中的第五、第七章也与南朝直接或间接关联。因此，尽管本书以南北朝为时间限定，但主要内容更侧重南朝尤其是齐梁以后的历史。众所周知，门阀制度的盛极而衰与中下层士族、庶民精英的崛起，是南朝历史发展的一体两面。而本书的基本思路，就是希望通过关注中下层士族、庶民——即作者所谓的“寒门”“寒人”[7]的具体活动，展现南北后期政治、军事、官制、史学等诸多面相，以此探明南北方由分裂走向统一的社会基础。正如作者在序文所言，其研究取向是“关注各种新兴势力对抗、挑战门阀贵族的历史，以此思考南朝社会对隋唐历史发展的影响”（第xi页）。
这一研究取向的选择与作者的学术背景密不可分。战后的名古屋大学东洋史学科，由京都学派第二代学者宇都宫清吉奠基。在接纳内藤湖南“文化史观”“中世（六朝隋唐）贵族制论”等历史框架的同时，也形成了“眼光向下”、关注边缘人群的研究特色。作者求学期间的导师谷川道雄、森正夫对豪强地主、贫农佃户、叛乱民众等地方性人群长期保持兴趣。[8]前文提及的安田二郎、都筑晶子作为同研究室的前辈，也较早对南朝寒门、寒人展开过具体研究。[9]作者在书中也特别提及，自己的研究思路受到了恩师谷川道雄与前辈安田二郎的极大启发。[10]从书中具体内容来看，作者围绕南北朝中书舍人的系列研究，进一步论证了谷川道雄提出的南北朝后期“贤才主义”的政治潮流及其与隋唐帝国的关系；[11]而针对南朝“晚渡北人”、青齐豪族的讨论，则很大程度继承了安田二郎的研究视角。[12]可以说，本书的学术趣旨与研究框架，正位于名古屋大学东洋史学科传统的延长线上。以下，就对正文四编的主要内容试加介绍。
二
第一编“南朝寒门寒人”，分四章讨论了南朝齐梁以后政治领域的各种新兴势力。第一章《关于梁末陈初诸集团——以陈霸先集团为中心》，源于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也是作者进入南北朝史研究的起点。通过具体史实的考证，本章首先了梳理寒人出身的陈霸先与广州刺史萧映合作，继而凭借个人能力集结各类寒门、寒人，建立陈朝开国集团的过程。随后，作者将陈霸先集团与刘宋、南齐、萧梁三朝开国集团进行了对比，指出前者的主要特征是超越蛮汉之别，以任侠的精神作为纽带；而后者则以北人作为核心，脱胎于军镇体制。故而两者在性质上存在根本性差异。作者认为，陈霸先集团的出现，意味着南方内地寒人政治、军事力量的崛起以及“乡里社会”的成熟。对于这些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动力，作者认为还有必要作更为深入的探究。
这一问题意识也成为第二章《东晋·南朝的民众运动与水上交通——南康郡的营民与鵃䑠船上的越人》的出发点。作者在此前对陈霸先展开考察时注意到，支撑陈霸先等南方本土集团政治、军事活动的基础性力量中，有一批从事水上交通——即内河船只的建造、驾驶与航运的南方土著群体。随后，作者以位于南方内地的南康郡为中心，对东晋末至南朝后期这类水上人群的活动实态展开考察，认为南朝寒人崛起的基础，正源自这一类在史书上籍籍无名的水民。
接下来的第三章与第四章，作者试图对日本学界既有的南朝政治史框架展开回应。第三章《刘孝标及其周边人群——南朝政治史上的平原刘氏》，是对安田二郎相关研究的继承与扩展。安田氏曾以清河崔氏、平原刘氏、明氏等青齐豪族为例，讨论寒门特别是“晚渡北人”群体在南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作用，但关注时段集中在刘宋中后期。[13]本章则以出身平原刘氏的刘孝标为中心，论述青齐豪族在南朝齐、梁时代的政治地位变迁。作者指出，通过文学、学问与政治、军事强人建立起私人的关系纽带，是这一时期寒门寻求政治地位的主要路径。
第四章《南朝贵族与军事——以南齐雍州刺史王奂为中心》，则试图对川胜义雄的相关论点有所修订。川胜氏曾指出，刘宋政权的建立，不仅使得门阀贵族丧失军权，逐步“白面书生”化，也标志着寒门武人阶层在政治、军事领域的崛起。[14]作者则指出，刘宋时期仍有贵族担任地方军镇长官的情况。此外，军权也不应单单理解为州镇军权，禁军（中央军）军权也应当纳入视野。作者注意到，王奂是南朝最后一位在中央、地方先后担任军事要职的门阀贵族。换言之，南朝贵族丧失军权的下限，要晚至南齐永明年间。
较之第一编，第二编“南北朝中书舍人研究”的议题更为集中，作者将研究视野聚焦至中书舍人这一群体。第五章《梁代中书舍人与南朝贤才主义》重点考察了梁代中书舍人的人选及其活动实态。作者认为，这一群体象征着梁武帝不分贵族、寒门，以才授官的政治理念——即所谓的“贤才主义”。不过，由于门阀制度的僵化，为了弥合贵族、寒门的身份制鸿沟，中书舍人只能够以兼官的形式任命。然而，这种任职形式导致中书舍人日渐依附于皇权，走向私权化。同时，货币经济的急速发展，又使得梁朝后期中书舍人出现了恩倖化趋势。这些因素，是梁朝中书舍人制度的局限所在。
作为对比，接下来的第六章《北魏末、东魏时期的中书舍人》、第七章《北齐时期的中书舍人——颜之推的社交圈》以中书舍人的兼官制为线索，重点讨论了北朝后期中书舍人制度的发展及其对固有局限的突破。通过史料的梳理，文中指出北魏末至东魏时期的中书舍人制度明显受到了南朝的影响。不过，由于政治环境的巨大差异，东魏、北齐之际，中书舍人的性质逐渐发生复杂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功能上从军务官向文学顾问的转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任职者身份从贵族到寒门的广泛性。任官形式，也从原本的兼官就职逐渐转变为本官就职。作者进一步认为，北朝后期中书舍人制度的演进，体现了北朝贤才主义政治潮流的长期存在及其与门阀制度的直接对抗。
与东魏、北齐同时代的西魏、北周政权，由于官制以《周礼》为蓝本，因此并无中书舍人的名号。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认为，西魏、北周的御正等同于中书舍人。[15]作为北朝中书舍人制度研究的补充，第八章《西魏末·北周时期的御正》即围绕这一传统论断展开考辨。作者指出，西魏、北周比照的对象并非中书舍人，而应当是散骑常侍等侍从官。不过，随着官僚制的发展，北周时期的御正逐渐具备中书舍人的机能。从就任者的具体情况来看，北周武帝以后的御正也带有非常明显的贤才主义特征，并对此后隋唐时代内史、中书系职官制度的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果说第二编的学术视线是自南而北，那么第三编“南朝归降北人研究”则与之相反，作者以兰钦、王洪范、侯景三位政治、军事人物为个案，揭示归降北人在南朝的活动实态。
第九章《归降北人与南朝社会——以萧梁将军兰钦的出身为线索》，通过对兰子云、兰钦父子相关史料的考证，作者认为由北魏归降萧梁政权的兰钦并非汉人，而是出自北土的鲜卑人。在北魏的徙民政策下，他们成为南部边境的城民，在长官压迫、身份卑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最终叛逃至南方。兰钦的经历，正是北魏边境“南叛”城民的缩影。此外，作者还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分析认为在南朝货币经济的影响下，南北边境地带商业活动频繁，北魏南境州镇长官多有经商、聚敛的行为。借助于边境贸易，各类货币、物品、人群以及情报的不断流动，在影响南北军事情势的同时，为城民的“南叛”提供了诸多契机。
第十章《南朝柔然遣使王洪范——南朝政治史中的三齐豪族与归降北人》，通过对王洪范军事、外交活动的考察，作者揭示了归降北人在南朝军事、情报领域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另值得注意的是，王洪范与第三章论及的刘孝标同属青齐豪族。王洪范的主要身份是将领与使节，刘孝标则以文学著称于南朝政界。两者一武一文，从不同角度拼接出青齐豪族在南朝政治、社会中的多元图景。
第十一章《侯景叛乱前史——寿春、归降北人、蛮与本地豪族》作为本编的总结之作，以活动在南北边境的归降北人、蛮、本地豪族的动态为中心，详细论述了梁初至侯景之乱前南北政权围绕寿春展开的军事攻防，并指出萧梁时期的归降北人及其带来的情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梁武帝的政治、军事决策。作者进一步指出，自南朝刘宋以来，军事领域对归降北人的依赖日渐增强。而这种特殊的军事体制下，正是梁武帝接纳南朝史上最重要的归降北人——侯景的具体背景所在。
本书最后一编为“南朝关联史料研究”，作者的主要思路是对比《梁书》与《南史》的记载差异，由此发掘寒门、寒人在史料编纂中的立场与态度。第十二章《姚察、姚思廉的〈梁书〉编纂——以〈临川王萧宏传〉为中心》通过分析《梁书·临川王萧宏传》，作者认为，姚察、姚思廉父子在《梁书》编纂过程中对萧梁皇室多有回护，为尊者讳。其主要原因，一是姚察、姚思廉父子的寒人身份，一是梁武帝、临川王萧宏与武康姚氏家族的密切联系。
第十三章《〈南史〉的小说性记叙——以萧梁诸王传为线索》与十四章《再论〈南史〉的小说性记叙——以萧顺之之死的记载为线索》均是在继承上一章思路的基础上围绕《南史》展开的研究。作者指出，北朝士人，尤其是以颜之推为代表的原北齐系寒门士人通过闲谈所编纂出的志怪志人小说——如《冤魂志》等等，对于《南史》中的萧梁历史记载、梁武帝萧衍的评价问题产生了极大影响。与姚察、姚思廉父子在《梁书》对萧梁皇室的回护不同，北齐系士人在回顾萧梁历史的过程中强烈批判了梁武帝家族违背道德、兄弟反目的行为，并将之归结为梁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这也导致了《梁书》与《南史》在历史观以及具体叙述上的极大差异。作者还注意到，北齐系士人之所以将皇族内部关系与王朝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源自他们亲历了北齐政权因高欢诸子的政治斗争而衰亡的过程。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本书的具体研究对象，实际包括了次等贵族（琅琊颜氏）、地方豪族（平原刘氏、武康姚氏）、归降北人、中书舍人任职者、水上交通人群等林林总总的社会群体。那么，怎样对这些寒门、寒人的历史特征进行把握？或者说，研究寒门、寒人的意义何在？在正文四编之后的余论中，作者写到：
这些南北朝时期的寒门、寒人，样态各异，虽无法一概而论，但“越界者”的身份，可视为他们的共通点。其中，一些人跨越了门阀贵族制下原有的政治社会身份，一些人跨越了南北政权的边境，他们都试图寻求自己的生存之道。笔者的上述研究，就是希望描绘这些“越界者”的活动实态——亦即他们的“肖像”。可以说，这些“越界者”的活跃，大大推动了南北朝时期政治、军事的演进，隋唐社会继之而来。同时，由于这些“越界者”的存在，南北政权之间的情报、文化得以密切交流，隋唐统一帝国的基础也由此而形成。（第467页）
如上所见，通过这些“越界者的肖像”，探索南北朝向隋唐统一帝国演化的内在基础，正是本书的研究主旨所在。
三
注重从身份制的视角把握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特征与演进过程，是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最富特色的学术传统之一。该传统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内藤湖南于20世纪初提出的“中世（六朝隋唐）贵族制论”。此后，在高强度的学术论争环境下，冈崎文夫、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宫川尚志等人不断充实其内涵，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与谷川道雄“豪族共同体”学说的问世，经过前后三代研究者的学术接力，这套以“贵族”“豪族”“寒门”“寒人”等身份标签为核心，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演进与社会结构进行阐释的学术架构日趋成熟。[16]日本战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深度与活力，也于此时期到达了一个高峰。
对于在谷川道雄先生的亲炙下踏入研究领域的作者而言，继承“贵族制”理论并将之作为出发点，是很自然的选择。前文提及，本书虽然以南北朝寒门、寒人为主题，但作者的研究重心明显地倾向于南朝——更具体地说，倾向于南朝中后期的寒门、寒人。而这一领域，恰恰是谷川道雄及川胜义雄研究中的明显缺环。[17]就此背景而言，本书的学术指向，实际可以理解为南朝中后期视角下的“六朝贵族制社会论”或“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其实，不仅仅是本书作者。从日本80年代以后的史学发展来看，从前人较少触及的领域——如西晋政治与社会，南朝边境豪族，自然也包括寒门与寒人——继承与补强“贵族制”理论体系的研究倾向，在身处“京都学派”共同体内的谷川后一代日本学人身上显得十分强烈。
不过，或是由于连续三代名家大师们构建的学术巨塔已高耸入云。想要在“贵族制”理论的既有体系下再有所推进，往往显得困难重重。而一旦放弃结构层面的思考，研究上的停滞感也随之而来。比如说，对基础概念、框架的反思稍显不足。再比如说，在研究结论的鲜明性上略有缺乏。本书阅读的过程中，有两处细节笔者令印象深刻。其一，是对于寒门、寒人的定义，本书序文仅仅沿用了作者刚刚踏入学界时（1976年）的观点，[18]而并没有依托此后的研究有所更新。其二，作者在余论提及，追寻南北朝走向隋唐统一帝国的历史进程，是本书的研究目的之一。但这条进程究竟是什么？它与寒门、寒人具有怎样的关系？ “书中”却没有给出明确答案。我想，这两点正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本书研究中的某些困境。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根本原因应当是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如果以数百年的长时段为单位，“贵族制”理论的确精准把握住了魏晋南北朝最为显著的社会历史特征。然而，在华夏文明广阔的地理范围下，人群、区域间的具体生态与结构秩序从来都不尽相同。一旦下沉到更为微观的时空内，面对多样化的社会历史情境，基于某些典型案例归纳而成“贵族制”理论究竟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对此，笔者时常感到疑惑。其实，不单单是中国历史，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以来的“新史学”演进，正是研究者摆脱过度的体系化思维，注重从文本语境与微观场景中认知历史的过程。因此，作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追求规律性历史框架思潮中的浪花一朵，“贵族制”理论只是研究者观察魏晋南北朝历史一扇窗户，一道重要却非唯一的路径。它在宏观层面的指导意义，无法也不应该替代研究者对具体历史图景个性化的感悟与思考。这种微妙关系，常常令人想起那句形容现代医学局限性的名言——“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19]
当然，每一代学人都有其特定的成长环境，是发扬旧说还是开辟新路，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并无高下之分。关键在于，能否以诚恳态度面对研究，能否提供一些切实的新知。而这些方面，无论是从本书各章的选题，还是史料的搜集，抑或具体行文中，均不难感受到。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书末提供的信息，完博士课程后的四十余年间，作者长期以非常勤讲师的身份，在代课之余坚持研究，最终将成果结集为本书出版，这份纯粹坚韧的学术心境令人动容。时至今日，“贵族制”理论虽已不再位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最前沿，但其核心理念已为海内外学界所普遍接受，内化为基本的学术共识。我想，这与作者这一代学人对“贵族制”理论的充分实践是分不开的。而近来更为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对士族经典学说的反思意识以及研究路径上的“去中心化”，[20]某种程度而言也正得益于以作者这一代学人在继承与发展旧有学术体系过程中的艰难探索。
最后想指出的是，出于种种原因，20世纪的大陆学界曾长期在阶级斗争史、古代社会性质及分期等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相较之下，魏晋南北朝政治、社会领域的很多基础性课题，日本学界反而比较早地展开了研究。具体到本书，作者对南朝地方性人群——如梁陈之际的土著豪强、南方水上人群、齐梁时期晚渡北人等等的关注与分析，以《梁书》《南史》为中心展开的史料批判，在学术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先驱意义。仅就此数点，本书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也就无需赘言了。
近年来，随着稀见典籍、出土文献、考古资料的不断开掘，门阀贵族以外人群的存在状态，越来越受到中古史学界关注。[21]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本书的出版以及作者的后续研究，南北朝后期的社会历史图景必将更为生动而鲜明。
注释
[1] 日本学界一般将门阀制度称为“贵族制”，两种概念略有差异。
[2] 〔梁〕沈约撰：《宋书》卷九四《恩倖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02页。
[3] 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7本第4分，1938年；后收入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30—94页。
[4] [日]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56年，第339—398页。
[5] 参见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1959年，第93—123页，《读史释词·素族》、《读史释词·寒士》，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第249—256页；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59—229页；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27—236页；何德章：《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日]川胜义雄：《侯景の乱と南朝の貨幣経済》，《東方学報》32，1962年，《南朝貴族制の没落に関する一考察》，《東洋史研究》20-4,1962年，《劉宋政権の成立と寒門武人--貴族制との関連において》，《東方学報》36，1964年，以上三文后收入《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中译本为[日]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3—237、253—310页；[日]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最下級官僚層について》，《史学雑誌》74-7，1965年，《東晋南朝の族門制について》，《古代学》18-1,1972年；[日]安田二郎：《“晋安王子勛の叛乱”について-——南朝門閥貴族体制と豪族土豪》，《東洋史研究》25-4,1967年，《六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3年，第335—416页；[日]都筑晶子：《南人寒門·寒人の宗教的想像力について——〈真誥〉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47-2,1988年，《南人寒門·寒人の倫理意識について——東晋後半の上清派経典を中心に》，《東方宗教》78,1991年。
[6] 黄桢：《中书省与“佞幸传”——南朝正史佞幸书写的制度背景》，《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7] 在本书序文中，作者将“寒门”“寒人”的定义为：“寒门是拥有一定的门第或地域基础，具有任官的资格，但非出身一流门第的人群；寒人则是本不具有任官资格的庶民（第xi页）。”不过，正如宫川尚志、唐长孺先后指出的那样，何为“寒”，实际并没有固定标准，而是取决于具体语境。因此，与传统的认识相比，这里的“寒门”“寒人”是一个相对固定又比较宽泛的概念。除去南北朝时期少数门阀贵族，其余人群似乎都可纳入此范畴。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达，作者所谓的“寒门”“寒人”，就是指那些活跃于南北朝的历史前台，而又不属于门阀贵族的人群。宫川尚志与唐长孺的相关研究，参见前引文献。
[8] 比较典型的成果，如[日]谷川道雄、森正夫编集：《中国民衆叛乱史1-4》，东京：东洋文库，1978—1983年。
[9] 参见前引文献。
[10] 相关文字，见本书第xi—xii、467—468页。
[11] 谷川道雄的相关研究，参见《隋唐帝国形成史論》，东京：筑摩书房，1971年。中译本为[日]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2] 安田二郎的相关研究，参见前引文献。
[13] [日]安田二郎：《蕭道成の革命軍団——淮陰時代を中心に》，《愛知県立大学文学部論集 一般教育編》，21，1970，后收入《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307—334页。
[14] [日]川胜义雄：《劉宋政権の成立と寒門武人--貴族制との関連において》，《東方学報》36，1964年。[日]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223—237页。
[15]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六八，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夏六月条：“乙酉，周使御正殷不害来聘”，胡三省注云：“《周书·申徽传》曰：‘御正，任专丝纶’，盖中书舍人之职也。《北史·卢辩传》：‘武成元年，增置御正四人，位上大夫。’考之《唐六典》，则曰：‘后周依《周官》，春官府置内史中大夫，掌王言，盖比中书监、令之任，后又增为上大夫。小史下大夫，比中书侍郎之任；小史上士，比中书舍人之任。’然则为御正者，亦代言之职，在帝左右，又亲密於中书。杜佑《通典》：‘御正属天官府。’”中华书局，1956年，第5214页。
[16] 相关学术史的梳理，参见林晓光：《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文史哲》2017年第5期，第20—42页。
[17] 川胜义雄的研究更侧重于阐释贵族制自东汉后期至南朝发展、成熟的过程，研究时段集中在汉魏之际与东晋刘宋。尽管他也触及到寒门、寒人问题，但主要是以门阀贵族为中心的视角进行讨论的。另一方面，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的基本线索是讨论五胡十六国—北朝—隋唐的发展历程，对于南朝至隋唐这条历史线索，并未涉及。川胜、谷川二氏的成果，参见前引文献。
[18] 具体文章为[日]榎本あゆち：《南朝の寒門·寒人問題について——その研究史の考察》，《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4,1976年。另需指出的是，本书也并未在该文的基础上对南北朝寒门、寒人问题进行更完备的学术史回顾，令人颇为遗憾。不过，考虑到本书的结集出版性质，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19] 这句话为爱德华·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英文原文为“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具体信息参见Frank M. Snowden, Epidemics and Society: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Pres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307.
[20] 除前引林晓光文章外，另可参见范兆飞：《北美士族研究传统的演变——以姜士彬和伊沛霞研究的异同为线索》，《文史哲》2017年第3期，第19—40页；仇鹿鸣：《失焦:历史分期论争与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文史哲》2018年第6期，第110—120页。
[21] 近年来较为重要的研究，如胡宝国：《晚渡北人与东晋中期的历史变化》，《北大史学》2009年第14辑，第94—111页；鲁西奇：《中古时代滨海地域的“水上人群”》，《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63—78页；魏斌：《南朝佛教与乌伤地方——从四通梁陈碑刻谈起》,《文史》2015年第3期，第79—116页；吕春盛：《南朝时期“晚渡北人”的兴衰及其原因》，《汉学研究》第33卷第4期，2015年，第141—176页；周鼎：《家族、地域与信仰:〈唐润州仁静观魏法师碑〉所见唐初江南社会》，《史林》2019年第1期，第38—46页；[日]田熊敬之：《北斉“恩倖”再考:君主家政官としての嘗食典御·主衣都統を中心に》，《史學雑誌》129-7,2020年。
原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刊》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21-235页。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编辑：李浩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