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胡胜源：论魏周平静禅代的底蕴——以宇文泰压制、拉拢元氏势力为中心的视角

提要：元氏勢力即使到西魏末實力仍不可小覷，宇文泰若要使其子順利代魏，便須對其既打壓又拉攏。宇文泰除以聯姻安撫元氏外，亦長期外放柱國獨孤信、大將軍宇文貴、楊忠、韋孝寬等忠於元氏者，使其不能預聞朝政。聯姻、賜姓或委以重任也是宇文泰拉攏忠於元氏者的慣用手段。宇文泰對元氏勢力中聲望、地位最高又死忠帝室的獨孤信，則不僅用聯姻拉攏、安撫，更在兩次攸關易代的會議上佈局親信打壓，營造魏周禪代的大勢。即使如此，易代的最後一步仍然艱辛，因最關鍵的執政繼位會議是在宇文泰已死，繼承人宇文覺幼小，未來執政宇文護“名位素下”的不利情況下進行的，若有些微差錯，宇文泰畢生心願即化為烏有。因此魏周雖平靜禪代，背後實蘊含宇文泰多年心血，殊為不易。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  魏周禪代  宇文泰  獨孤信

一、前言

  自陳寅恪提出“關中本位政策”與“關隴集團”解釋西魏北周轉弱為強的根本原因後，西魏北周的政治發展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但因宇文泰大權獨攬之故，學者較少論及魏周禪代的底蘊。張偉國指出宇文護因威望不及宇文泰，因此魏周禪代目的乃為排除西魏皇室的潛在威脅，將軍事實力轉為皇權。呂春盛則揭示西魏乃諸勢力在反對高歡、保衛鄉里、擁戴魏室的共同理念上合作建立的政權，更進一步分析宇文泰栽培親信勢力的過程，並將此與魏周革命相聯繫。

  在元氏勢力的研究方面，毛漢光以獨孤信、楊忠曾是賀拔勝的部下，將兩人歸為賀拔勝集團，並指出宇文泰對獨孤信的態度乃敬而遠之。張偉國注意到追隨魏帝入關的部眾實力不遜於宇文泰所部，故往後被宇文泰一一削弱。至於賀拔勝派系將領如獨孤信、楊忠，宇文泰則讓他們遠離中央，經營邊疆。張氏並舉獨孤信在大統十四年（548）進位柱國為例，認為柱國一職乃宇文泰團結內部的工具。亦發現魏室有利用獨孤信和宇文泰的不協，予以拉攏跡象。周雙林認為獨孤信因效忠魏室，與宇文泰不合。宇文泰對獨孤信入洛後建立起的忠於元氏勢力忌憚異常，逐步分化，以致獨孤信被外調隴右。周氏並舉宇文泰命宇文導監視獨孤信，及在立儲會議上壓制獨孤信，防其獨攬大權為例，強化己說。

  呂春盛點出西魏初期魏帝仍有相當的實力，宇文泰為對抗東魏，不得不對內採取聯合、妥協政策。即使西魏末期親信勢力羽翼已成，宇文泰對獨孤信在隴右形成的特殊勢力，仍頗有顧忌，擔心若立其婿宇文毓為嗣，獨孤信將在他身後掌握軍國大權，故不惜在羣公面前公然猜疑獨孤信，並配合李遠拔刀，將雙方矛盾公開化。甘懷真更加關注元氏勢力在西魏北周的發展，及其在鄉兵體系中所締結的政治勢力。甘氏以為韋孝寬與楊堅之父楊忠皆屬於元氏勢力，韋孝寬才會在尉遲迥起兵的關鍵時刻抱病支持楊堅，從而決定了周隋禪代的大勢。

  曾磊以史籍未見獨孤信、楊忠、史寧等聯合對付宇文泰的跡象，且賀拔勝、楊忠最終皆被宇文泰收編，否定毛氏之說。前島佳孝對毛說亦有反論，前島氏以為兩人雖曾在荊州兩年期間，隸屬於賀拔勝，然而在孝武帝西遷前已被徵至洛陽，並隨其入關，往後雖與賀拔勝等人皆入梁，梁朝卻讓賀拔勝等先行西入，顯然視獨孤信、楊忠為另一集團，因此應將他們歸於魏帝追隨部隊才是。薛海波則認為，西魏朝廷並非宇文泰能隨意操弄的傀儡政權，而是西魏國家權力的次中心。他並將建立西魏的武川勳貴分為忠於魏室、賀拔勝及其部屬、賀拔岳舊部三派，認為文帝、宇文泰皆有爭取三派勢力以制衡挾制對方的需要。

  前輩學者所論皆予本文深刻影響，毛漢光、呂春盛、甘懷真的研究尤是筆者發想所出，然而，毛漢光著力于分析西魏內部諸勢力的分佈情況、描繪府兵制度的發展歷程，西魏的政治發展與元氏勢力之關係本非其焦點。張偉國僅將獨孤信與宇文泰的對立視為權力衝突，忽略其與宇文泰打壓元氏勢力之關連；周雙林聚焦宇文泰與賀拔勝集團（獨孤信）的矛盾，不及元氏勢力整體。呂春盛耙梳宇文氏勢力擴張之過程，對元氏勢力的起伏自然較少留意。甘懷真則將重點放在探究元氏勢力的構成、文化傾向，及與周隋禪代之關係，未及於魏周易代；曾磊之說未顧及宇文泰藉“挾天子”壓制賀拔勝乃至獨孤信的情況。前島佳孝從梁朝將賀拔勝與獨孤信分別對待，指出兩者非屬同一集團，所論頗具說服力。然而，前島氏並未考慮到賀拔勝不僅是獨孤信的舊主，還是刺殺衛可孤時的同鄉領袖，更重要的是，獨孤信縱然不屬賀拔勝集團，對魏室來說，他與賀拔勝卻皆為不貳忠臣。薛海波則只把獨孤信列入賀拔勝部屬一派，忽略其為元氏勢力中堅的面相。也因前輩學者各有所重，後學便有接續補充的餘地。

  在展開探討前，有必要檢討本文所據史料特別是《周書》所載的可信度。中華書局版《周書》《出版說明》云：

  《周書》主編人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將軍，宇文政權骨幹人物之一，其他兩個編寫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宇文政權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家世不止是《周書》編者所特有，包括唐朝王室在內的唐初當權人物，也多半就是西魏、北周骨幹人物的嫡派子孫。這樣就規定了對《周書》的特殊要求，即不僅要竭力歌頌宇文政權的骨幹人物，所謂“關右舊族”、“八柱國、十二大將軍”，而且嘖嘖歎賞“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凡是唐朝的達官貴戚，《周書》總要想法為他們在周代的祖先立《傳》，並往往不惜歪曲事實加以頌揚。

  本文主軸乃元氏勢力在西魏的發展及其與宇文泰易代佈局的關係，獨孤信、賀拔勝、李虎、宇文泰是其中要角。關於獨孤信，《周書．獨孤信傳》云：“信長女，周明敬后（宇文毓妻）；第四女，元貞皇后（李昞妻李淵母）；第七女，隋文獻后（楊堅妻獨孤伽羅）。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為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正與《周書》《出版說明》所言相符，則獨孤信事蹟便存史官吹捧的可能。

  《周書》或對獨孤信有所溢美，但所描述之獨孤信對魏室的忠誠，如不顧親人在東，隨孝武帝西入，卻與事實相符。《周書．獨孤信傳》云：“（獨孤信）子羅，先在東魏，乃以次子善為嗣。及齊平，羅至。善卒，又以羅為嗣。”可知，獨孤信長子獨孤羅一直待在東魏。《獨孤羅墓誌》對獨孤羅生平有進一步描述：“永熙之末，強臣擅命，長戟南指，鑾旆西巡。景公（獨孤信）捐家奉國，秉誠衛主。公（獨孤羅）遂播越兩河，流離三魏。”《隋書．獨孤羅傳》記載更詳：“（孝）武帝之入關也，信棄父母妻子西歸長安，歷職顯貴，羅由是遂為高氏所囚。信後仕周為大司馬。及信為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繼而稱：“獻皇后（獨孤伽羅）遣人尋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于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之，不以兄禮事也。”皆可印證《周書》所言不虛。

  至於賀拔勝，生平事蹟與獨孤信幾乎一致：同鄉里、同斬衛可孤、同在尒朱氏旗下、同得孝武帝器重、先後奔梁、先後拋棄在山東親屬入關、先後得文帝接見、愛重，只是賀拔勝早死，未如獨孤信一般獲得柱國之位而已。也因賀拔勝並非“八柱國家”，子孫在隋唐又默默無聞，令狐德棻偽造其生平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

  與獨孤信、賀拔勝相比，令狐德棻對李淵祖父李虎更有吹噓的動機。然而由於李虎在李唐開國後被追尊為太祖景皇帝，生平未被放在《周書》列《傳》中，正史所存資料便極為零星。前島佳孝據《冊府元龜》《西魏書》所載，重建李虎事蹟，論證嚴謹，本文關於李虎部分便以前島氏研究成果為基礎。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周書》對獨孤信與宇文泰關係的描述極不協調。如《獨孤信傳》稱獨孤信與宇文泰的兩人“少相友善”，又曰宇文泰 “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更言：“（獨孤信）既為百姓所懷，聲振鄰國。東魏將侯景之南奔梁也，魏收為《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仍云無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人也。又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為鄰境及士庶所重如此。”《侯莫陳崇傳》《史臣曰》亦云：“蕭何文吏自愛，懼秦法誅戮，乃推奉漢高；李通家傳讖術，知劉氏當興，遂翊戴光武。終而白水復禹，中陽纂堯。方策以為美談，功臣仰其徽烈。……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照隣國。”則宇文泰讓獨孤信久在隴右，便是培植故交、親信聲望之舉。《李遠傳》卻說宇文泰在羣公會議中，宣稱欲立嫡子文帝之婿宇文覺為儲，而不取長子獨孤信之婿宇文毓，因而擔心獨孤信會有疑。獨孤信若為宇文泰心腹，宇文毓無疑比宇文覺更適合擔任繼承人，宇文泰又何以捨長立嫡呢？且宇文泰在獨孤信至隴右後不久，將其本名“如願”，改為 “信”，此舉有期盼相互信任之用意。可見，宇文泰不僅未對獨孤信推心置腹，反而如毛漢光、呂春盛等學者所指出的將其視為潛在威脅，則《周書》將宇文泰與獨孤信的爭端，說成立嫡、立長之歧異，結合《獨孤信傳》之載，便有掩蓋獨孤信、宇文泰矛盾之用心。

  《周書》對賀拔勝對宇文泰態度轉折之由亦語焉不詳，雖云賀拔勝入關後以“年位素重”不拜宇文泰，卻不記其幡然悔悟之因，更說賀拔勝在願聽從指揮後，對宇文泰言：“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宇文泰大悅，對他“恩禮日重”，賀拔勝亦“盡誠推奉”。據此，後人很難不認為賀拔勝已被宇文泰收編，為其效力。

  《冊府元龜》所載李虎生平，也顯示李虎與宇文泰關係融洽。其述李虎平定曹泥之亂後，宇文泰封他為長安縣侯、食邑五百戶，李虎請求讓於兄子李康生，宇文泰隨之批准。亦言李虎在平楊盆生之反後，宇文泰“嘉歎之，遣使勞問，尋授岐州刺史。”又云李虎與宇文泰於北山下閱兵，李虎殺豹救人，宇文泰“大悅，曰：‘公之名虎，信不虛也。’”更稱李虎在魏周禪代後“錄佐命功，居第一，追封唐國公。”儼然為北周佐命元勳。但陳寅恪指出，達悉武在李虎死後推辭柱國之位，“非僅以謙德自鳴，殆窺見宇文泰之野心，欲併取李虎所領之一部軍士，以隸屬於己。元子孝與元欣同為魏朝宗室，從容禁闥，無將兵之實，若以之繼柱國之任，徒擁虛位，黑獺（宇文泰）遂得增加一己之實力以制其餘之五柱國矣。”陳氏並舉廢帝二年（553）宇文泰“去丞相大行臺，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之例，點出 “此為宇文泰權力擴張壓倒同輩名實俱符之表現，而適在李虎既卒、達悉武讓柱國於元子孝之後，其非偶然，抑可知也。”那麼李虎非宇文泰親信殆無疑義，則《冊府元龜》所述李虎形象亦如獨孤信、賀拔勝一般遭唐朝史官橫加扭曲。

  眾所皆知，唐代史官乃以宇文泰，而非獨孤信、賀拔勝、李虎為中心，展開西魏北周史的編纂。《周書》美化獨孤信與宇文泰關係、遮掩兩人不睦、不載賀拔勝“尋而自悔”之因；《冊府元龜》大書李虎的北周功臣地位，不存其與宇文泰的黨派隔閡，不過其中五例。《周書》稱孝武帝、文帝之死為“崩”、對廢帝被宇文泰鴆殺事一字不提，亦是替宇文泰粉飾的“曲筆”。元氏勢力與宇文泰的深層矛盾在此書法下被輕描淡寫甚或抹去，也增加學者研究的困難。

  筆者欲追隨前輩學者腳步，分析宇文泰為壓制、拉攏元氏勢力所施展的諸多權謀手段，重新探索魏周平靜禪代的因素。

二、元氏勢力於大統十六年（550）的實力

  西魏乃軍政合一的政權，故大統十六年（550）出現的八柱國、十二大將軍便是西魏晚期軍政界的最高層，陳寅恪以為：

  西魏諸將賜胡姓之例：“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明是以一軍事單位為一部落，而以軍將為其部之酋長。據《魏書．官氏志》云：“凡此諸部，其渠長皆自統眾”，則凡一部落即一軍事單位內之分子對於其部落之酋長即軍將，有直接隸屬即類似君臣之關係與名分義務，此又可以推繹得知也。

  可知，名列大統十六年（550）八柱國、十二大將軍者，即被宇文泰視為政權內部統率各勢力的酋長，大者與其“等夷”，如獨孤信、趙貴同為八柱國；小者亦統領二軍，“自相督率，不編戶貫”，各有一席之地，從而若分析大統十六年（550）擔任八柱國、十二大將軍的人物，便能一窺西魏末期政權內部元氏、忠於元氏者即元氏勢力的份量。

  在元氏方面，《周書．元偉傳》說宇文泰“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竝保全之，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又說元氏一共出了兩柱國、四大將軍、五驃騎大將軍。二柱國是元欣與元子孝，元欣任柱國是在大統十六年（550）八柱國正式出現時，但他在八柱國中的行次卻有不同的記載，《周書．侯莫陳崇傳》作：“宇文泰、李虎、元欣、李弼、獨孤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北史．王雄傳》末亦同；《資治通鑑》則作：“宇文泰、元欣、李弼、李虎、獨孤信、趙貴、于謹。”而據前島佳孝的研究，以資歷名望論，李虎應排在于謹之後，侯莫陳崇之前，所以八柱國的排序應是：宇文泰、元欣、李弼、獨孤信、趙貴、于謹、李虎、侯莫陳崇。

  可知，廣陵王元欣排行八柱國第二，只在宇文泰之下；元欣“于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廣平諸王，悉居其下。”宇文泰也對他說：“王三為太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元欣“性粗率，好鷹犬”又“所汲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為世所鄙。”卻位居高位。元欣是孝文帝弟廣陵王元羽之子、節閔帝之兄，而文帝是孝文帝之孫，京兆王元愉之子，在宗室中的輩份元欣高於文帝，可知宇文泰禮遇的不是元欣本人，而是其在宗室中的地位。

  元子孝是陽平王元新城之孫，未及隨孝武帝西行，後入關。大統十七年（551）排行八柱國第七的李虎死，達悉武又立下平定漢中之功，朝議欲以其為柱國，達悉武卻以“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不受，因此便由元子孝接替任柱國。達悉武任柱國要到北周孝閔帝元年（557），整整推遲了六年之久，元子孝無戰功卻能讓達悉武如此謙讓，其聲望亦可想而知。

  《周書．元偉傳》所列的元氏四位大將軍，位列大統十六年（550）十二大將軍中有三人，分別是排行第一、第二、第三廣平王元贊、淮安王元育、齊王元廓。元贊是孝文帝弟廣平王懷之孫，孝武帝的兄子。宇文泰鴆殺孝武帝后曾考慮立他為帝，身份尊貴；元育史書無《傳》，《拓跋育墓誌》說：“公諱育，字僧會，文成皇帝之曾孫，獻文皇帝之孫，高陽文穆王（元）雍之第十子。”可見，元育是孝文帝弟高陽王元雍之子，元雍在孝明帝朝與元叉“同決庶政”，權傾一時。元廓則是文帝的第四子，宇文泰罷黜廢帝后，立元廓為帝，是為恭帝。因此，在宗室地位或聲望崇高的元欣、元子孝、元贊等人位居八柱國、十二大將軍的前列並非偶然，當是宇文泰刻意安排。

  《周書．侯莫陳崇傳》說：“魏廣陵王（元）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闈而已。”給予學者元氏宗室並非實際領軍的印象。然而，大統三年（537）指揮獨孤信入洛的是行臺馮翊王元季海，他轄下的軍隊有步騎兩萬之多；而在大統九年（543）邙山戰役，東魏“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元）柬、蜀郡王（元）榮宗、江夏王（元）昇、巨鹿王（元）闡、譙郡王（元）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從臨洮王柬“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的職位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可知元氏宗室不僅領兵，更實際參與作戰。

  《拓跋虎墓誌》對元氏出征的情形有更為詳細的描寫，志文載：

  君諱虎，字山虎，河南洛陽人也。……大統八年（542）從太祖（宇文泰）征洛陽。九年（543），解圍玉壁。城雉向背，風雲逆從，李廣恒飛，臧宮常□支並中，七札俱穿。除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一千戶。十三年（547），從蜀國公（尉遲迥）圍宜陽。後元年（554），從晉國公（宇文護）平江陵。荒谷東臨，實舉夷陵之陣；吹臺南望，即下宜陽之兵。及乎三統樂推，二儀禪受，以君令望公族，無關廢姓，改封雲寧縣公，增邑合兩千戶。保定三年（550），除驃騎大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

  宇文泰征洛陽在大統四年（538），解玉壁圍在大統八年（542），志文所述有誤。即使如此，拓跋虎從征討洛陽以來，便參與西魏諸多戰役，則其自然領兵出陣。

  值得注意的是，拓跋虎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曾隨于謹、宇文護征討江陵。此事發生在恭帝元年（554），時已至西魏末期，元氏在車騎大將軍一級仍有統兵者。但元氏任大將軍者如元贊、元育等是否領兵仍有疑義，宇文泰在大統十六年（550）東討北齊時，由大將軍元廓坐鎮隴右，令宇文導還朝、屯咸陽，則元廓自領兵無疑，依此，雖無其他證據，大將軍排行第一、二位的元贊、元育也應統兵才是。

  但前島佳孝指出大統十四年（548）獨孤信、李弼獲得宇文泰獨佔的柱國之位，柱國便散官化，大統十六年（550）出現的八柱國十二大將軍並未統領軍府，則元氏縱有出任柱國、大將軍者，卻未能掌兵。

  《周書．于謹傳》卻說：“謹既太祖（宇文泰）等夷，（宇文）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趨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因是眾議始定。”《周書．趙貴傳》亦云：“初，貴與獨孤信等皆與太祖（宇文泰）等夷，及孝閔帝即位，晉公護攝政，貴自以元勳佐命，每懷怏怏，有不平之色。”于謹、趙貴晉柱國皆在大統十五年（549），卻與在大統三年（537）任柱國的宇文泰“等夷”，則大統十四年（548）至大統十六年（550）之柱國性質與此前應無不同。前島說的另一依據乃《周書．侯莫陳崇傳》：“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大將軍者眾矣，咸是散秩，無所統御。”此條史料乃指大統十六年（550）後，因拜受柱國者甚夥，柱國已然淪為虛銜，與大統十六年（550）之前有統兵的柱國不同，柱國于謹在恭帝元年（554）率大將軍楊忠等諸將南征江陵便是一證，可知即使至西魏末，柱國、大將軍仍有領兵，則元贊、元育統兵便無問題。

  至於忠於元氏者，最重要的是八柱國中排行第四的獨孤信、排行第七的李虎，及亡於大統十年（544）而未晉柱國的賀拔勝。獨孤信是賀拔勝刺荊時的部下，賀拔勝派他至關中安撫賀拔岳餘眾，但宇文泰已被諸將擁為領袖，獨孤信受宇文泰之託，入洛奏事。獨孤信隨即被孝武帝任命為武衛將軍，他在皇帝西逃時亦隨從入關，此舉在當時著實不易，《隋書．食貨志》說：“六坊之眾，從（孝）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北史．孝武帝紀》更云：“眾知帝將出，其夜亡者過半。清河（元亶）、廣陽（元湛）二王亦逃歸。”獨孤信卻單騎尋找孝武帝所在，也無怪孝武帝看到獨孤信後會感嘆地說：“武衞遂能辭父母，捐妻子，遠來從我。世亂識貞良，豈虛言哉！”

  獨孤信護駕入關後被委收復荊州之任，卻不敵東魏奔梁，梁武帝准許他返北，即使父母都在東魏，獨孤信仍以“事君無二”決定入關。獨孤信在念賢（亦隨孝武帝入關）死後長期作牧隴右，大統十六年（550），宇文泰興兵東討，他“率隴右數萬人從軍”，可見勢力之大。

  獨孤信與宇文泰關係變化的底蘊也頗堪玩味。兩人不僅同鄉，更“少相友善”，宇文泰父宇文肱襲殺衛可孤所糾集的“鄉里”群豪中，就有獨孤信。賀拔岳死後，賀拔勝派獨孤信入關安撫其餘部，獨孤信與宇文泰重逢，相見甚歡，宇文泰並託獨孤信赴洛請事，可見關係頗佳。但到西魏時期，兩人卻不和睦，此事甚傳至東魏，魏收《檄梁文》便稱：

  二方（柔然、土谷渾）候隙，企其移踵。加以獨孤如願（獨孤信）擁眾秦中，治兵劫脅。黑獺（宇文泰）北備西擬，內營腹心，救首救尾，疲於奔命。豈暇稱兵東指，出師函谷。

  魏收《檄梁文》之說雖屬捏造，在西魏諸將中卻只點名獨孤信，可見兩人不合並非空穴來風。

  獨孤信與宇文泰關係生變的緣由，史籍無載，孝武帝之死可能是原因之一。《周書．獨孤信傳》說獨孤信入關後不久受命經略荊州；《資治通鑑》則在陳述完宇文泰鴆殺孝武帝後，隨即敘獨孤信入荊事，以司馬光治史之嚴謹，此說必有所據。那麼獨孤信之外放，便是宇文泰離散帝黨之手段。東魏高歡在大統九年（543）致書宇文泰，“責以殺孝武之罪”。也就是說獨孤信最遲至此刻，已知宇文泰乃謀害孝武帝的元兇，而魏收《檄梁文》作於大統十三年（547），已在孝武帝死因大白的四年後，亦能為之佐證。

  不滿宇文泰者不僅獨孤信，還有賀拔勝。賀拔勝入關後以年位自矜不拜宇文泰，此舉甚有理據，《周書．文帝紀上》說殺衛可孤的首謀乃宇文肱，《周書．賀拔勝傳》卻云其事是賀拔勝之父賀拔度拔所策劃，並由賀拔勝率“州里豪傑輿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真檀等，召集義勇，襲殺可孤。”參與其事不只上述諸人，還有賀拔岳、獨孤信。則《周書．文帝紀上》之說，必是令狐德棻為褒美宇文泰，刻意凸顯其父，《周書．賀拔勝傳》之言當更貼近事實。

  對被迫依附六鎮叛黨的武川豪傑而言，襲殺衛可孤乃為國立功之舉，賀拔勝往後便對尒朱兆云：“可孤作逆，為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獨孤信亦因參與此事，名震天下。宇文泰卻無法隨父建功，當因資歷太淺之故。則宇文泰當年位次不僅無法與賀拔勝、念賢相較，比之好友獨孤信亦為不如，而賀拔勝又是念賢等宇文泰父執輩的領袖，他不願禮拜宇文泰，便是必然。

  賀拔勝不拜宇文泰還有另一理由，賀拔岳死後，旗下諸將有東告朝廷、由賀拔勝掌軍兩議，支持賀拔勝統軍的李虎為此更赴荊州敦請，賀拔勝才派獨孤信入關安撫賀拔岳餘眾，只為諸將已另擁宇文泰統軍才作罷。因此，對賀拔勝而言，關中軍本屬於他，卻被本居“鄉里”末席的宇文泰所得，入關後還須聽其指揮，內心之憤懣亦可想像。賀拔勝不久卻後悔，“盡誠推奉” 宇文泰，頗為怪異。更難解的是，早在孝武帝入關的當下，崔謙就勸賀拔勝“與宇文行臺，同心協力，電討不庭。則桓、文之勳，復興於茲日矣！”卻為其所拒，這時宇文泰羽翼越豐，權勢越甚，梁武帝對賀拔勝更“遇之甚厚”，他又何以拋棄在南優渥生活及山東親人，毅然入關呢？

  賀拔勝所以奔梁，是因受孝武帝之命經略荊州，後被東魏所敗。賀拔勝刺荊非同尋常，乃孝武帝入關的重要佈局，《周書．賀拔勝傳》便云：“太昌初，以勝為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眾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勝為都督三荊、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孝武帝對賀拔勝入荊期望很高，甘懷真指出，孝武帝配給賀拔勝的部隊皆出自禁軍；而賀拔勝刺荊在永熙二年（533）正月，孝武帝大肆擴軍在永熙三年（534）四月，考慮到河陰變後禁軍大受摧殘，孝莊帝派去抵禦尒朱兆的部隊，不過五百羽林之眾，孝武帝在大肆擴張禁軍前，特意調撥一千禁衛予賀拔勝更顯意義非凡。

  荊州勢力既是孝武帝一手打造，將賀拔勝歸於帝黨並無大誤，但賀拔勝在孝武帝與高歡衝突時，卻突然猶豫，錯過入洛之機，則賀拔勝是否忠於孝武帝便存疑問。然而，在高歡、梁兩方威脅下，賀拔勝光維持荊州局面便極其困難，故柳慶才對孝武帝說荊州“地非要害，眾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歡黨，斯乃危亡是懼，寧足以固鴻基？”孝武帝最終不奔賀拔勝而就宇文泰，顯然也同意柳慶所言，故賀拔勝會一時躊躅也是必然。

  然而，賀拔勝雖未能協助孝武帝對抗高歡，亦可接踵入關，他卻不顧崔謙之勸返回荊州，亦是不忠之證。但若依崔謙之言，賀拔勝便要屈居於後進宇文泰之下，縱然打敗高歡，“桓文之勳”亦由宇文泰獨佔，賀拔勝又如何甘心？但賀拔勝在返荊後，隨即遣使奉表長安，接著更率軍西進，只因潼關被高歡攻下，才又回到根據地。加上他往後屢求梁武帝北伐不成後，便欲西入，即使遭遇東魏伏擊，賀拔勝等“棄船山行，贏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死者太半。”一路皆在生死線上掙扎。可見，賀拔勝的私心終究不敵對孝武帝及其後繼者的忠誠，則將他視為死忠魏室者便無疑義。

  獨孤信回西魏後自請罪，文帝否決七兵尚書 “赦罪，復其舊職”之議，稱讚獨孤信“誠貫夷險，義全終始”，將其官職從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為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至於賀拔勝，他在入關請罪時，“魏（文）帝握勝手，歔欷久之，曰：‘初平（漢獻帝）西徙，永嘉（晉元帝）南度，漢、晉皆爾，事乃關天，非公之咎也。’”文帝在接見偕賀拔勝入關的崔謙時亦云：“卿出萬死之中，投身江外，今得生還本朝，豈非忠貞之報也。”可知，在文帝心中獨孤信、賀拔勝皆是魏室忠臣，而他對賀拔勝的態度更非同一般。賀拔勝刺荊前曾任領軍將軍，時為太昌元年（532），正在此年，文帝與高歡在洛親信衝突，太尉之職被免。孝武帝擔心文帝遭遇不測，特派羽林守衛其第，僅月餘便使其復位。當孝武帝率五千騎欲西出時，文帝亦隨侍在側，即使清河王元亶、廣陽王元湛逃回洛陽，文帝仍不改其志，隨駕入關，其為孝武帝心腹殆無疑義。他在賀拔勝晉見時的忘情之舉，亦可做為賀拔勝乃孝武帝黨羽之一證。

  賀拔勝既忠於孝武帝，又是文帝同黨，會捨棄在東諸子，堅持入關便是政治立場之應然，這從獨孤信亦不顧山東親人，決然西入，也可為證。且賀拔勝、獨孤信昔日地位雖在宇文泰之上，他們效忠的文帝卻為宇文泰所挾，賀拔勝、獨孤信即使厭惡宇文泰，仍要聽從其領導。

  賀拔勝入關在大統二年（536），不久便願替宇文泰效驅馳之力，在大統九年（543）高歡公佈孝武帝真正死因後，賀拔勝又何以為“逆臣”宇文泰奮戰，於邙山之役中追殺高歡，以致在東諸子全被誅滅，也使自身氣疾發作，一年後（大統十年〔544〕）便含恨而世呢？

  賀拔勝流寓南朝時，屢次請求梁武帝北伐東魏；在表示願服從宇文泰領導後，也說要協助討伐“不庭”。臨終手書宇文泰亦云：“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願公內先協和，順時而動。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可知，消滅東魏乃賀拔勝念茲在茲的心願；而孝武帝生前大願正是“重謁洛陽廟”，獨孤信在大統三年（537）率軍進攻洛陽，賀拔勝則打下蒲坂，協助其入洛。洛陽一收復，文帝便計畫返故都拜陵園，但因東魏反撲而功敗垂成。大統十六年（550）宇文泰東征北齊，獨孤信更率隴右數萬人隨軍，亦可見其欲成就故君理想之心切。更也就是說，賀拔勝、獨孤信等死忠魏帝者，為實現孝武帝遺志、顧慮文帝處境（即呂春盛所言之反對高歡、擁戴魏室的共同理念），對宇文泰所作所為不得不百般忍耐，但對其弒殺孝武帝的憤恨卻從未消減，這也是賀拔勝要宇文泰進取前必先協和內部之言的深意；而宇文泰在大統十四年（548）讓獨孤信以開府越過當時獨任大將軍的親信于謹，與自身並列柱國，即有依賀拔勝遺言，安撫元氏勢力的用心。

  至於李虎，如前述在賀拔岳死後屬意賀拔勝掌軍，而賀拔勝乃孝武帝親信，則李虎的立場便明顯傾向魏帝。且他在入關途中被高歡部下所俘，遂至洛陽，孝武帝見李虎“甚喜”，賜以金帛、拜為左右衛將軍或武衛將軍，並令其返回關中。等到孝武帝西出，宇文泰命李虎率軍迎接，此舉意涵頗堪玩味。張偉國以為李虎可能是孝武帝與賀拔勝、賀拔岳兄弟的聯繫人。甘懷真則指出：

  賀拔岳死後，賀拔勝命獨孤信赴關中，代他安撫賀拔岳餘眾，或見機接收這支軍隊。由此可知獨孤信是賀拔勝的主要副手。但由於賀拔岳的軍團已擁立宇文泰為主帥，獨孤信反而為宇文泰派往洛陽面見魏帝，向孝武帝報告西方的軍情。據史書所載，孝武帝十分看重獨孤信，因此獨孤信獲任命為武衛將軍，這是統領禁軍的頭銜。我們可以推測宇文泰之所以派遣獨孤信赴洛陽，以及孝武帝任命獨孤信為禁軍的將領，其原因之一是獨孤信為賀拔勝的僚佐，而賀拔勝為魏帝的親信。

  李虎與獨孤信同出武川，同樣支持賀拔勝掌賀拔岳餘部，同受孝武帝禁軍之任，同被宇文泰委託，晉見或迎接孝武帝，若甘氏所論無誤，也可將李虎歸於元氏勢力一員。

  還能從其他面相強化此說，毛漢光以為李虎與魏室關係接近，因其管區乃在雍州，且元贊、元育兩大將軍統帥的長安周邊禁旅亦歸其領導。前島佳孝則以李虎不過奉太子避趙青雀之亂，且未見元贊、元育統帥禁軍的明確記載，反駁毛說。但據前島氏復原之李虎事蹟，李虎在大統四年（538）後，歷任秦州、渭州刺史，前島氏認為兩職皆在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轄下。李虎又是八柱國除宇文泰外唯一與獨孤信聯姻者；而獨孤信另一通婚者乃其舊部楊忠，則李虎與獨孤信交情之深厚亦可想見。且據陳寅恪之說，宇文泰在李虎死後欲取得其眾，以威壓其他柱國。達悉武窺破宇文泰用心，故將柱國之位讓與元子孝。李虎既非宇文泰親信，又受孝武帝賞識，更與“帝黨”獨孤信私交非淺，則視其為忠於魏室者應無大誤。那麼達悉武所以禮讓元子孝，便有陳說外的另一種可能，即李虎轄下軍士原為元氏勢力所有，故由元子孝繼李虎為柱國便是順理成章。

  十二大將軍中值得注意的是，大將軍中排行第九的宇文貴、排行第十一的楊忠。宇文貴不僅隨孝武帝入關，他與帝室的關係亦不尋常，《周書．宇文貴傳》：

  （宇文貴）入為武衛將軍、閣內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大統初，遷右衛將軍。貴善騎射，有將帥才。太祖又以宗室，甚親委之。三年（537），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與獨孤信入洛陽。……師還。魏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巵置侯上，命公卿射中者，即以賜之。貴一發而中。（文）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閣內大都督司職禁衛，乃斛斯椿勸孝武帝對抗高歡所設。宇文貴不僅被選任此職，更在魏室最危難之時，隨孝武帝入關，大統初年又昇任右衛將軍，足見其忠於魏室。西魏文帝稱讚他如楚國百發百中的神射手養由基，而孝文帝時亦有類似的事，《魏書．楊播傳》：

  時車駕耀威沔水，上巳設宴，高祖（孝文帝）與中軍、彭城王（元）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棚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楊）播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酒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

  孝文帝稱讚楊播的話語與文帝如出一轍，文帝應知宇文貴善騎射，便效法孝文帝前例令百官競射，等宇文貴射中，便賜與金巵，當眾表彰他的成就。因此，趙翼才會說：“魏文帝以金巵置侯上，射中者賜之，（宇文）貴一發而中，帝即賜貴，且獎諭之，則更為魏帝所寵任者。”宇文貴被文帝所寵任，又是受宇文泰親委的同姓將領，當是君相都能接受的人選。

  楊忠是獨孤信的舊部，也隨獨孤信入關、奔梁。回西魏後，被宇文泰招居帳下，屢立戰功。毛漢光認為大將軍楊忠的上司乃柱國李弼而非柱國獨孤信，並由楊忠於大統十五年（549）前後任朔州刺史，推論楊忠已成宇文泰支持者。但考諸史實，可知宇文泰對楊忠並不信任，《周書．楊忠傳》：

  初，（楊）忠之擒柳仲禮，遇之甚厚。仲禮至京師，乃譖忠於太祖（宇文泰），言其在軍大取金寶珍玩等。太祖欲覆按之，惜其功高，乃出忠。

  唐瑾也發生相同的事，宇文泰的處理卻完全不同，《北史．唐瑾傳》：

  于謹南伐江陵，以（唐）瑾為元帥府長史。……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文（宇文泰）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

  唐瑾被人檢舉私取財物，宇文泰還特地派人查探是否屬實，身份不過是戰俘的柳仲禮指責楊忠在軍中大取珍寶，宇文泰竟未查核，直接認定楊忠有罪，是因楊忠功高才不追究，放他外任。

  宇文泰不夠信任楊忠有其淵源，因楊忠不僅是獨孤信的舊部，其子楊堅更娶獨孤信之女獨孤伽羅為妻，兩人關係未因楊忠入宇文泰帳下而中斷，反而藉姻親更加緊密。楊忠在趙貴、獨孤信事件發生前，已入朝任小宗伯，而此時的大宗伯正是獨孤信。楊忠雖未受波及，卻不能斷定他與此事無涉。因趙貴與獨孤信合謀殺宇文護，事發，趙貴不僅“顯戮”，更連累其家人、屬下，參與此事的元氏亦皆被沒為官口；獨孤信卻能維持最後的體面，在家自盡，家屬、部下也得保全。宇文護對獨孤信家人及其黨羽網開一面，恐非僅因獨孤信“名望素重”，也為顧慮宇文毓之故。

  楊忠往後的表現，也能證明他非宇文氏同黨。如在武帝朝因不附宇文護，不僅與太傅一職擦身而過，還被外放為涇州刺史。楊忠的政治態度也影響其子楊堅，《資治通鑑》說宇文護要引小宮伯楊堅為腹心，楊忠卻叫楊堅不要去。楊堅任小宮伯據《隋書．高祖紀上》是在明帝即位後，這時宇文護不僅擔任大冢宰，更任都督中外諸軍事，權傾朝野，楊忠的政治態度更顯奇特。

  楊忠不會在武帝即位時才反宇文護，應是從宇文護執政以來就對其不滿，那楊忠為何會厭惡宇文護呢？反對宇文護廢弑皇帝的可能性不大，因宇文護是得到群臣：“此公之家事，敢不惟命是聽。”的明確支持後，才廢弑孝閔帝的；其後毒殺明帝，亦不聞群公有何不滿。可能性最大的，應是宇文護誅殺了舊主兼親家獨孤信。宇文護乃是宇文泰易代遺志的執行者，獨孤信則為魏室死黨，楊忠寧冒父子兩代皆得罪當道的風險，不願依附宇文護，將他歸入元氏勢力即無疑問。楊忠既始終無法拉攏，宇文泰便賜其姓為普六茹氏，承認其勢力。

  在大統十六年（550）的八柱國中，忠於元氏且實際領兵者有兩位：獨孤信、李虎，占全體二成五強；而十二大將軍中，元氏或是忠於元氏實際領兵者至少有三位：元廓、宇文貴、楊忠，若加上可能領兵的元贊、元育，有五位之多，占全體四成一強，即使不計受宇文泰器重的宇文貴，也有全體三成強。可見即使到西魏末，元氏勢力仍有一定實力，不可小覷。

三、宇文泰對元氏勢力的壓制與拉攏

  正因如此，宇文泰若要使魏周禪代順利成功，便要打壓元氏勢力。大統十七年（551）元氏陣營的柱國李虎過世，由元子孝接任，但如陳寅恪所說，宇文泰讓元子孝接替柱國之位，乃是奪取李虎所部的手段。可知，元子孝並未領兵，對扶西魏於將傾有心無力，無怪他會“深自貶晦，日夜縱酒。”

  比起元子孝，元孝矩則積極許多，欲發動政變，遏止宇文泰的野心，《隋書．元孝矩傳》：

  時見周太祖（宇文泰）專政，將危元氏，（元）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盍將圖之。”為兄則所遏，孝矩乃止。其後周太祖為兄子晉公（宇文）護娶孝矩妹為妻，情好甚密。及（孝）閔帝受禪，護總百揆，孝矩之寵益隆。

  宇文護是宇文泰培植的未來攝政，宇文泰安排宇文護娶元孝矩的妹妹，令兩人“情好甚密”便化解元孝矩的不滿。宇文泰不僅讓宇文護與元孝矩聯姻，他本人即是孝武帝的妹婿，文帝即位後，宇文泰將女兒嫁與太子元欽。往後也為次子宇文震娶文帝女，為三子宇文覺娶文帝第五女晉安公主元胡摩。而宇文覺乃孝武帝妹馮翊公主所生，後被選為宇文泰世子，宇文泰過世後，成為北周第一任天王，元胡摩亦為北周第一任王后。故即使易代，元氏血脈仍能在北周領導者身上繼續流傳。可知，聯姻乃宇文泰安撫、拉攏元氏的工具，藉此使宇文氏與元氏合為一體，為元氏政權過渡為宇文氏政權掃除障礙。

  對同姓又是帝黨的宇文貴，宇文泰亦積極拉攏並壓制。宇文泰在廢帝三年（554）派宇文貴擔任都督益潼等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益州刺史不是普通之職，《周書．宇文憲傳》說：“初，平蜀之後，太祖（宇文泰）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欲有推擇。”宇文泰卻任命宇文貴為益州刺史，即是表達對宇文貴的信任。宇文貴再次回朝已是北周孝閔帝元年（557）了，可知宇文泰此舉亦有削弱元氏在朝勢力的用意。

  由於元廓在恭帝元年（554）被擁立為帝不再任大將軍，恰好韋孝寬在這時昇任大將軍。韋孝寬乃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著姓”。韋孝寬不僅娶元氏為妻，亦是“帝黨”楊侃的女婿，還是獨孤信的好友，兩人“情好款密”、“號為連璧”，往後更一同入洛。韋孝寬也是王思政的舊部，王思政出身太原王氏，乃孝武帝“委以心膂”的親信，孝武帝死後，王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便在摴蒲時以自身性命為賭注，表示願為宇文泰效力，王思政此後卻被長年外放，他的下場更是悲壯。大統十三年（547），侯景叛東魏，舉河南六州之地附西魏，王思政率荊州步騎萬餘入守潁川。大統十四年（548），東魏大軍擊敗侯景，隨後以十餘萬大軍包圍潁川。王思政堅守，卻始終等不到援軍，最後不得不投降東魏。《周書．文帝紀下》說宇文泰曾派趙貴率軍赴救，是因東魏引水灌城，潁川以北皆為陂澤，救兵不能至。然而當王思政入據潁川，欲將治所一併由襄城遷移至此處時，崔猷卻言：“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充斥，徑至城下。”宇文泰便不從王思政之策，他既早知潁川易攻難守，則《周書．文帝紀下》之辭，不過是為宇文泰未全力赴救加以粉飾而已。

  呂思勉認為宇文泰不救王思政，是因王思政“為孝武腹心，宇文泰終不免於猜忌”，誠是。王思政不僅是孝武帝的心腹，亦始終忠於魏室，《周書．王思政傳》說他被俘前“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北史．王思政傳》也說他“常以勤王為務，不營貲產。……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皆顯示王思政乃魏室忠臣。

  王思政離開玉壁時，舉屬下韋孝寬自代；而玉壁城乃王思政一手創建，他將畢生心血交給韋孝寬，可見對其器重異常。文帝與韋孝寬的關係亦匪淺。玉壁戰役結束後，文帝即派人勞軍，並讓韋孝寬晉爵為建忠郡公，還要與之結親。北周建立後，宇文護對韋孝寬的態度也不佳，不僅不聽韋孝寬之勸堅持東征，更拒絕其築城之議，而云：“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如此也能視韋孝寬為忠於魏室者。

  韋孝寬在大統八年（542）接替王思政鎮守玉壁後，職務始終不變，一直到廢帝二年（553）才改任雍州刺史，雖然在恭帝元年（554）晉為大將軍，但在恭帝三年（556），卻又受命還鎮玉壁。前後加總他在玉壁的時間竟有十一年之久。

  韋孝寬出身京兆韋氏乃關右著姓，宇文泰一邊讓韋孝寬鎮守玉壁，不預聞中央政事；一邊則把他及其家族拉入宇文氏大家庭之中。《北史》本《傳》說韋孝寬在恭帝元年（554）被賜姓宇文氏，而《韋孝寬墓誌》則云在孝閔帝元年（557）。若在恭帝元年（554），這年乃是宇文泰廢弒廢帝之年；假如在孝閔帝元年（557），則是北周初建之時，不論何者，都非同一般。

  忠於魏室而被長期外放的將領不止韋孝寬，獨孤信及其舊部楊忠亦長年任職於外。獨孤信從大統六年（540）作牧隴右到大統十六年（550）回朝任尚書令，外放達十一年之久，其間屢屢啟求還朝，甚至要為母親服喪終制，也被宇文泰拒絕。宇文泰當初外放獨孤信的理由乃“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然而益州同被宇文泰視為形勝之地，卻不願委由重臣駐守，長期讓獨孤信坐鎮隴右便顯矛盾。且獨孤信也不是不可替代，雖說他鎮隴右“既為百姓所懷，聲鎮鄰國。”但接替獨孤信任秦州刺史的宇文導亦是“深為吏民所附”，宇文泰每出征討，也常令宇文導居守。大統十六年（550）宇文泰東征，即由宇文導屯咸陽，改齊王元廓接替駐防隴右。可見，隴右形勝說不過是長期外放獨孤信的藉口。

  楊忠則在大統八年（542）玉壁之役後，歷任洛州刺史、朔州刺史，大統十五年（549）因宇文泰“欲經略江、漢”被任命為都督三荊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便專職南方，要到魏周易代後，楊忠才回朝。

  獨孤信在大統十六年（550）回朝任尚書令後，便未再參與戰事。大統十七年（551）十月伐南鄭，是王雄與達奚武；廢帝二年（553）三月平蜀，是尉遲迥；恭帝元年（554）五月追擊柔然，是趙貴。恭帝元年（554）冬十月的江陵之役，乃宇文泰一生發動的最後戰役，也是他畢生戰功的顛峰，此役指揮官也非獨孤信，而是于謹。值得注意的是，楊忠、韋孝寬都在于謹指揮下參與此役。楊忠長年鎮守南境，是宇文泰江漢戰略的實行者，且他在梁朝前後待了八年，對南朝軍政的瞭解少有人及，是出征江陵的合適人選；韋孝寬雖長年鎮守玉壁，但他在節閔帝普泰年間即隨荊州刺史源子恭守穰城，往後也任析陽郡守，南朝對他來說並不陌生。指揮他們的于謹，雖以謀略見長，此時離他上一次與南朝交手的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已有十八年之久，且他與楊忠、韋孝寬關係不深，江陵戰役前，未見與兩人交往的記載。

  與于謹相比，獨孤信顯然更適合擔任江陵戰役的主帥。論資格，八柱國中獨孤信排行第四，于謹則為第六；論經驗，獨孤信在西魏初年曾任東南道大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往後又在梁三年，是八柱國中最熟悉南朝的人。更重要的是，獨孤信與楊忠、韋孝寬關係匪淺有利作戰指揮。然而，獨孤信乃魏室死黨，楊忠為其親黨，兩人關係綿密；韋孝寬為其舊友，又獲文帝器重聯姻帝室。以獨孤信為首的元氏勢力若立平江陵之功，對宇文泰苦心擘畫的易代之事無疑是一大阻礙。

  宇文泰之侄宇文護也參與江陵之役，他在邙山之役因表現不佳“坐免官”，與于謹在江陵戰役前也沒有交集，但在江陵之役中，宇文護卻有很好的表現，“率輕騎為先鋒，晝夜兼行，乃遣裨將攻梁臨邊城鎮，並拔之。並擒其候騎，進兵徑至江陵城下。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圖。護又遣騎二千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之至，圍而克之。以功封子會為江陵公。”于謹以宇文護為先鋒，當是給宇文護表現的機會。兩人此時建立起來的關係，對往後禪代具有關鍵影響，《周書．于謹傳》：

  及太祖（宇文泰）崩，孝閔帝（宇文覺）尚幼，中山公護（宇文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群公各圖執政，莫相率服。護深憂之，密訪於（于）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睠，情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眾定策，公必不得辭讓。”明日，群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人圖問鼎。丞相志在匡救，投袂荷戈，故得國祚中興，群生遂性。今上天降禍，奄棄庶寮。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眾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素雖庸昧，何敢有辭。”謹既太祖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趨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於謹，亦再拜，因是眾議始定。

  宇文護密訪于謹無疑是易代的關鍵，若無于謹力爭，“名位素下”的宇文護便無法統理軍國，遑論實現宇文泰的遺願推動魏周易代。然而，除了于謹，宇文護其實也可尋求李弼的支持。

  李弼在八柱國中排行第三，但位居第二的元欣不過“從容禁闈”並無領兵，因此，李弼在八柱國中的實力僅次於宇文泰。李弼原是侯莫陳悅的部下，首先率眾投奔宇文泰。宇文泰曾對他說：“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西巡時，也令李弼居守，  “後事皆諮稟焉”。不久更賜他“前後部羽葆鼓吹”；而前一個被賜與“前後部羽葆鼓吹”的人是尒朱榮，整個西魏、北周時代，也只有李弼擁有這項殊榮，可見宇文泰對李弼的推崇。宇文護執政後，“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李）弼等商議”。李弼的葬禮也相當盛大：“世宗（明帝）即日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輅、龍旂，陳軍至於墓所。諡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太祖廟庭。”于謹的喪禮則是：“高祖（武帝宇文邕）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繒彩千段，粟麥千斛，贈本官，加使持節、太師、雍恒等二十州諸事、雍州刺史，諡曰文。及葬，王公已下，咸送出郊外。配享于太祖廟庭。”兩人同樣歿于宇文護執政期，故從喪禮的規格能一窺他們在宇文護心中的地位。李弼喪禮的排場雖不比于謹，亦是人臣少有，可知，李弼亦支持宇文護統理軍國。

  李弼雖位望隆崇，深受宇文泰信任，但在大統十四年（548）討平北稽胡，昇任柱國後，即不再領兵出征。不僅李弼，八柱國中在廢帝元年（552）後指揮大戰並獲勝而歸的只有于謹。

  西魏政權最重軍功，《周書．蔡祐傳》：“（蔡祐）及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為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每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那麼平定江陵的軍功有多大呢？《周書．于謹傳》：

  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跌（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詧為梁主，振旅而旋。太祖（宇文泰）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之寶物，並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邑二千戶。（于）謹固辭，太祖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

  奴婢一千口的賞賜在西魏是絕無僅有的，宇文泰此前賜奴婢給裴果，數量不明，但應該不多；賞給李賢的奴婢數目亦不過四十口。但平江陵後，不僅于謹本人得到奴婢一千口，連于謹之子于翼，宇文泰都要賜他兩百口奴婢；長孫儉亦因策畫江陵之役而被賜三百口奴婢；侯植與楊紹也因此役獲得奴婢一百口。將領獲賜奴婢數目遠超以往，是因西魏於此役獲得大量的奴隸，《周書．文帝紀下》說江陵之役“沒為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家。”可知于謹所擄的十餘萬男女，除了兩百餘家之外，全部淪為奴婢。

  西魏於江陵之役不僅獲得十餘萬的奴婢、諸多南朝珍寶，更立後梁為附庸國宣揚正統，皆是未曾有過的戰利品，也難怪宇文泰要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來歌頌于謹了。尉遲迥雖平定蜀地，與于謹相比，封賞卻顯得平凡，《周書．尉遲迥傳》：“詔（尉遲）迥為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以平蜀功，封一子為公。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可見平蜀之功遠不及江陵大捷。

  西魏朝廷討論伐蜀時，“諸將多有異同。唯（尉遲）迥以為（蕭）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宇文泰趁機令外甥尉遲迥立功；而宇文泰決意攻江陵，則未聞朝中有何異聲，長孫儉的意見當是諸將共識，《周書．長孫儉傳》云：

  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梁元帝蕭繹）即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荊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

  在內外形勢皆有利西魏的情況下，宇文泰以于謹為江陵戰役主帥，便欲使其立下大功。此外，宇文護參與此役也是宇文泰刻意安排，不僅讓他累積功勳，更能與于謹建立隸屬關係，所以宇文護在執政繼位會議前，會特意去找于謹而不是李弼。更重要的是，于謹有平定江陵的偉業，他在會前對宇文護說：“若對眾定策，公必不得辭讓”，顯然對主導會議胸有成足，從往後會議的發展也能看得很清楚。于謹的一席話能讓 “眾皆悚動”，他率先請宇文護“統理軍國”，並以“再拜”宣示效忠後，不滿宇文護執政的公卿如獨孤信、趙貴等人感受到龐大壓力，也不得不向宇文護表達誠款，決定了魏周禪代的大勢。

  于謹與宇文泰“等夷”，獨孤信、趙貴也與宇文泰“等夷”，也就是說雖有排序之別，但于謹與獨孤信、趙貴等人關係是對等的；而于謹能擁有高於同輩的話語權，超越“等夷”關係的威勢，主導會議的方向，正是建立在江陵大捷的功勳上，江陵之役的重要性亦可見一般。

  與于謹相比，獨孤信就顯得落寞，不僅不預江陵之役，更眼見親黨、故交為他人做嫁，自身在政權中亦屢遭打壓。獨孤信雖在大統十二年（546）任大司馬，卻長期作牧隴右，可見不過遙領，大統十三年（547）五月移鎮河陽，由宇文泰之姪宇文導任秦州刺史，毛漢光指出宇文導所轄軍力比獨孤信更強；而發佈於此年八月的魏收《檄梁文》，更直指宇文泰此乃“西擬”獨孤信，宇文泰對獨孤信的忌憚、提防，亦可想見。獨孤信在大統十六年（550）九月後入朝任尚書令，但在大統十七年（551）三月，宇文泰即“以冢宰總百揆”，尚書令的權力又被架空；同年五月，柱國李虎卒，元子孝接任，卻有名無實，獨孤信成為元氏勢力僅剩的實力柱國。恭帝三年（556）春正月，任六官中的大司馬，然而行次長期位於獨孤信後的趙貴，此時卻由大司寇越過大司馬，任太保、大宗伯，轉居於獨孤信之前。接著在同年三月決定宇文泰嗣子的關鍵會議上，獨孤信再被壓抑，《周書．李遠傳》：

  時太祖（宇文泰）嫡嗣未建，明帝（宇文毓）居長，已有成德；孝閔（宇文覺）處嫡，年尚幼沖。乃召群公謂之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眾皆默，未有言者，（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畧陽公（宇文覺）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即斬信。”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群公並從遠議。

  會議的結果是“群公並從（李）遠議”；而李遠立宇文覺為世子的見解，正是宇文泰的本意。李遠與其兄李賢，在宇文泰討伐侯莫陳悅時響應侯莫陳崇，使宇文泰得據原州。宇文泰曾對李賢說：“孤之有卿，若身體之有手臂之用”，欲授李遠尚書右僕射時也說：“孤之於公，義等骨肉。”更讓李遠收第十一子宇文達為義子；李遠之子李植也是宇文泰的女婿。據此，李遠無疑是宇文泰的心腹。

  類似李遠拔刀以震攝眾人的場景，並非首次出現，《周書．蔡祐傳》：

  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遣使迎太祖（宇文泰）。將赴，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微知之，先與（蔡）祐議執元進。祐曰：“狼子野心，會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大決也。”於是召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隴賊逆亂，與諸人戮力討之，觀諸人輩似有不同者。”太祖微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人也！蔡祐今日必斬奸人之頭。”因按劍臨之。舉座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叱元進而斬之，並其黨並伏誅。一坐皆戰慄，不敢仰視。於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

  宇文泰在誅殺彌姐元進前說：“隴賊逆亂，與諸人戮力討之，觀諸人輩似有不同者。”與群公議立世子時所說：“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論事雖不同，語句用法卻一致。蔡祐“按劍臨之”與李遠“拔刀而起”又何其相似。蔡祐與李遠都是宇文泰的親信，可見李遠拔刀不是臨時起意，當與蔡祐一般和宇文泰商議過後才為之，會議基調早在開會前即已擬定，即以壓制獨孤信作為會議的主軸，藉此讓群公認可宇文泰立宇文覺為世子的規劃。則此前宇文泰讓趙貴位次超越獨孤信，便是兩個月後在嗣子人選會議上壓抑獨孤信的前奏，宇文泰為打擊獨孤信可謂殫精竭慮、不遺餘力。

  呂思勉以為：“案（獨孤）信在諸將不為特異，太祖（宇文泰）何至憚之？疑《傳》之非其實也。”但宇文泰的確對獨孤信另眼相看，八柱國中，獨孤信乃唯一被長期外放地方者。此外，宇文泰雖以聯姻拉攏其他柱國，但對李弼、于謹皆將女兒嫁與其子“以為心膂。”只有獨孤信，宇文泰命長子宇文毓（後之北周明帝）娶其女為妻；而與宇文毓競爭嗣子的嫡子宇文覺（孝武帝妹馮翊公主所生，後之北周孝閔帝）與文帝第五女晉安公主元胡摩結親，也就是說獨孤信在宇文泰心中地位直追帝室，須以對待皇室手法加以安撫。

  獨孤信長女嫁給宇文毓的時間，據《周書．明帝獨孤皇后傳》：“帝之在藩也，納為夫人”；而宇文毓受封的時間，據《周書．明帝紀》：“大統十四年（548），封寧都郡公。”那麼兩人結親是在大統十四年（548）後，但宇文泰次子宇文震在大統十六年（550）即娶文帝女，長子娶親不應晚於次子，因此當是在封寧都郡公的大統十四（548）、十五（549）年間娶獨孤信長女。正是在大統十三（547）、十四（548）年間，朝廷開始出現擔憂宇文泰圖謀篡位的聲音，《周書．柳虯傳》載柳虯上疏文帝云：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為鑑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

  崔杼是春秋時代弑殺齊莊公的大夫，趙盾則是堂弟趙穿弑晉靈公而同有弑殺之罪；柳虯舉史官直書兩人弑逆為例，請求文帝命史官當朝“顯言其狀”，而當朝執政的宇文泰，正是犯下弑君大罪的人。柳虯要史官直書使“有過者知懼”，似乎有警告宇文泰的用意。柳虯上疏的時間史文無載；然在“事遂施行”之後，有“十四年（548），除秘書丞。秘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虯為丞，始令監掌焉。”一段文字，可知，柳虯上疏的時間應是在十四年（548）之前不久，故應在大統十三（547）至十四（548）年間。

  柳虯是柳慶之兄，獨孤信攻下洛陽後受辟為行臺郎中，並隨其入關。獨孤信任秦州刺史，也以柳虯為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獨孤）信左右談論而已”，乃獨孤信的心腹智囊。後來雖被宇文泰留為丞相府記室，但從上疏來看，未被吸納為羽翼，在宇文泰廢廢帝后不久，柳虯當宇文泰之面，執簡書於朝曰： “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宇文泰）曰：‘是子才，由於公，不才，亦由於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為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這正是他在大統十三（547）、十四年（548）間上奏之“諸史官記事者，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的實現；而宇文泰竟承認柳虯所言確實，令太常盧辯作誥告諭公卿云：“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眾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為口實”，葉適遂有“當時議論開張至此”的感慨。但宇文泰不得不包容柳虯，並非當時言論極度開放，而是柳虯背後有柱國獨孤信的影子，才能逼宇文泰當朝自責。

  長子宇文毓娶獨孤信長女在大統十四（548）、十五（549）年間，次子宇文震娶文帝女在大統十六年（550）；三子也是嫡子的宇文覺娶文帝第五女元胡摩，時間據《周書．孝閔帝元皇后傳》：“帝之為略陽公也，尚焉。”宇文覺封略陽公的時間史書有兩種說法，《周書．孝閔帝紀》作“九歲，封略陽郡公。”《北史．孝閔帝紀》作“七歲，封略陽郡公。”而宇文覺生於大統八年（542），因此娶元胡摩的時間就有大統十四年（548）與大統十六年（550）兩種可能。宇文毓生於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娶獨孤信長女若是在大統十四年（548）則是十五歲，若在大統十五年（549）則是十六歲。宇文震則未知生年，但年紀比宇文毓小是可以肯定的。他在大統十六年（550）娶文帝女後隨即去世，而宇文毓在大統十六年（550）也不過十七歲，宇文震應該在和宇文毓差不多的年齡即娶文帝女。宇文覺則不論是七歲或是九歲都遠比兄長娶親的年齡來得更小。

  宇文泰在大統十四年（548）後陸續安排長子、次子、三子與獨孤信、文帝聯姻並非偶然，第四子宇文邕就遲至恭帝元年（554）才被賜以江陵戰俘李氏，可見宇文泰前三子的婚姻安排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乃安撫元氏勢力的手段。因大統十三年（547）後，政治氣氛已然改變，西魏的死敵高歡死於大統十三年（547）正月，侯景叛亂雖失敗，但高澄、高洋卻忙於篡位而無暇外顧；大統十四年（548）七月侯景正式叛梁，南朝一片混亂，在外在形勢極為有利的情況下，宇文泰開始走上了“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如曹操、劉裕般“立功”、“立德”的禪代之路。

  元氏黨羽如柳虯在大統十三年（547）後，已察覺外在形勢已有利於宇文氏代魏，便當朝予以警告。但宇文泰不僅讓柳虯“直筆”、“當朝顯言其狀”，並積極聯姻帝室、獨孤信；一方也對獨孤信嚴加防備，命其移鎮河陽，而由宇文導接任秦州刺史。大統十四年（548）更一邊否決獨孤信返朝乃至終制之請，一邊卻又讓他與自身並列柱國，予以安撫。

  到了大統十六年（550），宇文泰苦心培植的親信勢力羽翼已成。呂春盛分析云：

  大統十二年（546）于謹任尚書左僕射、十五年（549）尉遲迥任尚書左僕射、十四年（548）長孫儉任尚書右僕射、十六年（550）申徽任尚書右僕射，大致可視為北鎮勢力向中央朝廷滲透過程中，宇文泰趁勢安排親信人物入掌中央朝廷行政大權的措施。

  宇文泰對朝廷的掌控遂更有自信，這從他於此時讓獨孤信回朝任尚書令，並在其後五年間連續弒殺文帝、廢帝亦可見一斑。

  獨孤信對宇文泰接連弒君的看法，史書無載，但從其親信柳虯執簡書於朝的內容，可以一窺其不滿。然而，宇文泰廢帝後並未篡位，再次挾天子令諸侯，不久更立下平江陵的大功，獨孤信縱然在朝也難迴狂瀾於既倒。即使如此，在恭帝三年（556）三月的立儲會議上，從宇文泰言畢卻“眾皆默，未有言者”來看，“名望素重”的帝黨獨孤信在群公心中地位仍然崇高，若由宇文毓擔任嗣子，獨孤信影響力將會大增，這對宇文泰佈局已久的禪代無疑十分不利，故宇文泰要與李遠預謀在會議中打壓他。其實，宇文泰雖遲遲未立嗣，但從他讓宇文覺不到十歲即受自身舊爵略陽郡公，同時讓宇文覺娶文帝女而非獨孤信女（獨孤信至少有七個女兒），且於大統十七年（551）三月毒殺文帝等跡象分析，宇文泰最遲在大統十六年（550）便已決定讓宇文覺繼位，只是在往後的會議上還要經歷一番角力而已。

  恭帝三年（556）三月宇文泰立嗣會議，可以說是同年九月宇文泰執政繼位會議之預演。同樣都是宇文泰親信以激烈的手段（李遠：拔刀而起、于謹：辭色抗厲）主導會議的進行，主要都是針對獨孤信，最終皆依宇文泰規劃實行，斧鑿之痕斑斑可見；更重要的是，兩次會議皆攸關宇文氏代魏計畫能否順利完成。恭帝三年（556）三月的立儲會議有宇文泰坐鎮，可是同年九月的執政繼位會議是在宇文泰已歿的情況下召開的。這次會議應早在宇文泰預料之中，所以在恭帝元年（554）特意命親信于謹領軍立下平江陵之大功，取得會議話語權，確保他的遺志能被執行；而從篡位佈局如此長期、細緻來看，魏周平靜禪代的背後其實蘊含宇文泰多年的心血。值得注意的是，關鍵的執政繼位會議是在宇文泰死後，繼承人宇文覺幼小，未來執政宇文護“名位素下”極為不利的情況下召開，若有些微差錯，宇文泰畢生心願即全盤皆墨，由此亦可一窺魏周禪代之艱難。

  獨孤信連續兩次會議都被壓制，在北周建立後不久便與趙貴合謀欲暗殺宇文護。趙貴“自以元勳佐命，每懷怏怏，有不平之色。”對宇文護相當不滿；獨孤信的動機史籍無載，然而如前所述，《周書》將獨孤信比為西漢、東漢的開國功臣蕭何、李通，會特意刪削，掩蓋事實也是必然，但還是能從幾個側面看出獨孤信最終仍忠於魏室。首先，獨孤信長年與宇文泰不合，更對他廢弒魏帝耿耿於懷，即使宇文泰大統十六年（550年）的東征不過佯攻，獨孤信仍為實現孝武帝遺願，率隴右數萬人從軍，時已至西魏末。其次，關於恭帝之死，《北史．西魏恭帝紀》只云被封為宋公後“尋殂”，不載時間，《資治通鑑》記載最詳：

  （恭帝三年（556）十二月）恭帝出居大司馬（獨孤信）府。……（孝閔帝元年（557）正月）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貴入朝，護執而殺之，免信官。……（二月）周人殺魏恭帝。……（三月）周晉公護以趙景公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之，己酉，逼令自殺。

  正月趙貴、獨孤信事敗，隔月宇文護便誅殺居獨孤信府邸的恭帝，再隔一個月逼獨孤信自殺，可見恭帝之死，與獨孤信事敗有關。更深入言之，東、西魏末代皇帝入住之大臣府邸並非隨意選擇，而有高度的政治意涵。如東魏孝靜帝在退位後入居司馬子如府，司馬子如在高洋欲篡位時“固言未可”，禪代後更被免官，乃忠於魏室者；而孝靜帝在遜位後，皇后高氏（高洋之姊妹）“常為帝嘗食，以護視焉。”卻因高洋屢命孝靜帝隨從出巡功虧一簣，那麼司馬子如遷孝靜帝於自宅，即為全護舊主，不惜得罪新君。西魏亡於東魏後，獨孤信所為又與司馬子如一致，自是死忠魏帝者無疑，加上有元氏參與其事，則獨孤信之反便與復興魏室有關。獨孤信雖事敗身死，元氏勢力仍存，並與獨孤信之婿明帝合作，企圖推翻宇文護執政，雖因明帝被弒而失敗，最終仍趁宣帝暴崩，與獨孤信之婿楊堅協力傾覆了北周。（甘懷真指出隋朝肇建即“易周氏官儀，依漢、魏之舊〔孝文體制〕”，乃元氏勢力將自身政治、文化主張轉為立國精神的舉措。也就是說西魏雖走入歷史，孝文帝政制改革成果仍因元氏勢力執政而在隋重生。參甘懷真：《隋朝立國文化的形成》，頁208-215。此外，獨孤信、賀拔勝、李虎、楊忠皆屬元氏勢力，皆出自武川，不論各自民族確實如何，依唐長孺之說：“代京的留住集團，〔北魏〕征服與降附的各部落，以及束縛在軍鎮上的府戶不管是鮮卑人與否都呈現強烈的鮮卑化傾向。”〔唐長孺：《拓跋族的漢化過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頁168-169。〕視獨孤信等為鮮卑人應無大誤。他們卻和系出太原王氏的王思政、京兆韋氏的韋孝寬一齊效忠魏朝，而與同出武川、同為鮮卑，欲取西魏代之的宇文泰針鋒相對。其中，久駐隴右的獨孤信，與位居關中的宇文泰，隱然有分陝抗衡之勢；獨孤信在隴右的舊屬兼姻親李虎所統軍士亦非宇文泰所能直轄，故在李虎死後，宇文泰即欲併取其部，藉以擴張權力，壓倒同輩，使名實俱符。再從元氏勢力在北周屢遭壓抑，最後襄助楊堅推倒宇文氏政權來看，比起出身差異、民族隔閡，元氏勢力〔擁魏派〕與宇文氏勢力〔反魏派〕無法調和的深刻矛盾，更稱得上是魏周政治發展的主軸。西魏北周兩大勢力始終未緊密團結，融冶為一胡漢統治集團，更內鬥不斷，則其所以轉弱為強，內部因素便不及外在形勢變化〔東魏北齊由盛轉衰、南朝爆發侯景之亂、突厥取代柔然稱霸草原〕來得重要，呂春盛對此有詳盡、深入的分析，參呂春盛：《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頁51-298。〕

四、結論

  毛漢光揭櫫西魏內部存在諸多勢力。呂春盛指出諸勢力由衝突走向妥協，乃因反對高歡、保衛鄉里、擁戴魏室的共同理念，西魏從而能渡過外在威脅，逐漸茁壯起來。往後宇文覺所以順利易代，與宇文氏勢力已然掌握權力核心有關。甘懷真則認為元氏勢力雖在西魏北周備受壓制，卻因舊君、故吏的關係網絡得以延續，成為支持楊堅革周建隋的主要力量。本文在前賢卓越的基礎上進一步申論，以為賀拔勝、獨孤信等死忠魏帝者，對宇文泰弒君極為不滿，但因欲實現孝武帝遺願、顧慮文帝立場，對其不得不百般容忍；宇文泰則為完成代魏目標，一邊苦心栽培親信勢力，一邊戮力拉攏、打壓實力不弱的元氏勢力，在半生不懈的努力後，才由子姪遷移了魏鼎。

  地位崇高、兵力雄厚的元氏勢力領頭羊獨孤信，乃魏周禪代的最大阻礙，宇文泰便一面讓他晉位柱國，與自身並列，並命長子娶其女為妻；一面命他久牧隴右，更派親黨領重兵加以監視。大統十六年（550）雖將獨孤信內調中央，卻不派他指揮江陵之役，命其親黨楊忠、舊友韋孝寬為于謹建功奮戰。宇文泰的佈局異常深遠，不僅讓其侄宇文護在江陵之役與于謹建立關係，更使心腹于謹建立大功，在他死後決定宇文護能否繼任執政之位的會議上，掌握話語權壓制獨孤信主導會議走向，決定了魏周禪代的大勢。宇文泰對獨孤信的打壓不僅於此，早在執政繼位會議前六個月的立儲會議，宇文泰就聯合心腹李遠壓制獨孤信，排除其婿宇文毓的繼位權。獨孤信在兩次攸關西魏國運的重大會議皆遭打擊，無力挽救魏朝的滅亡，北周建立不久便欲發動政變，卻事發身死。獨孤信雖歿，元氏勢力仍在，更與獨孤信婿明帝攜手，欲顛覆宇文護統治，雖因明帝驟逝而失利，最終仍趁宣帝暴亡，擁戴獨孤信婿楊堅推翻了北周。

  魏周禪代表面平靜，實則暗潮洶湧。最終的執政繼位會議，乃宇文泰多年佈局的最後一役，更是在他過世後，繼承人宇文覺幼小，未來執政宇文護缺乏威望的情況下展開的，若有些微差池，宇文泰畢生願望即化為流水。可知，宇文覺革魏興周著實不易，魏周平靜禪代的背後實蘊含宇文泰多年心血。

附表：元氏勢力發展與宇文泰佈局表

 （作者：海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原載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第35期（2022年12月），第123-1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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