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第1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编
戴卫红主编 陈志远执行主编
书号：978-7-5598-6330-0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定价：198.00元
责任编辑：王琦
执行编辑：杨磊
☆ 主编简介
2019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创建独立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目前研究室有陈爽、杨英、戴卫红、陈志远、刘凯五位同仁，他们在政治制度史、礼制史、社会史、思想文化与宗教史等领域的研究各具特色，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主编：戴卫红，197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韩国成均馆大学访问学者（2012—2013）、庆北大学HK+研究教授（2019—2021）。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简帛学。出版专著《北魏考课制度研究》《韩国木简研究》《魏晋南北朝谥法制度研究》，译著有南恺时《中古中国的孝子和社会秩序》，主编《简帛研究》，在海内外杂志发表论文、译文60余篇。
执行主编：陈志远，1983年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曾到日本京都大学、中国台湾法鼓佛教学院短期访学。专业领域为六朝佛教史、中古佛教文献、儒佛交涉，最近关注法灭思想、舍利信仰、造像碑铭等话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古佛教造像碑铭整理与研究”。近年出版专著《六朝佛教史研究论集》《慢读漫笔》，发表论文30余篇。
☆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撰写的论文11篇，如《秦与汉魏都城帝陵的“北”——以秦雍城、咸阳及汉魏洛阳、邺城及邺南城为例探讨》《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整理札记》《青衣行酒亡天下——“单于无北顾之怀，猃狁有南郊之祭”析论》等，涉及经济史、政治制度史、佛教史、思想史、中外交流史等诸多主题。本书所收论文由该研究领域的海内外专家学者撰写，既体现了学术界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供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探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有利于魏晋南北朝史，乃至中国史的深入研究。
摘要
秦与汉魏都城帝陵的“北”
——以秦雍城、咸阳及汉魏洛阳、邺城及邺南城为例探讨
［日］陈 力
摘 要：东周时期中国古代都城的轴线发生了一种历史演进，即从注重都城连接天顶的轴线，变为重视都城连接帝星的轴线，这和当时社会天文学的发展有关。东周秦汉典籍中记载了三种测北法以及诸儒对这些记载的注释，可见诸儒注释中的“病灶”及其形成的原因。从秦咸阳、汉魏洛阳、邺城及邺南城及相关帝陵方位中“北”的实际情况，可见秦始皇时期咸阳的北也许来自璇玑四游测北法，而东汉洛阳城（包括北魏洛阳城）的北，则直接继承了韩旗城的北，并非正北。其后的邺城及邺南城完全复制了东汉洛阳城的北，从而形成了汉魏时期中原都城的中轴线偏东4°到5°左右的方位性格局。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整理札记
张学锋
摘 要：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位于该校鼓楼校区北园，1972年发掘，出土文物藏南京大学博物馆。2018年起，南京大学启动该墓出土资料的重新整理工作，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整理过程中，整理者收获了不少心得。通过对墓室平剖面形制、墓砖尺寸的差异、设祭空间的变化以及该墓出土的几类重要金属器具的分析，可见：该墓为平面近方形的穹窿顶单室墓，东壁外的侧室为后来接续；随葬器物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器物年代可推定为公元4世纪前期，后期器物可推定为公元4世纪中期；与之相应，主室、侧室中遗物的分布特征与甬道内祭台周边的器物，亦可证明主室与侧室的墓主人分别葬于上述两个不同时期。甬道内设置两道门，体现了东晋南朝帝陵的规制。结合历史文献，该墓可推断为东晋成帝兴平陵，主室所葬为晋成帝与杜皇后，侧室所葬为哀帝生母周太妃。
青衣行酒亡天下？
——“单于无北顾之怀，猃狁有南郊之祭”析论
侯旭东
摘 要：分析刘渊建国中以及刘聪在汉赵国时期的各种礼仪活动，包括在仪式场合羞辱被俘晋朝皇帝的两段插曲，结合汉晋以来四夷首领或质子参加汉晋王朝仪式活动的历史传统，重新思考仪式在王朝天下秩序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刘渊建汉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指出这一建国活动从当时角度看，是天下秩序的颠倒与重建，就国史全局而言，则是其漫长一翼的起点。跳出20世纪初产生的民族史、事件史或制度史以及对汉赵国的既有认识，从参与者角度考察例行化礼仪活动的意义，特别是与国家建构、秩序维系的关联，有助于反思礼制研究的局限、现今流行的狭窄的政治概念，以及中国古代王朝建设与存续的机制。
《上党国王太夫人碑》所见石勒军功集团及其身世塑造
尚永琪
摘 要：河北邢台出土的《上党国王太夫人碑》，是后赵石勒为“虚葬”其母王太夫人而于襄国城南所立，是近年来发现的关于后赵历史的重要石刻资料。文章集中讨论了碑阳正文内容与石碑形制、碑阴题名中的诸将军行迹、碑文所见后赵小号将军等级、碑文所反映的石勒军事扩容与身世塑造等问题。文章指出，此碑虽然因为历史上被改用他途而损毁严重，但其碑阴的97个参与刻碑活动的后赵将军题名、碑阳的历史节点叙事与思想内容，是我们了解石勒军事集团成员的组成与变动情况、认识石赵政权建立前的正当性塑造等问题的重要补充资料。
南朝陵墓神道石兽的阴阳表现
［日］阿部幸信 撰 霍 坤 译
摘 要：本文从南朝陵墓神道石兽的角和生殖器探讨石兽的阴阳区别，以及其左右配置与被葬者的身份之间的关系。南朝陵墓石兽分为“有角左右皆雄”“有角左雌右雄”“无角左雌右雄”三类。有角左右皆雄的石兽配备在正式皇帝的陵墓，有角左雌右雄的石兽配备在非正式皇帝的陵墓，无角左雌右雄的石兽配备在王侯的陵墓。仔细观察南朝废帝陵墓的石兽，可见改元当年就被废黜的齐郁林王和海陵王都陪葬以无角雌雄兽；年号持续一年的齐东昏侯陪葬以有角雌雄兽。据此可知，年号在历史上留存不超过一年的皇帝，就算是即位且逾年改元，死后还是被当作王侯。因此，皇帝制度的本质是“时间支配的继承”。
北朝的新葬式
——双人单棺葬
［德］宋 馨
摘 要：北朝境内出现了一种汉文化中前所未见的葬俗，其特征在于男女二人被葬于同一棺内，并被安排成拥抱、依偎、牵手等亲密姿势，也有少数相背被置棺中，显示怨侣的情况。这种安排暗示二人死亡时间接近，并为同时入棺。本文认为双人单棺葬属于自新石器以来欧亚大陆草原区广泛分布的一种葬式。同时也讨论这种葬俗自北朝开始至唐初在华北地区的发展与演变。时代越晚，这种葬俗在中国境内越趋向于形式化，亦即二人虽然同棺，但其中一人多为后来开棺再葬，与早期的同时死、同时入棺情况不同。但是此种形式在北齐时代太原地区某些部落军事首领的葬礼中似乎成为一种认同要素。北朝晚期有不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其中包括汉人，都接受了此种葬式。
泾州南、北石窟寺所见北魏永平政局
——以《南石窟寺碑》《敕赐嵩显禅寺碑记》为中心
刘凯
摘 要：在开创南、北石窟寺时，奚康生忠于道武至宣武拓跋正统的思想已经初露端倪。南、北石窟寺采取不同于当时的方式，如在横长方形平面形制上加覆斗顶，将佛故事一反常态绘在了窟顶四披上，把弥勒菩萨放在入口两侧；其目的便是力求突出七佛，尤其是占据洞窟内最主要位置的正壁三身佛的主体位置，给予观像者更为直观的视觉冲击。独特的七佛布局，契合宣武以世俗威权利用、引导乃至干预佛教信仰的统治策略，彰显奚康生对拓跋皇室统治的尊崇，也是奚氏拥护宣武排抑宗室、皇权独尊观念的隐晦表达。学界所谓奚康生有意逢迎胡太后而开凿石窟的观点存在明显的时间漏洞。《敕赐嵩显禅寺碑记》落款从时间推断为奚康生所立无疑，只是恰好处于与前任高绰的交接中，才致铭词与落款的脱节。永平三年（510）《南石窟寺碑》安定胡氏、皇甫氏的“在场”与二《碑记》的集体“缺位”映射出永平初年后宫高氏与胡氏的权力交替。
中国佛教刻经事业的兴起
刘屹
摘 要：无论是从纯书法艺术的角度，还是作为反映佛教信仰与社会互联互动重要方面的角度，佛教刻经活动都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但在既有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基本认识上的误区有待澄清。例如，佛教刻经活动是否源自古印度佛教传统？是否所有的刻经活动都是为了应对“末法”时代的来临？究竟如何定义中国佛教的刻经活动？等等。本文尝试说明中国佛教的刻经活动，应视作佛教在中国文化背景和环境下新创的一种实践活动，并非所有的佛教刻经都可以用“末法石经”来概括。
从“孝的文明化”看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的转变
［韩］金珍佑
摘 要：代表东亚文明集体心性的孝，相当于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谓的文明化过程理论的核心人间内心的自律控制机制。孝从西周到秦汉，经历了观念化—思想化—法制化—制度化—理念化—社会化—宗教化等阶段，最终在后汉礼教社会完成了文明化过程。但是，随着对过度化的孝的批评及其与后汉末以来的政治剧变相吻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将再次经历新的、重要的变化。第一，孝的政治理念性减弱，通过强调孝本来的血缘价值，继续发挥社会作用。第二，在外来宗教佛教扎根中国的过程中，为了克服不孝的批评，出现了佛教式孝的逻辑和实践方法。第三，在这一时期，文明化的孝在空间上，扩展至朝鲜半岛。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的这种变化，即文明化的孝在成为整个东亚文明的集体心性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货币论在古代东亚的传播
［日］柿沼阳平 撰 王 博 译
摘 要：钱是古代东亚世界共通的政治课题之一。特别是在古代中国和日本，从很早开始就围绕钱的相关政策开展了讨论。本文以《经国集》所收下毛野虫麻吕的对策为线索，追溯货币论的文献起源。论述以下七点：1.下毛野虫麻吕对策（含策问）的典据是《汉书·食货志》及鲁褒《钱神论》；2.宋伯宜《对泉货》中并没有直接的典据；3.《对泉货》并非唐代所撰，而是东晋末至南朝宋的作品（有可能是谢灵运所撰）；4.《钱神论》传至日本的媒介并非通过《晋书》，而是《艺文类聚》《修文殿御览》《华林遍略》中的某一部类书；5.《钱神论》的部分内容在7世纪也传至新罗；6.《钱神论》中诙谐的内容、带有韵文及对话形式的赋，以及出场人物“綦毋先生（其母先生）”都受到傅巽《七诲》的影响；7.在汉代出现了传东方朔《七谏》，此后曹植创作了《七启》，傅巽创作了《七诲》。综上，《钱神论》（或至少其中部分内容）在唐代初期传播到了东亚世界。因此，古代日本的官员针对中国钱的形状及铸造方法，加深了对钱的用途及其哲学性质的理解。
道宣与玄奘
──从西明寺僧职的选任谈起
［日］仓本尚德
摘 要：初唐长安的弘福寺、大慈恩寺、西明寺都是由皇家发愿建立的重要寺院，并从全国各地招集高僧入住。这些皇家寺院的上座可以说是当时僧界的一时之选。显庆三年（658）高宗、武后供养的大寺院西明寺落成，其上座由原弘福寺上座智首弟子道宣担任。有学者依据道宣《续高僧传·玄奘传》中对玄奘的高度评价，认为道宣与玄奘的关系极好，因此玄奘推荐道宣为西明寺上座。本文重新检讨显庆元年（656）末建立智首碑的背景、玄奘回国前弘福寺的情况、西明寺僧职的人选，发现道宣其实并不赞同玄奘门下的教学，反而极力赞扬、支持严厉批评玄奘新译经论的弘福寺灵润。原来的弘福寺门风强调禅定、戒律等佛教实践，玄奘回国后首先在弘福寺译经，原来的禅院被改为翻经院，并从全国各地征集义学高僧至弘福寺。玄奘至弘福寺的种种举措很可能改变了弘福寺的风气。显庆二年（657）左右，玄奘与高宗、武后之间产生矛盾，重视禅定、戒律等佛教实践的僧人（智首弟子道宣、弘福寺灵润等僧人）又重新取得国家寺院的领导权。道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选为西明寺上座的。
发刊词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重点资助支持的专业性学术刊物，由本所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办。本集刊秉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坚持相互尊重的自由学术讨论，刊发文章以学术质量为首要评判标准。刊物一年一辑，发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原创性学术成果，时段可上溯秦汉，下及隋唐，空间范围亦可跨越地区国别；内容涉及对具体文献和史事的考据，对魏晋南北朝史、中古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涵盖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军事史、法律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及历史人物研究等各个方面。
我所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始终站立在学术时代潮流之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十七年”（1949—1966）史学界最引人关注的“五朵金花”理论问题的热烈讨论中，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问题、民族融合问题、土地制度问题构成了这些理论问题讨论的重要支撑点。贺昌群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熊德基先生着眼汉末太平道与黄巾军关系，深化了对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并从当时的社会阶级结构入手，考察土地占有制，进而分析政权结构中各阶级的力量对比与其消长变化；黄烈先生对中国古代民族史进行了理论建设；张泽咸先生对秦汉魏晋南北朝经济史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朱大渭等先生对这一时期的主要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了全面收集和考察，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分门别类论述了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消费活动。老一辈史学家重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研究所求真务实的优良学风，为我们积淀了深厚的学术传统。
改革开放之后，学者们自觉地对重大问题保持着关注，代表性成果如李凭对北魏政治史的考索，胡宝国、陈爽、刘驰关于名士、世家大族的探讨，梁满仓、杨英对礼制的探索，李万生关于历史地理的考证，楼劲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法律体系的论述，侯旭东对5、6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的深入研究等。进入21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原有学术积淀下得到长足的发展。研究领域更加细化和立体化，既重视传统优势领域的延续和加强，也注重新领域的开拓和跨学科研究的展开。研究者们在政治制度史、社会经济史等传统研究领域寻找新路径与新方法的同时，也将目光转移到社会史、礼制史、宗教史等方向，并取得一定成果。在研究时段上，不局限于魏晋南北朝这一个时段，而是在汉唐这个长时段中进行论述；在研究空间上，不再受限于传统的中原地区，也将目光投入到西域、东亚；在研究资料上，不仅重视新出墓志、碑刻、简牍等出土资料与传世资料的结合，还主张在辑佚的基础上对传世史料做深度整理和史源核查；在研究方法上，重视考证法、二重证据法之外，也强调个案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
2019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古代史研究所创建独立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目前研究室有陈爽、杨英、戴卫红、陈志远、刘凯五位同仁，他们在政治制度史、礼制史、社会史、思想文化与宗教史等领域的研究各具特色，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研究室同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贺信精神，牢记新时代史学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心怀国之大者，为构建中国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添砖加瓦。本研究室一向重视发挥团队优势，以及与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室创办之后，搭建“魏晋南北朝史讲坛”“古代东亚史研究沙龙”等平台，定期邀请国内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来所做讲座。本研究室也是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秘书处的所在地，研究室成员作为学会秘书处的中坚力量，积极引领和营造全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良好生态。2021年8月，研究室承办了主题为“中古中国制度·礼仪与精神生活”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21·史学），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的62名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会议，共提交论文51篇，主要议题包括“中古制度变迁与社会治理”“礼学·礼典·礼制的转型与重构”“中古时期的信仰实践与精神生活”。本次会议聚集了海内外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议题涉及范围广，新旧材料运用充分，宏观与精细研究并存，老问题新研究频现，会议论文也凸显出贯通、深刻、前沿三大特点。研究室以此为契机，决定创办《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集刊，第1、2辑中收录了部分会议论文。
此次创刊，得到了古代史所领导和研究室同仁的全力支持。我们会努力将本刊打造成一份高水平、国际化的刊发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的专业性刊物，提供一个兼具前沿性、创新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学术平台，促进海内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交流与发展，推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走向新的天地。我们期望得到学界朋友们的热心关切与支持，欢迎学界同仁慷慨提供稿件，共同培育好这片园地。
戴卫红
2023年12月
编辑：刘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