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刘凯：2021年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2021年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宏观理论探讨和具体问题考证方面都有较多突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多学科交叉方法的使用、史料的刊布与整理等都为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以下分重要会议，史料整理与刊布，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民族，天文与地理，都城、军事与法律，思想文化，中外交流和考古等共12个部分，分别进行介绍。

本年度重要会议可分作3类，分别是纪念会议、学术会议与学会会议。囿于篇幅，仅列举代表性会议。

首先是纪念会议。本年度武汉大学召开“纪念唐长孺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追思先生学术精神，展望中古史发展。其次是学术会议。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主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承办的“史料、视角与方法：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讨会”于4月在青岛举办，议题包括对20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传统史料研究、出土资料的整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反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21·史学）于8月在北京召开，论坛主题为“中古中国制度·礼仪与精神生活”，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编户齐民与国家治理”“考古与都城”“礼制史”“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物质文化·知识史”等6个议题进行了探索。学会会议方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员大会于11月以线上方式召开，选举产生了第13届学会理事会，理事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

史料整理与刊布主要体现在史籍、碑刻与考古简报3个方面。

史籍方面。作为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成果之一，景蜀慧主持修订的《陈书》（中华书局，8月）面世。旧版“南朝五史”由王仲荦先生总负责，《陈书》由张维华点校，宋云彬编辑整理，1972年出版。本次修订，改以上海图书馆藏1933年上海涵芬楼影印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之九《陈书》为底本，充分运用本校、他校，审慎使用理校，充分参考学界校勘与研究成果，对原点校本作适当修订和完善，纠正错讹，如卷二七《江总传》末尾处有“江总持清标简贵”，原点校本专名线标“江总”二字，将“持”作动词解，而修订组注意到“总持”是江总的字，《陈书》各卷末的“史臣曰”于传主通常称名不称字，改作“江总持”三字连标专名线。在此基础上统一体例，弥补不足，形成了一个文本准确、校勘精良、标点合理的修订本。《陈书》点校本校勘记原有534条，修订本增加到960条。其中，修订本新增校勘记542条，删除原校勘记约110条，改写原校勘记约160条，修改补充原校勘记185条，沿用原校勘记73条。

佛教经典整理方面。苏小华校注《续高僧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5月）以再雕高丽藏本为底本，碛砂藏本为主要对校本，以日本藏天平年间写本残卷等为次要对校本，以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宋崇宁藏本等为参校本，并参考了与《续高僧传》有关的其他材料。

墓志碑刻方面。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华书局，11月）修订再版。王连龙《南北朝墓志集成》（上海人民出版社，3月）由“凡例”“释文编”“索引编”“参考文献”4个部分组成，共计150余万字。该书以“释文编”为主体，对2018年前国内外刊行出版的金石志书、学术文集及著作、论文中公开发表的1468种南北朝墓志进行系统整理，可视为南北朝墓志文献集成。梁春胜《六朝石刻丛考》（中华书局，5月）主要从释录校正、字词考释、石刻辨伪等方面展开工作，全书共考释疑难字700余个，疑难和典故词语100余条，校正释录2000余条，鉴别伪刻70余方。

孙正军《近十年来中古碑志研究的新动向》（《史学月刊》第4期）综括近10年来中古碑志研究的4个新动向：祖先谱系的发现及建构过程的探讨，“异刻”（即非正常刻写）的确认，历史书写研究，考察碑志的政治景观效应等。新动向类研究推动碑志研究从单一的史料考证转向细腻周全的史学分析，但其施展场合受限且自身亦存隐忧，不能取代传统研究。二者互为补充，方可将中古碑志研究推向更高层次。

考古简报方面。涉及孙吴的简报有《浙江绍兴江桃村孙吴“嘉禾三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第4期）、《浙江杭州萧山老虎洞遗址东吴、南朝墓发掘简报》（《文物》第7期）。关涉西晋的有《河南洛阳市东花坛西晋墓葬发掘简报》（《考古》第3期）。涉及东晋方面有《湖南长沙连山东晋墓发掘简报》（《文物》第5期）。涉及南朝的有《江苏句容宝华牡丹西路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第2期）、《湖北襄阳市贾巷墓地两座南朝墓葬的发掘》（《考古》第5期）。

北朝的发掘报告主要集中于北魏与西魏、北周。前者有《山西大同北魏贾宝墓发掘简报》（《文物》第6期）、《山西大同御东新区御昌佳园北魏墓M113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4期）、《山西侯马虒祁北魏墓（M1007）发掘简报》（《文物》第2期）。后者有《陕西西咸新区摆旗寨西魏陆丑墓发掘简报》（《文物》第11期，同期发表张杨力铮《西魏陆丑墓志考释》）、《陕西西咸新区朱家寨北周墓发掘简报》（《文物》第11期）、《固原南郊发现的两座北朝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0期）。

赵郡李氏是北朝晚期鼎盛一时的大姓高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编著《赞皇西高北朝赵郡李氏家族墓地：2009～2010年北区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9月）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西高北朝墓群Ⅰ区墓葬的考古发掘报告。正文系统地介绍了Ⅰ区M1、M2、M7、M8等4座北朝墓葬，附录收录了6篇相关研究文章，汇编了目前所见的北朝赵郡李氏墓志。

本年度政治史热点并不在魏晋，也不在南北朝，而是集中于十六国，确切而言，是聚焦于汉赵开国皇帝刘渊。侯旭东《天下秩序、八王之乱与刘渊起兵：一个“边缘人”的成长史》（《史学月刊》第8期）试图跳脱学界长期关注的族属与血统问题，沉潜至历史现场，为刘渊起兵提出新见：南迁塞内的匈奴诸部成为西晋营造的天下秩序的一部分，留居洛阳的刘渊亦是其中一员；若无“八王之乱”导致的西晋崩亡的契机以及匈奴贵族刘宣等的启发劝说，刘渊不会走上起兵反晋的道路；刘宣等推举刘渊，主要看重的是他统领匈奴诸部显示的才干与积累的声望，而非其血统与出身，这是对匈奴旧有的推举首领传统的回归。李磊《刘渊的顾命大臣与河瑞、嘉平之际汉国的皇权重构》（《学术月刊》第9期）对刘渊顾命大臣在河瑞、嘉平之际政局中的作用进行探究，尝试阐释汉国皇权性格由刘渊时代的宗室共有权向刘聪时代的皇帝专制权的转化：河瑞二年（310）刘渊安排的辅政格局是元熙元年（304）以来汉国权力结构演化的结果，旨在维系五部屠各、六夷等诸种势力以及勋贵间的权力制衡。刘聪延续此政策，并将皇权从屠各刘氏的宗室权力中凸显出来，初步建构起具有专制性的汉国皇权。同氏《屠各汉国多族群政治体的瓦解及其原因探析——十六国建构多民族国家的首次尝试及其结果》（《东岳论丛》第5期）分析汉国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社会经济对国政的耐受程度，由此解释汉国走向衰亡的体制性原因：平阳政权的覆灭是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并非族群政治所致。同氏《历史论述与地域统合：刘曜的国号选择与十六国新法统之创建》（《中国史研究》第4期）从具体处境出发考察刘曜立国之初拟定“赵”号的政治考量以及对其政权建构之意义。作者指出刘曜徙都长安、除宗庙、改国号，在以 “夏后”为起点、纳 “北夷” 入华夏的历史论述中，视 “赵”国为华夏正朔转换的标志，由此开启十六国的新法统。囿于现存十六国史料，对此时期谶纬公案的专门性考察有助于研究进一步细化，董刚《释汉赵刘曜光初四年玉石谶——兼论刘、石之争》（《学术月刊》第8期）重点关注汉赵光初四年（321）在终南山崩处发现的刻有谶言的白玉，指出中书监刘均对玉石谶所作的灾异型解读客观上成为此后刘曜、石勒二赵间交争的重要引线。同时，通过稽考刘均解谶的知识基础以还原出当时主流的祥瑞型解读，从中揭示汉赵政权在立国前史、符命继承、国号变更及战略方向上的自我申说及其理论建构的实态。

羯族建立的后赵同样受到关注。李磊《中华制度认同与后赵天王体制的演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对后赵的天王王权结构及其运作方式进行探讨，澄清“天王”号的政治内涵与历史意义：在后赵的政治实践中，吏兵配属、宗室出镇存在着反噬王权的发展面相，这一矛盾既根源于视宗室为一体的天王体制，也根源于自我矛盾的魏晋旧制。李圳《羯族与后赵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0月）指出后赵学习汉魏职官制度的同时也保留了以“胡汉分治”为统治方针的单于台制度，其文化特点是在儒家同佛教冲突中交流共生。

热点的转移让本时段研究更为均衡，而传统热点时段魏晋依然有极具分量的论著面世。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增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8月）出版，新增4章，涉及刘备与“五虎上将”及诸葛亮的关系等内容。单敏捷《汉末刘焉父子时期巴蜀主要政治关系新探》（《北京社会科学》第11期）区分刘璋集团中巴蜀士人与外来士人在刘备进攻刘璋时的政治态度，有助于深化对刘璋时期主要政治关系的认识。付开镜等《三国人物政治心理与政治选择研究》（人民出版社，11月）分“重要人物”“其他人物”与“基层小民和士兵”3个部分进行例证分析，考察心理因素对政治选择的重要作用。福原启郎《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陆帅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月）从政治史（第一至六章）与社会史（第七至十一章）两个维度对曹魏、西晋历史展开研究。涉及论题包括复肉刑争议、魏明帝曹叡生平、西晋国子学创立、《晋辟雍碑》、“八王之乱”本质、“二十四友”、奢侈风气、西晋墓志等。作者试图通过考察这些具体问题，揭示曹魏、西晋时期的政治、社会特征，探寻魏晋国家体制崩溃的深层次原因，而其目的依然是延续并深化老一辈日本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认识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本质。王永平《晋宋社会政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月）围绕东晋、刘宋时期，特别是两晋之际与晋宋之际社会政治局势演化及其重要政治事件、现象、思潮、重要军政家族及其代表人物的表现与影响等进行专题性考论，主要涉及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下皇权之表现、晋宋变革与皇权政治回归等议题。

南北朝方面。《文馆词林》收录的高允《南巡颂（并序）》为考证和平二年（461）北魏文成帝南巡的历史细节提供了重要线索，刘莹《文成帝和平二年南巡史事再考——以〈南巡碑（并序）〉为中心》（《历史研究》第3期）即以《南巡颂（并序）》为中心，指出该文对衡水之宴的记载，披露了有关北魏巡幸宴会筹备、参与人员、活动内容等重要信息，可推测出北魏前期交聘宴会的仪式场景；此次南巡既是北魏对其自身游牧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吸收了华夏政治传统元素，呈现出游牧文化与华夏文化汇通交融的历史内涵。李宗俊《论北朝鲜卑姓氏的三次改易——从〈拓跋昇墓志〉谈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在考释《拓跋昇墓志》的基础上，指出其为北魏皇族在北周恢复“拓跋”旧姓史事又添一实物证据。权家玉《地域性与南朝政局：围绕政权基础与军镇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9月）围绕南朝政权的建康化和南朝军镇的独立化展开，从政治、经济等领域考察作为政治中心的建康与军事区域的都督区在实力上的此消彼长，上编集中探讨南朝政权的建康化，下编主要论述南朝军镇的独立化，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变动缘由进行了深入探讨。会田大辅《南北朝時代：五胡十六国から隋の統一まで》（中央公论新社，10月）正文分6章，依次考察了北魏统一华北、刘宋建立、孝文改制、东西魏斗争、“侯景之乱”与“另一个三国时期”（北齐、北周与陈），终章论述南北朝时代的活力，指出动荡时代也是汉族和游牧文化融合的转折点。

制度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官制与士族研究的传统领域，但“新路径”与“不均衡”成为年度关键词，昭示出未来研究亟需完善与提升的方向。

官制方面。楼劲《从“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百官志〉体例与汉唐行政体制变迁研究》（《历史研究》第1期）是长时段研究的典范，作者关注到汉、唐正史《百官志》官制记载体例有显著不同：《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记官而不及机构，以长官、佐贰、属官代表各自府署，可称作“以官存司”；两《唐书·百官志》则皆“以司存官”，即在各机构名下记其长官、佐贰及所属官吏，将之一概视为机构成员。作者考察后认为记载体例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规范官制的法令及行政体制的演化：汉代官制记载依据以官员管理为中心而不及机构状态的官簿、秩律等文档、法令，唐代官制记载主要取本规范各机构官吏设置的职员令；汉唐官制记载体例及其来源的不同，体现了魏晋以来官制和对应法令形态的变迁，这一变化的转折点约在南北朝后期，由此达成的机构行政一体化，是汉唐间强化集权秩序和防止长官大权独揽的结果。阎步克《秩级与服等》（陕西人民出版社，8月）收录了作者在“秩级”与“服等”两大问题上的经典论文9篇，介绍了官阶制度以及服饰等级与官僚等级的关系问题，从常被忽略的细节方面论述政治体制。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两组文章都体现了我的一种努力：从结构、功能视角解析研究对象，发掘、揭示各种类型的‘原理’。”佐藤达郎《汉六朝时代の制度と文化·社会》（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月）第一部分主要从官制与礼、历史意识的视角考察官制叙事的形成与发展，细分为9章，其中涉及本时段的有第七至九章，分别考察挚虞《决疑要注》、《续汉书·百官志》和晋官品令、王珪之《齐职仪》；第二部主要考察法律、文化、社会，共7章，与本时段相关的是第十五章，分魏晋、东晋南朝、北朝与隋3个时段考察魏晋南北朝史时代的教令。

通过观察古人建构、描述制度的知识史与仪式，可为官制史研究另辟新路径，吴晓丰《星象中的官制史：执法、上相与汉唐间的宰相制度变迁》（《文史》第3辑）的研究可作为示范。他尝试从梳理汉唐间正史《天文志》占例入手，通过星占实践的投射，观看中古宰相制度的变迁，以检讨星官理论与职官制度间的互动关系。文章指出，执法、上相与房、斗二宿是汉唐星占实践中常用来标识宰相身份的星象符号：汉代三公作为宰相，成为执法、上相等星变的事应对象；以尚书取代三公，重新界定星官理论中宰相的事应对象的更新进程完成于东晋南朝；北魏前期的占测，常采指涉模糊的占辞，事应对象多为宗王、代人贵族，迁洛后则将权力中枢边缘的人物排除在事应范围之外。吴杨《两汉三国章表制度新探》（《文史》第2辑）系统考察了两汉三国中央行政文书中使用范围最广的“章”与“表”，尝试揭示仪式对制度研究的意义。作者指出，三国以降，“章”的主要功能被“表”替代；“章”与“表”具有建立与维系君臣关系的功能，这种政治象征意义来源于伴随上“章/表”的仪式性动作，该动作与文书格式有着高度同一性。

不均衡也在官制研究中展露苗头，表现之一即在研究成果数量方面：北朝明显多于南朝。陈鹏《北朝碑石所见“民望”“平望”考》（《文史》第3辑）指出北朝碑石题名中存在“民望”“平望”等头衔，且至少存在郡、县二级，可能还有“州平望”一级；“民望”“平望”是北朝地方中正评定乡里大姓的结果。他们的评定，是北朝对中正举士的创新。姚立伟《宗主督护别解——以北朝墓志、碑记、造像记为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指出北魏沿用宗主督护，是朝廷与地方势力博弈的结果；三长制的推行匡正了宗主督护所造成的统治难以深入乡里的弊端。张鹤泉《东魏北齐特进考》（《河北学刊》第2期）对东魏北齐特进的性质与品级、除授与转任以及受任群体诸问题作了系统探讨。姚乐《试析萧梁官班制度下的诸县分等》（《历史地理研究》第2期）分析萧梁县官选任和调动案例，指出“县制七班”“大县六班”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会出现超班用人现象。

士族研究依然是本年度的热门领域。范兆飞《中古早期谱系、谱牒与墓志关系辨证》（《中国史研究》第2期）考证中古谱牒所应包括的基本要素，讨论它们在中古墓志等石刻资料中出现的位置、渊源及意义。作者指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古谱牒，应该包括近世祖先的婚娶职状，分布于墓志的首叙、志尾或志阴等特殊位置，还包括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内容，分布于墓志的铭序和志铭等正文部分，近世祖先的官职也经常出现在墓志正文。中古墓志在抄录并改写谱牒时，呈现出“功能分区”的特点。近世祖先的婚宦出现在首叙还是志尾等特殊位置，与不同地域、等级的家族呈现出对应关系。中古谱牒内容具有“公”和“私”的属性分野。墓志所载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内容，史源驳杂，包括汉代碑刻、前朝姓氏书，抑或先秦两汉的典籍等内容。当然，也有大量墓志没有首叙和志尾，但相当一部分墓志正文都记载家族谱系。中古墓志记载谱系的形式与内容，与前朝相比，既有因袭，又有变化。

张梅《儒家文化传承视野下的西晋士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月）指出衰世中士人的文化自觉是儒家文化得以代代相传的内在动因。王心扬《东晋士族的双重政治性格》（中华书局，4月）论证东晋当权士族既有限制皇权、维护士族统治的倾向，又有加强皇权、削弱士族的倾向。美国学者戚安道《中古中国的荫护与社群：公元400—600年的襄阳城》（毕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月）考察了东晋至隋湖北地区的门荫制，在作者看来，荫护机制更侧重于荫客而不是护主，是“以地方州郡寒门视角纵观南朝历史”。

夏炎《〈朱岱林墓志〉与魏晋南北朝青齐家族再认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结合《朱岱林墓志》中的若干线索，还原作为青齐移民的乐陵朱氏家族的发展脉络，着重探讨乐陵朱氏迁居青齐的原因以及乐陵朱氏在青齐的居地位置，并通过分析乐陵朱氏的交友圈，揭示北魏后期青齐地区仕宦家族之间的交往特征。陈鹏《北朝顿丘李氏郡望形成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考察顿丘李氏郡望历经北魏、东魏、北齐的形成过程。李傲寒等《都城社会与南朝吴姓士人的转型》（《学术月刊》第5期）指出进入南朝后，吴姓士人普遍把家族重心转移到建康，在迁徙转变中，吴姓士人的地方性趋于模糊，逐渐融入都城社会之中。

经济史研究年度关键词是“回温”与“通贯”。作为传统板块分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史研究在21世纪之后不复往昔繁荣，但本年度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回温趋势明显。而在研究成果中，贯通性的长时段研究与解决宏观问题的研究涌现，为传统研究注入活力。

土地制度是通贯研究的主战场。晋文《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的嬗变》（《中国农史》第3期）对土地制度进行长时段考察，指出在民田占有制度上，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沿着土地国有为主变成土地私有为主，再从土地私有为主又变成土地国有为主的轨迹运行的。秦汉土地私有制导致的土地兼并是最终导致土地制度被完全破坏的主因。魏晋南北朝土地国有制的发展最终要让位于效率更高的土地私有制，这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大势。

北朝隋唐土地制度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初，随着敦煌户籍资料的面世，中日学者对该问题产生极大兴趣，逐渐掀起研究北朝隋唐所谓“均田制”的热潮，其中研究的重点是北朝隋唐《地令》或《田令》实施状况，争论的焦点是规定的土地还受是否切实实行。杨际平《论北朝隋唐的土地法规与土地制度》（《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对此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地令》或《田令》只是土地法规，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并不决定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北朝《地令》既有授田与土地还受条款，又有不触动各户原有土地，进行户内调整，实际上无还无受的条款。这是执政者土地国有理想与土地私有现实矛盾冲突的结果。实施《地令》时，北魏、北齐都是双轨制：对代北拓跋族聚居区实行普遍授田制；对汉族聚居区则实行限田制，同时也实行户籍登记制度。隋唐对鲜卑族不再实行特殊土地政策。隋唐未见按《田令》规定给吏民实际授田与土地还受的实例。相反，可直接反映未曾实际授田与土地还受的实例却很多。唐《田令》废止于唐宋之际，而不是建中元年（780）。

财政方面。中国古代财政体制既有赓续不替的基本原理，也有因时更革的阶段性变化，变与不变的基点皆是如何保障国家治理。关于财政体制如何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王万盈《财政体制转型与北魏国家治理》（《史学集刊》第5期）选择从财政体制与税收嬗变视角下考究北魏国家治理问题，论述了北魏财政体制3次重要变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相应提升的关系。刘驰《魏晋南北朝社会与经济探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月）是作者对自己40余年学术生涯的一个回顾与总结，内容主要包括魏晋南北朝的社会阶级结构、工商业、历史人物研究等，其中4篇十六国经济的考察文章（官营手工业、金属货币、物资流通与丝织业）对廓清十六国经济有积极意义。

户籍方面。张荣强《〈西凉建初籍〉与魏晋时期的职役户籍》（《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认为对照新近公布的《前秦建元二十年籍》，可明确《西凉建初籍》绝非民籍；隶属于民政系统的吏户户籍与隶属于军事系统的兵户户籍也不可能混编在一起。《西凉建初籍》中的“大府吏”实际上是凉州都督府的军事人员，“散”户当是因不符合征发条件而被免除现役的兵户。魏晋除了有集中居住的在营兵户，还有一部分兵户与民户杂居，隶属郡县管理。《西凉建初籍》作为专门的职役户籍，应该是敦煌行政机构编造的郡县兵户户籍。

家庭与性别史。南恺时《中古中国的孝子和社会秩序》（戴卫红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月）是其博士论文与近年研究综合改写的成果，此前郑雅如曾有评介（《新史学》2006年第17卷第2期：《评介Keith Nathaniel Knapp, Selfless Offspring: Filial Children and Social Order in Medieval China》）。全书广泛利用孝子故事来讨论中古精英阶层家庭伦理，除了序章与结语，共分7章：第一章揭示促成孝子故事流行于中古前期的两大历史脉动：扩展家庭与儒家的胜利；第二章讨论孝子故事的起源及用途；第三章重点考察此时期的《孝子传》；第四到六章针对《孝子传》内容进行专题分析（第四章研究孝感奇迹，第五章讨论供养，第六章考察服丧与丧仪过礼问题）；第七章则分析孝德与性别的关系。郑雅如《情感与制度：魏晋时代的母子关系》（凤凰出版社，9月）从东晋于氏据“礼”抗争、上表争子的史例出发，指出于氏最终的失败表明母子关系对父系制度的挑战只是架构内的修正。陈娟《两晋南北朝隋唐婚姻制度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5月）以古代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为研究对象，分7章详细研究两晋至唐朝婚姻方面的继承与变化，特别梳理了“士庶不婚”“门第婚姻”“财婚”等特定婚姻的来龙去脉。王云菲《汉唐官文书中的妇女姓名书写》（《历史教学》第6期）对汉唐官文书上的妇女冠姓书写问题及其成因加以考察，指出由“书名”到“书姓”的变化，反映了文书制度相对滞后与从俗调节的两面。

环境史研究是近年来顺应时代发展而兴起的热门话题。李文涛《魏晋南北朝环境变迁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0月）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水环境、植被、野生动物环境、矿产分布与利用、自然灾害类型与分布、地貌与土壤、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等多角度地研究此时期的环境变迁。

医疗史研究。郭晓涛《北周拓跋迪墓志所见消渴症发微》（《考古与文物》第2期）从北周拓跋迪墓志记载的消渴症出发，认为至少在战国此症就已被关注，到两汉产生了大量医方；从中古消渴症症状来看，其发生的原因或与服用寒食散的社会风气相关。拓跋迪墓志中透露的治疗理念说明对该疾病认知误区的存在及因应之策的错误，使得该病症在中古时期持续蔓延。文章呼吁疾病考古学应该在考古发掘中提高参与度和研究深度。王政《历代禳疫祷疾史料辑笺》（科学出版社，8月）第三章涉及魏晋南北朝禳疫祷疾史料，辑录范围主要是史籍、子书医籍佛典、诗文小说及其他。

饮食是社会史关注的传统领域，伴随科技的提升与介入，研究视角与成果多有转变与创获。张国文《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古食谱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系统梳理多种自然科学方法在中国古食谱研究中的应用，如骨骼或牙齿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植物微体化石分析、考古残留物分析等，古食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以提升。这对本时段饮食研究很有启示。范常喜《洛阳西朱村曹魏墓石牌“肉兜”“饼咸笼”考》（《中国农史》第2期）对M1号曹魏大墓与饮食器具有关的石牌铭文训释作了补充，指出143号石牌所记“肉兜”是指盛肉的篓兜；317号石牌所记“饼咸笼”“茅笼”都是指蒸饼用的笼屉，“兜自副”之“兜”疑指蒸笼顶部所配兜鍪、斗笠形的盖子。

博物学方面。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辑徐衷〈南方草物状〉》（中华书局，11月）辑徐衷《南方草物状》一卷。作为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博物学著作，该书堪称中古时代岭南植物手册。原作者为东晋、刘宋之交的徐衷。石声汉辑草木类50种、鸟兽鱼蚌类17种、物产2种，并间有注释。郁冲聪《中古物产专志的产生与流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考察中古物产专志的产生原因及其早期撰述形态、重要特征及发展流变问题：汉唐间“异物志”勃兴，成为物产专志的主要撰述形式，具有地域明确、内容专门、命名方式统一等特点。这类著作适应了汉唐间知识学科和著述门类不断细化的趋势。

民族史研究的年度关键词是“理论反思”与“跨学科”，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大部头”、理论反思与拥抱前沿科技。

张久和、刘国祥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科学出版社，8月）总计10卷，是本年度民族史研究的“大部头”。丛书对以蒙古高原及周边地区为主要活动地域，以游牧业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持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草原游牧民族进行分卷专题考察，与魏晋南北朝时段密切相关的有《匈奴卷》（胡玉春）、《乌桓卷》（何天明）、《拓跋鲜卑卷》（梁云、白劲松）与《柔然卷》（袁刚），其中关系最著者为后两者。这两卷分别对北魏建立之前的拓跋鲜卑历史与柔然的名称、来源、历史变迁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于子轩《柔然文小考》（《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关注突厥第一汗国时代两种新释碑铭，即布古特碑婆罗米字母部分和回斯·陶勒盖Ⅰ碑的语言，认为其是柔然文，它是柔然汗国内部的双语群体在5世纪汗国控制南疆北部绿洲之际，以绿洲中流行的梵文和吐火罗文B所使用的婆罗米字母为基础创制的。柔然文的发现有望成为早期内亚史研究的新起点。

理论反思。苏航《从价值同构看北朝的文化变迁和民族凝聚》（《历史研究》第4期）从“民族文化决定论”范式的内在矛盾入手，尝试以价值结构理论揭示文化变迁的结构性与方向性特征。作者指出，北朝文化与民族的互动过程显示民族与文化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中古史研究中长期盛行的“民族文化决定论”并无事实与理论依据。在多元文化互动的网络中，所谓“汉化主流”，是指中原“大传统”的高价值项以制度为媒介，被植入中原的非汉人群权威价值结构中，进而通过“典范化”方式，推动社会各方面不断接近中原文化主流形态的过程。其最终结果并非总是文化和民族的同化，而往往是多样化人群和文化在高阶价值形态趋同基础上的凝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正是建立在价值结构多元一体化的基础上。

自20世纪末以来，部分国外学者提出一种唐朝属于“拓跋国家论”的观点，这种理论背后蕴含的理念直接指涉唐朝的“内亚性”命题，作为隋唐制度渊源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同样需对此问题给予重视。钟焓《“唐朝系拓跋国家论”命题辨析——以中古民族史上“阴山贵种”问题的检讨为切入点》（《史学月刊》第7期）通过对中古时期胡汉融合的贵族社会下“阴山贵种”和“陇西李氏”各自兴起背景的考察，确定这种观点是一种经不起实证推敲的杜撰性假说。通过阅读作者捕捉“阴山贵种”在中古贵族社会盛衰变迁、起伏显隐的历史线索，继而展开的破中有立的论证，我们始对前述“唐朝拓跋国家论”命题的谬误性和非历史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拥抱前沿科技。最具代表性的是以复旦大学韩昇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到九世纪北方民族谱系研究”。“民族谱系研究”是根据古代民族的某一较为稳定的要素，在相关人群中进行比较、分析，进而追踪一个民族的形成、演变与发展。本项目的最突出之处，是组织了包含历史学、考古学、遗传学、民族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团队。在扎实的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辨析与北方民族相关资料，结合分子人类学证据探索北方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进而探索其相互间的关系。该项目组于12月组织召开“多元文明与中华民族研讨会”，参会论文中与本时段相关联的有韩昇《北周武帝之死与北周的文化政策》、王辉《考古资料中所见汉晋时期河西走廊的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蒙海亮《蒙古高原人群互动与匈奴兴起——早期匈奴的谱系》、刘琪《建制与化民：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思考框架》、韦兰海《北族祖源叙事文本的历史人类学解读——以北魏拓跋力微的年表为例》、董刚《魏晋南北朝史籍所见稀引语音史资料及其音韵特征》、秦琼《文化交融视野下的中古汉地肉身葬》、文少卿《古丝路沿线人群的融合史研究》、生膨菲《农牧交融——北朝晚期关中地区贵族群体的食谱研究》。

此外，北魏对北疆各族早期历史记忆的整合是文化整合措施的一部分，为建构北魏的国家认同、巩固北魏统治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彭丰文《北魏的历史记忆整合与国家认同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探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视角，依次考察了拓跋鲜卑族源记忆的整合，“代”“魏”新旧国号的整合，以北魏国家祭祀体系为中心的北土旧俗与中原礼制的整合，以及北魏国家认同建构的历史经验。李贺文《北朝至隋唐陇右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碑铭视角下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月）在对陇右出土的30余通碑铭材料分析的基础上，从碑铭姓名体现的族属和文化价值、碑铭所见陇右胡族的汉化等方面进行了相关探讨。发型是族群的辨识标志，葛承雍《胡人发型：中古“剪头胡雏”艺术形象试解》（《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认为“剪头胡雏”的胡人形象是剪发而非束发，此发型是有关底层胡人的直观艺术产物，说明当时入华胡人还未彻底“汉化”。

天文学方面。钮卫星《沿丝路跨文明传播的天文学及其在华影响之研究——相关研究综述暨本组专题论文导读》，申述在《中国科技史杂志》第2期组织“中古时期中外天文学交流与传播”专栏的缘由。专栏所收4篇专题论文与魏晋南北朝时段相关者是宋神秘《中古时期黄道十二宫在中国的传播和汉化》，对中古黄道十二宫的名称、图像、顺序、分类和配属等进行分析：黄道十二宫在中古中国广泛传播，它的功能包括用作坐标体系、推算吉凶祸福、供人祈祷禳灾、代表天象，而计量天象详细位置或历法的功能被二十八宿代替。西方黄道十二宫的特征在中国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并与中国地支、星次、地域分野、方位等进行多样化的嫁接。刘次沅等《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文献、统计与校勘》（三秦出版社，3月）系统整理了自上古至元末天象记录。涉及本时段的有《四、两汉魏晋天象记录统计分析》《五、南北朝日月食记录》《六、南北朝天象记录统计分析》《十一、二十五史天象记录校勘举隅》《十二、魏晋天象记录校勘》《十三、北魏太安至皇兴时期天象记录的年代问题》《十四、二十四史天象记录与陈垣历表的朔闰差异》。

地理学方面。柴芃《“中州名汉”考——中古时期的地域问题》（《中国史研究》第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族群与地域名称有相互混用的现象，可分两种情况：将当地的特色族群名号施诸整个地域，如关中人称“羌”；以其原生区域名称命名族群，如河东及关中地区“蜀”人之得名。“中州名汉”的性质属于前一种情况。至于生长在中原的鲜卑及其他少数族被称为“汉”，则带有明显的地域歧视色彩，与其“汉化”程度并无直接关系。张仲胤《“皇居南迁”与东晋永和三年梁、益、荆三州政区边界调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通过考察三州所处地理位置，试图复原东晋系统调整西部政区边界的过程。

其次是《水经注》研究。李晓杰主编《水经注校笺图释·洛水流域诸篇》（科学出版社，5月）对《水经注》洛水流域（包括卷十五的洛、伊、瀍、涧水篇，卷十六的谷、甘水篇）文本重作系统校勘，对所涉的水道及城邑地望，逐一与今地比照，堪称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准确的《水经注》洛水流域的复原研究工作。编绘大比例尺《水经注》洛水流域图组，为深入研读《水经注》及探究中古历史地理提供了极大便利。李晓杰等《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复旦大学出版社，10月）提出“古本系统”与“今本系统”的观点，择取29种有代表性的《水经注》版本，逐一进行探究，并加以比较，厘清各自流变。

再次是巴蜀地区研究。汪启明等《〈华阳国志〉系年考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采用编年体，将《华阳国志》全书打散，按时代先后排序，结合出土文献对政治、边疆等问题进行考证。王炎等《蜀志类纂考释》（中华书局，7月）上编将历代蜀中古志列举为16个类目，按类梳理，以概括蜀志流变；下编辑佚、考释30余种蜀志史籍，尤以扬雄《蜀王本纪》、谯周《三巴记》、陈寿《益部耆旧传》、李膺《益州记》等为重点。

都城与城市研究涉及考古、地理、文化等多要素，单列于此。魏晋洛阳宫是在东汉北宫的废墟上重建的，目前对其整体认识仍较模糊。陈苏镇《魏晋洛阳宫的形制与格局》（《考古学报》第3期）对魏晋洛阳宫的形成过程，宫门、殿门、中华门、上閤等门禁设施的位置及其所构成的宫内格局，皇帝办公和居住的场所及其变迁等问题提出新看法。同氏《魏晋洛阳宫禁军制度的变迁》（《中国史研究》第3期）基于对魏晋洛阳宫内部格局的研究，尝试对宫内禁军制度及其变迁作出更具体的描述。

关于东汉、魏晋洛阳城宫城的沿革脉络，有必要结合考古资料及文献资料重新审视。赵永磊《晋宋时期的洛阳城与魏晋太极殿所在基址辨析》（《考古》第10期）认为在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中，魏晋洛阳城太极殿所在东汉旧址为关键性问题，而解决此问题的核心在于探明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料来源。裴注所言魏晋太极殿位于东汉南宫崇德殿乃据戴延之等撰述为说。戴延之等所言乃就魏晋洛阳南宫而言，裴松之误会原作者本意，以所见“南宫崇德殿”视为东汉南宫正殿。魏晋太极殿、宫门、殿门的位置关系与东汉北宫德阳殿、崇德殿、宫门、殿门的排列顺序极为相近，充分说明魏晋洛阳城宫城当在东汉北宫旧基。若崇德殿在德阳殿西五十步的推论成立，魏晋太极殿较有可能在崇德殿旧址，也不能完全排除占压德阳殿故基的可能性。刘兵《再造洛阳城——匈奴汉国平阳城概貌初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5月）认为汉国平阳城的总体规划和基本形制完全取则于魏晋洛阳城，表明匈奴汉国有意将平阳城建造成为另一座“洛阳城”以取而代之。然而不论是局部城市景观，还是汉化外衣下的相关制度，仍反映出五胡政权的特点及部族传统的遗留。

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1月）考察六朝建康城的经济、社会、城市空间、居民、寺院等，并与洛阳城对比，以此论述六朝时期的社会经济、中古都城坊制。张学锋主编《“都城圈”与“都城圈社会”研究文集——以六朝建康为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1月），以六朝建康为中心，借助考古学界首倡的“都城圈”概念，提出“都城圈社会”概念，将之视为魏晋南北朝都城研究的“另一种可能”。魏斌《城楼、沙洲与寺院：南朝夏口的城市风景》（《唐研究》等2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5月）探讨以夏口为代表的江南城市风景的形成原因。作者指出城内、城外两个区域，分别形成了黄鹤楼、鹦鹉洲、头陀寺3处名胜，背后分别可看到军事、行政和经济、宗教等不同力量的存在，但最终的名胜化还是与城内知识官僚有关。庞博《建筑、空间与制度：两晋南朝的“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5月）对两晋南朝的“斋”的名称、功能及对制度的影响进行了系统考察。洪斌《东晋南朝东官郡名辨》（《历史地理研究》第1期）指出，东晋咸和六年（331）分南海郡立东官郡，郡名与所设盐官有关。魏建钢《谢灵运始宁山居地位置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认为其地位于今绍兴市上虞区河浮村，章镇镇与冯家浦村之间。

刘壮壮《游牧行国到农耕邑居转型中的城市形态——迁都平城前拓跋政权的都城问题》（《中国农史》第1期）指出，拓跋代政权时期多都并立、都城地位极不稳定的现象是拓跋鲜卑政权从游牧迁徙的行国体制向城郭而居的居国体制转型中特殊城市功能利用的体现。山西中部汾水上游的孝文山周边、宁武天池和滹沱河上游的五台山等地，有不少关于北魏皇帝避暑、巡幸的传说和相关祭祀、信仰遗迹,不见载于北朝文献。魏斌《传说与历史：并肆地区的北魏皇帝遗迹》（《文史》第2辑）尝试分析传说和遗迹背后的区域历史脉络和历史情境，发现相关地点往往与牧场有关。孝文山东北侧至汾水两岸的牧场，迁洛之后可能是承接河西牧场的中转地，后成为唐代楼烦监牧所在。宁武天池从北朝至辽宋延续为重要的祭祀地点，其神圣性可能源于牧民在夏季牧场的祭祀活动，最终演变为天池神祠的信仰面貌。五台山周边原本是内迁北部匈奴的生活之地，在佛教、族群和政权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逐渐演变为唐代佛教圣山。这些鲜卑皇帝遗迹和传说背后，隐含着内迁部族和农牧交错地带的生计和文化习惯，提醒我们重新审视这类地方记忆和掌故的史料意义。牛润珍《东魏北齐邺京部行里坊与网格化管理》（《历史教学》第12期）认为东魏北齐邺京的网格化管理与其城制高度契合、统一，并影响东亚各国都城。段彬《东魏北齐时代的并邺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比较“两道三线”的关系，并基于后世的道路走向、当时的城址位置及佛教遗迹的分布，力图重建东魏、北齐并邺道交通体系的全貌。

军事方面。平田阳一郎《隋唐帝国形成期における軍事と外交》（汲古书院，1月）系统考察了北朝隋唐“帝国”形成期的军事与外交。全书分4个部分。涉及本时段的有第一部分（考察华北王朝交替和北方形势）三章，首章关注突厥他钵可汗的即位和高绍义流亡政权，第二章以北周千金公主的嫁女为中心考察周隋革命和突厥局势，第三章则以郁久闾可婆头的事迹为中心探讨柔然、突厥的交替，此中涉及北朝所见与“真”相关的官职，如大贤真、库真等；第二部分考察北朝末年军事制度的发展和士兵的实际状况，其中第一、二章与本时段相关：前者关注北朝末期的部曲，后者考察西魏北周时代的镇戍；第三部分关注作为游牧军事系统的府兵系统的发展，其中第二、三章涉及本时段：前者考察西魏、北周的二十四军与府兵制，后者以《于宽墓志》为切入点探讨北朝末期的亲信。另有结合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如刘德凯《汉晋时期马蹄形带具的考古学研究》（《东南文化》第2期）系统梳理马蹄形带具的纹样和形态等特征，揭示汉晋马蹄形带具的制作、流通、使用和埋葬这一动态过程。

法律方面。周东平等《北朝胡汉融合视域下中古“五刑”刑罚体系形成史新论——兼评冨谷至〈汉唐法制史研究〉》（《学术月刊》第3期）指出，在迟至秦汉时期律令尚未法典化的背景下，难以确认先秦乃至秦、汉初存在着规范的五刑刑罚体系；曹魏《新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的实践探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北朝少数民族王朝对中古法律史影响的一个亮点，是胡汉融合对中古五刑刑罚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举凡刑的意涵演变、北魏绞刑入律、流刑在北朝渐次进入正刑体系、鞭杖刑的转化、宫刑的一度死灰复燃等，无不与之相关。

思想文化涵括众多，主要分作礼学与礼制、佛教、道教、儒家典籍与玄学、史学5个方面。

（一）礼学与礼制

礼学方面。吴丽娱《〈礼论〉的兴起与经学变异——关于中古前期经学发展的思考》（《文史》第1辑）认为《礼论》类著作开辟了经学诠释学的另一种路径和方式，其大量吸收魏晋故事和当世之儒的论议，带有变通性强的时代色彩，同时能够在经学理论与现实礼制的体用之间取得折中与协调，故影响和导致了南朝义疏学在诠释方法上的变化。特别是孔颖达《五经正义》采取兼用原则，融合南北学术，极大促成了隋唐经学的统一之路，不仅促成了唐前中期改撰经典的风潮，也促成了中唐乃至宋代经学的变古与“新儒学”的诞生。

杨华等编《中国礼学研究概览》（武汉大学出版社，4月）是一部内容博赡的学术综述著作，共分11章：首章概述礼学研究的通史、通论著作、资料整理和科研项目等，第二至九章分别介绍先秦秦汉、魏晋隋唐、两宋、辽金夏、元、明、清、晚清民国8个时期的礼学研究概况，第十章是对日本学界吉礼和凶礼研究的综述，第十一章则介绍了英文学界的成果。该书涵盖的礼学内容，不仅包括三礼文献研究，还包括礼制、礼典、礼仪、礼俗、礼论、礼法、礼乐等多个层面，是了解前贤治礼成就的必备资料，也是当今礼学研究最新进展的直接反映。第三章《魏晋隋唐时期礼学研究》由范云飞执笔，分别介绍了三礼文献、礼制、礼俗、礼法、礼典研究，综述翔实、系统，是难得一见的详略得当、博赡完备的礼学研究综述。王启发《中国礼学思想发展史研究：从中古到近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月）选取魏晋南北朝至宋明重要礼学人物，对礼学及其思想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考察。涉及本时段的是首章《魏晋南北朝到唐的礼记学》，分别考察了王肃、熊安生和皇侃的《礼记》学，以及唐孔颖达的引述和评议。

礼制是处于直接的政治权力之外，但处处体现权力层级且覆盖全社会的制度设计，本年度成果涉及吉礼、凶礼、军礼、杂祀与礼乐。

吉礼的关注点主要在郊祀与明堂。曹魏至西晋的郊礼重构是中古礼制一系列变革中的重要环节，杨英《曹魏、西晋郊礼重构及其对郑玄、王肃说之择从》（《史学集刊》第5期）对曹魏郊礼、西晋《新礼》中郊礼的重构及它们对郑、王之说的择从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曹魏郊礼由魏明帝下诏制定，西晋郊礼则是世家大族统治者为了再造理想社会所撰《新礼》的组成部分。曹魏依郑说，《新礼》从王说。曹魏为施行“先祖配天”还进行了祖先系谱的重构。曹魏、西晋郊礼对郑玄、王肃说的择从以及西晋雅乐的重构，说明中古早期的国家礼制在整体重构过程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在不断调适。赵永磊《神圣与世俗：北魏平城明堂礼仪发覆》（《学术月刊》第1期）聚焦于平城明堂形制与明堂礼仪，切近审视礼仪与权力的互动关系。作者以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所行平城明堂礼仪为核心，通过平城明堂礼仪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两个面相，揭示孝文帝以孝治天下、以礼化民的政治理念。

凶礼的重头戏依然是丧葬。李梅田《葬之以礼：魏晋南北朝丧葬礼俗与文化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4月）通过分析魏晋北朝墓葬材料的类型和文化因素，将墓葬分为12个区域，分别讨论了各区域墓葬文化的形成与互动，在此基础上讨论汉唐之间墓葬的礼仪空间、丧葬模式和丧葬观念的转变，并对墓室图像、碑铭和器物所反映的南北朝文化交流进行了个案研究。

军礼中的射礼有了长时段研究成果。辛康《从“亲万民”到“同邦国”——汉唐间射礼的变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5月）指出从郑玄“射礼入嘉礼”到杜佑“射礼入军礼”，汉唐间射礼发生了显著变化。北魏草原风俗马射的加入使传统射礼被改造，也使射礼的阐释语境发生变化：大射出现歧义，并与马射产生概念和知识上的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北齐“二次射礼”“季秋大射”和北周“正月大射”“冬季大射”的射礼仪式中。隋唐对于北齐、北周射礼的继承分为现实和知识文本两个层面。汉唐间射礼归类变化的根源，并非单纯在于射礼程式中的“军事性”因素，更在于汉唐间射礼经学“知识总集”与现实制度实践互动关系的变化。

王朝祭礼之外有杂祀。刘凯《清整与转化：北魏杂祀简考》（《东岳论丛》第4期）将杂祀界定为不被中央政府实际掌控的祭祀，既涵盖“其神不在祀典”的“淫祀”概念，也包括地方政府承认的祀典之外的“地方祠祀”。杂祀与正祀虽有碰撞、冲突，却也可在一定条件下交融乃至转化。北魏杂祀是伴随着王朝正统祭祀的发展而变动的，可关注情形有三：以西郊为核心的原始祭典，从王朝正统祭祀转变成杂祀；嘎仙洞石室从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的杂祀，被收纳入王朝正统祭祀；与淫祀概念相类的杂祀，被政府清整的同时亦因政治实用主义而被纳入王朝祭祀范畴。北魏杂祀政策背后是潜隐的皇权及其壮大自身的政治意图，有意识也有能力完成杂祀的清整及其与正祀的相互转化，而东晋皇权在门阀政治中自顾不暇，甚至需要借助杂祀，以求取政治抗争上的有利形势。

五礼用乐研究有了系统论著。李敦庆《仪式理论视域下的魏晋南北朝五礼用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月）运用仪式理论，对魏晋南北朝五礼用乐进行系统考察。作者考察的角度有三：礼仪用乐的功能角度、礼仪与音乐互动的角度、歌乐一体的角度。

此外，尚有储晓军《魏晋南北朝民间信仰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0月）考察了此时期的民间信仰状况，试图最大可能地勾勒出魏晋南北朝民众的精神生活面貌。

（二）佛教

佛教研究涉及经典与人物考察、碑铭与敦煌文书的利用、与皇权的互动、图像、佛像、瘗埋6个方面。

经典与人物考察。李灿《鸠摩罗什失传〈贤劫经〉译本的新发现——比定自日本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写经》（《文献》第1期）通过藏汉平行文本、语言等内外部证据，从国图和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早期写经中比定出两件残片，推定其当是早佚的鸠摩罗什本《贤劫经》遗存，为研究5世纪佛教史和翻译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阳清、刘静《晋唐佛教行记考论》（中华书局，11月）上编对晋唐佛教行记佚著及其撰者进行考说；下编则以现存文献为主，从文体、特征等方面进行文学阐释。陈志远《傅大士弟子慧和小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指出存在一个活跃于南方的和阇梨，此人是傅大士的弟子慧和，他早年在建康求法，后来到广陵等地讲法。其北上邺城的经历，在《续高僧传》有所暗示，或许出于道宣误判；又据北宋初年刊刻的《善慧大士小录》，可以断言《善慧大士语录》相关记述为后世杜撰。蔡彦峰《中古早期士僧交往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7月）从玄佛思想合流、早期佛教中心的形成、士僧群体的文学创作3个方面，探讨早期士僧交往的形态。

碑铭与敦煌文书的利用。姜虎愚《〈玄极寺碑〉与白鹿山的佛图澄传说——兼论中古早期的山林佛教问题》（《唐研究》第2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5月）以《玄极寺碑》为中心，聚焦佛图澄时代从邺城到洛阳之间的太行山东南麓地区，考察佛图澄的山林活动。北朝石刻碑铭里出现的大量由俗人担任的维那是佛教东传后组织形态发生的诸多变化之一，严耀中《北朝碑铭里的俗人维那》（《文史》第3辑）认为俗人维那显现与当时律学滞后、僧官制度、社会观念、基层信众普遍自行组织的邑义，以及二次灭佛事件的关联。武绍卫《无名僧人的名山事业：中古时期僧人的日常抄经与校勘活动》（《中国史研究》第2期）讨论英国大英图书馆藏S.102敦煌遗书，试图进一步将考察视野由敦煌个案扩展到整个中古时期僧人日常的抄写、校勘等活动：敦煌藏经洞文献绝大部分都是当时寺院僧人日常所用之物，站在他们日常生活的角度来处理敦煌文献，则可以对数量庞大的佛教文献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进行深层次发掘。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王权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二者的互动与交涉成为重要主题。刘威《中古王权与佛教》（商务印书馆，4月）从佛教适应王权、王权影响佛教两个维度出发，选取东晋至隋唐具有代表性的王权与佛教人物，总结王权与佛教关系的类型、模式及其特点和发展变化规律。兰陵萧氏作为齐梁皇室，在南朝政治史、佛教史以及文学史上有独特的位置。李猛《齐梁皇室的佛教信仰与撰述》（中华书局，11月）以齐梁皇室的佛教活动与相关撰述为主要线索，深入讨论了齐梁佛教、佛教影响下的士人思想变迁与诗文创作，以及内外典籍编撰等诸多领域的问题。

图像研究。赵昆雨《云冈石窟维摩诘图像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第7期）旨在调查云冈中、晚期洞窟维摩诘图像表现样式、题材内容。颜娟英《涅槃变图像的发展——从西魏麦积山石窟到初唐敦煌莫高窟》（《“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92本2分）就现存北朝末期以来的石窟壁画，讨论从最初西魏麦积山至初唐敦煌涅槃变的快速变化与发展。作者指出，有关涅槃主题的教义在推广演绎过程中也随着政治社会环境变迁而不断地改变，其表现内容与手法既有传承延续，也会随着时代的巨变而产生质变。何利群《邺城遗址出土北齐石塔及相关图像的探讨》（《考古》第5期）指出，北吴庄出土石塔为北朝晚期邺下流行的单层覆钵式塔，时代应属北齐较早阶段，是北齐与西域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实例。

佛像研究。吴虹《汉地二至六世纪佛像神圣观念新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认为5世纪是佛像从世俗转为神圣的关键时期，原因是5世纪法身观讨论将丈六佛像等同于幽玄法身，赋予了佛像神圣属性，促使造像和佛像崇拜广泛流行。此观点有助于重新考虑汉地偶像崇拜传统的确立。祁海宁《东晋阿育王像研究——以长干寺阿育王像为主》（《东南文化》第2期）发现3尊东晋阿育王像皆为托名伪作。美国学者常青《成都万佛寺药师佛像与南北朝药师佛信仰》（《故宫博物院院刊》第7期）指出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梁朝神像，可确定为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这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李裕群《浙江新昌千佛岩南朝龛像——南朝忏法流行的实物例证》（《文物》第2期）指出千佛岩大小岩洞龛像雕造于南朝萧齐永明年间，题材与忏法有关，是南朝江南地区忏法流行的唯一的实物例证。于春等《陕西泾阳太壸寺藏北周如来立像调查与研究》（《考古与文物》第4期）运用光栅扫描方法，对保定二年（562）如来立像进行三维建模、测量，并绘制考古线图，在此基础上对题记内容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瘗埋有舍利与佛像两种。邺城遗址两座东魏、北齐皇家佛寺塔基的发掘为舍利瘗埋研究提供了崭新材料，沈丽华《中国早期舍利瘗埋方式再思》（《南方文物》第3期）基于对瘗埋活动的考古学分析，尝试对早期舍利瘗埋方式进行再探讨。作者指出，舍利瘗埋与表基立刹关系密切，瘗埋思想、表现形式乃至容器组合反映出西来传统与本土文化不断磨合的过程。黄盼《中国中古时期佛像埋藏的考古学研究》（《华夏考古》第5期）将佛像埋藏分为A、B、C三类：A类埋藏以破坏佛像或是将寺院土地改作他用为目的；B类埋藏是为避免灾难，僧侣或佛教徒为保护佛像而进行埋藏的行为；C类埋藏则是为处理不再使用的佛像，由寺院或是佛教信者主导实施的佛像瘗埋，与舍利瘗埋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活动。费泳《六朝佛教造像对朝鲜半岛及日本的影响》（中华书局，4月）勾勒出8世纪以前佛教造像在汉传佛教文化圈内的传播格局。

（三）道教

道教研究相对沉寂。美国汉学家柯睿是中古道教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舞马与驯鸢：柯睿自选集》（贾晋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5月）精选作者汉学研究论文12篇，涉及中古中国的文学、宗教和文化史研究。与本时段相关者主要有《道教诗歌与追求神灵》《放逐边海，寄身蛮荒：江淹在闽南》。成汉巴蜀墓葬中出现了一批一手执蛇、一手执物并口吐长舌的物质文化遗存，张媛《巴蜀墓葬中的“操蛇神怪”与早期道教》（《华夏考古》第3期）探讨这类考古材料与早期道教之关系：操蛇神怪的集中出现，是早期道教信仰在巴蜀地区墓葬文化中视觉的、物质的、观念的显现。于赓哲等《从三官书到投龙：祛病及长生行为的阶层变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以三官书和投龙仪式为视角观察疾病对道教发展的影响。作者指出，东汉后期持续的疫情在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崛起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魏晋道教改革后丹药与投龙术逐渐成为道教上层路线的突出体现，河南嵩山峻极峰发现的武则天除罪金简和西安何家村发现的金走龙是自东汉末五斗米道三官书发展而来的投龙仪式的组成部分。

（四）儒家典籍、玄学

儒家典籍涉及注疏写本、《论语》与《文章流别集》。古胜隆一《中国中古の学術と社会》（法藏馆，12月）着眼于儒佛道、目录学、注释学、国家权力、地域性，论述中古时期的思想、学术诸问题，分析复杂多样的知识动态。全书分上、下两篇，共13章。上篇论儒道注释与学术史，下篇论儒佛道与中古社会。同氏《汉唐注疏写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月）分为上篇“考证篇”和下篇“思想篇”，上篇是音韵学、文献考证等领域的成果，下篇是对汉唐经学注疏深入开拓的文章。作者能运用大量中日第一手资料“写本”作为研究的素材，是该书的一大亮点。

丁红旗《汉唐论语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1月）从汉唐《论语》注释的学术背景、各种《论语》注释对前代《论语》学的继承与更易、各种注释特色及影响等方面入手，展现了汉唐《论语》学发展的各种面向。作者对此前较少涉及的话题作出了深入研究，如东汉时期经学化的发展历程、魏晋对孔子及儒学的尊崇、西晋十六国时期政局与郑玄《论语注》在北方的传衍、北朝读习《论语》的情况、唐代《论语》读习的历史进程、晚唐科举主导下的经学改编等。戴卫红《吐鲁番文书中〈论语〉白文本——兼论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的研究及流传》（［韩］《木简与文字》第26辑）对吐鲁番出土《论语》白文本的习书和抄写，尤其是对关注很少的新获吐鲁番2006TSYIM4：5-1背面、2006TSYIM4：5-2背面古写本《论语·公冶长》《雍也篇》内容、书写特点进行总结，梳理汉末至魏晋南北朝隋唐学者《论语》注、疏以及研究的脉络，并探讨汉末魏晋南北朝《论语》注、疏向我国西北以及境外百济、倭国的流传。

挚虞《文章流别集》成书于西晋，与魏晋之际的学术新变有密切联系。徐昌盛《〈文章流别集〉与魏晋学术新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3月）指出《文章流别论》体现了鲜明的宗经意识，而总集的形式也可追溯到经学的集解注书方式。《文章流别集》融文论、文选、文集为一体，标志着总集体例的成熟。

玄学方面，首先是记录魏晋风度轶事的《世说新语》研究。陈威（Chen,Jack W.）《轶事、网络、流言、表演——〈世说新语〉随笔》（哈佛大学亚洲中心，3月）借鉴社会网络分析、表演研究、仪式和悼念理论以及流言蜚语和声誉的概念，说明该系列的轶事是如何想象和代表政治、文化精英的。张伯伟《日本世说学文献序录》（凤凰出版社，6月）考订日本相关注释《世说新语》、仿《世说新语》著作的版本、特点、存世、价值等，较全面呈现了日本在《世说新语》研究上的成就贡献和面貌。其次，魏晋玄学方面，王晓毅《〈周易〉与魏晋玄学》（人民出版社，4月）探讨了魏晋玄学的5个时期（汉魏之际、正始、竹林、元康、东晋）《周易》与玄学思潮的关系。

（五）史学

史学研究涉及官修史体制、《后汉书》、《晋书》与《汉书叙例》研究。

聂溦萌《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上海古籍出版社，4月）提出“官修史体制”概念，指一套由制度保障的资料收集、整理、编纂机制及相关职官设置。在汉魏南北朝时期，中央机构的官修史体制逐渐将政务运作、文书与历史编纂的关联性变得制度化、惯常化。作者从两个角度对此进行考察：一是在纪传史的横截面中探讨体裁模板与史源如何相互适应，围绕四夷列国传、孝义类传、一般臣僚传记与相关政务运作的联动进行了讨论；二是考察纵向的史料加工编纂过程的发展，讨论了东晋与刘宋、十六国与北魏的修史，观察编年、纪传共同参与的史书编纂过程。

陈金星《神话思维与中古历史书写：以通行本〈后汉书〉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7月）以《后汉书》《续汉书》《宋书》等中古史书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具有神话思维性质的历史文本。解远文《〈后汉书〉帝纪中祥瑞、星象、灾异的“微言大义”》（《史学月刊》第9期）探讨范晔《后汉书》帝纪中记载的祥瑞、星象和灾异的文化内涵与该书帝纪中序、论、赞等所表达的撰史意图之间的关系。范晔书中对光武、明帝执政风格苛刻的批评，反映了其对刘宋政权下的现实苛政的不满，这都可以看作通过《后汉书》的历史书写加上帝纪中论、赞的评价以影射现实的微言大义式的批评。陈铮《〈历代名画记〉引《晋书》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5月）指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至少有9位画家传记引用了《晋书》，张彦远使用较早的《晋书》版本，主要是因为诸家晋史旧本与唐修本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别，如臧荣绪《晋书》与何法盛《晋中兴书》中保留了一些名人参与画事的信息，而这些被唐修本删节的内容对于张彦远的画史书写工作有利。沈相辉《历史书写中前朝年号后置现象谫论——以〈汉书叙例〉“魏建安中”为切入点》（《史林》第5期）指出颜师古《汉书叙例》中“魏建安”之类的“错误”表述并不罕见，皆是将旧王朝年号系于新王朝下。后世国史书写中的起元前移与前朝年号的后置，实则恰反映了古人对新旧王朝权力转移的认识。

中外交流研究涉及《梁四公记》、东亚与海上丝绸之路。

《梁四公记》是唐代的一篇传奇小说，看似荒诞不经的内容背后，却包含南朝梁武帝时期欧亚大陆各地交通往来的众多信息和历史记忆。吕博《〈梁四公记〉与梁武帝时代的文化交流图景》（《历史研究》第1期）探讨《梁四公记》反映的梁武帝时代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历史情景。《梁四公记》广泛涉及扶南、高句丽、扶桑、波斯等地的情况。结合梁《职贡图》等史料，可以勾勒出一幅宏阔的欧亚大陆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历史图景。在《梁四公记》故事细节、历史记忆的背后，是6世纪以萧梁建康为中心的欧亚大陆物质与精神文化交流史。

东亚方面。门田诚一《魏志倭人伝と東アジア考古学》（吉川弘文馆，11月）旨在超越过去对《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不加批判和简单化的研究方法，从中国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编纂的历史环境以及描绘的物质和文化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安岳3号墓和德兴里壁画墓墨书铭文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古时期朝鲜半岛及汉人移民皆具有重要意义，杨军《安岳3号墓和德兴里壁画墓铭文新说——兼论4世纪朝鲜半岛的汉人遗民与移民》（《史学集刊》第5期）指出墓志铭所见冬寿和镇的官衔皆为高句丽所授。两墓铭文对照，既反映出高句丽管理中原移民方式的变化，也反映出中原移民对高句丽政权认同心理的变化。李大龙《试析高句丽建构建国神话的时代背景与目的》（《史学集刊》第5期）认为移植改造神话大致始于朱蒙被诱杀之后，而其完整和完善则是在《好太王碑》撰写成文和《魏书·高句丽传》成书之前。

伴随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全球史的视角也开始展现。李伯重、董经胜主编《海上丝绸之路：全球史视野下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月）是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论文集，展现了一种全球史的视角，与魏晋南北朝时段相关的有王小甫《阿曼与中国的早期交流》、王铿《六朝时期会稽郡的海外贸易——以古代中日之间的一条海上航道为中心》。

考古除了简报，还有墓葬、碑刻、吴简等方面的研究。

墓葬研究涉及曹魏墓葬、北朝陵寝、墓室壁画与墓葬观念等方面。曹操高陵出土石牌可见“渠枕一”文字，王子今《曹操高陵“渠枕”考》（《文物》第10期）推想此“渠枕”即来自“渠国”的玉料或次玉石料所制的“枕”。王咸秋《洛阳西朱村曹魏一号墓墓主考》（《华夏考古》第3期）推断西朱村M1为曹魏平原懿公主曹淑和甄黄的合葬墓。付龙腾《略论北朝陵寝制度的发展阶段》（《考古与文物》第1期）对北朝陵寝制度发展阶段进行了初步概括。李梅田《北魏宁懋石室再检讨》（《故宫博物院院刊》第9期）认为宁懋石室开创了丧葬艺术的先例——以“主仆图”来表现内宅生活的场景，指出其可谓北魏迁洛前后丧葬艺术变迁、文化转型、匠作体制综合影响下的产物。同氏《“过渡礼仪”——解读墓室壁画的一个视角》（《南方文物》第4期）以法国学者范热内普提出的过渡礼仪理论解读汉唐时期的墓室壁画，认为墓室壁画是丧葬礼仪的结果，具有明确的叙事特征，不同时期的图式皆围绕生死过渡这一主题展开。当墓室被封闭后，以生死过渡为目的的仪式被“定格”为一个包含了画像和各类陈设物品的静止空间，空间内的各类遗存因生死过渡这一目的而彼此联系。用过渡礼仪理论来解读墓室壁画，可以发现画像隐含的特定叙事主题与逻辑，避免得出“事死如生”之类似是而非的结论。张金龙《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主人蠡测》（《文史哲》第2期）认为该墓墓主人最有可能的人选是高欢的妹夫厍狄干，下葬应在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553）秋。许飞《慎终追远：汉魏晋南北朝墓葬观念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8月）通过出土的告地策、买地券、镇墓文等与丧葬相关的文书，总结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有关冥界的思想体系。

吴简方面。徐畅《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官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探讨孙吴县级机构的公文样态与文书行政。作者对竹简、竹木牍官文书进行复原与集成，并结合官文书与簿书，提出吴简为临湘侯国档案群，由此解析县级公文的类型与运转机制，复原政务办理程序。《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九卷为吴简专号，共收录吴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述评17篇，大体上反映了当今东亚学界吴简研究的新动态和新进展。其中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吴简簿书整理与研究持续推进，利用若干簿书对某个问题展开综合性探讨逐渐成为吴简研究的新趋向。二是在结合吴简与其他出土文献研究汉晋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吴简研究时常成为出发点和必要参照，吴简的史料价值随之日益凸显。《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伍］》中聚集出现数量较多的中乡故户型和模乡新户型户品出钱简，凌文超《孙吴临湘侯国中乡、模乡户品出钱簿综合整理与研究》［《简帛研究二〇二一》（春夏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6月］对中乡故户型、模乡新户型户品出钱簿进行全面整理，综合考察在J22中遗存关系紧密的三乡五件户品出钱簿，认为户品出钱簿中的“故户”民不少担任吏卒，而“新户”可能无此任职资格；其“故户”民多见于嘉禾吏民田家莂，而嘉禾四年（235）田家莂未见记录“新户”民的明确简例，“新户”要取得合法“佃田”的资格需要缴纳比“故户”更多的户品出钱；户品出钱簿中的“故户”即户口簿籍中的“黄簿民”，而“新户”即“新占民”。连先用《吴简所见临湘模乡辖里与“同名里”现象考论》（《出土文献》第2期）在确认模乡辖里的基础上，探究吴简“同名里”现象的特点，尝试推求孙吴初期长沙郡临湘侯国各乡间存在大量“同名里”的现象的成因，作者认为由五一广场简看，东汉时期临湘境内并不存在“同名里”，并且诸乡所辖里名与吴初全然不同，这很可能是吴初临湘侯国推行户籍整顿的结果。

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一）“板块”壁垒消融，传统领域的研究继续深化

传统研究大致分政治制度、经济军事、社会思想等几大类议题进行，有明显的条块分割。虽然研究面临选题殆尽、方法出新难等困境，但伴随研究的深化、方法的反思、学科壁垒的打破，传统“板块”领域的研究依然在数量与质量上保持稳步增长。具体表现在政治研究热点转移，整体更为均衡；经济研究回温并有宏观问题的突破；制度研究找寻新路径；等等。

（二）学科交叉，“细小深”的研究为宏观研究丰满血肉

交叉学科的研究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有如火如荼之势，在此趋势下，古老的历史学科拥抱崭新前沿的科技成为可能，也必然会成为未来学科发展的主要出口，天文学的融入、民族学拥抱新科技都是此中典型，而这只是学科研究诸多尝试中的一种。目前的大趋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细小深”的研究已有聚沙成塔之势，加之检索技术的进步，学者的意识进一步解放，方法更加发散，以史料批判研究为代表的新方法成为潮流，吸引年轻学者投身其中，环境史应时发展，医疗史、性别史等“边缘二代”学科进一步崛起。“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些都为此后的宏观研究搭起框架并丰满血肉奠定了基础。

（三）理论反思：坚持本位中心，微观与宏观结合

年度研究成果并非仅关注魏晋南北朝史问题，而是在考辨史实的基础上，以史为鉴，发挥史学关照古今的功能，对关系民族、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反思。比如直探“汉化”问题的本质，就不能只停留在外在的宏观现象上，而要深入文化自身的微观结构中，用更为系统的概念和理论工具，对文化变迁过程和机制进行更为精确的分析，苏航的研究是为典范。而钟焓对“唐朝拓跋国家论”谬误性和非历史性的批驳，则是以微观和宏观结合的方法，申述民族、国家本位中心的观念。 

编辑：章泽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