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烟，宇宙的尘埃，把北魏武川镇遮盖了1600余年，特别是史料的记载不足，让世人难以说清道明。对于北魏武川镇城址的寻访，笔者历经千辛，复查了武川县境内秦汉、北魏、辽金元各时代古城址十几处，又查阅了典籍，阅读了诸多史学家及文物考古工作者关于北魏武川镇的论述及调查报告。可是，发现众多史学家论述武川镇的文字，在并未亲临其境，仅从史册到资料，互相引证、商榷的基础上发表论断；一些调查者也未对武川县境的山川地貌有全面的了解。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在武川县境内及北部草原连接地带北魏古城的不断发现，在考证北魏武川镇城址的具体位置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没有定论。然而万古长存的山河地理环境是不允许我们主观悬揣而加以武断定论。
关于北魏武川镇的位置，我们可以按北魏古城发现的先后，去一一剖析，推翻一个，认定一个。本文仅就个人的调查结果及认识，作一综合考证，未必能成为北魏武川镇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定论，希望能弥补该问题研究上的一些不足。
一、北魏武川镇的建筑背景
今天的武川县地处呼和浩特北部阴山山脉大青山的中心地带，山中古“白道”是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一条重要通道。任何北方民族只要占据了大青山区，就可以从此通道进入中原，如果失去了这一地区，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1]， 就是这个原因。大青山区成了北方民族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及商业贸易的重地，祖国北疆的门户。历年来在大青山北麓的武川境内仅北魏古城遗址就发现了五座，在武川北境与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交接的草原地带希拉穆仁苏木（召河）也发现了北魏长城和古城址[2]。众多的鲜卑遗迹，充分证明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氏，从大兴安岭兴起之后，游牧到大青山区域定居下来，发展壮大、入主中原的史实。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一支东胡系的狩猎游牧民族。在公元一世纪末，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内附汉廷。在桓灵二帝国势衰弱、无力保护边缘郡县的时候，大批汉民和匈奴内迁。而鲜卑民族历经“九难八阻”，趁大漠空虚之机，“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永寿二年（156年）秋，檀石槐逐将三、四千骑寇云中”[3]，而“匈奴余种留着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4]。汉廷议郎蔡邕所作《谏伐匈奴议》：“自匈奴（北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财力劲健，加以关塞不严，严锢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逐，为之谋生，兵利马疾，过于匈奴”[5]。这段文字充分说明鲜卑初起时的强盛和东汉边郡被扰的事实。在东汉末年檀石槐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统一了大漠南北。但此时仅是“寇云中”，还没有占据云中，可是已在弹罕山（高柳北三百里）立汗廷，檀石槐死后，部落联盟解体。曹魏时期，轲比能又统一了漠南地区鲜卑各部，但时间不长又告瓦解。此时拓跋部南迁，力微居长城。力微“元年（219年）……始祖请率所部北居长川，宾乃敬从”[6]。长川之西为牛川（四子王旗西拉木凌河一带），牛川在大青山之后，距土默川不远，在此经过十多年的积聚，才强盛起来，取得酋长地位，有“控弦骑士二十万”，大青山区成了拓跋鲜卑活动的中心地带。力微在位39年，公元258年，又迁都盛乐，其活动中心从此由大青山北移到了大青山前。力微死后，在晋永嘉四年（310年）拓跋首领猗卢被封为代公，建兴三年（315年）猗卢以盛乐为北都，平城（大同）为南都，自称代王，建立了政权。公元376年被铁弗匈奴灭。公元386年拓跋珪继代王位，于天兴元年（398年）称帝于牛川，后来翻过大青山，来到土默川平原在今和林格尔土城子建盛乐宫，公元398年正式称帝，建立北魏王朝，同年迁都平城。
正当拓跋氏统治着中国北部的时候，草原上又兴起了一个新的柔然部族，在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活跃于大漠南北的柔然族首领社仑自称丘豆可汗，“号为强盛，随水草畜牧，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则敦煌、张掖之北。小国皆苦其寇掠，羁縻附之”[7]。从此，柔然时常南进犯塞，袭扰北魏边塞，成为其心腹之患。北魏的南征、西讨受到柔然的牵制，时刻威胁着平城。从《魏书》记载看，北魏几乎连年都有蠕蠕犯塞、魏帝北征的记述。如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年）“蠕蠕六万骑入云中，杀掠人吏，攻陷盛乐，帝率轻骑讨之，虏乃退走”[8]。四年秋，“蠕蠕寇云中”[9]，“八月壬子，车驾自至西伐，饮至策勋”[10]。皇兴四年（470年）“秋八月蠕蠕犯塞，九月丙寅，车驾北伐，诸将大会于女水，大破虏军”[11]， 而后还军武川镇，立碑纪功。由于长期作战，帝室不宁，致使献文帝（拓跋弘）“生于阴山之北”[12]，类似的史实记载很多。作战双方经常往返大青山古白道，明元帝时，为了抵御漠北柔然的犯塞，于泰常八年（423年）“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备置戍卫”[13]。从此在内蒙古高原上筑起了从河北张家口的赤城到内蒙古包头乌拉特前旗一带的长城。太武帝拓跋焘时，又在这条长城沿线选择临水、扼守交通要道、易守难攻的险要位置上设立六个军事重镇，即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张北），后来又增设了御夷镇（河北丰宁西北）、高平镇（甘肃固原）、簿骨律镇（宁夏灵武），虽增设为九镇，但习惯上仍称六镇（图一）。
六镇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设“镇都大将”，在魏孝文帝改制前，地位相当于州的刺史，一般镇将也出身“亲贤”的鲜卑贵族。镇兵则是“国之肺腑”的拓跋部人，所以当时守边将士地位很高，“不但不废仕宦，乃至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14]。镇民除镇地原有居民外，有大量实边移民的高门弟子、豪杰、良家子、守宰、吏人以及随军家属等，还有朝廷因罪徙配的非拓跋部人，地位低下，这部分镇民实际处于半奴隶地位。如《魏书》载“延兴四年（474年），诏西吐谷浑兵在句律初叛军者斩，次分配柔玄、武川二镇”。在《北史》中载吕文祖“以牧产不滋，做徙武川镇”。因此六镇中镇民成分复杂，有汉、鲜卑、高车、匈奴、敕勒等。
“置镇以静之”[15]，六镇中除了怀荒在张北，其它五镇均在内蒙古境内大青山以北，而“武川镇”又处在六镇中西数第三镇的中心位置上，“以御北狄矣”[16]。
综上所述，公元五世纪初柔然崛起于大漠，魏廷在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其威胁的情况下，为了防御柔然的侵扰，筑长城设军镇，构成统一有效的长城与军镇相结合的军事防御体系，这是北魏武川镇的设置背景。
二、北魏武川镇的建筑年代
武川镇系北魏军镇名，关于武川地名的由来，有二种说法。
一是北魏献文帝皇兴四年（470年）銮驾北伐，会师于女水，誓师后大捷，刻石纪功，“又下令将女水改为武川，武川一词就这样出现在历史上”[17]。孟广耀先生认为“女水誓师”和“女水之战”是今呼和浩特北部的五里沙河，即郦道元称“白道中溪水”，其史料依据是《北史》。《北史·魏本纪》记载，皇兴四年“九月丙寅，车驾北伐，诸将俱会于女水，大破虏军”。《北史·列传》第八十六记载，“皇兴四年，予成犯塞，车驾北讨……诸将会于女水之滨，献文帝亲誓众，诏诸将曰：‘用兵在奇不在众也，卿等但为朕力战，方略已在朕心’。乃选精兵五千人挑战，多设奇兵以惑之，虏众奔溃，逐北三千余里，斩首五万级，降者万余人，戎马器械不可称计。旬有九日，往返六千余里，改女水曰武川，逐作北伐颂，刊石纪功”。另外在《魏书》卷二中也有记载，登国三年（389年）“十有二日辛卯，车驾西征，至女水，讨女解部”，四年“二月癸巳至女水，讨叱突陵部大破之”。《北史》卷二载，延和“三年春正月己未，车驾至女水，大飨群臣”。《北史》卷九十三载，慕容“德，字立明……南走滑台，自称燕王，号年燕元……僣称尊号，号年建平，女水谒，德闻而恶之，因而寝疾。兄子超请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岂女水之所知？’”。上述史料中所见“女水”，并非今之武川，女水之战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鄂尔浑河的支流土拉河。如果“女水”是武川，那么《水经注》中必然有所论述；如果车驾北伐从平城（大同）出发到武川之女水，往返不会有六千余里之遥。而登国三、四年和延和三年魏帝取道“女水”显然是在慕容德的南燕之内，应为异地同名之水。孟广耀先生之观点显然是史料传抄而得出的错误结论。
二是北魏道武帝在牛川一带打仗获胜，为炫耀武功和战功“将牛川颂为武川，‘武’字成了道武帝起家建国的精神支柱”[18]。孙秀川先生同时还考证今武川县内的东土城古城即北魏武川镇故址。道武帝拓跋珪在公元386年于牛川会盟继代王位，定国号为“登国”，二月由牛川南下盛乐建盛乐宫。查史料没有明确指明“将牛川颂为武川”的记载，这是作者个人推断。拓跋珪施行过移民政策，于登国九年（394年）“帝北巡，使东平公元仪屯田河北五原，至于固阳塞外”[19]。天兴元年（398年）迁都平城后，为充实都城，“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徙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称之为“新民”，对他们实行“计口授田”，又划出晋北一带的“畿内”之地，置八部帅[20]。在“天兴初，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人于代郡”[21]，其中宇文泰的祖父“陵（宇文陵）随例迁武川焉”[22]。在《北史》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这是“武川”一名在历史上的最早记载。可见武川一名在天兴元年就已出现了，在此之前早已有了村落居民。
另外，武川一名在《辽史·志》中记载，“武州，宣威军，下，刺史，赵惠王置武川塞，魏置神武县，唐末置武州，后唐改毅州，重熙九年复武州，号宣武军”，这个武川是在河北张家口万全县和山西神武（今山西神池东北）。在《隋书·志》第七中载“北清郡，领县二：武川，有滍城、鹿鸣山、农山”，此时的武川属朔州代郡，显然是异地同名。《隋书·地理志》记载，“淯阳郡，统县三，户一万七千九百。武川，代郡，有雉衡山”，此武川在今河南省白河。金代刘祁《归潜志》记载，“由铜壶过燕山，入武川”，又“甲午岁，余家武川，观其遗迹”。又“僧德普武川人，自号胜静老人”。刘祁在书中附录的《游龙山记》中记有“今年夏，因赴试武川，归道浑水”。金末元初的刘祁所记之武川属宣德州（今河北省宣化市），而《绥远通志稿》却认为是今内蒙古武川县，引起后人的误解。另外在甘肃兰州市皋兰县也有一乡级武川地名。以上赘述以匡正武川之名。
武川镇建筑的时间，史念海先生指出：“六镇的设置乃在筑长城之后，也是用以补长城之不足的”[23]。实际上在明元帝下令修筑长城之后，北魏政权先后设立六镇，作为长城防线的支撑和战略依托。此后又陆续建立其它军镇，分布在从辽东到河套的广大地区，形成一条点面结合的军事防线。范文澜先生认为“魏太武帝在长城要害处设武川、抚冥、怀朔、柔玄、御夷六个重镇，保护平城。六镇外，又有沃野镇”[24]。鲍桐先生对六镇始置的时间做过考证，他指出“关于六镇设置的年代学者们众说不一。周一良先生认为应在皇始三年（398年）迁都之后。朱师辙先生主张在泰常七年(422年）。范文澜先生隐约定在公元423年至429年。岑仲勉先生认为‘未尝不可放在太武帝神䴥二年（429年），不过他又感到没有确据，‘可置而不论’。《绥乘》认为，‘太武帝始光中（425或426年)置怀朔、武川、抚冥、柔玄六镇于云中北境’。还有一些通史或专史作者，在涉及六镇时，都只笼统地说设置于北魏初年。诸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六镇之名，最早见于太安五年(459年）。作者细检史籍，认为六镇设置年代，实在延和中，即公元433年”[25]。从敕勒川歌所描绘的游牧民族生活与城廓之国的民族是根本不同的，拓跋鲜卑游牧到大青山区后，开始没有城。最早建城的是始祖神元帝拓跋力微于公元219年，在鲜卑首领没鹿回部大窦宾的允许下建筑的长川城[26]。史载“始祖请率所部北居长川宾乃敬从”[27]。这一史实在《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武川》一文中说，“武川镇始于道武帝拓跋珪始皇年间（396——398年）”[28]。他的史料依据是“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29]。认为此处之“镇”即指“六镇”，同时他又举出吕文祖在道武帝时“曾做徙武川镇”的史料依据[30]。仅这两句史料并没有具体时间的交待，皇始时期，北魏拓跋珪正处于扩张时期，与柔然等部族在大青山北尚无明显的分界线，所以才“以移防为重”“拥麾作镇”。麾是大纛军旗，所到之处皆欲拓为领土。“拥麾作镇”一词的出现，比“武川”一名早二年，但道武帝定都盛乐时，大青山北区无城防守，这成了他南下的后顾之忧，因而采取了拥麾作镇的措施。这种镇实际上没有固定的防御阵地。至于吕文祖徙武川镇是皇兴初的事，根本不是发生在道武帝时期，这是生搬史料之误。
目前史学界公认六镇建筑年代晚于长城，事实并非如此。从道武帝时起，为了防御柔然的南侵，北魏政权先后三次大规模修筑长城。首先是泰常“八年春（423年），筑长城，距五原二千余里，置守卒，以备蠕蠕”[31]。其次是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丙午，“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32]。第三次是献文帝皇兴中，柔然犯塞，征南将军刁雍上表：“六镇势分，倍众不斗，相互围逼，难以制之……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宜（益）……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人，为武士。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选忠勇有志干者以充其选，下置官属……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镇与六镇之兵，直至碛南，扬威漠北。狄若来拒，与之决战。若其不来，然后分散其地，以筑长城。计六镇不过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计十万人一月必就。运粮一月，不足为多，人怀永逸，劳而无忌[33]。又载“帝从之，边境获利”。从史料记载可看出，在设置六镇的前后均修筑过长城。陆思贤先生在调查大青山后长城遗迹的时候，在四子王旗大黑沙兔丘陵地带已找到了北魏长城[34]。近年在达茂旗召河镇城圐圙古城北也发现了北魏长城[35]，这段长城正是高旺先生所述“希拉穆仁苏木的北魏长城，位于达茂联合旗东南境内召河西北四公里外，这条草原上的土垄边墙，宽3米，高1.5尺至2尺，单一条长城线，无马面、烽火台，北跨召河进入四子王旗，穿过察右中旗库伦苏木格尔合陶，西南入武川，进入固阳境内”[36]。笔者认为陆思贤先生所发现的北魏长城应筑于泰常八年，而高旺发现的长城则应在献文帝皇兴中。长城的修筑与拓跋珪“八月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观九十九泉，造石亭，遂之石漠”有关[37]，他在观九十九泉风光时，决定在此兴筑卫戍设施。泰常六年明元帝拓跋嗣“秋七月甲申，帝自鹿坡西行。大弥于牛川，登金山，临殷繁水而南，观于九十九泉”[38]。可见此行与泰常八年决定“筑长城”“置戍卫”有关。泰常八年是明元帝的最后一年，次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此前在史籍中未见“六镇”之名。最早出现“六镇”一词的是“延和初车驾北伐，大千为前锋，大破虏军。世祖以其壮勇，数有战功，兼悉北境险要，诏大千抚六镇，以防寇虏”[39]。延和初是432年，之后“六镇”名才屡见史书。但是，在神䴥元年（428年）七月，太武帝曾“诏诸镇大将依品开府，以备佐史”[40]，并且“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城隍仓库皆镇将主之。”说明在公元428年已有六镇建置，据此可以推断“武川镇”的建置时间应在始光元年（424年）至神䴥元年（428年）之间。
三、土城梁古城是魏帝行宫阿计头宫
土城梁古城位于武川县西南20余公里的大青山乡八点村委会土城梁村西山颠之上（图二）。20世纪50年代张郁先生调查发现，并考证为北魏“武川镇”城址[41]。这一观点多年来被历史学及考古学界普遍采用。笔者经实地调查及史料核对，认定此城是魏帝行宫遗址，不是北魏武川镇城址。
土城梁古城的具体情况，不再赘述，其规模与已考定的怀朔镇和抚冥镇相比，规模不及，做为皇帝之行宫，无需与军镇容纳千军万马的规模相比，这是客观事实，依此去推翻它不是武川镇城址似乎证据不足。其次，土城梁古城内所出遗物，诸如反映级别较高的大型覆盆式莲花纹柱础石和“富贵万岁”瓦当（图三），在其它六镇城址中没有发现，这充分体现了行宫与军镇在建筑材料的使用上的等级差别。最主要的是从该城所在的地理位置上来断定。
土城梁古城处在大青山腹地古白道西岸山顶上，是白道岭的中心地带，南出白道有“白道城”守护，北出白道北口有武川镇及长城防御，如果土城梁做为军镇，它是起不到防御作用，而是处于被防御中。关于魏帝行宫的位置，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芒干水又西南，迳云中城北，白道中溪水注之，水发源武川北塞中，其水南流，径武川镇城。城以景明中筑，以御北狄矣。其水西南流，历谷，迳（径）魏帝行宫东。世谓之阿计头宫（殿），在白道岭北阜上，其城圆角而不方，四门列观，城内惟台殿已。其水又西南历中溪，出山西南流，于云中城北，南注芒干水”。这段史料为我们确定武川镇及魏帝行宫的位置，提供了唯一可靠的史料依据。
郦道元作为当时人，记述当时事，特别是他亲自调查并随魏帝北巡六镇，曾两次到过武川镇，登临大青山，在《水经注》中勾画出一幅北魏时代的大青山风貌，这是目击者笔录。郦道元第一次是跟随孝文帝元宏从西向东巡视边镇，《水经注》记载：“塞水出怀朔镇东北芒中，南流迳（径）广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从高祖北巡，居于阴山之讲武台，台之东有高祖讲武碑，碑文是中书郎高骢之辞以”。在《魏书》中记载更详细，时间是太和十八年（494年）七月出发，“戊戌谒金陵（和林），辛丑幸朔州（托县）．．．．．．八月葵丑幸怀朔（固阳），己未幸武川镇，辛酉幸抚冥（四子王旗）。” [42]第二次到武川镇是由南而北，但未写明时间。《水经注》记载：“芒干水又西南迳（径）白道谷口。有城在右，萦带长城，背山面泽，谓之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谓之白道岭（今蜈蚣坝）。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穷。余每读《琴操》，见琴慎相和雅，《雅歌录》云：饮马长城窟。及其跋涉斯途，追怀往事，始知信矣”。在孝昌初年（525年）孝明帝元诩诏令郦道元，“以沃野、怀朔、武川……诸镇并改为州……驰驿与大都督李崇等宜置之，裁减去留”，[43]但因六镇起义“不果而还”。
通过上述史料可知，郦道元第二次到武川镇明确地把魏帝行宫写在白道中溪水西，而土城梁古城正处于白道中溪水西的山坡上。按照《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白道中溪水”的位置，对照现代地图，应指武川县境内的抢盘河，即水磨沟。在水磨沟的南口及北口均出土过东罗马金币[44]，说明水磨沟在北魏时是大青山中的一条通道。但是许多史学家及文物工作者在并未弄清县境的抢盘河和白道中溪水具体位置，仅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的白道中溪水，就认定水磨沟之水即“白道中溪水”，因而引起一系列的错误考证。抢盘河的发源地在武川县上秃亥乡小西滩村一带，向南流十余公里到东土城乡后西南流；另在原东土城乡西北的点素不浪村南流之水，流经东土城又西南流，两水在东土城汇合后又南流，经原蘑菇窑乡大、小碱滩村，南入大青山乡井尔沟，又南出武川进入土左旗店上村，后于云中城北注入大黑河。这条水系并未经过古白道。“白道中溪水”经调查，是从今武川县可镇定襄营村、宽滩村东发源的数条小溪及山中泉水西流汇于县城北的：一支西南流入抢盘河的支流昆都仑河；一支南流白道北口的什尔登山口，进入白道，经大青山乡西窑子村南入水泉村，经白道中的中店子村、牌楼馆村到坝顶村，此水由于白道岭阻挡，不能正南流，转而从山间西南流。郦道元走白道到武川镇见到的正是这支水流，因正处于白道中，故在《水经注》中把此水称为“白道中溪水”(图四)。这支水流在坝顶村西南流的同时，又与从大青山乡的薛台凹村和蛇盘兔村发源的两支水流交汇，南流经马家店村，再南流到老园子村，又经乌素图村南出山。这段水正是郦道元《水经注》中“其水又西南，历中溪出山，西南流注入云中城北”。郦道元在白道中北行，所见魏帝行宫在武川县境内仅土城梁古城所处地理位置及水系与《水经注》的记载相符合。
另外，孙秀川先生认为土城梁古城“仅是一座很小的土围子”，“当是《山西通志》中所说的元代为了保护蜈蚣坝南北交通安全的需要，修建的西甸城废址”。同时认为“今水磨沟河水，确是北魏时的白道中溪水，今武川县西15公里的东土城古城，无疑是北魏时所建的武川镇城址”。[45]笔者对东土城古城进行了多次调查，这是一座金元时代的古城，1960年城内出土了一件白地黑釉龙凤罐（内蒙古博物院收藏）。[46]1974年在东土城古城周边出土了一件九叠文“监国公主行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经考证是元代之物，现藏内蒙古博物院[47]。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又将城内出土的一件磁州窑“都府”瓶征集回武川县文管所收藏。显然该文作者未经实地调查，加以缺乏文物考古基本知识，便主观描绘出“白道中溪水”“西甸城”及“武川镇”的错误论断。
四、关于白道岭圆形遗迹的讨论
汪宇平先生曾根据《水经注》提供的线索，对呼和浩特市北部地区与“白道”有关的文物古迹进行调查时，于白道岭北山梁上发现一处“圆形”遗迹，并认定“是北魏皇帝行宫”[48]（图五）。这处圆形遗迹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三期上有详细论述：武川县大青山乡坝顶村西南0.8公里处，海拔1662米，古白道经圆形遗址东侧。圆形遗址底层为方形台基，其上三层夯土台逐层内收筑成。底层台基东西长104米，南北宽93米，现高于地表0.3米，方向162°。方台基上三层圆形台基高差约1米，三层圆形台基的东南向留有通道，方向140°。
关于大青山区魏帝行宫遗址，笔者在《武川县土城梁古城出土的北魏富贵万岁瓦当及其它》中已作论述[49]。那么，汪宇平先生所发现的圆形遗迹又是一处什么样的遗迹呢？
首先，这处圆形遗迹因为处于“白道中溪水”东，不在其西，与《水经注》记载不符。
其次，调查者描述圆形遗迹“南口有路可上下。路旁散布少数素面陶片和绳纹残砖，后者与呼和浩特市大学路南工地出土的墓砖相同”[50]。文中未见对“素面陶片”作任何描述，特别是那块“绳纹残砖”在文中图十附有照片，而呼和浩特市大学路工地北魏墓在其清理报告中载：“至于这座墓砖上所饰忍冬纹、莲花纹和水波纹在山西大同遗址中也比较常见”[51]。大学路北魏墓葬清理报告没有记载绳纹砖，而且在武川土城梁北魏古城、二份子城滩北魏古城、下南滩北魏古城、达茂旗召河城圐圙北魏古城、固阳白灵淖儿北魏古城、四子王旗土城子北魏古城等北魏古城中没有一例发现有绳纹砖。调查者仅凭一块绳纹残砖定为“北魏时期遗物”，显然证据不足。大青山区所见绳纹砖多为汉代遗物，在圆形遗迹的北部不足百米就分布有汉代长城和烽燧。
第三，内蒙古境内发现的北魏古城，从形制与布局上“上承汉晋，下启隋唐，但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城址一般近长方形 ，有的随地势起伏稍有曲折，不甚规整，呈多边形，不拘一格……在重要城的四角设有角楼，城墙外筑有马面，城门两侧多见土堆，推测当时有城门楼。在城墙外，为了防御而绕城增加城壕……另一类城址分置南北或东西两座独立城，往往大小不一，其中较小的一座当作官署区”[52]。而这处圆形遗迹“墙址实际是椭圆形不是方形，东西直径约80米”[53]。从形制和规模看，这样的遗迹与内蒙古地区北魏古城不符。况且郦道元所说“其城圆角而不方”并没有说是圆形或椭圆形，这与历史记载不符。
第四，这处遗迹调查者所见，“南侧有门，不见墙基，城门四座，已难辨认”[54]，但在文中图八仅见圆形遗迹的南门，并未有城门四座。作为北魏皇帝重要行宫，城门不可能没有门楼建筑，就大青山区发现的北魏古城均有门楼、角楼、马面。这处遗迹既然毁到“难以辨认”，却说“有残墙高约半米，石块散乱，占地宽约5.5米”。此论自相矛盾且与郦道元在《水经注》所述“四门列观”根本不符。
第五，对这处圆形遗迹，调查者记载：“石墙内并无房舍遗迹，只有一圈耕地，宽11米，耕地中间有一大土台，高4.5米，圆形，底部直径45米……料想这里原来是架设毡帐的地方，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相合”[55]。可是在其文中图九的照片中，根本看不到高约半米的残墙。那高约4.5米的大土台，不知当年有多高，仅就现存的高度，谁能“料想”这是“架设毡帐的地方”？此圆形遗迹处于大青山之巅，海拔1600余米的高度，大青山“山的北边是暴露在寒冷的北风之中……山的南边，则是阴山屏障下的一个狭长平原”[56]。白道岭如此寒冷，魏帝怎能在这种“毡帐”式的行宫中居住？居住在如此高的毡帐中，怎能出入自如？文中既没有介绍是否有台阶，照片也看不到台阶。这与郦道元在《水经注》记述的行宫内“惟台殿”的建筑规范不合，更不能去“料想”。
第六，这处圆形遗迹的“位置在交通要道西约450米，在上述长城沿线西段之南不足百米”[57]。调查者所述的“这段长城只在山梁上保存着一条低平的土垄，间或有些烽火台遗迹……全长不过六公里”[58]。从文中图六照片所示地形及长城，正是省道104线呼武公路呼和浩特市与武川交界处公路东段的汉代长城。郦道元走上白道岭“瞻顾左右，山椒之上，有垣岩秃基焉，沿溪亘岭，东西无极，疑赵武灵王之所筑也”[59]。这段长城呼和浩特市文物处长城调查组调查结果是“横担在呼武公路（旧公路）17公里处，随蜈蚣坝嵴（白道岭）东西蜿蜒，东至红山口山谷峭壁，西达乌素图陡坡，全长20余里”，且“公路以东段落，倾圯墙垣较清楚，离公路稍远地段，墙体残高1.5米，但是普遍则石片散乱，夯土坍塌”[60]。这段长城称作“大青山脊岭长城”，是弥补天然长城——大青山天然屏障之不足而设置的“当路塞”。从这处圆形遗迹所处的位置看，应是当路塞上的烽火台。
汪宇平先生考证错误的原因，一是延用了土城梁古城是北魏武川镇的错误观点。二是其史料依据是《山西通志》中把白道中溪水“迳魏帝行宫东”这句话，特别是该书附图十三把行宫的位置又画在白道中溪水西毕克旗水磨沟一带，这种自相矛盾的史料是不能作为史料依据的。贾州杰先生指出，“白道岭上确有一座圆形城，城里有台殿，很像行宫，但因为不在白道中溪水之西，而在其东，所以不能视为魏帝行宫”[61]。张文平先生认为是北魏祭祀“圜丘”遗址。
五、武川县二份子和达茂旗城圐圙北魏古城的性质
二份子古城位于武川县西北70余公里的二份子乡政府西500米处[62]（图六）。城圐圙古城位于达茂联合旗希拉穆仁苏木西约三公里，南距武川县城35公里[63]（图七）。这两座古城都是经过考古工作者多次全面详细勘查后，确定无疑是北魏古城，而且调查者各自考证均认为是北魏“武川镇”。这两座古城的具体调查情况原报告记述很详尽，此处不再赘述。笔者认为这两座古城中任何一座都不是北魏武川镇城址，下面从地理环境和两座古城所处水系入手，结合史料，对其进行辨析。
二份子古城所处地理环境及水系是“西、南、北三面环山，东面是略有起伏的山谷地带，北侧有山口直通达尔罕草原”，“源于大青山北麓巴拉干河从古城东、西两面流过，并在公忽洞山口汇合，向北注入百灵庙河”[64]。城圐圙古城则坐落在“召河与哈拉乌苏河（不连河）交汇的河州地带”，城“东、北为召河，对岸为丘陵低山；城南为哈拉乌素河谷；城西地势开阔，地势较高，为河州的至高点。整个古城为河水所环绕，群山环抱。古城北召河北岸的山坡上有一道长城……是北魏长城”[65]。
二份子古城“形制和规模与包头市固阳县白灵淖尔北魏怀朔镇城址、四子王旗乌兰花土城子古城相近”[66]。城圐圙古城则不同，由大、小两城组成，方形大城居西，东南角又设有内城；日字形小城居东，其北、西墙外有护城河。这种形制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北魏古城中形制是比较特殊的一座。但两城均有角楼、马面，都选择在河水环绕的交通要道上，特别是城圐圙古城北面又有北魏长城。如果按《魏书》《北史》所记太武帝在阴山北筑长城、设六镇，以御北狄的事实，及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山西通志》《清一统志》《绥远通志》《绥乘》等记载，两座古城的调查者都认定是北魏武川镇。单看这些文章，皆言出有据，似乎都成定论。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既不能单凭典籍和今人的考证，在谨慎对待他人的研究成果和著述的同时，又要立足于对史料的去伪存真，还要结合大量艰苦的田野考古调查。
从地理位置上，这两座古城都已远离白道北口，即现在武川县城南什尔登口子。这个北山口不仅在北魏是大青山区的重要关隘，早在汉代这个关口就设有长城和障城守护[67]，在山口的东侧，分布有汉代的烽火台，近者一二里，远者三五里，像串珠一样伸入到大青山腹地，至今遗迹可见。如果把武川镇设在二份子古城或召河城圐圙古城之一的任何位置，根本起不到扼守这一关口的作用。
从水系上分析，郦道元所记载的白道中溪水“发源武川北塞中，其水南流迳武川镇”[68]，关于白道中溪水在前文中已作详细介绍。而发源武川北塞的水，实地调查结果是，从武川县城东北发源的数条小溪，西流汇合于县城的北河床后，绕县城西南，流经原安字号乡广胜兴、西城丰村，进入大青山乡下南滩村西，南流入昆都仑河后汇入抢盘河。这条河正是郦道元所记之“发源武川北塞中”的那条南流水。而二份子古城所环绕的水系，它是发源在武川境内的原西红山乡马莲渠村，北流经二份子乡的下滩村、巴拉干村、泉子村，再北流，经头份子村东北，流入二份子乡政府西，绕古城北入达茂联合旗的塔尔昆河。此水并非调查者所述经公忽洞山口入百灵庙河，其流向是由南北流，显然与《水经注》所述的“南流迳武川镇”大相庭径。城圐圙古城所环绕水系，是发源武川县境内的原厂汉木台乡西北滩、东北滩、吴家小泉、东达乌素等村，称作“厂汉木台河”，向北进入达茂旗希拉穆仁苏木的召河，向东出达茂旗，进入四子王旗，汇入西拉木凌河。这条河也是武川县境内的一条由南北流的内流河，与《水经注》记载也不符，两座古城的调查者对武川境内的这两条内流河显然没有调查清楚，是其得出错误结论的症结之一。
二份子古城和城圐圙古城确实处在交通要道上，扼守着大青山北部通往达尔汗茂明安草原的交通要冲，即“匈奴大道”。这条大道今天称为“草原丝绸之路”，其“畅通应在秦汉之前”。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皇帝北逐荤粥”的记载。周穆王也曾远游阴山。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阕为塞。秦始皇修直道到包头西。汉武帝沿长城北巡，当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从长安返回漠北时，经白道到达茂艾不盖河时，走“匈奴大道”。北魏到隋唐，大青山区更是许多游牧民族的苑囿，入主中原的后台。辽代天祚皇帝逃入大青山图谋东山再起。耶律大石西行必经大青山区。金代在大青山区修筑了界壕。元太宗时，大青山区又成了“木怜道”上关键的一段。明代中叶土默川平原建起归化城后，直到民国，这两处古城又处在“旅蒙商”的“营路”上。可见两座古城所处位置的重要。拓跋鲜卑来到大青山从游牧到定居，从大青山到土默川平原，深知这一地区的重要，失去了这一地区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的依据。特别是北魏政权在修筑长城、设置军镇后，战略重心已由塞北转向中原，对北主要采取守势，对南采取攻势，特别是明元帝和太武帝统治时期，北魏对柔然发动了几次大的攻势，此后的十年时间里，遂无北顾之忧，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大业。但是，“蠕蠕不羁，自古而尔。游魂鸟集，水草为家，中国患者，皆斯类耳。历代驱逐，莫之能制。虽北拓榆中，远临瀚海，而知臣勇将，力算俱竭。胡人颇遁，中国以疲”[69]。由于蠕蠕的屡次犯塞，崔浩曾对太武帝说：“蠕蠕往数入国，民吏震惊……太宗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惊，岂不汲汲乎哉！”[70]。特别是五世纪后期，蠕蠕频频寇边，魏廷出于保护平城的目的，在长城沿线增筑军事性城镇是非常必要的。所以笔者认为从地理环境、水系及《水经注》的记载综合考察，这两座古城不是北魏“武川镇”。
再从史料记载来看，首先郦道元作为地理学家，两次巡视边镇，绝不会把武川镇的水流方向搞错，特别是在他不长的一段记述中，出现了许多方位词，足见他亲临其境记载的详实。在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记有“武川城，今名里城，后魏六镇从西第三镇，在军（天德）北三百里”。二份子古城的规模超过了“里城”的范围，城圐圙古城范围虽接近，但地理位置不符。况且“军北三百里”仅是个大致方位。《清一统志》记载，“武川镇在归化城西北，后魏置为六镇之一”这句话记载很含糊，外延大到武川县全境，几乎无从参考。《绥远省调查概要》和《绥远省通志稿》所记的武川西南有“古城湾”和“土城湾”，认为是武川镇。张郁先生的错误考证，就源于这两条史料。《绥乘》也仅指明了“始光中置怀朔、抚冥、柔玄、四镇于云中北境”，没有指明具体位置。《山西通志》记载：“以今之地势考之，怀朔在乌拉特北部；武川在茂明安部南；抚冥、柔玄则喀尔喀右翼四子王旗部落地，皆与归绥接壤，武川又直在界内矣”。这段史料是二份子古城和城圐圙古城调查者的主要史料依据。从两座古城的位置看，不往远溯，仅就清代为例，清太宗天聪七年（1633年），皇太极西征林丹汗，克归化城后占领土默特地区，把武川三分其地。东部分封给元太祖的胞弟哈布图哈萨二十五代孙诺音岱的僧格、苏诺木、鄂诺木、伊尔扎布四个儿子为牧地，即四子部落。西部于1634年分封给元太祖胞弟哈萨尔十六代孙车根，即茂明安部 [71]。而所分封的三部地域以南及大青山北部，正是今武川县辖境范围，茂明安南部即武川与归绥接壤，如此大的范围，也只能推测“武川在茂明安部南”，只能“武川又直在界内矣”。而城圐圙古城在茂明安境内，二份子古城则大面积又属于达茂旗的腮呼都格乡。
综上史料，除《水经注》较详实外，没有一条史料明确指出这两座古城中任何一座就是武川镇，其用语多为推测估摸，难引以为据。
既然这两座古城不是武川镇，那么在北魏长城沿线以武川镇为中心地带又多出两座北魏古城，作何解释？如果这两座古城与六镇同时建筑，那么在《魏书》《北史》中是不会遗漏的。即便是与后来的高平镇、御夷镇、薄律骨镇同时增筑，史料中也应该有所记述。六镇是保护平城的立国支柱，武川镇又处在中心地带，是重中之重，其它五镇是以“和平”形式取名，而只有武川镇是系水带兵之名，可见这一地区是御敌前沿。魏室和柔然族是深知这一地区的军事地位的。因此，柔然虽经魏廷的沉重打击，但魏廷损失也是严重的，如明元帝神瑞元年（414年），柔然汗大檀“率众南徙犯塞，太宗亲讨之，……遇寒雪，士众冻死坠指者十二三”[72]。又如太延四年（438年）太武帝车驾幸五原征柔然“时漠北大旱，无水草，军马多死”[73]。 在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秋九月辛丑，太武帝再次亲征柔然“贼已远遁，追至女水，不及而还。师至漠中，粮尽，士卒多死”[74]。延兴二年（472年）冬十月“蠕蠕犯塞，及于五原。”[75]这些史料充分表明魏廷与柔然的战争不仅损失严重，而且难以对柔然实施致命打击，特别是柔然为躲避北魏的军事打击，向西域发展势力，虽经魏廷打击之后而又很快卷土重来。柔然为满足游牧经济的发展需要，魏廷为保护平城，大青山以北地带便成了军事要冲。在宣武帝景明二年（502年），诏令源怀巡行北边六镇，“怀衔命巡抚 ”。正始元年（504年）九月，“蠕蠕十二万骑六道并进，欲直趋沃野、怀朔。南寇桓代”[76]。此时北魏武力已经衰弱，同时水灾不断，没有足够的力量重新修筑长城，只好再建一些城堡巩固防线。正始元年（504年）源怀上表称，“去岁复镇阴山，庶事荡尽，遣尚书郎韩贞、宋世量等检行要险，防遏形便。谓准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劝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剪讨。如此则威形增广，兵势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时有小泉，不济大众。脱有非意，要待秋冬，因云而动。若至冬日，冰沙凝厉，游骑之寇，终不能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无忧矣”[77]。史载“世宗从之。今北镇诸戍东西九城是也”。[78]源怀根据武川镇处在长城之南，怀朔与抚冥镇之间跨度较大，其间又有“匈奴大道”的实际情况，作出如不增设军镇防御，对白道南的盛乐及平城的安全形成威胁的分析，经周密慎重选择，在二份子城滩和召河城圐圙筑城，南可与武川镇、白道城形成南北纵深防线，东西与怀朔、抚冥镇形成连横的防御体系。这是两座古城增筑的时间与性质。在源怀上表的“东西九城”中，还有一城，根据调查，即今内蒙古四子王旗抚冥镇北的库仑图北魏古城址[79]。
六、北魏武川镇城址考
北魏武川镇在历史上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显要的战略地位，复杂的民族关系载入史册。究其具体位置，目前观点归纳下列四点：
一是今武川县土城梁古城[80]（图八、2号古城）。
二是今武川县东土城古城[81]（图八、4号古城）。
三是今武川县二分子乡城滩古城[82]（图八、6号古城）。
四是今达茂联合旗希拉穆仁苏木（召河）城圐圙古城[83]（图八，7号古城）。
对于以上四种观点，笔者在上文中作了辨析否定。另《辞海》注解认为武川镇在“今武川西土城”（图八、5号古城）。《山西通志》《中国历史地图集》把武川镇标在毕克齐水磨沟一带。《武川县志》对这一问题避而不谈，采取诸说并存的写法录于志中。唯一可据的《水经注》有关武川镇的记载：“芒干水又西南，迳（径）云中城北，白道中溪水注之。水发源武川北塞中，其水南流，迳（径）武川镇城。城以景明中筑，以御北狄，其水西南流，历谷，迳（径）魏帝行宫东。世谓之阿计头宫（殿）.宫城在白道岭北阜上，其城圆角而不方，四门列观，城内惟台殿而已。其水又西南历中溪，出山西南流，于云中城北，南注芒干水.”虽廖廖数语，不足百字，却用了十余个方位词，把“白道”“白道中溪水”“魏帝行宫”“武川镇”描述的清清楚楚，是确定武川镇故址可靠的史料依据。
诸多论述武川镇的作者，虽经调查或引经据典，但并未查清白道中溪水与水磨沟的异同及水流情况，特别是受史料影响，普遍认为武川县境内的抢盘河即水磨沟，水磨沟即白道。实际上白道中溪水是抢盘河的支流昆都仑河的一个小支流，这条溪流并没有流经水磨沟。水磨沟也是大青山中的一条南北通道，但与白道相比是次者。白道是大青山区的一条主要通道，从战国开通至今仍为主要通衢，笔者已做考证，此处不再重复[84]。郦道元白道行看到白道中溪水的曲折及文物古迹，都要在《水经注》中依次列入，毫不遗漏,这是他记一切水的通例，对芒干水更不例外。
许多作者对郦道元巡视边镇所行线路没有考察，也是出错的诸多原因之一。郦道元是从今呼和浩特市北，经坝口子“白道城”，翻越白道岭，才能看到白道中溪水、魏帝行宫、长城等，然后到达武川镇。他走的根本不是水磨沟通道，不可能看到抢盘河之水磨沟。“白道”和“白道中溪水”与“水磨沟”和“抢盘河”东西相距15公里之遥，这是千百年来没有改变的地理环境，诸多作者未经实地调查，对史料又不辨真伪，未认真理解，必然要得出错误结论。
在今武川县境内有四条外流河，皆从北南流（图八）。中部抢盘河南入土左旗；东部是卯独沁河，南流入呼和浩特市哈拉沁河；西部是榆树店河和克连沟河，南流入包头市土右旗，汇入大黑河。而抢盘河“发源于武川县上秃亥乡后西沟，南流经上秃亥、下乌兰以力更、大小碱滩，入大青山乡井尔沟，通过柳沟门进入土默特左旗的水磨沟，汇入大黑河。境内河长55公里，河宽平均150米，比降1/130,流域面积1273平方公里。清水量0.5—1.0立方米/秒，洪水量166立方米/秒。有昆独仑河、脑兔河、照阳河、得胜河四条支流”[85]。经实地调查，只有昆独仑河是郦道元所见“发源武川北塞中”的由北南流之水，此水上文已作论述，此处不再重复。笔者沿抢盘河及其支流昆独仑河两岸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直到1996年仍无结果。同年十月中旬，在参加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呼和浩特市文物处组织的对武川县大青山乡上南滩元代遗址考古发掘中[86]，在上南滩村后的一条东西向季节性干河床内，偶然发现了一片北魏时代的筒瓦残片，这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发掘工作结束后，又多次到上南滩村寻查，没有找到遗址。后又从上南滩村寻查到下南滩村，1997年在武川县可镇西下南滩村西河边的一块称作“瓦片地”的耕地内，终于找到一座古城址（图八、3号古城）。
这座古城位于今武川县城西七公里处的大青山乡下南滩村西北一公里处名曰“瓦片地”的耕地内（图九）。城西有发源武川县城北部的昆独仑河，经古城西，南流，汇入抢盘河后南流，进入呼和浩特土左旗，汇入大黑河。城南有一条东西向季节性干河床，河床南岸深1.5米，北岸深0.5米，河宽50余米。古城南为大青山北麓坡地，城北为低湿的滩地，地表是茂密的杨树林。古城东为东高西低的缓坡地，坡下平台即为古城址（图十）。古城西为由北南流的昆独仑河。
古城东墙地表难以辨认，因未作钻探，地表不见夯层。南墙已被东西向季节性河水冲毁。西墙现已无迹可寻，仅在古城西南角有一西高东低高出古城的土堆状土坡，土坡的西南角被昆独仑河水冲成1.5米深的断崖，未见夯层，此土堆状土坡应为古城西南角角楼倒塌土流失形成的高出古城的缓坡。古城北部有一条东西向的大冲沟，地表未发现墙基，应被河水冲毁。（附图九、图十）
城内地表遗物主要是筒瓦和板瓦，另有少量的残砖块和瓦当残块（图十一）。地表采集筒瓦、板瓦与土城梁古城[87]、二份子城滩古城[88]、达茂城圐圙古城[89]、固阳白灵淖尔城圐圙古城[90]、四子王旗土城子古城[91]等出土的建筑材料完全一致。采集的一小块莲花纹瓦当与考证的怀朔镇二式瓦当相同[92]（图十一）。用手指在板瓦头部压成波浪纹的特征也与上述古城所出板瓦一样，但火候不及土城梁古城板瓦高，陶色也不及其深。根据城内所出建筑材料的形制特征，此古城应为典型的北魏古城。
笔者认为大青山乡下南滩村发现的这座古城，应是著名的北魏“武川镇”。依据有四：
一是下南滩古城所环绕的水系与《水经注》记载完全吻合。
二是从地理位置上，该城正处于扼守白道北口处，而二份子城滩古城和达茂联合旗召河城圐圙古城处于柔然南下犯塞的第一道关口，距白道北口较远。下南滩古城南与白道城（图八、1号古城）、北与二份子城滩古城和召河城圐圙古城构成南北纵深的军事防御体系，魏帝方可在白道岭上的行宫中避暑、游猎、处理政务。
三是正光元年（524年)沃野镇匈奴人破六韩拔陵率众起义，卫可瑰带领起义军东进，在白道击退两次进攻。此时，武川镇军主贺拔度拔及其三个儿子由怀朔镇将杨钧“招补统军”敌卫可瑰，“并为贼所获”。后因起义军失策，贺又回到武川镇，“乃与德皇帝（宇文肱）合谋，率州里豪杰舆珍、念贤、己费库根、尉迟檀等，招义勇军，袭卫可瑰”[93]。又“德皇帝与卫可瑰战于武川南河，临阵坠马，颢（宇文肱之子）与数骑奔救，击杀数人，贼众披靡，德皇帝乃得上马引去，俄而贼追骑大至，颢逐战殆”。[94]从这条史料中可知，武川镇南有河，此河正是今下南滩古城南50余米宽的东西向干河床。而土城梁古城及二份子城滩古城之南根本没有这样的河，达茂旗召河城圐圙古城之南虽有河，但河水是从南北流，与《水经注》记载不符。
四是下南滩古城规模不大，与唐《元和郡县图志》所记“武川城，今名里城”的记载相近。唐代的一里相当于今天的450米，下南滩古城目前从地表遗物分布面积及建筑台基的规模大致在边长400米的范围内（未做全面的考古钻探发掘）。
另外《辞海》所记武川镇“今武川西土城”，经调查西土城为元代古城。根据延祐七年（1320年）《甸城山谷修路碑》文记载，经考证西土城古城是元代“天平”城堡之辖城之一[95]。
以前许多同志问及北魏武川镇城址的问题，由于没有彻底调查清楚，只好避而不谈或诸说并存。查清后又不能简单地去推翻前论，特写上面一组冗长文字，以作答复。
注释
[1]《汉书·匈奴传》
[2]包头市文物管理处、达茂旗文物管理所：《达茂旗希拉穆仁城圐圙古城调查》，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出版
[3] [4] [5]《后汉书·鲜卑传》
[6]《魏书·帝纪·序记》
[7]《魏书.卷一百零三.蠕蠕传》
[8] [9] [10] [11] [12]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13] 《魏书·太宗纪》
[14] 《魏书》
[15] 《魏书·韩茂传》
[16] 《水经注·卷三》
[17]孟广耀：《女水誓师与武川由来》，载《内蒙古日报》1983年6月11日
[18]孙秀川：《武川、武川镇、武川镇城考》，载《内蒙古地名》，1986年1期
[19]《魏书》卷二《太祖纪》
[20]《北史·魏纪》
[21]《北史·魏本纪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页
[22]《周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页
[23] 史念海：《西北地区诸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载《河山集》（7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4页
[24]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99页
[25]鲍桐：《北魏北疆几个历史地理问题的探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
[26]常谦：《北魏长川古城遗址考略》，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
[27] 《魏书·帝纪·序》
[28] 田野：《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武川》，载《武川文史》第2辑，第167页
[29]《魏书·广阳王传》
[30]《魏书·吕文祖传》
[31]《魏书·太宗纪.卷一百零五.天象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6月版
[32]《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33]《通典·边防第十二·蠕蠕》
[34] 陆思贤：《乌兰察布盟境内的古长城遗迹》，载《乌兰察布文物》（内部刊物）1982年第二期
[35] 包头市文物管理所、达茂旗文物管理所：《达茂旗希拉穆仁城圐圙古城调查》，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1997年版
[36] 高旺：《长城访古万里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47、71页
[37]《魏书·太祖纪》
[38]《魏书·太宗纪》
[39]《魏书·来大千传》
[40]《魏书·官职志》
[41]张郁：《内蒙古大青山后东汉北魏古城遗址调查》，载《考古通讯》，1958年，第3期
[42]《魏书·卷七》，第174页
[43]《北史卷·二十七》，第995页
[44]盖山林、陆思贤：《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银币》，载《考古》，1975
年第3期。戴富杰、杨梧：《水磨沟又出东罗马金币》，载《呼和浩特文物》（内部刊物），1987年第1期
[45]孙秀川：《武川、武川镇、武川镇城考》，载《内蒙古地名》杂志，1986年第1期
[46] 陆思贤：《内蒙古博物馆藏两件元代瓷器》，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三期
[47]丁学云：《监国公主铜印与汪古部遗存》，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83年第3期
[48][50][53][54][55][57][58]汪宇平：《呼和浩特北部地区与“白道”有
关的文物古迹》，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3期
[49] 武成：《武川县土城梁古城出土的北魏“富贵万岁”瓦当及其他》，载
《内蒙古出土瓦当》，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51] 郭素新：《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魏墓》，载《文物》1977年第5期
[52]索秀芬：《内蒙古地区北魏城址》，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2期
[56] 剪伯赞：《内蒙古访古》，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59]郦道元：《水经注·卷三》
[60]呼市文物管理处长城调查组：《呼市地区长城遗迹》，载《呼和浩特文物》，1987年第1期
[61] 贾州杰：《白道行》，载《内蒙古地名》，1981年第1期
[62][64][66]李兴盛、赵杰：《武川县二份子北魏古城调查记》，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出版
[63][65] 包头市文物管理处、达茂旗文物管理所《达茂旗希拉穆仁城圐圙古城调查》，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67]张郁：《内蒙古大青山后东汉北魏古城遗址调查记》，载《考古通讯》，1958年第3期
[68]《水经注·卷三》
[69]《魏书·卷四十一·源怀传》
[70]《魏书·卷三十一·崔浩传》
[71]《绥乘·疆域考下》古本卷四
[72]《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73]《魏书·卷一零三·蠕蠕传》
[74]《魏书·刘浩传》
[75]《魏书·卷九·肃宗》
[76][77][78]《魏书.卷四十一.源怀传》
[79]李兴盛、赵杰：《四子王旗土城子、城卜子古城再调查》，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
[80][87]张郁：《内蒙古大青山后东汉北魏古城遗址调查》，载《考古通讯》，1958年第3期
[81]孙秀川：《武川、武川镇、武川镇城考》，载《内蒙古地名》，1986年第1期
[82][88]李兴盛、赵杰：《武川县二分子北魏古城调查记》，载《内蒙古文
物考古文集》第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83][89]包头市文物管理处、达茂旗文物管理所：《达茂旗希拉穆仁城圐圙
古城调查》，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版
[84] 武成：《阴山大道与草原丝绸之路》，载《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8年第1期
[85]《武川县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8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川县上南滩遗址发掘简报》，载《内蒙古
文物考古》，1998年第2期
[90]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白灵淖尔城圐
圙北魏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载《考古》，1984年第2期
[91]李兴盛、赵杰：《四子王旗土城子、城卜子再调查》，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
[92]刘幻真：《固阳县城圐圙北魏古城调查》，《包头市文物资料》第1集
[93]《北史·卷四十·列传二十八》
[94]《周书·卷一百二十二·列传二》
[95]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概况》，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4期
作者简介：呼和浩特博物馆原馆长，文博研究馆员
原载：胡戟、张立侠编《草原丝绸之路第一站武川与白道》，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
编辑：李浩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