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尚永琪：2022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新进展

尚永琪

宁波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

历史学研究的迷人之处，就在于纷繁复杂的史事认识，总是处在多方位反复锤炼、多重质疑、正反驳辩与时代思潮的检测之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更是如此，3—6世纪中古史的讨论所蕴含生发的新知、新思，确实有“苟日新，日日新”的期许与惊喜。彼时隔江而治的南北格局、长城铰链的胡汉形势、丝路珠串的中西交融、山海往来的东亚格局，为此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足够的张力。虽然史料是既定有限的，但是对资料背后的历史逻辑之解读揭示、对历史情状认识的不同视角和理论路径，无不昭示着“史家面前无定论”的学术推进之道。

王朝政治的演进包括制度思想的变迁与制度架构的演进，其中，儒学思想与礼制建设，则是其中的关键节点。而很多形成定式说法的观点或研究，都值得作更为仔细的斟酌或修正。如楼劲对20世纪以来以梁启超等人所主张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衰落”说的辩驳与斟酌，他在《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一文中，从汉晋经学的内在理路与时代思想的变化格局出发，论证指出，“任何时代的新说新见无不有其特定继承和发展关系。当魏晋以来儒学逐渐普及成为整个知识体系的基底和解释其他知识的知识以后，各时期思想现象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思想主流和贯通其间的脉络，实际上已再也不能离开儒学而另行梳理或建构了。”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新见解。李磊《东晋“儒官”的设职、选任及其政治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一文就提供了儒学对于彼时政治建设的重要性论述，指出东晋前中期，博士被朝廷视作政治资源用以巩固地方统治，博士的议政权及太学、国学是皇权与门阀政治博弈的重要依靠。汤勤福《中华传统礼制变迁的理论思考》（《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2期）聚焦于王朝制度体系中最为关键的礼制变迁，指出礼之义（礼义）与礼之数（礼仪）的矛盾，是中华传统礼制变迁的内在动力。王铭《追赠恩荣：汉魏晋南北朝丧葬仪制吉凶相参的历史演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考察了中古丧葬礼虽为凶礼，却实际上具有吉、凶相参的二元属性等问题。刘可维《汉晋葬仪中吉凶卤簿的形成与变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22年第45辑）一文考察了西晋“新礼”的编定与吉凶卤簿的礼制化问题。而赵永磊《制造“周制”：北周蜡祭的构建理路发微》（《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一文以相当精微的论述，指出礼制改定折射出西魏北周强烈的华夏正统观念，为我们认识北周礼制之创建脉络及其政治寓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刘凯《杂祀、天象与皇权:东晋哀帝欲行“洪/鸿祀”考》（《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通过对“洪/鸿祀”之礼的辨析，抽丝剥茧，洞察到东晋哀帝欲行“洪祀”而维护积弱皇权的真实心态。显然，南北朝之际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呈现出了相当复杂的面相，如田可《牛继马后”谶言与中古正统问题析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22年第46辑）所探讨的中古时期曾一度流传的“牛继马后”的谶言，认为这些是中古后期北朝正统论主流话语足可依赖的历史资源。王东洋《南北朝时期的封禅之议与大一统思想的神圣宣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22年第45辑）一文则指出南北朝这样一个分裂的时代，其遵循秦汉“古典”封禅传统，激励与鼓舞分裂对峙时代的帝王们励精图治，向南北合流的统一时代迈进。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孝文帝礼佛图

王朝的政治逻辑体系中，当然不仅仅是儒学理论在发挥作用，佛道思想在南北朝政治意识形态中也是重要的理论支撑。周胤的《文献及造像所见北魏初年“以佛化治国”政治传统的确立——以道武帝至文成帝时期为中心（386-466）》（《中外论坛》2022年第3期）就是本年度的一篇典型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佛教思想进入古代王朝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一次精细论证。指出传统的儒家政治理念外，佛、道治化的理念亦开始流行于不同的政权间，北魏政权的治国意识形态就是典型的“以佛化治国”。关于佛教进入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孙英刚《中古政治史上的月光童子》（《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1期）一文则在更细微的层次，或者说在以往的研究中被我们完全忽略的文献深层肌理中发掘出了新的知识。此文指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有关月光童子将出于中土为转轮王的观念非常流行，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运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姜望来在《从天安寺到永宁寺：刘宋、北魏皇家大寺与南北形势》（《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一文中所言，佛教信仰、祥瑞思想与国家意志相纠缠、相渗透、相结合是中古时代政治的一个特色。他指出宋孝武帝时代的皇家首寺天安寺衰落后，天安寺祥瑞被北魏加以利用和引申，实现从刘宋之瑞到北魏之瑞的转变。郭硕《“帝师”与“佐命”：张良形象与南北朝初期的政治实践》（《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7期）则认为天师道利用已非历史原型的张良形象，涉入南北朝的政治活动，塑造了刘宋、北魏政权中的共同文化意识，并推动南北分裂的政权向着共同的文化目标前行。

对魏晋南北朝社会等级身份制度的关注，是我们认识政治运行与社会运转情况的主要路径。在此研究领域，张荣强的《魏晋时期的吏户与吏籍》（《历史研究》2022年第5期）一文，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修正，指出无论兵户还是吏户都是国家正户，法律身分也是自由民，已往学界认为其法定身分低贱可能不符合事实。而高智敏《发展与变革：魏晋户籍的身分制特征》（《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6期）一文，则是比较系统地对魏晋户籍身份制特征做了细致的审视，指出魏晋是一个身分制突显的时代，这一变化显著地体现于户籍制度上，即由秦汉的编户齐民制演变为职役身分制。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凌文超《走马楼吴简中所见的诸士》（《简帛研究》2022年第1期）一文对走马楼吴简中所见的诸士是与“兵”相关的身份进行考述，对冗士、郡士(更士)之分甚至绛衣卫士、白衣卫士、叛士等做了细致的考证辨析。与身份制相关的研究，我们还注意到了严耀中《魏晋南北朝“医”身份辨析》（《史林》2022年第1期）一文，指出在讲究社会身份上良贱和士庶等区别的魏晋南北朝，医者却保留着身份的特殊性，是促进社会阶层上下流通的特殊群体，有助于减轻这一时期社会的封闭性。

南京出土南朝牛车及牵牛俑

对门阀政治与大族、士族的研究，是认识魏晋南北朝权力体系的重要支撑点。李文才《东晋“门阀政治”说献疑》（《江汉论坛》2022年第1期）一文提出东晋以皇帝专权为核心、执行皇权政治的官僚体制为基础的皇权政治“权力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秦至清两千多年间,官僚或其它势力集团的权力“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为皇权政治波浪起伏运行中的常态,东晋及其之前之后皆然,以此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的理据并不能成立。李屹轩《殷浩隐居与东晋政治》（《文史》2022年第3期）一文以殷浩的隐居为剖析焦点，认为庾氏违背众多士族的意愿强行推动北伐，破坏了东晋的政治平衡，而隐居是其拒绝政治依附的一种选择。李磊所提供的是另一个独特视角，李磊在《东晋大一统规制下的关系性权力及其逆向操纵——以东晋门阀政治的内向性及慕容氏的运作策略为中心》（《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东晋虽偏安江左，但东晋的关系性权力因门阀政治的内向性而未能得到充分运用。当慕容氏利用门阀政治的结构性矛盾逆向运作关系性权力以达成自身目的后，不仅终结了与东晋的权力关系，而且成为东晋正朔的直接挑战者。视角转移到北朝政治与家族，薛海波《河北大族与东魏建立新论》（《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6期）指出，孝文帝改革使河北大族在朝廷和地方乡里的权势地位得到承认和提高，河北大族由此成为北魏维持门阀统治的重要势力。而东魏的建立，则是高欢六镇豪帅与河北大族在反抗尔朱氏专权、与北魏宗室胡汉门阀较量过程中相互联合妥协的结果，其性质是继承孝文帝汉化改革成果的汉化政权。刘军《北朝挽郎选拔与士族激励机制新论》（《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一文则关注到了汉晋帝后丧葬之礼中的“挽郎”这样极易被忽视的角色，指出北朝时期的挽郎在礼仪角色基础上逐渐派生出仕宦资格及仕进途径的政治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流社会封闭固化的局面。张鹤泉《北魏军事征讨加授假将军号制度考》（《云冈研究》2022年第3期）指出，北魏国家的军事征讨加授假将军号制度，是适应讨伐作战需要而实行的。汪华龙《避籍与同宗：魏晋凉州刺史太守考论》（《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一文指出，刺史太守的遣任，是魏晋凉州经略的基础。魏晋时期，避籍制度虽整体有所松弛，但在凉州地方仍得到严格贯彻，其内核是遏抑凉州豪族，恢复地域统治。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既是族群分裂、胡汉认同的民族融合史，也是南北割据、河汉一体的华夏统一史。何德章在《汉族族称的出现与定型》（《历史研究》2022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两晋十六国时期，“晋人”成为中国人的通称。北魏初年将较早置于统治下的“中州”人称作“汉人”。南北朝时期，“汉”一直是对“中州”人的他称，而非人们欣然接受的族称。赵红梅《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认同探赜》（《北方文物》2022年第6期），则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认同是在先秦、秦汉时期“中国”认同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却又有着这一时期的独特之处。十六国时期，入主中原的五胡开始自称“中国”，由此出现了少数民族政权从承认东晋“正统”,到纷纷自称“中国”的现象。隋灭陈，终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割据“中国”认同多样化局面。”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一文认为，“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胡人”大举入据背景下，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胡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故“中华”乃胡汉互动的产物，胡汉融合正是认识“中华”概念的起点。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在《中古入华胡人双语墓志书写与祆教丧葬文化》（《历史研究》2022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北朝至隋唐时期入华胡人墓葬中胡汉双语墓志并非两种语言的对应翻译，胡语部分还直接表达了墓主宗教信仰与文化背景。在双语墓志书写中可见两种语言相互影响的现象，生动反映了胡汉文化相互交融的态势。”冯立君《中古辽西所见胡汉互动与交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一文指出，辽西是探讨北方民族与中央的政治互动、边郡在“内外”之际的转换、北方民族文明演进中的政治遗产等问题的窗口。两晋以来，辽西对中原与东北的联通，使该地区繁复的政治变化和人群流移映射出古胡汉统一与融合的历史脉络。”

史君墓粟特文和汉文双语铭文门楣

对王朝政治中心的转移、军政统治体系的布局、帝王对统治区域的巡视等问题的考察，实质上是基于空间视角而展开的对历史情状的研究。李磊在《重构中国史叙事：普遍政治秩序与区域历史的互动》（《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4期）中以东北区域史为例，指出传统中国的区域历史发展是普遍政治秩序与地方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认为从区域发展的角度阐释传统中国的普遍政治秩序及其作用机制，是重构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叙事的一条可能途径。贾金晖、韩宾娜《北族都城的分布格局、时空演变与环境选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3辑）一文指出，从十六国时期开始，北族都城在各个时期的空间分布演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对北族都城空间分布、演化过程及其规律的讨论，有助于丰富对“边缘”的认识，促进对中国历史分析框架的再探讨。而王安泰《十六国时期诸燕的地方行政制度与天下秩序——以封国分布为中心》（《中外论坛》2022年第1期）则以诸燕封国布局的空间特征而出发的研究。文章指出诸燕多将封国安置于天下各处，但在设置刺史时，则以自身疆域为原则，显示他们是使用不同的方式应对理想天下与现实疆域的差异。姜望来《南北之间：东晋刘宋与北魏对峙时期五岳归属与政治形势》（《中外论坛》2022年第1期），则聚焦于五岳归属的变动问题，指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因中岳嵩山和东岳泰山地处南北交争前线，其归属的变动反映出南北政权对于五岳之重视与争夺，及南北政权力量的消长变化。黄桢《论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之北巡》（《文史》2022年第2辑），则是关注到北魏迁都洛阳是一个历时三年的事件，其具体的政治过程之考察，应该置于一个漫长的时空体系中来认识。因此，文章追随太和十八年孝文帝以洛阳为起讫的北巡，诠释此间种种动向，再现拓跋集团正在经历的剧变。李煜东《北魏孝武帝即位因素再研究——兼说孝武西奔的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22年第4期）认为学界在分析高欢立元修(孝武帝)为帝的因素时，过于关注孝文帝血统的影响与河北大族的胁迫。事实上河北大族并未提出具体的人选。而元修最终西奔关中，在宏观层面使西魏占据了对东魏的正统优势。

当然，非常具体的政区变动与调整，是我们认识历史空间内政治运行的重要框架，如李亮《北朝隋唐都城空间区划制度的演变——以“坊”“里”的使用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1期），就关注都城空间区划制度诸问题，指出就北朝隋唐时期而言，首都居住区里、坊的称谓之间并非一开始就是官称与俗称的关系。张兢兢《孙吴西晋南岭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以政区边界调整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4期）一文指出孙吴西晋时代南岭政区的数度调整，均与各时期特定的政治地理格局相联系，反映了王朝南方边地治理的需要。林昌丈、韩轲轲《六朝入闽陆路交通考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4期）一文指出，六朝闽地的区域开发，从空间上来说，和入闽的交通路线密切相关。根据诗文、地记和墓葬材料，勾勒、考释六朝时期入闽的陆路交通线，这些道路所构建的陆上交通网络对于移民进入闽地具有重要意义。魏军刚《出土文献与十六国政区补考》（《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4期）一文关注出土文献中记载的十六国人物籍贯、爵位和所任官职名号，以此研究当时各国政区的设置、沿革和变迁，并订补了前燕后期平州治所移动、乐浪郡存续时间等一系列问题。翟飞《十六国北朝时期君子津地望综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22年第46辑），通过微观史料辨析和宏观历史地理分析，重新考察历史时期黄河上重要津渡之一“君子津”地望，使得这一连通河曲与北疆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的位置基本得以考定。崔永强《北凉高昌地区行水问题研究》（《西域研究》2022年第2期），指出高昌郡的行水和督邮都是分部进行的，而行水资料的发现又可补充对督邮分部的认识。张文平《北魏六镇新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22年第45辑），将北魏王朝北疆军事防御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归纳为四个阶段，论述了防御体系的构建、漠南六镇之兴筑、六镇间筑城置戍、改镇为州等问题。牛敬飞《论吐谷浑早期的活动范围及战略转移》（《学术月刊》2022年第6期）指出，吐谷浑早期有两次重要却长期被史家所忽视的战略转移，最终西迁至伏罗川，既远离了北魏威胁，更为日后吐谷浑发展成为强大的草原帝国提供了契机。陆帅《北魏中后期的青齐地方社会——以“土民”的分化、对立问题为中心》（《中国区域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一文认为，北魏中后期，青齐地方的“土民”叛乱频发。发起叛乱的均为青齐当地“土民”大族清河崔氏的成员，两者因政治立场不同产生了严重的分裂与对立。王永平《南北融通与文质兼备——南北朝后期入北河东柳氏家族之文化风尚及其影响》（《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则指出河东柳氏是东晋南朝时期边境豪族代表。十六国“胡亡氐乱”之际柳氏南迁。到南北朝中后期至隋统一，其柳氏东西二眷又相继北徙，聚拢于关中，顺利融入关陇集团。入北柳氏人物发挥其融通南北的特点，并将南朝风尚与关中地域社会结合，表现出文质相合的风貌。

柳桧墓志

对历史场景或文化流变的叙事模式，当然不应该仅仅建基于系统的政治性文献的框架之内。在学术潮流从“经史之学”过渡到“文史之学”的东晋南北朝时代，史传、地志以及诗赋等文本，是东晋士人了解华夏旧土的主要文献途径，对这些文本的阅读、讲述和写作，是东晋时代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政治资源，是故国意识、政权凝聚、身份认同、政治宣传与知识生产复杂互动的结果。当魏斌在《东晋士人的风土阅读与故国认知》（《历史研究》2022年第5期）一文中通过“王羲之与周抚的蜀地通信”、“杨羲抄写潘岳《关中记》”、“伏滔的《北征记》写作”等史例，从知识史的路径，讨论“侨寓政权如何维系文化优势和政治凝聚力”这样具有政治性意味的问题时，我们的视域显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扩展。当下的历史学研究，在理性分析和逻辑认知方面已经有了充足的积累，学界对于四部文献的综合使用和全面解读，为我们认识古代历史提供了足够丰富层次的知识体系。此领域2022年最为经典的研究论文是韩吉绍的《葛洪南海游记：〈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新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此文所考证出的葛洪出游海外并撰写《南海游记》问题，无论在文献拓展还是人物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开拓价值。此文认为，古本《太清金液神丹经》成书于葛洪与陶弘景之间，其卷下《南海游记》出于葛洪之手，《南海游记》原来很可能是《金液丹经》葛洪注本的一部分，对研究早期南海地理和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如果这项论证此后得到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肯定。那么，我们在法显的《佛国记》之外，将得到《南海游记》这样一份早期中西交通史料的新文献经典，这也将为全面认识葛洪及其思想与著述，提供《抱朴子》之外的一个珍贵文本。童岭《王权、王言与高僧——晋孝武帝、苻坚等南北六主致书僧朗初探》一文（《中华文史论丛》2022年第4期），聚焦于对东晋十六国时代泰山高僧僧朗与苻坚、晋孝武帝等南北六位君主之间书信往来之考察，将之置于宏观的中国中世文本与历史的双重框架下，审视了僧朗在面对可能是传统古代中国最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时，如何用文本话语表达了他的决定与思想。庞博《萧渊明与王僧辩往来书信的时间排序——以梁承圣四年的政局变迁为线索》一文（《文史》2022年第4辑），则认为书信作为信息载体，在承圣四年萧渊明与王僧辩的政治博弈中承担了重要功能。指出萧渊明与王僧辩往来书信十二封，正对应以萧渊明为代表的北齐朝廷与以王僧辩为主导的萧梁朝廷的三个谈判阶段。胡胜源《党派之争与颜之推的历史书写》（《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6期）一文，以北齐末文人之争、文武之争的影响为中心，考察颜之推的历史书写。指出在文人之争方面，颜之推被高洋器重，书写亦偏高洋而苛高演。在文武之争方面，颜之推深受祖珽提携，却在北齐灭亡后，超越文武党争的历史认识，在《家训》中斥祖珽为卑鄙政客，表现出其浓厚的家国情怀。游自勇《“弃常为妖”：中古正史〈五行志〉的灾异书写》（《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一文指出，《汉书·五行志》建立起一套基于分类原则的叙述框架，而魏晋以后正史《五行志》灾异书写基本遵循这一模式，根据史料来源性质的不同，形成从灾异到灾异、从祥瑞到灾异、从无定性到灾异三种书写策略。是以反常之道表达常态下治道理念的一种途径，史家希望以此掌握对君臣警诫的话语权。陈爽《中国古代起居注制度辨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16日）一文指出两晋之际起居注编纂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史志修纂提供素材，而是为政务运行提供参考文本。东晋南朝起居注中不包含叙事内容，只是简单机械地编纂整理公文。东晋南朝著作郎在名义上仍有掌修起居注的职任，却少有修起居注的实际职事。余欣《知识、信仰与政治文化：中古时代东西方关于极光的书写》（《学术月刊》2022年第12期）一文将中国古代极光记录重置于祯祥灾异的语境下考察，并通过东西方比较的视角来探讨极光的历史书写所映照的知识-信仰体系和政治文化。姜望来《名僧入史与佛教中国化——〈宋书·夷蛮传〉所附四僧传考论》（《佛学研究》2022年第1期），“《宋书·夷蛮传》于天竺迦毗黎国之后记述刘宋佛教史事，是认识和理解此时期佛教发展及佛教中国化之重要资料，尤其其中所附道生、慧琳、慧严、慧议四僧传，表明其叙教与叙僧并重，反映了刘宋时代佛教中国化之深入和进展。黄树林、曾庆环《胡三省“司马师杀张后”说探微》（《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指出曹魏皇后张氏同其父张缉与曹魏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但《三国志》并没为他们立传，当世史家对张后之死也隐晦不言。胡三省洞彻其中微妙，认为张后是被司马师所杀，披云见日，揭示出这段被掩盖的历史。蒋洪恩、武海龙、王广超、王博《晋唐时期吐鲁番盆地的谷物种植与收获时间考证》（《中国农史》2022年第1期）一文，则根据吐鲁番阿斯塔那基地出土的大量晋唐时代文献所提供的谷物种植、收获的大致日期，结合朔闰表和史日对照表，推定了晋唐时期吐鲁番盆地居民大麦、小麦、糜与粟的大致播种与收获时间。而凌文超在《孙吴田租改制考》（《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中，以简牍资料的解读为中心，讨论了汉魏吴田租改制及其异同、孙吴田租改制的多变性、孙吴田租重税制的形成及永安改制、孙吴田租制与西晋课田制等诸问题。

嘉峪关新城一号墓坞壁画像砖

图像、碑铭、出土文物的研究，及其与文献之间的互证互释，是魏晋南北朝史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对于图像与碑铭的断代、分期与造型特征的精确概括，是展开此类研究的核心基础。何利群《华北东部北齐至隋代菩萨造型特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2期）一文从六世纪末期邺城特定的历史及宗教背景出发，以有纪年的石窟造像和背屏式造像为标型，对邺城、定州、青州等地出土的该类圆雕菩萨像的时代属性及源流进行辨析，建立了一个佛像类型断代的知识体系。而倪润安《佛风入墓:北魏平城墓葬佛教因素的演进》（《丝绸之路研究集刊》2022年第1辑）一文，则比较全面地考察了北魏平城时代墓葬中出土的壁画与纹饰、棺椁上的漆画、石棺床上的雕刻等图像资料，分析论证了平城墓葬佛教因素发展的三个阶段，为理解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提供了考古学和图像学方面的扎实例证。韦正、马铭悦《河西早期石窟年代的甄别》（《敦煌研究》2022年第1期）则经过辨证甄别，认为酒泉文殊山石窟前山千佛洞、张掖马蹄寺石窟千佛洞第1窟和第4窟、金塔寺石窟东西窟的年代，与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4窟相近，上限都可到十六国晚期，下限难以进入北魏；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年代难以上升到十六国晚期，而应开凿于北魏早期。这对与历史学的图像研究使用石窟造像等资料，提供了坚实的断代基础。当然，赵川《道教造像起源新探》（《文史》2022年第3辑），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图像新知识，文章认为至5世纪，道教吸收佛教功德观念，造像成为积累功德的途径之一，宗教义理的转变与信仰实践的需要共同推动了道教造像之风的盛行。

北魏邢和姜墓石椁壁画

对图像、碑铭研究的理论性建构和认识，是研究得以系统展开的重要支撑。孙英刚《魏晋南北朝时期犍陀罗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一文即从文明交流的视点，梳理了图像等文明要素发展传播的问题，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对犍陀罗文明的吸收秉持世界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造就了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而尚永琪《形象史学：从物象的流动观察文明的迁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2月30日）聚焦于图像作为历史资料证据使用的例证与理论探索，指出在中古史研究中，“形象史学”是以古代图像资料为关键证据的历史研究，是对文献资料“非可视性”缺陷的补足和互证，是观察丝路文明迁移的重要手段。值得重点关注的是，陈志远《中古佛教造像碑铭整理方法刍议》（《中外论坛》2022年第3期）一文，回顾了造像记研究史上若干重要的潮流，并在仔细检讨近年出版的大型录文集体例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编定造像记综合目录的若干方法和原则。尤其是提出金石、地理、宗教、艺术为佛教碑铭学的“四把钥匙”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构建价值。徐冲《“碑禁”与曹魏西晋的石碑文化》（《文史》2022年第3辑）一文以“碑禁”为切入点探讨曹魏西晋的石碑文化，指出“碑禁”不是“薄葬”措施的组成部分，“碑禁”并非是要禁绝石碑这一纪念装置本身，也未必一定对门生、故吏所代表的非血缘性政治团体抱持敌对态度，而是要在“重器化”石碑的基础上，将互为表里的二者制度性地纳入皇帝权力结构之中，成为精英阶层可操控的政治资源。王连龙、黄志明《南北朝造像记著录源流述略》（《形象史学》2022年第3辑），在梳理现有南北朝造像记数量的基础上，对其著录源流做了述略，为学界进一步使用这些材料提供了一个概观性指南。

对碑铭和图像的解读，不但会对理解文献记载中的历史事项提供生动的见证，还可能将那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史事打捞上来。如陈志远《中山七帝寺兴废考——解读〈隋重修七帝寺碑〉》（《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3期），从地域性视角出发，通过解读《隋重修七帝寺碑》及相关石刻，考察了僧晕建寺与北魏庙制改革、齐周两代七帝寺之浮沉、隋初参与寺院复建的各阶层等问题，从而在很细微的层面上研究了北朝后期至隋初重佛与抑佛的政策摇摆。而谢振华《隐没的龟兹王：北魏慕容归事迹考》（《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则考定《东魏慕容繤墓志》所见“龟兹王慕容归”，就是《魏书》中所记载的北魏太武帝经略西域所倚仗的重要人物“万度归”，从而使这位立功绝域的龟兹王得以披露在我们面前。此类论证，犹如披云见日，如姜虎愚《〈茅蓬寺碑〉的佛图澄传说与武乡南山信仰景观》（《中华文史论丛》2022年第1期），对出土于武乡南神山的《大唐重修茅蓬寺碑》的考述，不但为《高僧传》以外的佛图澄行迹提供了新的线索，而且对佛图澄的武乡传说在地方景观与话语之外的“沉默与断裂”，提供了恰当的解释。胡鸿《跋洛阳出土西晋官婢砖铭》（《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22年第46辑）对于洛阳出土的25方西晋年间的官婢砖铭重新进行了整理与研究，在校订录文、分类研究基础上，指出这批砖铭的墓主是洛阳奚官机构的婢女，并分析了砖铭中表示族属身份的鲜卑、羌、虏、晋词语的历史内涵，认为大量北族奴婢的存在，是理解永嘉之乱的背景之一。李宗俊《〈沮渠愍墓志〉与北凉政权相关问题》（《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指出《沮渠愍墓志》对于弄清北凉王室沮渠菩提一脉的历史信息意义重大，揭示出一段与史书记载不一样的北凉宫廷内幕以及志主家族在北魏罹难的记忆。就图像研究而言，李婧《移植与再造：东魏北齐白石双身佛像粉本来源考》（《形象史学》2022年第4辑）认为东魏北齐白石双身佛像是魏晋南北朝双身像中的一环，探讨如何定名新题材及其对中古双身佛像题材样式的影响,进而尝试为研究或博物馆展陈双身佛像提供参考。张利明《犍陀罗舍身饲虎本生考论》（《形象史学》2022年第4期）则在犍陀罗的舍身饲虎图像的基础上，对来自犍陀罗的舍身饲虎文本、舍身饲虎与成佛次序等问题，做了细致的文本考述。白炳权《班剑仪卫：北魏洛阳时代墓葬门卫图像研究》（《形象史学》2022年第1辑）则指出北魏洛阳时代的墓葬门卫图像根植于佛教护法神思想与传统门神理念，具有护卫墓室与庇佑墓主的功能。北魏门卫图像在洛阳时代整体转向世俗化与规制化。

元怿墓门卫画像

综上而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时代，无论是族群与政治，还是制度与文化，都在开阔的地理形态和多样的文化空间中寻找“统一稳定”的路径。由此，我们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正在更迫切而真切地接近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时代场景，通过文献、图像、知识、思想、物质等全方位的研究，不断寻找深藏在各类材料中的新知识。在这方面，专业性期刊对研究的推动力日益呈现，如《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刊》第3卷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5-46辑、《北朝研究》第13辑，以及《中外论坛》《云冈研究》杂志的出刊，都集中刊发了一批优质文章。而2022年度出版的著作也是在不同的方向上做了系统的拓展，这些代表性作品如刘安志主持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周书》出版，张鹤泉《秦汉史论稿》、《魏晋南北朝史论稿》、《魏晋南北朝将军制与都督制论稿》、《北朝封爵制度论稿》（长春出版社，2022年）四本文集，以及韩吉绍《我命在我——道教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刘学军《张力与典范：慧皎〈高僧传〉书写研究》（商务印书馆，2022年）、尹波涛《后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宋杰《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鲁力《魏晋南北朝方镇年表新编（汉季魏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罗新《漫长的余生：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周文俊《魏晋南朝官品与官资制度秩序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陈苏镇《从未央宫到洛阳宫：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董铁柱《演而优则仕》（中华书局，2022年）等著作，为我们在不同学术层面上呈现了知识拓展的丰富与绚烂。

显而易见，2022年的整体研究面貌，传统议题不少，但更多的是一些不断生发的新议题，或者说传统的议题被从新的视角和历史关系中得到了更精细和深入的解读，隐藏在文献背后的那些历史脉络或被忽略的“剩义”正在被一一彰显出来。这些进步或拓展，都是与文献资料库的扩大如对佛道藏和金石文献、考古资料的广泛深入利用，以及视角转换的结果。如历史空间、信仰景观、石碑文化、物象流动、政治资源、佛教中国化、中古正统、胡汉互动、都城空间、南北形势、漫长的余生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稳步地构建一个文化型而不是简单的“帝王政治型”的现代历史学知识体系。我们的研究既有对已经成为“常识性”的历史概念和结论的质疑，又有对2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关注不够或忽略的问题的质疑式讨论和新方向拓展，更有对历史上微弱个体的生命史探讨。

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2022年度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在中古史研究领域有新的贡献。

第一，在方法论上随着21世纪社会的变化和文化的演进有了学科方向上自觉的理论建构。这种方法论上新的框架和思路，不是简单地提出概念或理论框架，而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锤炼或反复多方面质疑、验证前人成果，从而提炼出新的思路和研究范式。无论是对碑禁政策及其实效的解读，还是对于儒学及佛教治国、门阀政治、碑铭整理方法等问题的斟酌，都是在具体问题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内含了方法论的讨论和分析。不但从文献证据的使用上，而且从观察问题的切入点和历史事实的多种可能性发展脉络斟酌方面，思考的细密度都更加严密。是在不断地补足前贤研究所存在的疏失，从而使我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更完整、更丰富、更具说服力。

第二，研究得以进行的古籍文献库不断被拓展，但对古籍文献的使用严格限制在历史思考框架之内。对子部文献的发掘与使用是近些年的魏晋南北朝史得以不断拓展的重要途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活动、社会运营、经济发展、文化演进和民族融合等问题，无不同道教、佛教的发展，同胡汉族群势力和相应的民族文化背景、地域文化风格息息相关。脱离了这些文化背景与地方风格要素的政治史还是社会史研究，都约化了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时代的历史底色。因而，近些年对佛藏、道藏文献，以及文学性文献甚至小说类文献的历史学解读，都为我们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更为丰盈的历史资料库。

第三，物质文化、知识史和地域社会史，正在逐步成为传统大历史研究最重要的视角。研究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地域视点或物质视点，而是有了广阔的空间观念。研究者从碑刻、寺院、景观中读到的，不但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江南与中原的关系，更有深藏在历史材料深处的家族势力与政权兴衰、文化脉络与政治意图。并且考古学及其田野视域，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也正在日益凸显。不但中古时代的每一块砖石遗物，都被纳入了研究视野。更明显的趋向是，研究者在精读文献的基础上，更注重通过历史遗留之物去发掘那些文献记载中明显无法得到的历史场景或时代知识。况且考古学、历史学及美术史家三者的互动日益频繁而深入。所以，我们可以对未来几年的研究进展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