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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楼劲 刘光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九色鹿
2024年7月／158.8元
978-7-5228-3457-3
作者简介
楼劲，浙江绍兴人，1957年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古政治史、制度史、思想文化史，代表性著作有《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敕例、法典与唐法系源流》《北魏开国史探》《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知识阶层》《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等。
刘光华，陕西汉中人，1935年出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曾任甘肃历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中古经济史、土地制度史与西北史地，代表性著作有《汉代西北屯田研究》《中国古代西北历史资料辑录》等，主编《西北通史》《甘肃通史》等著作多部，主持点校整理《（乾隆）甘肃通志》等古籍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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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版序言
1992 年甘肃人民出版社陈泽奎先生编辑刊行本书初版, 至今已30 多年了。2009 年中华书局于涛和王芳先生编辑刊行修订版, 也已10 多年过去。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郑庆寰先生的厚意, 本书新一版即将付梓, 首先要对上列先生致以诚挚感谢, 同时也要尽到作者之责, 就本次修订略作说明。
新一版仍然保持了本书初版各章的内容结构和基本观点, 但修订幅度不小,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
一是变章节注为页下注。章节注是自初版以来就留下的问题, 笔者和读者对此均感不便, 特别是本书要以尽可能简明的文字拉出相关制度的概要、脉络, 页下注的作用就更显重要。新一版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遂可在行文各处补充当年就应出注的一些依据和想法, 更便于利用这些年来诸多新出资料, 汲取学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新成果, 使本书得以作为一部有其特色的中国古代官僚管理制度通史继续发挥作用。
二是内容、文字调整。内容调整是因认识的推进, 并与这些年来新资料、新成果的涌现密切相关。具体如汉代举贡系统盛时选官规模每年近200人,相较于西汉丞相下至佐史员12万多人, 官员8000多至1万多人, 按30年置换一轮计算, 平均每年需选200~300人, 这是我们当年认为吏员功次登进为官者数量不多的原因之一。现在看来, 其时的入仕年龄似要大于后世, 秦律有“除佐必当壮以上”的规定, 汉代察举和博士选都曾限年40岁以上, 人均为官生涯30年还是嫌太长了, 加之其时官多职少的现象多少也已存在, 每年实际所需官员人选有可能多达300~500人。这一新的估测意味着举贡系统每年提供的人选远不能满足官员更新的需要, 文献所载属吏功次登进为官之例即可弥补这一缺口, 而尹湾简牍的面世及廖伯源等先生的研究, 正显示了属吏功次登进为官的规模不小，原先的观点确实需要加以修正。而这自然又会影响对辟署与吏道关系的认识 ，尽管公府辟署的情形特殊，但长官辟署制的主体部分应当是以某种程序和规定直接与吏员功次登进之途相衔接的。在此认识基础上，本书第三章述秦汉仕途结构原先是以辟署与举贡系统相对而言的, 现则把辟署附从于吏道而与举贡相对，连同魏晋至隋唐的相关内容亦须相应调整。诸如此类的修改，皆得益于这些年来学界相关研究的推进，对此我们深怀崇敬与感恩之心。
文字的调整主要是与内容相连，同时也有表述问题。不能不承认 30多年确实可以发生很大变化 , 修订版较之初版的显著不同 , 应是文字删削，以致有些注意不够的地方 , 前后文气已嫌不接。新一版较之修订版又尤多省文处 , 不过省下来的文字都补给页下注的资料出处、版次页码了，再就是各种必要的补充性论述了。结果是总字数反而较之修订版增加了约10万字，在行文求简的前提下, 这自然意味着新一版各章实际分量的加重 , 代表了本次修订的幅度和价值。
三是概念的修正。本书讨论中国古代官僚管理制度所用的概念 来源不一, 在一并将之纳入我们的研究框架时, 也不免会有种种问题令人踟蹰。如“机关”“机构” 概念的运用, 原先按行政学术语体系, 用“机构”表示“机关”之下的各个部门, 现在则越来越觉得把整个朝廷各部门称为“中央国家机关”是凿枘不合的。这次修订，在府、寺、台、省等官署的表述上已尽可能名从主人, 包括基本不用“机关”一词, 有必要概括时皆称“机构”, 其下所属则称“部门”, 这样可能较为平实准确。概念问题上更为突出的是“帝国”一词, 本书初版在学界较早以“帝国” 概括我国古代的国家形态 , 当年亦经反复推敲，再版时虽曾斟酌而未改动，这次修订则多代之以汉朝、唐代、历代、各朝之类的表述。这倒并不是我们认为“帝国 ”一词完全不合中国古代政体的实际, 就专制皇权体制和君主世袭统治这些帝制特征而言, 把中国古代王朝称为帝国仍然合乎学界的认知, 并且便于相应的比较研究。问题在于，中国古代王朝与世界史上诸多帝国毕竟存在极大不同, 体现于王朝谱系、王朝体制、王道内涵和易代模式形成与发展的各个方面; 而学界对此研究又过于薄弱, 迄今除了几张标签人人眼熟 , 再加上人人自以为看破和不值一哂的厚黑之术, 所谓“ 五帝三皇神圣事 , 骗了无涯过客”, 可以说并没有积累起多少深入肌理且经得起考验的认识。有鉴于此, 我们深感除非需要特别强调共性, 在本书中与其沿用“帝国” 一词, 倒不如代之以 “王朝”来得切实, 不仅合乎古人的切身关注, 更有助于省思今人研究的不足。
概念使用直接关系到研究预设和理论背景，在此无妨再说几句。本书修订版之序评述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制度史研究, 肯定其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最富成效和潜力的部分, 且为中国史学参与社会进步、推进学术发展最为强劲的一翼 , 又概括了十条迄今看来愈见重要的制度史研究共识。发展至今, 学界同人的积累已不可谓不厚, 但制度史研究的各个部分仍很不平衡 , 概念术语问题的制约已日渐凸显。尤其这 40 多年侧重于政治、行政、礼法等制发展历史的探索, 相比于 20 世纪更早兴起的土地、赋役、军事等制的讨论 , 在研究概念的成熟度上是明显滞后的, 集中表现为不少概念、名词未得必要的界定整合, 从属于古今中外不同体系的相关理念左冲右突 , 反映了理论共识的缺乏和各自预设的紊杂 。这一方面是因为越是趋近政治核心部分 , 其概念术语所寓理论和观念要来得更为敏感和牵涉广泛 , 其突破固甚不易 , 整合尤难为功。另一方面则是土地 、赋役等制研究所用的阶级、阶层、占有、依附等范畴 , 已历经社会史研究浪潮淘洗 , 遂得早为对立各派大致认同; 至于政府、帝制、机关、治理方面的诸多范畴, 则因展开较晚而歧见纷呈, 尤其涵化认同尚待社会发展汰择作育。当然学术史也已反复表明，概念术语的成熟未必就是高质量的标志, 晚起的发展整合往往可臻更高水平 , 近年不少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更多立足中国实际 , 在相关概念和理论提炼上似正开始走向自觉, 这是值得期待的曦微之光。
按公认的政治定义, 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所以恒以政治为中心 , 实质是因为所有领域的事态一旦成为公共问题即事关重大而属政治 , 而公共问题原本也无非是形形色色的私人问题。因此 , 政治史研究也包括相关制度研究在内 , 实际上就是不同时代或社会重大问题的研究 , 不仅天然会是史学焦点 , 且必须也只能筑基于各领域事态和各种个体生存状态的揭示。至于20 世纪晚期兴起的后现代史学 , 虽亟欲从边缘突破中心, 由下层颠覆上层, 说到底也无非是不满以往的研究取径, 却无从改变政治和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中心地位及其与社会各领域事态本属一体的联系。由此观察中国大陆史界近年兴起的关注边缘、强调下层之风 , 尽管其也像西方后现代史学一样丰富了资料和对象, 拓展了研究领域, 却 “漫羡而无所归心”, 缺乏西方后现代史学那种古典和现代知识、理论的深厚基础, 未能在充实有关中心和上层的认识上着力建树, 而是多少都在把中心与边缘、上层与下层及其研究对立起来 , 由此涌现的一些新的概念和方法 , 也就大都“泥于小数”，“ 苟钩鈲析乱而已”。
在“泥于小数” 的另一端 , 还有对“ 大一统 ” 等传统理念的曲解。近年兴起的“历史政治学” 以重新诠解中国古代政治为一大论域 , 在某些学者的极端表述中，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 ”几乎已被等同于国土、国家结构乃至相关思想、文化的“大统一”, 既是古人追求的最高目标 , 更被今人赋予终极价值。但无论从哪种角度、哪种理论来看 , 这都是对历史的歪曲 。按汉以来 《春秋》 学及古人的主流看法 ,“ 大一统 ” 固然包括了某些“ 大统一” 的内容 , 却是以更高层面的政治伦理和治理实践为前提的 , 即圣王之治及其所代表的政教原则和社会理想 , 亦即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和实践一直高度推崇的“王道”, 其基本逻辑一言以蔽之即 “王道流行而天下一统”。因此 , 若抽去“王道流行” 而强调“天下一统”, 若有悖圣王之政教而把“大一统” 等同于“大统一”, 再来无限拔高这种“大统一” 的价值, 其谬其劣就远不只是曲解或玷污历史而已了。这也可见深入讨论中国古代政治的概念、范畴 , 弄清研究的预设和背景理论, 已是目前亟待高度关注的问题。
经本次修订, 基本上解决了这 30 多年来读者对本书提出的各种问题 , 使之得以新的面貌继续接受批评指正, 这是令我们至为欣慰和期待的。在此要再次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感谢历史学分社的郑庆寰先生促成了本书新一版 , 其与徐花女士共同为修订工作付出了心血 , 他们的编辑大为本书增色 , 让我们深为感佩。
楼 劲 刘光华
2023 年 12 月
修订本序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 关于我国古代官制等典章制度的研究, 基本上还置身于史界倾力关注的历史进程之外。时人惯以研治制度为史学的钥匙 , 将之看作史家考索历史奥秘的一项工具, 似乎其自身园内无甚宝藏, 而别家堂室开尽花锦。但无论是社会还是史界, 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和理论尤其表明: 制度发展不仅是历史发展的有机部分, 而且经常是历史发展的中心环节。这才从根本上解释了制度之作在中国史著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事实, 说明了制度史重新被纳入整个历史进程来加以认识的原因。
意识到制度、政治到学术、思想的联动关系, 不失为我国制度史研究不断突破旧式传统而进化发展的关键背景。现在的问题发生在突破之后 , 毕竟学术需要沉潜和积累 , 飞跃尤须基础和支点。这二十多年中, 制度史研究之所以能逐渐成为我国史学最富成果和潜力的一翼, 是与众多新老学者持续实证和共同推进的下列观念和方法分不开的:
一 、制度史不是掌故学, 制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 凝聚着影响或足以改变社会历史进程的内涵。
二 、制度的真态存在于法令规定与实施状况之间, 不投入施用的法令规定只是一纸空文而非制度。
三 、制度的形态和效能, 取决于制度各要素、制度局部与整体、各种制度及其与制度氛围之间的关系。
四 、制度并不外在于人而存在，制度运作的主体和对象极大地影响着制度的态势。
五 、制度的发展是其纵向沿革和横向运行状态的统一体, 制度的建立、调整和运行、变异一起构成了旧制的扬弃过程。
六 、制度的发展和运作过程, 交织着行政规律的客观要求和扭曲这种要求的自发倾向。
七 、制度在具体历史条件下适应和处理实际历史问题, 又被具体的历史过程决定其兴衰存亡。
八 、制度研究重视形式甚于内容, 各种形式的发生和发展在制度史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九 、制度既源出又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定式或习惯, 这种定式或习惯乃是制度与社会经济基础及其他社会条件的关系纽结。
十 、制度有其政治、社会和理论支点, 对之的探讨使制度研究同时也是对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
本书即可视为上述观念和方法, 在我国古代官制或行政制度研究领域逐渐萌生并拓展的一个见证。对于该领域来说, 从文献学意义上的官制研究, 到更多地探讨有关制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内涵, 乃是这二十多年大多数研究者共同经历的一种转折。正是这样的历程, 使官制研究不断超越了其外在于史学的工具属性, 使之得以在更为广阔和深入的研究中, 汲取多个学科的营养而迅速发展, 从而进入其理论和方法的筑基阶段。而本书初版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种种特点, 其对我国古代官僚管理制度的认识, 及其着力凸显制度动态和官制内外部关系纽结的展开体例和论证方式, 便是我们对当时该领域这个转折和筑基过程的回应。
倏忽二十年过去, 时势与研究都已长足发展。沉舟侧畔, 病树前头, 新帆春树竞发, 往昔的独断已成今天的共识, 本书亦已到了修订再版之时。不消说, 修订可以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甚至可以是一个重写过程。相信对任何一个作者来说, 随着研究和认识的进展, 能有机会修正其著述的缺失, 充实有关内容和看法, 使之以一种满意的状态面世, 都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工作。我们也确曾为此做过准备：补足以往编成的1900 年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论著索引, 整理资料长编上陆续积累的批注和按语, 特别是适应从稿纸作业到键盘写作的变化, 在电脑上录入一个新的工作底本。事实上, 作者在 2006 年底递交给中华书局的第一个修订方案 , 就是按扩展充实的路向来设计的。但反复商量后, 我们最终还是决定保留本书初版的基本框架, 而以删正内容和调整文句为中心, 来解决其中业已呈现的主要问题。
这样选择的理由, 不仅是因为在有关专题和断代论著纷纷面世的今天, 一部相对系统和简明的通论性著作已尤其显得必要, 也是因为我们认为, 官制和制度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奠基阶段还谈不上结束, 贯注于本书初版的基本认识, 至今仍有继续讨论和切磋的必要。倘得读者诸君砭之以药石, 刺之以傥言, 则非惟作者之大幸, 亦为我国古代官制和其他各种制度研究继续深入之一助。
此次本书的修订再版, 承蒙中华书局方面诚恳促成, 又得力于责任编辑王芳先生对文稿的悉心处理和润色, 在此谨表深忱感谢!
作者
二〇〇八年五月
初版序言
本书称作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 纯系袭俗, 其实，称之为《中国古代官僚管理制度》更为合适。因为无论在现代英美法德公务员 ( civil servant , fonctionnaire 、governmental employee ) 的意义上, 还是在与武官相对的意义上, 以往的天朝似乎都谈不上有一套界限清晰和稳定的文官制度, 政务官和事务官、文官和武官及其管理, 总是处于反复变换和交叉重合之中。这种状态, 给任何想要预先框定严格范围的研究者带来了作茧自缚的危险。
但这并不等于说没有重点。中国古代的官僚集团, 的确呈现了以文职官员为主导的发展态势。即使在文、武官界限极为含糊的秦汉, 从刘邦喻称诸将为走狗, 而喻萧何为猎人的口气中, 这种态势的根据也已很原则化了。因此, 历代的官僚管理制度, 一般都以文职官员为重心，其他如对吏、武官的管理, 往往不过是在此之上稍加变通的结果。这大概就是近代以来有关著作常定名为文官制度的缘由。
尽管已有许多论著 , 传统官僚管理制度的研究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出自专家之手的大量精细成果, 常在说明一些最为基本和绝大部分人最可能刨根问底的问题时, 十分乏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专家与非专家、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沟通, 实质上也封闭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里当然有范畴转换之类的障碍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研究本身的水平。如官僚的选拔, 我们通常只是罗列帝国有过的一大堆仕途, 再分别笼统地归结。但对官僚选拔体制来说 , 除非能够切实说明历史时期这些仕途的具体关系、比重及其盛衰消长、分化组合的结构形态, 否则其距离比较完整和准确的认识, 显然还极遥远。而要说明这一切, 又非得把问题放到整套官僚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层面上来探讨不可。既然大一统集权帝国的仕途从来也不是一盘散沙, 要实事求是地道出其然和所以然, 舍此便别无他计。
由之出发, 那就必须承认, 我们以往做过的许多工作, 在一些真正重要的地方是显得太过薄弱了。事实上, 官僚选拔制度的研究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的, 其他方面的情况更严重。像官僚的任用, 近代以来虽有过不下四十种论著介绍了历代的铨注和任免, 但从专制主义政体下任用制度实为行政组织法, 从古代铨注的特定分层和分类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权力分配结构, 从任用过程所蕴含的权力分配方式和行政更新机制这些题中应有之义来衡量，还存在着大块的空白。另外如考核和监察、等级和俸禄等领域中, 现状同样令人不安。对之无疑需要加以检讨。长期以来, 我们早已习惯了那种就事论事式的静态的孤立化的研究, 这在对付大量本来就零零碎碎的问题时尚能游刃有余, 但如果要对付的不只是一些沉寂的掌故名物 , 而是仅在多种复杂关系和不停运动中才呈现出生命的制度时, 就难免把活生生的东西做成死学问。尤其是在对付我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三位一体前提下的制度时, 如此做法就更加南辕北辙了。事情很清楚, 对象的特征内在地决定了研究的方法。一个具有高度系统性的对象, 本身就排除了企图机械截取某个部分单独或逐个叠加来说明问题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这里, 研究中不具系统的眼光, 就必然无法深入, 也就难以始终把事情放到它的本来位置上去认识。
做如是考虑时 , 实际上也就触及了中国古代官僚管理制度的一个根本问题 。一旦视野从某个狭窄的圈子中跳出来, 天朝的官僚管理, 不仅在一般意义上作为人事行政而从属于行政制度, 而且还由于源远流长的人治传统，而在整套专制集权政体中占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并内在地贯穿到了该政体的基本运行过程中。反过来, 帝国政体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一元化集权倾向, 也理所当然地成了整套官僚管理制度的灵魂, 因而也极其深刻地影响着这种管理的全部发展历程。一部比较成熟的中国古代官僚管理制度史, 需要尽可能用某种基本的脉络来串接, 其关键恐怕正在于如何把握好这种关系。而必要的历史总结和反省离开了这种关系, 也不过是徒逞口舌之争。
从战国秦汉到明清, 官僚管理制度在总体上渐趋发达和精致。这一点很容易使那些刚开始接触有关制度, 尤其是刚开始接触中国的人们着迷, 甚至不吝以 “民主性” 之类的字眼为之加冕。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古代官僚管理制度的不断严密, 与其归之为社会公共事务增多和分工发展的结果, 倒不如更直接地理解为专制统治愈益过度或无谓地分割官僚权任, 同时又要保证一种更为集中的一元化控制秩序的产物。或者更准确地说, 专制集权统治总是以过于细碎的权力切割和更形繁复的掣肘游戏, 扭曲和超越了社会发展对制度提出的改良要求。由之便再三加重了官僚权、责的模糊及其可能引起的全部官场病。这样一种富于个性的势头, 不仅使整套制度的效能无法随其不断严密而递增, 也从根本上断送了那些局部或技术性合理措施的价值和命运。这就解释了我国的近代化过程始终无法将之嫁接到共和政体上, 及其在近代与帝制同归于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以上是我们 1989 年春进入本书写作时考虑的一些基本问题。至于到底贯彻得如何, 是否切实和无滞无碍地做到了上面谈到的系统 、深入和一以贯之, 说真的, 到 1991 年底书稿修改完后我们仍不乐观, 但的确一直是想这么做的。
制度史研究是一门被公认为需要步步为营的学问, 却又最忌胶刻, 否则就抽掉了制度的魂魄。这就非在材料和观点间来回反复不可。从一开始整理专题资料和论著索引, 到写一份完全按朝代排列的初稿，再揉合起来重新拟纲写成本书, 我们算是尝尽了其中的滋味。即使有关问题看起来已有把握简化, 也容易驾驭, 具体表述和安排时仍有大量障碍。古人所谓持笔终日, 不落一字, 难大概就难在这里。本书有些章节的详略和范畴文字的推敲, 最终仍令我们犹豫不已, 大半正由此所致。说到底, 还是吃得不够透。但在目前, 我们除保证其中一字一句皆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心, 因而也可以对之负完全责任外, 相关的遗憾, 恐怕只好在接受读者的批评中来补偿了。
为保证文气的流畅, 本书正文尽量不引原文, 证据和有关说明都移到了注中。为在四十万字的篇幅中完成任务, 凡须复述大段文献记载之处, 尽可能用图表显示。而具体展开分析时, 为了用较少字数即给人以制度的动态印象, 原则上着重通过秦汉、隋唐、明清三个典型时期, 来较充分地阐述其横向运行, 又主要以魏晋南北朝和宋元时期来稍微跳跃地论其纵向发展。必须指出, 本书从体例到内容文字, 都充分借鉴了学界以往的成果,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在书中一一称引所有影响和帮助过本书写作的先生们; 责任编辑陈泽奎、杨马胜曾与我们一起切磋, 交流研究心得, 提供了许多卓识; 在此谨一并致以深忱的感谢和敬意。
最后还须说明的是, 作者间是师生关系, 因而本书的写作实际上也是一个教学过程 。教学相长, 在多少次共同的讨论和具体分工中, 彼此都为本书作出了无法相互取代的贡献。而在最后署名时把做学生的名字放到老师前面, 则出于为师的奖掖, 并不能用时下常用的那种第一和第二作者的套套来衡量双方工作的多少。显然, 署名或难免有顺序, 但愉快和真正的合作, 却根本无法用排名先后来表达, 因而我们对这种顺序先后都看得很轻, 但愿读者也是如此。
作者
1991 年 12 月
于兰州大学
编辑：刘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