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赵永磊：“制造”周制：北周蜡祭的构建理路发微

赵永磊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在北周制度史研究中，北周六官制度为主要聚焦点。陈寅恪先生谓宇文泰藉《周礼》建立文官六官制，不过“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其旨在于“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此即“关陇文化本位政策”。[1]

围绕“府兵制”“行《周礼》”“赐姓”等“关中本位政策”，近年胡胜源更从宇文泰“挟天子”问题分析西魏北周的正统性，[2]王小甫以“解决内迁北族生存生活、融入华夏社会”的视角解释宇文泰“行《周礼》”的问题，[3]薛海波则从政治层面对陈寅恪的文化正统说提出挑战，[4]而西魏北周“行《周礼》”所代表的文化正统策略值得重新审视。不可忽视的是，北周托古改制，其制度并非仅仅源自《周礼》，而是源于更为宽泛的“周制”，举凡《周礼》、《礼记》等礼书，乃至郑玄、王肃等经学家旧注均囊括在内，[5]尤其是唐代史臣以“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评定西魏北周五礼。（详见本文第二节）西魏北周礼典采纳“周制”问题，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

王肃《丧服要记序》论五礼，“古之制礼，其品有五：吉礼，祭礼是也；凶礼，丧礼是也；宾礼，朝享是也；军礼，师旅是也；嘉礼，冠婚是也。五者，民之大事，举动之所由者也”，[6]颇为切要。而隋人牛弘奏称：“西魏已降，师旅弗遑，宾、嘉之礼，尽未详定”，据其中“宾、嘉之礼，尽未详定”，[7]可知西魏北周所修五礼，宾礼、嘉礼尚非完备。西魏北周礼典在史志目录中未见著录，具体卷帙不详。吉礼以记载皇帝祭礼为中心，史料所见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国家礼典，南北朝时期吉礼比重或不及凶礼，隋唐时期吉礼比重反超凶礼，乃至过半，[8]无论如何，北周礼典中吉礼仍占有较大比重。故以吉礼为中心探究北周礼典的制作问题，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学界关于北周祭祀制度的研究，主要以郊庙为中心，兼及五郊迎气礼及蜡祭等，[9]所论较为宽泛，个案性研究犹待展开。本文以《隋书·礼仪志》（下文省称《隋志》）所见北周的祭祀新制为主要探研对象，以礼学与礼制的互动为主要研究维度，首先聚焦于象征“周制”的北周蜡祭，探究北周蜡祭与五郊迎气礼的关系，分析北周蜡祭背后复杂的礼学意涵，循序推寻其礼仪构建的礼学理路，在此基础上，进而结合北周郊祀制度、朝日夕月礼等，讨论卢辩与西魏礼典的修撰问题以及西魏礼典、北周礼典的关联，切近审视西魏北周礼典的修撰取向以及西魏北周的华夏正统观念。

《隋志》谓北周祭祀制度“宪章姬周”，[10]《通典》称“后周宪章，多依周制”。[11]北周祭祀制度取法《周礼》，如北周称小祀（祭司中、司命等）为“散祭祀”，[12]即源出《周礼·地官·充人》。[13]蜡祭为北周独特的祭祀制度，清人秦蕙田《五礼通考》称北周蜡祭“又加以天神、地祇、星宿、岳渎之位，何其滥而不经耶”，[14]但其说盖未明北周蜡祭的基本构造所致。

经书中所载蜡祭，或称为“田祭”，[15]或视作“具有终结意义的节庆”，“报恩的节庆”，[16]或谓之“丰收祭”。[17]蜡祭在《周礼》中仅一见，即《周礼·春官·籥章》所记“国祭蜡，则龡《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18]但语焉不详。蜡祭在《礼记》中作“大蜡”，如《礼记·明堂位》载：“是故夏礿、秋尝、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19]又如《礼记·郊特牲》称“天子大蜡八”，[20]明确言蜡祭神祇。孙吴韦昭以为八蜡即《国语·楚语下》“天子遍祀群神品物”中的“品物”。[21]前辈时贤讨论周代蜡祭，多据《礼记》为说，[22]《礼记》所载是否合乎周代原貌，目前尚无考古材料及出土文献相参验，难以确切论定。秦汉以下，仅东汉所行大蜡礼见于典籍。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载：“是月（案：十二月）也，群神频行，大蜡礼兴”，[23]东汉大蜡或为合祭群神之意，其具体实态不明。曹魏张揖《广雅·释天》则区别䄍、腊为二祭，仅以“索也”解释䄍之意。[24]北周依托《周礼》、《礼记》经注构建“周制”，其基本创制理路，值得究明。

（一）北周蜡祭神祇与郑玄、王肃八蜡说

姬周建子，以夏正十一月为岁首。若姬周行蜡祭，其时间宜在夏正十月。北周未易正朔，仍用夏正，[25]而其蜡祭时间则仿效“周制”。北周蜡祭神祇依托“周制”，《隋志》详载北周蜡祭神祇，“后周亦存其典，常以十一月（案：当作十月，即建亥之月），[26]祭神农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鳞、羽、臝、毛、介、水墉、坊、邮表畷、兽、猫之神于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苍龙、朱雀、白兽、玄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27]据此，北周蜡祭在五郊，蜡祭神祇又有五郊迎气礼的神祇。对此问题，下文另作辨析，此不具论。而蜡祭神祇“神农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鳞、羽、臝、毛、介、水墉、坊、邮表畷、兽、猫”，均源出《礼记》经注。

《礼记·郊特牲》载：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28]

《礼记·郊特牲》仅言“天子大蜡八”，未胪举八蜡何所指。而郑玄注约举《礼记·郊特牲》之文，以为“蜡有八者：先啬一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29]此即郑玄所释八蜡。而“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此属祝辞，郑玄又取祝辞中“昆虫”为八蜡之一，《礼记·郊特牲》明确称“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猫、虎分言之，而郑玄合猫虎为一。

郑玄所释八蜡说与蔡邕说略同，[30]而王肃驳之。孔颖达《礼记正义》载：“郑数八神，约上文也。王肃分猫、虎为二，无昆虫。郑数昆虫，合猫虎者，昆虫不为物害，亦是其功。猫虎俱是除田中之害，不得分为二，不言与，故合为一也。”[31]据此，孔疏申郑义而难王说，郑、王学说所异者主要在于王肃分言猫、虎，不以昆虫为蜡祭神祇。兹列郑玄、王肃说如下表（表1）所示：

八蜡之说，郑玄、王肃之外，又有别说，[32]此不备举。北周蜡祭神祇有“神农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鳞、羽、臝、毛、介、水墉、坊、邮表畷、兽、猫”，其中“神农氏”即先啬，“后稷氏”即司啬，郑玄《礼记·郊特牲》注：“先啬，若神农者。司啬，后稷是也”；“田畯”即农，郑玄《礼记·郊特牲》注：“农，田畯也”；兽原应为虎字，因唐人避太祖景皇帝李虎讳而改，《隋志》以兽猫为次，表明兽（虎）、猫析而为二。姑列源出《礼记·郊特牲》的北周蜡祭神祇如下表（表2）所示：

取北周蜡祭神祇比勘郑玄、王肃八蜡说，北周蜡祭神祇析猫、虎为二，无昆虫，显然择从王肃礼说，而非郑玄礼说。《礼记·郊特牲》载“伊耆氏始为蜡”，北周蜡祭更以伊耆为祭祀神祇，其因在于伊耆为蜡祭的创始者。

北周蜡祭神祇又有“鳞羽臝毛介”，《礼记·郊特牲》并无明文，郑玄、王肃均无此说。《周礼·春官·大司乐》云：“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再变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示，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郑玄注：“此谓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33]据郑玄此说，大蜡时羽物、臝物、鳞物、毛物、介物、象物均可为神祇。北周取用郑玄此说，又设定“象物”（四灵）为五郊蜡祭神祇。（详见下文）《礼记·郊特牲》无明文载“鳞羽臝毛介”，但所记“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中“禽兽”二字，值得注意。《周礼·地官·大司徒》及《礼记·月令》分禽兽为毛鳞羽介臝五类，[34]北周蜡祭以“鳞羽臝毛介”为神祇应代指“禽兽”。而以“禽兽”为蜡祭神祇，并非仅北周有此说，北宋陈祥道、陆佃皆然。[35]可见北周蜡祭神祇大体未出《礼记·郊特牲》所载蜡祭神祇的范围。

合观上文，北周蜡祭神祇并非拘泥于“天子大蜡八”之说，若视“鳞羽臝毛介”为一，则北周蜡祭神祇有十；若析“鳞羽臝毛介”为五，则北周蜡祭之神凡十四。在择定神祇上，北周采纳王肃分言猫、虎说，又取《礼记·郊特牲》中伊耆、禽兽（鳞羽臝毛介）为祭祀对象。

（二）北周五郊蜡祭的创建

《礼记·郊特牲》载：“八蜡以记四方。”郑玄注：“四方，方有祭也。”[36]《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郑玄注：“疈而磔之，谓磔攘及蜡祭。”[37]据此二者，可见郑玄以蜡祭祀四方百物。北周蜡祭“四方各自祭之”，[38]或即据此而设计。北周蜡祭、五郊迎气礼均在五郊，两者间的关联，有必要探明其实。

1.北周五郊迎气礼所祀神祇的来源

五郊迎气礼，其意在于“导致神气，祈福丰年”，[39]其礼肇端于西汉末年元始故事，至东汉明帝时期渐趋完备。汉平帝元始五年（5）采纳大司马王莽奏议，依《周礼·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在长安城设立五郊兆。[40]王莽所建五郊兆，尚无五郊迎气之名。《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及《后汉书·儒林传·董钧传》载，东汉五郊迎气礼始于汉明帝永平二年（59），由博士董钧创制。[41]《续汉书·祭祀志中》载：“自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阳四方。中兆在未，坛皆三尺，阶无等。”[42]据此可知，董钧承用元始故事，又据《礼谶》及《月令》进一步完善五郊迎气礼。

《礼谶》即《礼纬含文嘉》，《礼纬含文嘉》载：“五祀：南郊、北郊、西郊、东郊、中郊，兆正谋”；[43]《月令》载四立日在四郊迎气，“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立秋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立冬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44]此两者即董钧之所据。《周礼·春官·小宗伯》虽有“兆五帝于四郊”之说，但祀五帝时日并不明晰，董钧更据《月令》以四立日“迎春于东郊”、“迎夏于南郊”、“迎秋于西郊”、“迎冬于北郊”之说，并增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45]由此最终确立五郊迎气礼。

北周五郊迎气礼的来源，《隋志》所载不甚清晰。《隋志》以萧梁为参照，而后概述北齐、北周五郊迎气礼。《隋志》云：“梁、陈、后齐、后周及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时之日，各于其郊迎，而以太皞之属五人帝配祭，并以五官、三辰、七宿于其方从祀焉”，又云：“后齐五郊迎气，为坛各于四郊，又为黄坛于未地。所祀天帝及配帝、五官之神同梁”，而北周五郊迎气祭配神祇又与北齐同，“后周五郊坛，其崇及去国，如其行之数。其广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内壝皆半之。祭配皆同后齐”。[46]《隋志》以萧梁居首，北齐、北周次之，在叙述上以南朝为主要线索，其叙述方式与《隋书·经籍志》极为类似，[47]如此极易令人产生北齐、北周五郊迎气礼源出萧梁的印象。

北齐、北周五郊迎气礼祀五人帝、五官之神与萧梁不异，固非谓北齐、北周五郊迎气礼由萧梁输入。北魏明元帝泰常三年（418）已确立五郊迎气礼，[48]南朝五郊迎气礼至梁武帝始创立，制定时日约在梁武帝天监元年（502）修礼典之际，[49]可见南朝五郊迎气礼的创制时间显然晚于北朝，北齐、北周五郊迎气礼似不必远承萧梁，近宗北魏旧制即可。

北周五郊迎气礼不乏兼采东汉故事。北魏五郊迎气礼祀五精帝在四郊，今疑四郊距国都里数均为三十里。[50]东汉五郊迎气礼依《礼记》而设计，故五郊距国都里数当合乎《月令》五行数（木数八、火数七、土数五，金数九，水数六）。[51]而北周所立五郊坛，“其崇及去国，如其行之数”，[52]可谓准乎东汉旧制。

《隋志》以萧梁、北齐、北周、隋朝为次综论五郊迎气礼，“以太皞之属五人帝配祭，并以五官、三辰、七宿于其方从祀焉”，三辰即日、月、星，[53]若据此说，萧梁、北齐、北周、隋朝五郊均祀五人帝、五官之神、日、月、星、七宿。而《隋志》下文分述萧梁、北齐、北周、隋朝五郊迎气礼，仅隋朝五郊配祀五人帝，“五官及星（案：星字疑衍文）、三辰、七宿，亦各依其方从祀”，[54]日、月包含在内，萧梁、北齐、北周则无之。《隋志》此处综论与分述内在相左，自然不能排除《隋志》纂修官疏漏或行文省并所致的可能性，不过更大的原因在于《隋志》纂修官先南后北、模糊化的叙述方式，无形中淡化南北制度的差异性，《隋志》分述部分所记北周五郊迎气礼具有独特性，可能更接近于历史事实。不可否认的是，隋朝之前五郊迎气礼可能已祀日、月，但究竟始于何时，尚无确证，为便于表述，本文暂以《隋志》分述部分为准。

北魏、北齐、萧梁五郊迎气礼，所祀神祇多为五天帝（五精帝）、五人帝及五官之神，而北周又有“星、辰、七宿、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各于其方，从祀之。[55]北周五郊迎气礼新增从祀神祇的来源，《周礼》及郑玄注提供有效线索。

北周五郊迎气礼所祀星、辰，源自《周礼》及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实柴祀日、月、星、辰”，郑玄注：“星谓五纬，辰谓日月所会十二次”，[56]《周礼·春官·保章氏》郑玄注则作：“星谓五星。辰，日月所会”，[57]故“星”即指五星（岁星、荧惑、镇星、太白、辰星），“辰”则指岁星十二次（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诹訾）。

西汉末年五郊兆祀二十八宿，[58]北周五郊迎气礼祭祀四方七宿，即承用元始故事。元始故事本于《周礼·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而以《周礼·春官·小宗伯》行文言之，四望、四类、山、川、丘、陵、坟、衍与“兆五帝于四郊”连文，本不在五郊从祀之列，北周则以四望以下多属五郊从祀神祇。

《周礼·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郑玄注：“玄谓四望，五岳、四镇、四窦（案：窦即渎之假借字）。”[59]郑玄四望说已见于《周礼·春官·大宗伯》“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注文，郑众注以为“四望：日、月、星、海”，[60]郑玄、郑众说殊异。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合祀天地于南郊，从祀神祇包括五岳、四海、四渎。[61]综合而言，北周五郊迎气礼从祀五岳、四镇、四海、四渎，恰恰有效融合郑玄、郑众礼说以及东汉故事而成。北周有“祭四望”之礼，[62]四望疑即指岳镇海渎。

在岳镇海渎中，海渎相对稳定。海即东海、南海、西海、北海等四海；《尔雅·释水》载：“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63]渎即淮、江、河、济等四渎。至于岳镇，则有所变更。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确立五岳为东岳泰山、南岳霍山（天柱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魏晋南朝、北齐基本沿承之，而北周至迟在北周武帝时期南岳已由霍山更为衡山。[64]郑玄《周礼·春官·大司乐》注以为“四镇，山之重大者，谓扬州之会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医无闾，冀州之霍山”，[65]即四镇为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西镇霍山（霍太山），北镇医无闾山，而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四镇名目，西镇更为吴山，霍山改称冀州镇。[66]不过西镇由霍山改为吴山，当始于西魏北周。《周礼·夏官·职方氏》载雍州山镇曰“岳山”，郑玄注以为“岳，吴岳也”，[67]别称吴山。[68]西魏北周以关中地区为京畿，为凸显雍州之望，故采纳《周礼》之文，而非郑玄西镇说。 

《周礼·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下又言“兆山林、丘陵、坟衍，各因其方”，《周礼》经文，自成体系，而多有省文，《周礼·地官·大司徒》分土地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69]而《周礼·春官·小宗伯》仅言“兆山林、丘陵、坟衍”，不言川泽、原隰，《周礼·春官·大宗伯》仅载“以狸沉祭山林、川泽”，未及丘陵、坟衍、原隰，此即《周礼·春官》不尽举五地之名以代称五地之例，故北周五郊迎气礼取法《周礼》，以五地中之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均为五郊所祀神祇，而独阙“原隰”。不过北周蜡祭神祇即有“原隰”，（详见下文）《隋志》所载北周五郊从祀神祇当原脱“原隰”二字，方为理顺。

历来学者研治《周礼》，如清代连斗山、孔广林、民国廖平等均以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比附五行，[70]而北周在五郊分祀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并非比附五行。北周礼典并未传世，沿承北周礼典的《大唐开元礼》则有明文可证。《大唐开元礼》载蜡祭神祇作五山、五林、五川、五泽、五丘、五陵、五坟、五衍、五原、五隰，[71]即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均分言之。唐代礼制因仍有自，则北周蜡祭当亦如此。故学者以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比附五行，失之穿凿。

北周五郊所祀神祇，已如上论。北周五郊坛形制，《隋志》略载之，“其崇及去国，如其行之数。其广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内壝皆半之”。据此可知，北周五郊坛高度与五行数相应，坛外有内外二壝。五郊所祀神祇并非均陈位于五郊坛上，而是与神祇等级次第以及祭祀方式相关。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实柴祀日、月、星、辰”，[72]北周五郊迎气礼祀星辰，别设星辰坛，“崇五尺，方二丈”。[73]《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狸沉祭山、林、川、泽”，北周祀岳镇、山林以下，其神位置于埳内，岳镇海渎与山林各自设埳，“岳镇为埳，方二丈，深二尺。山林已下，亦为埳”。[74]可见北周五郊配祀、从祀神祇陈位，存在坛上、埳内之分殊。

据以上所考，兹列北周五郊迎气礼如下表（表3）所示：

2.北周五郊蜡祭时日

北周五郊迎气礼在四立日及季夏土王日（立秋前十八日），[75]以东郊、南郊、黄郊、西郊、北郊为序，而蜡祭分祀五郊，祭祀次第同于五郊迎气礼，其时日则以先后连日为次。《隋志》云：“祭毕，皇帝如南郊便殿致斋，明日乃蜡祭于南郊，如东郊仪。祭讫，又如黄郊便殿致斋，明日乃祭。祭讫，又如西郊便殿，明日乃祭。祭讫，又如北郊便殿，明日蜡祭讫，还宫。”[76]《隋志》未言及祭东郊，或有脱文，“祭毕”乃指东郊祭毕。故北周蜡祭礼仪基本程序为先祭东郊，而后至南郊便殿，次日在南郊行蜡祭，黄郊、西郊、北郊随之亦然。

《隋志》云：“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腊宗庙，祭社稷，其方不熟，则阙其方之蜡焉。”[77]据此，隋初承袭北周之制，可知北周蜡百神、腊宗庙、腊祭社稷在十月下亥。北周为木德，在祖腊时日说中，[78]亥日为木德始日，北周蜡百神、腊宗庙、腊祭社稷择定在亥日，当与此相关。而北周蜡百神在十月下亥，即东郊蜡祭时日，南郊、黄郊、西郊、北郊在亥日之后，依次蜡祭。《隋志》称北周蜡祭，“其方不熟，则阙其方之蜡焉”。即依次蜡祭五郊不过在丰收之年，五郊蜡祭与四方相应，四方若逢饥馑灾荒，则阙其方之祀。姑列北周蜡祭时日如下表（表4）所示：

3．北周蜡祭所祀五郊神祇

北周蜡祭主要神祇，源出《礼记·郊特牲》，上文所论已详。而北周在五郊行蜡祭，故所祀神祇又有五郊神祇。北周五郊迎气礼所祀神祇有五天帝、五人帝、五官之神、五星、十二辰、二十八宿、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北周蜡祭多沿用之。

依《隋志》所载，北周蜡祭神祇，“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苍龙、朱雀、白兽、玄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日、月，五方皆祭之”。[79]所谓五方上帝即五天帝（五精帝），列宿即二十八宿。北周蜡祭神祇无十二辰，明显异于五郊迎气礼。北周五郊迎气礼是否祀日、月，尚未确知，而北周蜡祭增祀地祇、四神（苍龙、朱雀、白虎、玄武）等则无疑义。

若以日、月为北周蜡祭增祀神祇，北周蜡祭在五郊迎气礼基础上，增祀日、月、地祇、四神，其来源与郑玄《礼记》、《周礼》注相关。《礼记·月令》载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郑玄注以为“此《周礼》所谓蜡祭也，天宗谓日、月、星、辰也”，[80]星、辰已在五郊迎气礼从祀神祇之列，而北周蜡祭神祇未取十二辰，仅增祀日、月。

上文引《周礼·春官·大司乐》“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郑玄注：“此谓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谓四灵者。天地之神，四灵之知，非德至和则不至”，以“象物”即四灵，并又引《礼记·礼运》四灵（麟、凤、龟、龙）说，[81]卢辩《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注亦以为“龟、龙、麟、凤，所谓四灵”。[82]四神与四灵的界线，南北朝时期具有混淆的迹象，[83]依据《周礼》及郑注，土祇（地祇）、四灵均在蜡祭之列，然而北周蜡祭苍龙、朱雀、白虎、玄武，以及北周画缋之六旗包括“青龙之旗”、“朱鸟之旟”、“白兽（案：虎）之旗”、“玄武之旐”，[84]而非麟、凤、龟、龙，表明北周仍然存在以苍龙、朱雀、白虎、玄武为四灵的神灵观念。

4．蜡祭神祇陈位与享祀

北周蜡祭神祇陈位略有分别，《隋志》云：“上帝、地祇、神农、伊耆、（五）人帝于坛上，南郊则以神农既蜡，无其祀。三辰、七宿则为小坛于其侧，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则各为坎，余则于平地。”[85]据此文，可知蜡祭神祇陈位存在蜡坛、蜡坛侧之小坛、坎内、平地之分殊。北周蜡祭以五方上帝、地祇、神农、伊耆、五人帝为重要神祇，五郊均祭之，而《隋志》载：“南郊则以神农既蜡，无其祀”，其因在于神农即为炎帝，此与南郊祀炎帝相重复，故南郊蜡祭不复设神农神位。在享祀等级上，五天帝、五地祇、神农、伊耆、五人帝为主要祭祀神祇，神位陈于蜡坛，受皇帝初献、冢宰亚献、宗伯终献之礼；日、月、星、五官、后稷、田畯、岳镇海渎等，由上大夫进献；七宿、山林川泽以下诸神祇，由中大夫进献，[86]北周蜡祭享祀判然三分。在祭祀方式上，《隋志》载五天帝、五人帝、田畯、羽、毛等所用牲币玉帛以燔燎，地祇、邮表畷等以瘗埋，[87]仅具两类。

依上文所考，北周蜡祭神祇的具体情形，姑列表（表5）如次：

唐房玄龄称：“《月令》蜡法，唯祭‘天宗’，谓日、月已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88]唐人讨论蜡祭，仅据《礼记·月令》郑玄注“此《周礼》所谓蜡祭也，天宗谓日、月、星、辰也”，废除北周以来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等蜡祭神祇，实则未明北周蜡祭的创设与五郊迎气礼的关系极为密切，且又因袭源自五郊迎气礼其他神祇，可谓进退失据。

北周托古改制，素以依傍《周礼》而著称，而北周五郊迎气礼的改定，援据《周礼》之外，兼采郑玄注，以定具体神祇，增祀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五方之神。北周行五郊蜡祭，以五郊迎气礼为基础，更据《周礼》、《礼记》所记蜡祭，以及郑玄关于蜡祭的诠释理路，在五郊依次行蜡祭，遂成北周蜡百神之礼。北周五郊迎气礼的改定与蜡祭的创制，郑玄注并非唯一礼说，间有一处取自王肃注文，但郑玄注为探寻北周五郊迎气礼、蜡祭构建的核心线索。

北周蜡祭具有浓厚的“周制”色彩，折射出北周礼典依托“周制”的制作理念。而北周改定五郊迎气礼，创建蜡祭，并非直接引据《周礼》或《礼记》，其礼仪制度创制的礼学理路，史料中斑斑可考，具有极为复杂的礼学背景，恐非一二浅学所能定，当源出礼学名家之手。但究竟出自何人设计，并无明文可证。北周蜡祭的创制，并非孤立的个案，有必要结合北周礼典的修撰问题进行综合考察。

《隋志》载：“在周，则苏绰、卢辩、宇文弼，并习于仪礼者也，平章国典，以为时用”，[89]不过苏绰、卢辩与宇文弼并不在同一时期。史籍所见西魏北周五礼之修撰，主要有两个时期：其一在西魏文帝大统年间，由宇文泰任命范阳卢辩等人纂修；其二在北周武帝年间。[90]而明确此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无疑为解决北周礼典创制的关键性问题。

据学者考察，北周武帝时期宇文弼、柳敏、崔方仲、熊安生等修定五礼，《隋志》所记“北周礼制是武帝创立的新礼制”。[91]而《周书·武帝纪》载天和二年（551）三月“初立郊丘坛壝制度”，[92]即为明证，但北周郊祀制度并非尽为北周武帝所初定。

《周书·武帝纪》所谓“初立郊丘坛壝制度”，其意颇有分歧，北周武帝始立祭祀制度，是否专指郊丘制度，语义不甚明晰。自北魏孝武帝西迁长安之后，至西魏文帝大统二年（536）正月辛亥祀南郊，以神元帝配享，大统十一年冬，“始筑圆丘于城南”，[93]表明西魏南郊、圆丘郊天制度至此基本确立。北周沿承西魏分设郊丘模式，《隋志》载北周郊祀制度以神农配祀圆丘、方丘，以始祖献侯配享南郊、神州坛，[94]此与孝闵帝元年（557）诏令相契。[95]据此应知，孝闵帝元年所确立北周郊祀配祀制度，终北周一朝始终遵用不易。故《周书·武帝纪》所载“初立郊丘坛壝制度”，颇疑指周武帝重新更定坛壝形制或具体尺寸，《隋志》所见北周郊丘坛壝制度即北周武帝重新更定之制。

至于北周郊祀时日，并非尽如《隋志》所言“其祭圆丘及南郊，并正月上辛”。[96]依《周书》所记，即便孝闵帝、明帝、北周武帝时期有大冢宰宇文护柄政，北周君主即位之后，为凸显君权的政治合法性，先后行祀圆丘、方丘、南郊等祭礼。在北周君主郊祀礼中，祀圆丘往往在祀南郊之前，具体时日无一例在正月辛日，祀南郊并非固定在正月上辛，不乏在正月中辛或下辛之例。（见表6）北周君主祀圆丘均为正祭，或谓北周祀圆丘有正祭、告祭之分，[97]并非精确。要而言之，北周武帝时期郊祀制度大体因仍孝闵帝初年旧制。而孝闵帝初年旧礼，多袭用西魏之制。故在西魏北周礼典因循损益的过程中，西魏北周礼典不妨视为一体，西魏大统年间卢辩等人所定五礼，理应视为北周礼典的源头。

《隋书·经籍志二》著录“《后魏仪注》五十卷”，即北魏常景所修北魏五礼。[99]学者指出：“宇文泰欲行周朝的官制、礼仪，所依靠者非士族莫属”，[100]西魏文帝大统初年，北魏旧礼经由山东士族卢辩等人修订。《周书》、《北史》卢辩本传载，“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乃命辩成之。于是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101]《隋书·裴政传》作“（宇文泰）命与卢辩依《周礼》建六卿，设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遵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102]据此，可知西魏文帝大统初年，六官制度由卢辩等人制定，西魏相关礼制如朝仪、车服等，亦由卢辩、裴政等设定。《周书·儒林传序》又载“卢景宣（案：景宣为卢辩字）学通群艺，修五礼之缺”，[103]可知西魏五礼盖由卢辩总其成。与卢辩同修五礼者，上文所举裴政之外，又有周惠达、薛憕、薛寘、檀翥、辛彦之等。[104]魏周革命以后，卢辩、辛彦之主掌北周礼仪，《隋书·儒林传·辛彦之传》载：“及周闵帝受禅，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掌仪制”，[105]更为直接表明卢辩在西魏、北周礼典的制作与礼仪的行用上，发挥主导性作用。

唐代史臣所谓“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其中“古礼”即代指相对宽泛的“周制”，其意并非在于悉除汉魏旧制，而是援据“古礼”，或改造“汉、魏之法”，或创制新礼，西魏北周礼仪制度由此呈现出革新的面貌。“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或可视作西魏北周礼典制作的基本原则，“宪章姬周”可谓西魏北周礼典制作的最终目标。

然则，何以必知《隋志》所见北周吉礼多为卢辩等人创制？卢辩创制祭祀新制，《隋志》不乏有效线索，朝日夕月礼即属此例。蔡邕《独断》阐述朝日夕月为天子“兄事日，姊事月”之义，[106]汉唐时期朝日夕月礼虽云始于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107]而魏晋洛阳城朝日、夕月究竟设立庙还是神坛，[108]史料所记并不清晰。《周礼》设官分职，虽云系统严整，但间有疏失，有朝日而无夕月，或属《周礼》作者疏失所致。[109]日坛、月坛的规制，《礼记·祭义》载：“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110]北魏刘芳上表宣武帝，以“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审”，议以《礼记·祭义》“计造”日坛、月坛，宣武帝未从其议。[111]值得玩味的是，北魏已设“日月之位”，刘芳仅据《礼记》议礼，而未援据汉魏故事以为驳议论据，从一侧面表明汉晋时期日坛、月坛并未付诸实施。

北周朝日夕月礼承用北魏旧制，具体时日定于二分日，[112]而其礼仪具有显著的变更。《隋志》云：

后周以春分朝日于国东门外，为坛，如其郊。用特牲青币，青圭有邸。皇帝乘青辂，及祀官俱青冕，执事者青弁。司徒亚献，宗伯终献。燔燎如圆丘。秋分夕月于国西门外，为坛于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礼如朝日。[113]

北周朝日在东郊，舆服俱为青色，[114]此与东郊迎气相类，而夕月在西郊，舆服亦与西郊迎气相同，《隋志》载：“五曰白辂，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115]“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则素衣素冕”。[116]可见北周朝日、夕月舆服分别取法东郊、西郊迎气之制，而北周朝日坛在国都东门外，夕月坛位于国都西门外的坎中，可谓义取《礼记·祭义》“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由此确立朝日夕月礼之基本规制。

北魏孝明帝正光初年，卢辩任太学博士，始为《大戴礼记》作注。[117]孝武帝永熙三年（534）春，中书舍人卢辩为孝武帝在显阳殿讲解《大戴礼记·夏小正》，[118]表明卢辩《大戴礼记注》或在永熙三年已部分成稿。

《大戴礼记·保傅》云：“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卢辩注：“祭日东坛，祭月西坎，以别内外，以端其位”，[119]卢辩取《礼记·祭义》之义注《大戴礼记》，祭日设日坛，祭月设月坎，此与北周朝日夕月礼若合符节。不仅如此，卢辩《大戴礼记注》的现实政治意义也体现在六官制度上。卢辩注《大戴礼记》多据《周礼》，而《周礼·冬官》亡佚不存，大司空职能缺乏精确概括，卢辩称司空之职，“凡宗社之设、城郭之度、宫室之量、典服之制，皆官所职也”，[120]王仲荦《北周六典》未引及之，[121]而此条无疑与西魏北周六官相发明。由此不难理解，北周朝日夕月礼应源出卢辩等人所定西魏五礼。目前虽无更为直接的证据，但推断具有复杂礼学背景的北周蜡祭、五郊迎气礼等，其具体设计出自卢辩等人之手，或非过论。

北周礼典在史志目录中未见著录，而《隋志》所载北周礼制为探究北周礼典修撰问题的重要依据。透过北周蜡祭、五郊迎气礼、朝日夕月礼等新制的创建理路，从一侧面反映出北周吉礼的制作具有复杂的礼学背景，其修撰明显具有取法“周制”的倾向。

学者称：“北周宇文氏则雅重经典，用卢景宣、长孙绍远等人修补五经之缺、礼乐之坏，更待当时大儒熊安生以殊礼。故经学在北周虽不及北魏之盛，较北齐则略胜一筹。”[122]西魏北周重经典，通经以致用，经典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宇文泰命卢辩等人所修西魏五礼以“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为基本原则，在北周祭祀新制中，北周主要依托《周礼》及郑玄注，改定五郊迎气礼以及创建蜡祭，北周朝日夕月礼主要援据《礼记·祭义》创设日坛、月坎，北周三种祭祀新制均合乎西魏五礼制作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北周日坛、月坛的设立，与卢辩《大戴礼记注》之义高度契合。据此种种迹象，北周吉礼并非为北周新创，而是多沿用西魏大统初年卢辩等人所定旧礼。西魏北周礼典的制作多遵“周制”，遂使西魏北周吉礼明显有异于萧梁、北齐之礼，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北魏开启北朝取鉴《周礼》的风气，[123]西魏北周礼仪制度并非仅仅依准《周礼》，而是糅合《周礼》、《礼记》经注，制造“周制”，西魏北周创制的蜡祭，所祀神祇神位达203座之多，成为西魏北周十月合祭百神之礼。

天神祭祀是凝聚族群的精神力量，也是君主膺承天命的象征符号。北魏前期源自拓跋鲜卑的西郊郊天礼与华夏郊天礼并行，具有双重天命的显著特征。北周君主未行游牧民族的郊天礼，而《隋书·礼仪志二》载北周皇帝亲拜“胡天”，体现出北周上层的胡化。[124]围绕宇文氏祖炎帝的族源记忆，学者强调西魏北周的鲜卑、华夏双重正统性。[125]而从礼仪制度层面言之，北周取法《礼记·祭法》虞、夏以始祖黄帝配享圆丘之意，更以方丘配享帝同于圆丘，由此确立炎帝配享二丘的郊祀配享制度。[126]而礼仪制度折射出西魏北周的正统观念，反映出西魏北周塑造华夏正统的政治努力。北周在文化上不及北齐山东文化以及南朝文化兴盛繁荣，而北周在族群认同上，宣称来自华夏族群，攀附炎帝子嗣，并择定国号为周，礼仪制度标榜“周制”成为北周长期的文化正统策略。

在与东魏北齐、萧梁争夺正统过程中，宇文泰开启西魏北周依托“周制”以标榜华夏正统的传统。卢辩等人依托《周礼》、《礼记》，以郑玄注为核心线索，改定五郊迎气礼，并创建蜡祭。在北周武帝建德六年灭北齐之前，以行政区划言之，西魏北周所祀山川，仅有西岳华山、西镇吴山、西海、江、河在其望祭范围内，余均非其辖区内之山川。而西魏北周所行五郊迎气礼、蜡祭合祀五方的天地神祇，以及九州的岳镇海渎，反映出其天下观并非局限于关陇一隅，而是以九州为基本范畴，象征西魏北周君主君临天下之意，折射出西魏北周强烈的华夏正统观念。西魏北周吸纳“周制”所创建的祭祀新制，为中古时期吉礼的创制注入新鲜血液，推动古礼走向复兴，对于隋唐礼仪制度，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