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时，大批北人渡江南来。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有北人陆续过江。按当时人的认识，东晋中期过江的北人被视为“晚渡北人”。晚渡北人在政治上不得志，难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这些情形已为研究者所熟知。本文所要特别揭示的是，轻视、排挤晚渡北人的其实并非南方土著势力，而是早过江的北人。东晋中期，如王导、庾亮等第一代渡江北人大多已经故去。真正活跃在朝野的是渡江北人的第二代。这一代人自幼生活在南方，对北方缺乏归属感，他们轻视晚渡者的心态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北人南来，与本地土著居民长期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彼此在文化上的交流、融合都是不可避免的。过去的研究者比较强调的是北方强势文化对南人的影响，这是一个有事实依据的判断。不过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南方当地文化对北人、特别是对在南方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北人也有很大影响。早年证件照
一、元嘉时期的晚渡北人
晚渡北人的问题虽然早在东晋中期就已经出现，但是问题变得醒目起来却是在刘宋元嘉年间。为论述的方便，我们首先从这一时期开始讨论。《宋书》卷六五《杜骥传》：杜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预，晋征南将军。曾祖耽，避难河西，因仕张氏。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兄坦，颇涉史传。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历后军将军，龙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铄右将军司马。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坦以此慨然。尝与太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汉朝莫及，恨今世无复如此辈人。”坦曰：“日磾之美，诚如圣诏。假使生乎今世，养马不暇，岂办见知。”上变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请以臣言之。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伧赐隔。日磾胡人，身为牧圉，便超入内侍，齿列名贤。圣朝虽复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西晋末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1]根据上述记载，晚渡江者仕途不顺，“每为清涂所隔”。杜坦南来是在“高祖征长安”时。刘裕西征长安是在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按此，晋末过江者即属“晚渡北人”。《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
孝武狎侮群臣，随其状貌，各有比类，多须者谓之羊。颜师伯缺齿，号之曰齴。刘秀之俭吝，呼为老悭。……柳元景、垣护之并北人，而玄谟独受“老伧”之目。凡所称谓，四方书疏亦如之。“老伧”与“伧荒”含义相同。据本传，王玄谟是太原祁人，“祖牢，仕慕容氏为上谷太守，陷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谟幼而不群，……武帝临徐州，辟为从事史。” 按上文文意，不仅王玄谟为“老伧”，而且柳元景、垣护之也属同类。柳元景是河东解人，“曾祖卓，自本郡迁于襄阳，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凭，冯翊太守。”[2]该家族究竟何时南迁已不可考，但肯定也是较晚，而非永嘉时南迁。[3]垣护之是略阳桓道人。“祖敞，仕苻氏，为长乐国郎中令。慕容德入青州，以敞为车骑长史。德兄子超袭伪位，伯父遵、父苗复见委任。遵为尚书，苗京兆太守。高祖围广固，遵、苗踰城归降，并以为太尉行参军。”[4]按此，垣氏家族过江当在晋末。此外，《宋书》中所载申恬、鲁爽、薛安都、谭金诸人也都属于晚渡北人。这些人多以武力见长，在文化上则无可论说，不能与永嘉年间过江之辈相比。
关于晚渡北人，还有一条史料是应该注意的。《宋书》卷八六《刘勔传》：淮西人贾元友上书太宗，劝北攻悬瓠，可收陈郡、南顿、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上以其所陈示勔，使具条答。勔对曰：“……臣窃寻元嘉以来，伧荒远人，多干国议，负儋归阙，皆劝讨虏。鲁爽诞说，实挫国威，徒失兵力，虚费金宝。凡此之徒，每规近说，从来信纳，皆诒后悔。界上之人，唯视强弱，王师至境，必壶浆候涂，裁见退军，便抄截蜂起。首领回师，何尝不为河畔所弊。”针对“淮西人贾元友”劝太宗北伐的建议，刘勔说“伧荒远人，多干国议”，是知贾氏也属“伧荒”一类。刘勔说他们“负儋归阙，皆劝讨虏”，对北伐很积极，并举了鲁爽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再举出王玄谟的例子：“玄谟每陈北侵之策，上谓殷景仁曰：‘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5]《通鉴》卷一二五文帝元嘉二十六年胡注：“汉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禅于姑衍，以临瀚海。”按文帝云“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即是以西汉事为比喻，意指王玄谟在鼓动北伐。
伧荒之辈热衷于北伐，元嘉以来“多干国议”。这既与其地域背景有关，也与元嘉年间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伧荒”南来较晚，多以武力见长，缺乏文化素养，很难进入南方士族政治的权力核心。他们的势力基础还是在江北，热衷于北伐在情理之中。元嘉年间，“伧荒”被重用，当与其时北府兵衰落、宋文帝对北伐的态度有关。关于东晋军事集团的分布，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东晋南来北人武力集团分长江下游京口与长江上游襄阳两类。后者南迁较晚，“故其战斗力之衰退亦较诸居住长江下游京口晋陵一带之武力集团为稍迟。”[6]晚近田余庆先生又进一步指出，京口的北府兵到刘宋初年已经是兵源枯竭，渐渐衰落，“兵将来源日益移到西楚的襄阳”。[7]前述柳元景、鲁爽等正是驻留襄阳的晚渡北人。当然，还不能据此将晚渡北人仅仅理解为驻留襄阳的北人，如王玄谟、垣护之等就不是来自该地。总之，在北府兵衰落之后，刘宋朝廷不得不另有选择，晚渡北人起到了替代的作用。 元嘉年间，宋文帝“有志北略”，[8]元嘉七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三次大举北伐。其中如杜骥、垣护之、王玄谟、柳元景、薛安都、鲁爽等人均积极参预。与此不同，当时朝廷上却是 “举朝为不可”。[9]在这种形势下，宋文帝重用晚渡北人也在预料之中了。
二、北人心态的变化
晚渡北人在刘宋初年的活跃本身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真正重要的是，通过观察晚渡北人在南方的境遇，我们可以看到早渡北人心态的一些变化。“伧荒”，本是南人对北人的通称。《艺文类聚》卷七二引《笑林》：“吴人至京，为设食者有酪苏，未知是何物也，强而食之，归吐，遂至困顿。谓其子曰：‘与伧人同死，亦无所恨，然汝故宜慎之。’”《晋书》卷九二《左思传》：陆机入洛，闻左思作《三都赋》，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永嘉以后，吴人依然视北来者为“伧”。《世说新语·排调》篇：“陆太尉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晋书》卷五八《周处传附周玘传》：“将卒，谓子勰曰：‘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吴人谓中州人曰‘伧’，故云耳。”有趣的是，当晚渡北人到达南方后，称他们为“荒伧”的却不是吴人，而是早渡北人。关于晚渡北人被轻视，《通鉴》卷一二四元嘉二十三年是这样描述的：“时江东王谢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伧荒遇之。”这是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并不十分准确。元嘉年间，似不能说“王谢诸族方盛”，但如果仅是以“王谢诸族”来象征北来侨人的话，《通鉴》的说法也可通，因为当时的“朝廷”的确是由北人控制着。现在，正是这些早渡北人视晚渡者为“荒伧”。以上所引轻视晚渡北人的事例在刘宋初年。不过，这还不是最早的。《晋书》卷八四《杨佺期传》：杨佺期，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也。曾祖准，太常。自震至准，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乱没胡。父亮，少仕伪朝，后归国，终于梁州刺史，以贞干知名。佺期沉勇果劲，而兄广及弟思平等皆强犷粗暴。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地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齿，欲因事际以逞其志。杨佺期之父杨亮“归国”事，《晋书》卷一一六《姚襄载记》也有记载：“先是，弘农杨亮归襄，襄待以客礼。后奔桓温，温问襄于亮，亮曰：‘神明器宇，孙策之俦，而雄武过之。’其见重如是。”《通鉴》系此事于穆帝永和十二年（356年）。据此，东晋中期过江的北人已属“晚过江”，并因此而受到压制。这是耐人寻味的。
东晋中期，如祖逖（266—321）、王敦（266—324）、周顗（269—322）、桓彝（275-327）、王导（276—339）、温峤（288—329）庾亮（289—340）等永嘉年间渡江的一代人大都故去了，当时活跃在东晋朝野的人，如桓彝之子桓温、谢裒之子谢安、王导从子王羲之，以及孙盛、褚裒、孙绰、刘惔、王蒙、李充、袁宏等人均属渡江北人的第二代。视晚渡北人为“荒伧”的就是这一代人。这批人或幼年过江，或生于南土，对他们来说，南方已经成了事实上的故乡，北方最多只有一个朦胧的记忆，甚至连朦胧的记忆都没有。因此他们对刚刚到来的北方人缺乏认同感，所以才学着吴人的腔调称后来者为“荒伧”，而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来历。对“晚渡北人”的不认同，说到底是对北方的不认同。在这方面，渡江的两代人是很不相同的。永嘉年间渡江的北人并没有在南方扎下根来的意愿，他们对故土仍难以忘怀。《晋书》卷七五《王湛传附王承传》：“寻去官，东渡江，是时道路梗涩，人怀危惧，承每遇艰险，处之夷然，虽家人近习，不见其忧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叹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世说新语·言语》篇：“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晋书》卷六五《王导传》：“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北来流民领袖郗鉴临终上疏说：“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10]郗鉴死于成帝咸康五年（339年）。按郗鉴所说，当时北人虽被迫南迁，但并不愿长久滞留南方，“皆有归本之心”，只是因为“处与田宅”，才“渐得少安”。与此不同，第二代人对北方已经没有什么眷恋之心了。隆和（362—363）初，桓温北伐，收复失地，上疏称：“丧乱缅邈，五十余载，先旧徂没，后来童幼，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桓温建议：“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11]这个建议引起了强烈反对。当时孙绰就上疏明确说出了不愿意北迁的理由。他说北人既然“播流江表，已经数世”、“植根于江外数十年”，家业已成，自然不愿意“离坟墓，弃生业”、“ 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12]殷浩北伐时，王羲之也强烈反对。他说：“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他直言道：“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13]北人心态的改变，影响到了制度的变化。孝武帝时范宁上疏说：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圣王作制，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古者失地之君，犹臣所寓之主，列国之臣，亦有违适之礼。随会仕秦，致称《春秋》；乐毅宦燕，见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世迁移，何至于今而独不可？[14]按范宁说，过江之初户籍分黄、白，“许其挟注本郡”，是因为当时北人认为南来只是暂时的，即所谓“庶有旋反之期”，而现在的情形却是“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因此，为了“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应该“土断人户”，取消户口差别。[15]为了论证安于南方的合理性，范宁还找到了历史上的根据，即所谓“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世迁移”。[16]周一良先生曾发现，南朝北来侨人以世代居住地为“本州”。他说：“东晋时北人南渡，侨立州郡县，以别于土著，独得免除租税力役之特权。桓温刘裕于北伐之前皆曾实行土断，以扩大兵源。……经东晋末以及宋齐多次土断后，侨人著籍于所定居之郡县者益多，因径以所居之地为本州本郡，……东晋朝野尚以北伐为念，而宋齐以后，侨人遂安于南方，不再作北伐之想，与土断后即以世居之地为本州，盖不无联系也。”[17]周先生由“本州”一词的含义看出侨人安于南方现状的变化，确具卓识。不过根据上面的讨论，这个变化的发生是可以提前到东晋中期的。前述孙绰、王羲之反对北伐的态度、范宁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土断的实行等等，都表明自东晋中期以后，随着渡江北人第二代的登场，北来侨人已经安于南方了。他们对晚渡北人的轻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北人无意北还，这种心态是造成东晋中叶以后北伐一再失败的重要原因。四世纪中叶，即所谓“胡亡氐乱”之时，北方陷入混乱，对南方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桓温的北伐还是失败了。桓温的失败固然与他本人并非真心北伐有关，但南方朝野的不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刘裕能够灭南燕、灭后秦，说明当时北方地区已经没有一支能够与南方抗衡的力量了。但是北伐依然没有进行到底。可以说，一直到北魏入主中原之前，南方一直是有机会的。一再的失败都是因为南方政权并无意真正北伐。元嘉年间的北伐也并不是真的要统一全境。元嘉七年，宋文帝先遣殿中将军田奇衔命告拓跋焘：“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18]他的目标只是夺回河南地。但是，此时北魏势力已经形成，连这个目标也不可能实现了。2013年1月12日 与徐俊、戴燕 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
三、北人去会稽
北来侨人若想在南方扎下根来，就必须占有土地。陈寅恪先生说：“新都近旁既无空虚之地，京口晋陵一带又为北来次等士族所占有，至若吴郡、义兴、吴兴等皆是吴人势力强盛之地，不可插入。故惟有渡过钱塘江，至吴人士族力量较弱之会稽郡，转而东进，为经济之发展。”[19]唐长孺先生解释东晋以后的山泽占领时说：“屯、邸、别墅所以在山泽之地发展的原因，是由于北来侨人（包括皇室、士族、军人等）在南方获得已垦熟田之不易，其土地欲望不能不以占领山泽方法获得满足。”[20]就我的观察，第一代北人似乎没有什么求田问舍的行动。定居会稽是从第二代开始的，具体时间则是在苏峻之乱以后。但是，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早在两晋之际，就已经有不少北来者定居会稽了。王志邦先生曾有专文讨论这个问题。[21]他认为自西晋末年到东晋朝，流寓会稽的北方士人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西晋末年到东晋元帝时期。从文中引证诸事例看，最有力的证据可能是许氏家族定居会稽事。《建康实录》卷八载，许归“以琅邪太守随中宗（元帝）过江，迁会稽内史，因家于山阴。”除此之外，其它例证颇有可疑之处。关于北地傅氏，作者说：“傅玄的孙子傅敷、傅晞兄弟俩，‘永嘉之乱，避地会稽。’元帝任傅敷为镇东从事中郎；傅晞‘为上虞令，甚有政绩’。傅晞的后代遂家居上虞。”他的意见可能还须要再斟酌。《晋书》卷四七《傅玄传》：“（傅敷）永嘉之乱，避地会稽，元帝引为镇东从事中郎。素有羸疾，频见敦喻，辞不获免，舆病到职。数月卒，时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为上虞令，甚有政绩，卒于司徒西曹属。”据此，东晋初傅敷曾“避地会稽”，后任元帝镇东从事中郎，当是离开了会稽。傅晞一度出任上虞令，后又任职朝廷，卒于司徒西曹属任上，似不能说傅氏兄弟已经定居会稽。《宋书》卷五五《傅隆传》：“隆字伯祚，北地灵州人也。高祖咸，晋司隶校尉。曾祖晞，司徒属。父祖早亡。隆少孤，又无近属，单贫有学行，不好交游。义熙初，年四十，始为孟昶建威参军，员外散骑侍郎。坐辞兼，免。复为会稽征虏参军。家在上虞，及东归，便有终焉之志。”傅晞曾孙傅隆生活的时代已到东晋末期，“家在上虞”很难说是从东晋初年傅晞时就已开始。王文还举出了颍川庾琛的例子。据《晋书》卷九三《庾琛传》、卷七三《庾亮传》的记载，庾琛西晋末一度任会稽太守，后转丞相军咨祭酒。庾亮曾随父在会稽。这个例子只能说明庾氏父子去过会稽，不能说明他们已经定居此地。关于谢氏家族，王文说：“谢安寓居始宁东山，谢灵运的祖父并葬始宁。谢氏一门在始宁建有庞大的庄园。谢氏由谁先流寓于此，浙江上虞新近发现的《盖东谢氏宗谱》提供了线索。该宗谱记载：谢衡被任命为国子祭酒而寓居始宁。”这是比较可疑的。田余庆先生曾经针对王文指出：“谢衡迁国子祭酒当在元康初，此后谢衡还擢居太子少傅、散骑常侍，在散骑常侍任内曾有奉诏议皇太孙丧礼之事，其活动无疑皆在洛阳朝廷。《盖东谢氏宗谱》说谢衡迁国子祭酒而寓居会稽始宁，似难置信。”[22]关于北人何时开始到会稽定居，台湾学者刘淑芬先生《六朝的城市与社会》一书也有详细讨论。[23]刘书中有“定居浙东北方大族田园庐墓表”，表中第一人即是谢安。其中“园宅所在”一项，列上虞，“庐墓所在”一项中加注说明道：“《嘉泰会稽志》卷六云，谢安墓在上虞县西北四十里，而《建康实录》称谢安墓在建康梅岗。”备注称：“渡江即居此地。”按《晋书》谢安本传未载园宅、庐墓所在地，作者是采纳了《会稽志》的记载。《会稽志》，南宋施宿等撰，以此为史料依据恐有不妥。关于庐墓所在地，还是相信《建康实录》比较合理。谢安死于建康，按常理自然也应葬于建康。[24]据《晋书》卷七九谢安本传记载，谢安曾“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时间是在东晋中期。表中列有阮裕，备注称：“渡江即居此”。这也是不准确的。《晋书》卷四九《阮籍传附阮裕传》：“咸和初，除尚书郎。时事故之后，公私弛废，裕遂去职还家，居会稽剡县。”这里所谓“事故”是指苏峻之乱，时间在咸和二年（327年），此时距司马睿过江已经有二十年之久，因此不能说阮裕渡江即居此地。表中还列有孙统、孙绰，备注称：“渡江即居此。”按《晋书》卷五六《孙楚传附孙统传》：“幼与绰及从弟盛过江。诞任不羁，而善属文，时人以为有楚风。征北将军褚裒闻其名，命为参军，辞不就，家于会稽。”按孙统幼年过江，至褚裒征其为参军，中间应该有相当长时间。《晋书》卷九三《褚裒传》载，褚裒任征北大将军是在穆帝永和年间。孙统被征当在此时，以后才有“家于会稽”之事发生，因此尚无证据说孙统渡江即居会稽。孙绰“少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居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乃作《遂初赋》以致其意。”[25]时间应是在东晋中期。根据以上考察，可知王志邦、刘淑芬所认定的西晋末年、东晋过江之初即定居会稽的事例大多不可靠。从史料上看，北来侨人最早成批地去会稽可能是在成帝咸和（326—334）年间苏峻之乱时。《晋书》卷七○《刘超传》：“及苏峻谋逆，超代赵胤为左卫将军。时京邑大乱，朝士多遣家人入东避难。”“东”通常是指会稽地区。这可能是北人“发现”会稽的开始。《晋书》卷六五《王导传》：苏峻之乱后，“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有所适。”此事《建康实录》卷七也有记载，作：“温峤议迁都豫章，朝士及三吴之豪议都会稽。”《建康实录》在“三吴之豪”前面还有“朝士”二字，很有道理。可能正是因为大量“朝士”的“家人”到了会稽避难，所以他们才会与“三吴之豪”共同提议迁都会稽。王导没有同意这个建议。他说：“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弘卫文大帛之冠，则无往不可。若不绩其麻，则乐土为虚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他对会稽没有兴趣。四、南方文化对北人的影响
到穆帝永和（345—356）年间，在会稽已经聚集了很多北来士人。《晋书》卷八○《王羲之传》：“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有“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一节。他说：“永和以来长时间的安定局面，使浮沉于其间的士族名士得以遂其闲适。他们品评人物，辨析名理，留下的佚闻佚事，在东晋一朝比较集中，形成永和历史的一大特点。”作者所说“永和人物”中的不少人都在会稽。在会稽，他们与当地人士有了密切接触。永和九年，众多士人聚会于兰亭。王羲之《临河叙》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26]按此，参加这次聚会并不是只有北来侨人，也有像会稽谢氏这样的当地人士参加。《世说新语·赏誉》篇：“会稽孔沈、魏顗、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儁，于时之杰。孙兴公目之曰：‘沈为孔家金，顗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谢为弘道伏。’”如果不是彼此相当熟悉，孙绰对四姓人士难有这样概括性地评价。[27]北人长期生活在吴地，不可能不学吴语。《世说》载，“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28]余嘉锡说：“道林之言，讥王氏兄弟作吴音耳。”[29]王导为拉拢吴人，过江之初曾作吴语。不过刚到此地，可能他的吴语水平还不高。东晋中期以后，侨人使用吴语应该是相当纯熟了。他们已经可以模仿江南民间流行的吴歌进行创作。孙绰曾作《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30]此外，还有王献之作《桃叶歌》，王廞作《长史变歌》。东晋后期，司马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石深衔之。”[31]《北堂书钞》卷五九引《晋中兴书·太原王录》作“尚书令谢石为吴歌。”可知“委巷之歌”即是“吴歌”。[32]按谢石“因醉”方敢为吴歌，而王恭则可以因此而当众斥责谢石。看来当时吴歌进入贵族社会还不具有合法性。但是，毕竟喜欢吴歌的北人是越来越多了。桓玄曾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羊孚，字子道，泰山人，也是北来者。[33]东晋以后，南朝诸帝都喜好吴歌西曲，甚至亲自创作，民间文化终于合法地进入到贵族社会。唐长孺先生曾经从宫廷中流行吴歌西曲的现象中，敏锐地觉察到南朝寒人的兴起。[34]这个结论至今不可动摇。不过若不仅仅局限于阶层变动一端，而是着眼于地域文化，则东晋中期以后北人对吴歌西曲的喜爱同样值得注意。它意味着南方本土文化对这些在南方成长起来的外来者已经发生了影响。南方土著文化对北人的影响除了吴歌西曲一事外，在宗教方面也有反映。我们注意到，东晋中期以后，一些北人开始信仰天师道。关于天师道，陈寅恪先生曾有专文论述，[35]但其中一些推测性意见可能难以落实。他研究中古学术文化十分重视家族传统的影响，文中列举了若干来自北方的天师道世家，用以说明其信仰来自家族。以下我们来逐一分析。（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对王氏家族信奉天师道问题，陈寅恪引《真诰》说西汉琅邪王吉得仙事，后称：“天师道以王吉为得仙，此实一确证，故吾人虽不敢谓琅邪王氏之祖宗在西汉时即与后来之天师道直接有关，但地域风气影响于思想信仰者至深且巨。若王吉贡禹甘忠可等者，可谓上承齐学有渊源。下启天师之道术，而后来琅邪王氏子孙之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熏习，家世遗传，由来已久。”此处话虽然说得含蓄、有分寸，但观点的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即王氏家族信仰道教由来已久。这个分析颇有可疑之处。不论《真诰》所言是否可信，单就王氏家族而言，从西汉王吉一直到东晋中期的王羲之，在这相当长的时间里，陈文未能再提供出任何王氏家族与道教有关的例证。《晋书》卷一○○《孙恩传》：“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同书卷五九《赵王伦传》：“伦、秀并惑巫鬼，听妖邪之说。”陈文分析说：“以‘世奉五斗米道’之语推之，秀自当与恩同奉一教。”[36]如此看来，孙氏家族的信仰也是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晋。唐长孺先生对此分析颇有有疑问。他说：“孙秀所奉是否为五斗米道，却无明证。”他认为孙秀所奉教“似有太平道的嫌疑。”[37]关于孙泰、孙恩信教事，其实《晋书》原本有明确记载，无须过多联想。孙恩本传紧接其上文载：“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唐杜子恭。……子恭死，泰传其术。”据此可知，孙恩信奉道教是来自叔父孙泰，而孙泰之术则是来自于江南本地人钱塘杜子恭。看来，《晋书》作者所谓“世事”、“世奉”之类的描述用语不一定意味着真的就是由来已久，似乎只要有两代人的传承，就可以这样说。至少王氏、孙氏家族的情况就是如此。《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郗鉴，“赵王伦辟为掾，知伦有不臣之迹，称疾去职。及伦篡，其党皆至大官，而鉴闭门自守，不染逆节。”鉴叔父隆“少为赵王伦所善，及伦专擅，召为散骑常侍。伦之篡也，以为扬州刺史。”《晋书》卷七七《何充传》：“于时（郗鉴子）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而充与弟准崇信释氏，谢万讥之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据此家世背景，陈寅恪推论说：“《晋书》卷一四《地理志》金乡为兖州高平国之属县，距海滨虽略远，然观郗氏一门在西晋时与赵王伦关系之密切如此，则郗隆父子与孙秀等实皆为伦之死党，事败俱以身殉，不过一处中枢，一居方镇之别耳，故以东晋时愔、昙之笃信天师道，及愔字道徽，恢字道胤而推论之，疑其先代在西晋时即已崇奉此教。”这个推测也不可靠。他的逻辑是，因为孙秀、赵王伦信教，所以推论出赵王伦一党都是信教者，郗隆既然是赵王伦一党，所以也可能信教。这样，从西晋的郗隆到东晋的郗愔及弟郗昙，郗氏家族就成了天师道世家。他这种连续不断的推论极难令人信服。《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领晋陵太守，……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执药挥泪，遂眇一目。……仲堪少奉天师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而怠行仁义，啬于周急，及玄来攻，犹勤请祷。”殷仲堪是东晋中后期人。陈文引《世说新语·术解》篇“殷中军妙解经脉”条，然后解释说：“殷仲堪为陈郡长平人。陈郡非滨海地域。虽妻为琅邪王氏，本天师道世家，然疑仲堪之奉道，必已家世相传，由来甚久，而不可考矣。今所传黄帝内经素问，虽出后人伪造，实为中国医术古籍，而与天师道有关。……殷仲堪之伯父殷浩即已妙解经脉，然则仲堪之精于医术，（《隋书》叁肆经籍志：子部医方类殷荆州要方一卷，殷仲堪撰，亡。）亦当为家门风习渐染所致，非偶因父病始从事学医也。”这个推论也比较勉强。首先，天师道徒是否一定懂医术？其次，殷仲堪的医术是否从伯父殷浩处学来？对这两个问题，《晋书》记载本来已经很明确。殷仲堪虽然“少奉天师道”，但学医术则是在成年以后，具体说来是在“领晋陵太守“之后，因父亲生病而开始学习，与殷浩无关。陈寅恪为了证成己说，对如此明白的记载不愿意相信。从以上几条记载看，陈寅恪认定这些北来家族信奉天师道均属“家世相传，由来已久”是很难能成立的。他研究问题一向重视长时段，重视家族传统，这固然展现出他视野的开阔，但在史料不支持的情况下，仍去刻意寻找“由来已久”的家族传统，就不免给人以牵强附会的感觉了。他的见解不仅不正确，而且还会遮蔽真正的问题所在。在北来侨人信奉天师道的问题上，如果不带偏见，平心静气地面对现有史料，我们只能说：北来侨人信奉天师道是从东晋中期的第二代人开始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孙泰、孙恩、郗愔、郗昙，以及殷仲堪都是东晋中后期的人物。我怀疑这些北人信奉天师道很可能是来自于南方当地文化的影响。吴越之地早有道教传统。东汉末年琅邪于吉往来吴会之间传播道教已为人所熟知。到东晋，在东部地区道教势力依然很强大。沈约《宋书》自序称：“钱唐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由此可见杜氏在南方本土的强大影响。孙泰、孙恩继承了这份遗产，他们“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38]田余庆先生在分析孙恩、卢循事变时，非常注意当地的道教传统。他说：“江南之地，尤其是会稽一带，民间普遍崇奉的并非有组织的道教，而是旧俗相沿的巫觋，追随孙泰、孙恩、卢循的恐怕多是笃信巫觋的农民。不过巫觋近于道术，孙泰利用了民间旧俗，所以能够诳惑而起。”[39]这个分析十分中肯。北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受到影响。北人孙泰信奉天师道来自于江南本地人杜子恭就是一个明证。此外，根据田余庆先生的考证，杜子恭不仅传授道术于孙泰，而且与定居会稽的王羲之、谢灵运家族也都有往来。时间约在东晋中期。[40]除杜氏外，许迈也是江南地区一个重要的道士。《晋书》王羲之本传附《许迈传》称：“许迈字叔玄，一名映，丹杨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迈少恬静，不慕仕进。” 王羲之与他过从甚密，每造访，“未尝不弥日忘归。”许迈曾向王羲之介绍当地情况说：“自山阴至临海，多有金庭玉堂，仙人芝草。”[41]王羲之 “采药石不远千里，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大概就与许迈的介绍有关。总之，从王羲之与当地道士杜、许的交往看，他信奉天师道很可能是受了南方当地风气的影响。关于郗愔信奉天师道，《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附子愔传》有如下记载：时吴郡守阕，欲以愔为太守。愔自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议嘉之。转为临海太守。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后以疾去职，乃筑宅章安，有终焉之志。十许年间，人事顿绝。《宋书》卷三五《地理志》州郡一：“临海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吴孙亮太平二年立郡。会稽、临海两郡相连，在临海的郗愔与在会稽的王羲之、许询等人来往很方便。按前引许迈的介绍，从会稽到临海可能都是天师道盛行的地区，因此郗愔信奉天师道也极有可能是受当地风气影响所致。向来研究渡江北人与南人关系的学者，都比较强调居于强势地位的北方文化对于南人的影响。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是有坚实的史料依据的。不过，从东晋中期以后北人作吴歌、信奉天师道的情况看，南方土著文化对第二代北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毕竟他们是自幼生活在南人的世界里，不受其影响是不可能的。从政治史的角度观察，东晋中期并没有引人瞩目的变化，但从社会史的角度观察，这一时期南人、北人在文化上的融合已露端倪。这个变化值得研究者留意。附：张学锋《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志研究》“从‘假葬’到‘旧墓’”一节根据墓志得出结论：“东晋流寓贵族在东晋建国万象更新的时候，尚有恢复中原，回归故土的意愿。但是，流寓第二代以后，仅就墓志的措辞而言，他们早已误把清溪作金谷，错将建康为洛阳了。”这一结论与本文观点有相通之处，希读者参看。张文载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19—335页。注释：
[3] 参见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第五章第一节《河东柳氏南迁时间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68—174页。[6]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67页。[7] 田余庆：《北府兵始末》，《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330页。[15] 《晋书》卷七《成帝纪》所记载东晋的第一次土断发生在成帝咸康七年（341年）。但是《陈书》卷一《高祖纪》载陈霸先籍贯称“咸和中土断，故为长城人。”关于咸和土断，仅此一条记载，我怀疑“咸和”或为“咸康”之误。[16] 范宁上疏，《通鉴》系之于孝武帝太元十四年（389年）。[17]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土断后所居之地即称本州岛”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280—281页。[19]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61页。台湾学者刘淑芬不同意陈寅恪的解释。她说：“其实，浙东的会籍郡也是较早开发之地，自汉末以后业有本地士族、豪族势力的兴起，而且早已在此占有广大的土地。假若北方大族只是因为要避开吴人势力所在的三吴，而到会稽从事经济活动，则在会稽也会碰上本地士族豪家。”（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228页。）这个质疑是相当有道理的。[20] 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山居存稿》21页。[21] 王志邦：《东晋朝流寓会稽的北方士人研究》，载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22]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02页注1.[23] 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24] 关于谢安墓所在地，可参阅田余庆前引书第200页注1.[27] 孙绰兄孙统曾作《存诔叙》，盛赞会稽虞存“幼而卓拔，风情高逸。”（《世说新语·政事》篇）[29]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849页。[32] 参王运熙《乐府诗述论》（增补本）上编《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34] 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93-123页。[35]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40页。[37] 唐长孺：《太平道与天师道》，《唐长孺文存》，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750页。[41] 《太平御览》卷四一地部六引《晋书》。今本《晋书》作“自山阴南至临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按临安属吴兴，在会稽山阴之北，而临海郡则在山阴之南，因此，“临安”或是“临海”之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