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1987年冬末春初，天地俱生，万物以荣的时节，我搭乘国航在东京成田机场徐徐着陆。
循着飞机窗口向外望去，飘逸的太阳旗有些刺眼，而广播里女播音员的柔软日语真真实实地告诉我，我来到了日本。
我实在感叹命运的不可捉摸。
我西洋和东洋的两次留学，与其说是我的计划，真不如说是我的意外。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方提供的奖学金吸引了我。来回机票学费还有生活费。那年头，奖学金可是一个闪闪发亮的字眼，对于那些想远渡重洋，自己看看这个世界，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它的人，奖学金是你不可或缺的翅膀。
去荷兰和日本留学都是我不曾想过的。因为我大学的专业一直是英语，美国自然是我留学的首选。只有一次，我在机场迎接世界银行专家，先出来的空姐，优雅地拉着小巧玲珑的行李车，在同伴耳旁低语:“今天东京真冷！”那一刹那，我脑海里确实闪过“东京”两字。
我对日本的了解是有限的：父辈抗战的兵荒马乱，《山本五十六》中的武士道，《追捕》里高仓健的无比浪漫以及电影中那飘逸的背景音乐。
但是，此刻飞机下面迎接我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个日本：传统和现代的结合, 彬彬有礼但又有无限神秘。这次，我不是一个旅游者，我来这里留学，我要在这里至少生活逗留两年。
1980年代是日本的黄金年代。东京果然纸醉金迷，五光十色，让人目不暇接。当现代化的，干净，准时的新干线把我送到目的地，一个叫浦佐的车站，列车员走下火车，帮着我把行李提下，向我彬彬有礼地鞠躬道别时，我到了日本国际大学。
日本国际大学，一个很有创意的概念。
它坐落在日本新泻，周围是农田，那里生产的大米很有名。三月份，巍巍山顶上，还有没曾融化的积雪。远看像富士山，但它不是。
这是一个日本财团出资，传授西方教育的大学。大学建在日本，但用英语授课，仅设有授予硕士学位的课程。
因为大学校园四周都是农田，学生要买些东西，最近的小镇是浦佐。有汽车的才可以去新泻。当然，用大学来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是筹办大学的目的之一。但主要的理念还是国际化：用奖学金或其他办法，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到日本来，创造一个国际环境，在校园里和日本年轻的经理人员共同成长。外国的学生可以了解日本，日本的学生可以了解世界。
到日本之前，我在荷兰已经留学过一年。一到国际大学，对比之下，在日本印象至深的，是看到狭长的校园走廊里，夕阳西下，暮色渐拢，两位教授在走廊交谈结束，互相道别，在淡金色的夕阳转为淡淡的玫瑰色中，深深地鞠躬。
作者在浦佐
有时候清晨起来跑步，三三两两的日本学生，星星点点般在大学校院的宿舍前，操练高尔夫球，高尔夫球居然是学校的课程之一。当然是选修的。选修这门课的日本学生还不少，可见它的重要性。
国际大学课程授课的教授，大部都是高薪从西方聘请来的，还有的就是留学西洋的日本教授。虽然这两类教授都是受过西方教育，但教学的风格还是有些不同。
西方的教授以启发学生为主，而留学西方的日本教授则热衷于传授知识。西方的教授会鼓励你挑战他和他的观点，而日本的教授则井井有条地讲授他准备的故事。年长的日本教授会忘情地讲起他年轻的故事。我才知道日本当初也经历过很多艰难。
有一位名字中有“犬”的日本教授告诉我，他在美国留学时非常节省，和他在日本的太太通长途电话太花钱，就和太太约定，每天晚上八点左右，由他在美国打电话，铃响三次，他太太不接电话，这样用来表达平安，却不化电话费。我暗暗思量，原来当年他们也是这样过苦日子，花花绿绿的外汇也是他们的梦中情人。另一位日本教授，他讲授的是亚洲文化。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日本有两个老师，一个是中国，一个是西方。我当时到日本留学，中国被称为老师，使我意外。后来在日本看到精致的汉方中药，直追唐风的京都建筑，甚至于与古汉语类同的日语句式，才明白日本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但谈话中更使我诧异的是，谈到中日关系时，他站起来，为他的父辈在抗战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而深深地道歉。四目对视，我相信他是真心的。
我突然觉得，日本中国虽然一衣带水，其实互相还是很不了解的。我这里度过了两年多的岁月，去的时候奖学金通知书印的还是昭和世代，毕业证书已是平成了。两年多的课程不是很困难。这就有时间让我走近日本，了解日本。
有一些现象，我一直很难释怀。比方说裕仁天皇生病，许多日本老百姓冒雨自发地到皇宫外献花，希望他康复。我会对比起中国的末代皇帝。还有，据说作为象征，日本天皇在皇宫里，还自己种植水稻。哪怕美国的水稻再便宜，他们也总是要生产一些自己的水稻。是不是岛国深深的危机感驱使的呢？
日本传统和现代的矛盾结合表现在许多地方。你很难把现代化的新干线和男尊女卑与日本联系起来。
我和日本的同学课内课外时有交流。他们的妻子都是海外留学受过很好教育，却甘愿在家里做家务。当我流露出很诧异的神情时，他们的眷属会告诉我，“你很可惜我吧，我们过得很开心，你不要同情我。”
最具戏剧性的是，日本的皇后外出时，和天皇总是保持三步的距离，以示男尊女卑。在讲授理论的课程中，难忘的是那个飞鹅理论（FlyingGoose Theory）。按照这个理论， 每个国家，至少亚洲国家，都有它的特长，但是它们的发展模型却有共同之处。日本在早期，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赚外汇。后来慢慢变成技术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就转移到其他亚洲国家，日本最终变成发达国家，由日本领头，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四小龙跟随，再后面就是其他亚洲国家。
后来在荷兰银行任职时，我有几次因公从菲律宾开始，飞泰国，韩国到日本，就对这个理论有非常感性的体验。如今，我从云南边陲小镇飞昆明，到武汉，上海，我脑海里又会浮现蓝天上排排起飞的飞鹅。
那年暑假，有时间走出学校去打工攒日元，这很让我开眼界。介绍我工作的那位朋友，看我是留学生，经不起重体力活，就介绍我去邮电局分检邮包和信件。打工的人站在传送带前，等传送带转动起来，你要很快地把邮包和信件，按地区分解分类，以便下一站的递送。
这活无论如何不能说累，但是要求晚上通宵干。我未免有些倦意，就有时会依着木栏上靠一下，就是偷些懒吧。旁边的日本人，头发已有白意，也是临时工，用日语比划说， “不可这样坐” 。
我暗暗思量，他不是老板，什么都不是，只是像我一样的临时工，打工赚钱罢了，没有人监督，却这么自觉，我只有无语。
又有一次，是一件“高时给（报酬）”的苦活，要钻到锅炉管道里，把里面的水垢擦下来。管道太窄，只有一个人的空间，要蜷缩在锅炉管道里面， 一边擦，一边水垢会劈头盖脑都掉在你脸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看在钱的份上，我们没有犹豫就接了活。心想，不就进去擦几下就了事了。日本领班来验收， 不声不响自己一头钻进去，把我们没有擦拭干净的擦完。看着他眉毛鼻子挂着锅炉里掉下的水垢，我们确实汗颜。
我在日本留学遇到的日本人很少夸夸其谈，隐忍而工作极其敬业认真，即使所做工作并非出于本意，只是为了谋生迫不得已而干，也绝不马虎应付，全力以赴一丝不苟。我想，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和德国走到一起，他们的民族性是否有什么共同之处了呢？就说吃吧，日本人也是全力以赴一丝不苟。不仅仅在于食物的味道，还注意食物的摆放和美，注重仪式感。日本料理注重发挥食材本身的味道，不会在烹饪上花很复杂的心思。
我在日本接触到的日本人不算很多，不过留给我的总体印象是诚实而善良的。有一次，我的钱包遗忘在超市里。一周后再去，营业员居然认识我，把钱包还给我。放在图书馆门口的雨伞， 大概不会有人拿走。日本人身上较少油滑，较少市侩或势利。同时，日本人又注重细节，不注重宏观，注重输赢，不注重对错。面对政治时，日本人很会模棱两可的暧昧。这种模棱两可的暧昧，其实在生活中也处处可见。
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一次喜形于色地告诉我，他的日本教授给他奖学金了。我问他收到奖学金的确认信吗？他摇头。说着，把教授给他的信拿出来。我一看，通篇确有许多赞美之词，但却劝他去其他学校申请奖学金。我就告诉他，恐怕这是一种委婉的拒绝，用暧昧来代替直截了当的“NO”。他颇有些失望，却半信半疑。果然， 最终奖学金名单公布，没有他的名字。
对仪式感的注重，在日本也是处处可见。电梯里彬彬有礼的娃娃女孩，会很恭敬地向你点头，打开和关上电梯门，每一次，对每个人。我的欧洲同事问我，你觉得她是真人还是机器女娃？
作者在日本
日本人之在意仪式感，就连死也不例外。想想吧，日本人对剖腹这种自杀行为，居然也是十分慎重，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剖腹的人，先洁净身体，然后跪坐中庭，向众人行礼一番。打开衣襟，然后拔出武士短刀，以纸拭净，把刀从腹部右侧刺进，向左狠拉，拔出刀，再从心下方，插入体内，往下拉割，全程以优雅缓慢姿态进行，身体不动如山。这真是日本大和民族独有的。
我赴西洋留学，则是在一次荷兰Waardenburg教授来华挑选学生的面试决定的。
那次面试在大学的外宾接待室。要从三名候选人中挑出一名去荷兰，做一年访问学者。
那是一个下午，我轻轻敲开外宾接待室大门，原木色的地板，像浸了油似的泛着温暖的光泽。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教授，坐在乳白色的沙发上。他的面孔神似肖像里的卡尔·马克思。
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的命运轨迹，在他那里拐了个弯：我后来在荷兰工作生活几十年。
和“马克思”的谈话很轻松。我们闲聊一些背景专业之类的问题。然后，他拿出一本书来，是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第一位得主丁伯根Tinbergen所写。我都记不得书的名字了，但丁伯根这个名字却是知道的。我很意外，脱口而出，问，“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获诺贝尔奖的丁伯根？”教授拍打着沙发扶手，哈哈仰头大笑起来，没有回答我，只是幽默地反问：“世界上还有什么其他的丁伯根吗？”
一周以后，大学通知我，我被选中去荷兰。那位教授后来告诉我，当听到遥远的中国，有人知道荷兰这个蕞尔小国有丁伯根这样的大国宝，他就觉得对我的面试已经足够了。
我后来来到了荷兰，丁伯根当时应该七十多岁了，有时还来大学讲课，我就正式提出要到府上拜访。他居然同意了，见面，合影，谈话。毫无名人的架子和距离。又过了几年，我在一次去阿姆斯特丹的火车上，上来一位白发老者，居然就是丁伯根。我一眼认出，赶快起来让座。车上的人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他随意地示意我坐下。原来，在荷兰，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已成为一种基因。
我初到荷兰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是宁静。
飞机一到荷兰，从机场出发的火车把我载送到鹿特丹。在火车上向窗口外眺望，沿途看到的是绿绿的草地和斑斓的奶牛，村路绵延，红瓦白墙的房屋，偶尔又见教堂的尖塔。钟声斜阳，鸡犬相闻。
到达后第二天是星期天。早上八九点，居然大街上很少见到人影，没有熙熙攘攘。鸽子在尽情地憇息，觅食，嬉戏，不知老之将至。教堂的钟声在空中飞扬。我心想，这岂止是风车和郁金香，这是中世纪田园牧歌的图画呀。
荷兰人说他们是欧洲的中国人：勤奋，努力，对能生出金钱来的任何机会都敏感，我没有深入研究过。但如果德国人在守纪律方面好像日本人，荷兰人对能生出金钱的机会十分敏感，确实很接近中国人。世界上最早的股票，据说就是产生在荷兰。
在比利时靠近荷兰南部的地方生活着同样一些勤奋，努力，称为弗拉芒的人。当初是因为宗教情结到那里，实际上是比利时荷兰人。同样对能生出金钱的机会对都十分敏感。他们和另一些说法语的比利时人同属一国，却有不同的文化。
攻读博士的第一课，并不是正襟危坐的学术演讲，而是我在教授办公室里一对一地对研究课题作探讨。
教授的办公室离电梯出口不远。一出电梯，走廊里弥漫着煮咖啡的清香。我走进教授的办公室，第一眼看到了墙上一幅世界地图，我就有些诧异：平时看惯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图，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以荷兰为中心的地图，平淡，直接，波澜不惊。
教授注意到我一直盯着地图看的诧异，听我解释后，他笑了笑说，其实世界只有一个，但是，视角不同，看到的世界就不同。每个国家出版的地图，都以这个国家为中心。
是的，视角不同，看到的世界真的不同。我想起从小读过的盲人摸象的寓言。
几年后在银行任职时，我在行长的办公室里，看到一幅很大的毛泽东的标准象。那是他眼里看到的毛泽东，擦着口红的。
行长明白我的意外，微笑地告诉我，年轻时他是毛的粉丝，至今还想念他。作为一个外国人的他，在天翻地覆的革命中看到了一抹美丽。这对我又是怎样一种惊奇！
严格说起来，攻读博士是一种研究能力的培训。所以博士学位被称作PHD，即哲学，或者方法宇宙观的博士，虽然确有一些更细的研究方向。
攻读博士读书是必须的。但那是为对某一领域某一课题的独立研究服务的。独立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就是写的论文。这对我是一个很艰难的考验。因为我以前的训练是，读书，学理论，逻辑，推理，作结论。而在外国，论文写作过程，有一个叫field study即实地考察，就是对研究素材的收集，规纳，梳理，小结。所以写论文是对素材应用技能的培训。
这样，所谓攻读博士，就是选择一个重要但狭窄的领域作研究。你从学校带走的最有价值的不是博士学位，不是这篇论文，而是你分析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研究和发现真理的经验，客观，科学的研究态度，还有科学家的胸怀。这样，你有一天，不做这个领域的研究，你学到的还依然对你有用。
我原以为这种重科学，重实证的是西方独有，其实不然。胡适的时候已经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算是这种方法最直接明了的批注。有时，求证中，你会发现你当初的假设不对，或不完全对。你就得如实写出，并给予理性，中立，公允的评论。
这种训练是对科学的基础训练。科学的入口，是地狱的入口。写论文的过程，会使你心力交瘁：对着计算机上自己的文章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修改补充，校对，删改。你甚至会对自己说，这样的事一辈子做一次就够了。有人戏称PHD是permanent head damage 意思就是“大脑终生损害”。
当论文全文杀青，准备答辩时，你就可以稍作调整，再返人间。据说在荷兰有五分之一的博士候选人，中途知难而退，永远没有完成答辩。也有退休之后的人读博士，完全是兴趣，没有功利的目的。
论文答辩的场面，似乎比我想象更庄重。资深教授正襟危坐成一排，长袖黑袍，有的还带上中世纪法官的假发。我自己则必须正式着装。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穿上燕尾服，是专门店里借来的。
我的指导教授十分亲切，在答辩之前邀我吃饭，幽默地说起一个故事：有一个博士候选人，答辩时直冒冷汗，还没有到一半，竟轰然倒地。他的论文最终还是通过了。
我对论文答辩，并不是十分紧张。确实，答辩的教授们似乎没有为难我的意思。到了一定时间，有一个司仪摇着铃，缓慢行走到答辩大厅中间，用杖击地，意味着时间到了。于是，答辩无论进行到哪里都必须停止下来。
指导教授最后致辞的详细内容，我今天也记不清了。只是有一条差不多使我黯然涕下：我是他知道的学生当中，地址更改最多的一个。
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廉价住房合同的时间到了，就要重新找。我又想找最便宜的住房，所以要不断换房。我四年里换了六次地址。那时候，我一个人的奖学金要养家活口。这个情形，到学业完成，开始工作后就好转了。
我后来在银行的工作，与我博士学习关联甚少。相反，银行还深怕我的学究式的博士训练，会妨碍我在银行的发展。于是特意安排我一年期的转型，来适应银行的工作。
确实，和银行业务一比，学术和实务简直是两个世界。有时候前一天在大学开会，后一天回银行工作，在两边行走，觉得就像在两个世界里生活，好像呼吸的空气都不同。象牙塔里的慢条斯理，滴水不漏，理论，逻辑，在实务中被直截了当代替。而且，在每天的业务中， 你还必须自己学习许多新东西。没有一本书会教会你游泳。你必须自己跳入水中，边游边总结。
转型对我不是一个挑战，而且工作时间的宽松，可以让你从容不迫。当时荷兰已经是五天工作制。合同上规定的休假，除了周六周日和法定假期外，还有二十四天休假。也就是说，在一年工作期间，我可以有五周的空闲，我那时居然发愁怎么用。
顾名思义，休假，也就是让你什么都可以做，也什么都可以不做。有一张马可波罗香烟的广告最形象：一个人坐在家门口台阶上，口吐烟圈，上面写着一句：我今天做了我想做的事，就是什么事都不做。依我的想法就是“玩”。
我每每出去旅游时，却看到的是另一种休假：一个人在海边，对着蔚蓝大海，喝着一杯啤酒，坐上大半天。更有甚者，在旅馆的酒吧，你早上看到一个人在窗边的桌子旁独坐，认真地阅读一本书，你外出回来，他还坐在那里。这都会引起我的诧异：如果看书，何必爬山涉水，花钱到这个地方来。
我同事的解释是，旅游到那些自己不曾到过的地方，赏心悦目，当然是休息的一种方式。但另一种休假也很重要：找一个有山有水，景观优美，没有人打扰的地方，贴近天和地，跳出自己的日常角色，放空自己，这是一种自我洗脑，为的是再出发。
是的，生活中会有很多复杂的事情，但一遇静谧的瞬间，有些特别的记忆就会浮现。人，有时需要清静，到一个绝对孤独的环境里去消化生命里的具体和抽象。一个月或一天，必须同外物完全隔绝，方能同自己重新接近，让自己在都市生活中变得干枯的情感从新得到滋润，让心安顿，让世界向你走来，把不经意中错过的许多美，再找回来。
人生中，我们有时会走得太匆忙，把灵魂丢在后面。
我后来因为工作和生活，常在东洋和西洋之间穿梳，无数次文化和现实的冲撞，我总会默默想起我的博士第一课：“其实世界只有一个，但是视角不同，看到的世界就不同。”
几十年过去，经济学理论翻新多少次，但世界面临的还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平等和效益。就是到全球化的今天， 西洋和东洋还是依着他们的节拍行走着。
不知道文化的差异，是否有宗教的影响？但我常常觉得，在亚洲，在中国，我听到的是鼓声，在欧洲，在荷兰，我听到的是钟声。
鼓声让人入世，钟声则让你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