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日在鼓楼做一天的田野调查。如果你想参加这个调查、给（出）你的意见、顺便打卡鼓楼，我们就在（这里）等你……”
这是正在北京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法国人魏玉波在小红书上发出的一条邀约。
但与以往不同，魏玉波这次是与朋友带着摄像机前去，他尝试将自己在鼓楼的研究过程拍成微型纪录片。他说：“记录自己的生活，也是一种探索世界的方式。”
在社交媒体上，像魏玉波这样将镜头对准自己，以第一人称拍摄“纪录短片”的创作者越来越多。据小红书《2024创作者趋势报告》显示，今年小红书平台上视频偏好创作者总数是去年的1.43倍。
他们或有专业的设备与技术，或干脆拿着手机就录制，却都体现出普通人“被看见”的强烈渴望——当纪录片与社交媒体缠绕，让纪录片正在从“看他们”变成“听我说”，成为一种每个人都能参与和享受的艺术形式。
“十年纪录片的反馈，还没有一条视频的评论多”
“人们都在拍跟所有人一样的‘打卡’照片，又想体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人，这难道不是很矛盾吗？”魏玉波和他的导演朋友来到鼓楼下，望着鼓楼前络绎不绝的打卡游客，他觉得费解：为什么中国人热衷“打卡”？为什么打卡的游客常常与“鼓楼西大街”的路牌合影，而不是鼓楼建筑本身？
此前，魏玉波用了一个星期准备这次拍摄计划。他根据自己的研究进度将构思的大致方向与朋友进行沟通，预先确定好了视频的选题、节奏以及大纲。拍摄花费了他们一天的时间。
在这条不到4分钟的影片里，魏玉波腼腆地向路过的游客打着招呼，一次次询问他们的打卡感受。
受访者向魏玉波解释“打卡”
“我不完全是拍摄者，也不完全是被拍摄对象，而是连接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人。”他说。
令他惊喜又意外的是，短片迅速引起了小红书网友们的讨论。许多人主动联系他，与他一同讨论打卡背后的意义，思考它与中国年轻人的关系，甚至给他提供一些更新颖的思考方式，这让本就在搜集打卡者观点的魏玉波觉得弥足珍贵。
“人类学上讲，这是collective（指对集体的案例研究）的方法。”他说，自己的研究刚刚开始，还没办法完全解释打卡，但至少每位网友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给出一个相对全面但又不失局限的描述。“社交媒体为不同的人提供了深入交流的自由场域，这里会鼓励每个人自主地去探索并分享个人的点滴感悟。”
《容错率》，展现青春期女生的小烦恼
社交平台上纪录片的快速反馈性，是许多将纪录片放置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创作者们频频提及的特点。
17岁高中女生Julia将青春期烦恼拍成3分钟短片《容错率》，迅速获得上千评论；博主张昊宇为自己的姥姥拍摄了一支6分钟左右的纪录片，视频评论区也让她获得成就感：“互动让我觉得自己的内容有价值。”
“这与我们在传统的电影院里，一个屏幕前沉浸地感受一个长时间影片的交流体验是很不一样的。”纪录片导演章梦奇说，自己拍十年的纪录片获得的反馈，可能都没有这些创作者们一条视频的观众多。
毕竟对于传统纪录片而言，大多是影片向观众单向传递情绪，观众想要与作者产生互动，可能在小型放映会、书店、美术馆等场所才能实现。纪录片导演杜海滨将互联网上的反馈称为“自然的筛选机制”，他认为这样的表达氛围更加平等自由，状态更加野生，“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这样才可以创新，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审美”不是精英词汇，纪录片就是vlog
“纪录片就是vlog，这是我们最大的发现。”视频博主阿爽和阿游拍摄了家里91岁“魔法阿嬷”的故事，传统的纪录片有着清晰的主客体分离性，“太爱隐藏记录者的主观视角”，而微纪录片就是在拍自己，讲生活的流水账。
社交媒体上短短几分钟的纪录片，大部分主题都是围绕着自我、家庭、成长，甚至探索内心世界。他们并不要求纪录片必须承载过多的社会意义，比起严肃地探讨社会话题，他们更倾向于直白地展现生活中的画面、细节和灵感。杜海滨认为，这其实是个人创作者的“第一步”。“大家可以用电影的方式‘向内观看’，探索自我，是非常厉害的。”
影片里阿爽和阿嬷不断重复“门不要锁”，这类纪录片里有大量此类普通人的琐碎生活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认为，这是如今创作者们的“幸运”——当今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特点便是自我表达，他们创作出的内容离观众更近的同时，拍摄纪录片也不再需要重装备和很高的文化素养才能完成，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就像是米尔佐夫在《如何观看世界》里举的例子：70年代的宇航员站在空间站上，拍下来蔚蓝的“蓝色弹珠”地球影像，在那张照片里，除了宇航员本人，全地球的人都在上面；而近年来，一位宇航员在空间站飞过地球时，却拍下了一张自拍。由于玻璃反光，照片中根本看不清地球在哪里，但宇航员还是开心地告诉大家，地球就在外面，他正在路过它，全世界的人类，包括自己，都在这张自拍中。
米尔佐夫认为，自拍最能代表当今时代的文化，即每个人都在镜头前表达自己。
“‘审美’不是个精英词汇。”阿爽说，就像当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片，虽然技术和资金都有限，但是“审美赢了”。在他看来，优秀的创作者的共性就是“松弛里面带着自信”，要敢在镜头面前真实地展示自己。
于是我们可以在这一类纪录短片里看到创作者的身份、年龄等跨度，不仅有十多岁的学生，也有耄耋老者——博主张昊宇的姥姥已经83岁高龄，她为影片撰写和录制了旁白。在这支名为《姥姥和狗》的短片里，旁白不再是传统纪录片里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而是由姥姥的山西口音缓缓念出她与“老狗”四虎跨越十年的故事。
张昊宇说，这是老人家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旁白一共录了三次，每天晚上，全家人都会安静下来，不干扰她，静静地让她讲自己的故事……”
张昊宇将她的影片称作“家庭纪录片”。不仅自己拍，也鼓励姥姥用镜头记录自己的生活，把拍摄的内容分享给她的姐妹和家人，“如果每个人都能用这样的方式去记录生活，那么在未来回顾时，这将是一段比文字更生动、更真实的回忆。”
她说，对一位83岁的老人来说，愿意和孩子共同讲述过去的故事，本身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疗愈。“姥姥还关心地问我：配音是否合适？别人能否听懂？”在张昊宇眼里，这一段关于姥姥的视频让更多人看见，对老人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片子里拍到姥姥送别四虎时，她并不知道我们拍下了这段素材。时隔一年，重新看到这个画面时，姥姥既能看到当时送别的情景，又能看到自己的状态。这种双重‘看见’的感觉，是其他记录方式所无法呈现的。”
一种碎片化的、滤镜化的讲故事风格
在陆晔看来，当本在大荧幕上播放的长纪录片，变成当今的互联网短视频表达，它们的视觉文化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改变：“除了（注重）个人视角外，这种审美风格变得碎片化、滤镜化，即使是那些比较沉重的题材，其表达方式也比较轻巧。”
那部《魔法阿嬷的故事》，主题其实关乎衰老与死亡，但影片中对阿嬷用“法器”算命又不信命的吐槽，阿嬷总是遗留在漱口杯里的假牙，阿嬷一本正经地和过世25年的爷爷对话……对待严肃问题，创作者总是以一种四两拨千斤的诙谐方式轻巧带过。
因为拍摄，生活中一些温暖细节被放大，阿游说，当拿起摄像机时才发现，原来爸爸的摩托车已经开了29年，妈妈原来特别喜欢拍照片，奶奶的假牙“说”过很多故事，“没必要觉得电影是很高贵的东西，在这个时代，表达是属于所有人的。”
对“生死”主题的展现
这种滤镜化的、Instagram的美学风格不仅十分符合视觉分享平台的风格，每位创作者在选取和结束一个选题时也都显得颇为轻松自如。
陆晔举例，就像是那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电影《瞬息全宇宙》里多个平行宇宙一样，这些创作者们仿佛也拥有无数个分身，仿若一个个生动的碎片。这些碎片在互联网与线下的各个场合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一个立体而完整的个体形象。
“到底什么是讲述故事的最佳方法？”纪录片导演周浩，在观看过社交平台上的纪录短片后，不禁对传统纪录片提出思考。
毕竟无论是哪种纪录片形式，本质上纪录片都是人与人互通信息的桥梁，拍摄者都是讲故事的人，周浩有些困惑，“难道是因为我讲的故事不够出色，所以我的流量没有你们大？为什么你们的发布会能吸引百万阅读量呢？是否我们的讲故事方式已经过时，我们该采用何种方法来讲述故事？”
而相比之下还不那么“专业”的张昊宇，她的感想或许是一种在互联网时代才会存在的“快闪式”的答案：“每个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生活中的问题可能就是我的选题，我只要做了这个选题，就会被同样有这个问题的人看到，并从中获得价值。”
撰文丨 毛渝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