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常道。
即便没有读过《老子》，绝大多数国人也熟知这一句，这也是《老子》又名《道德经》的原因之一。但直到上世纪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今人才知道《老子》中最为人熟悉的这一句，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篡改过了。
今年是马王堆帛书出土五十周年，近日中华书局专门出版了一套马王堆汉墓发掘五十周年版的《道德经》以作纪念。只要对传统文化感兴趣、对古籍稍有了解就会明白：
古文献的忽然现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用惊天动地来形容都嫌太过肤浅。
纪念版装帧源自同时出土的马王堆帛画
极其重大的发现，事前往往毫无征兆。1973年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西汉女尸及多件珍贵文物，引发巨大关注。因此对接踵而来的二、三号墓的发掘，人人都充满期待。一号墓的发掘经费只有六千元，而二、三号墓猛增至20万元，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
先发掘的是三号墓，但深入之后才知道：不仅棺椁规模比一号墓的辛追棺要小得多，而且事后开棺发现只剩骨殖，令期待“再现一具古尸”的专家们大失所望。因此三号墓的主要收获，只有内棺和外椁之间四个边箱中的文物，现场看也就是一些漆器、木俑之类的。
东边箱中，有一个编号57、全长60.2厘米的漆奁，通体黑色无纹饰，杂在一堆漆器当中丝毫不引人注目。打开漆奁是一个由五个空格组成的空间，从其中一个空间内提取出两卷竹简后，考古人员估计不可能有大的收获了。
不料竹简下还有一堆叠成长方形的丝帛，由于年深日久，除霉变外还粘连在一起。好不容易把这些丝帛提取出来，却在漆奁的另外一个空格中发现了更多的丝帛。这批丝帛被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清理揭裱，才发现是一批帛书，即写在丝帛上的典籍。
由于帛书成本高昂、不如竹简木牍常见普及，又是本质为蛋白质的丝织品，在地下更加容易腐朽，所以之前发现的竹简远多于帛书。经过整理，成果更令人难以置信：不仅有二十多种共计十二万字的古籍，更珍贵的是包含甲、乙两种完整的《老子》写本，价值无法估量。
《老子》帛书乙本（图源 湖南博物院）
古希腊典籍如荷马史诗、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著作，是写在一种名为莎草纸的古纸上。近代尤其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欧洲多地发现了众多的莎草纸残片，但几乎全为只言片语，重要如《理想国》这样的典籍绝无完整的全本。如马王堆帛书《老子》这样两千多年前的完整古籍现世，不仅在中国前所未有，放眼世界亦是。
而仔细审读后才发现，“道可道，非常道”竟然不是《道德经》的本来面目，而这一错已经错了两千多年。
并非人人皆知的是，赵云自称“常山赵子龙”中的常山郡，其实本来叫恒山郡。而自古居住于月宫中的嫦娥，本名也其实叫“姮娥”。如此种种，都因为西汉汉文帝刘恒即位后，为了避其名讳而改“恒”为“常”所致。
而帛书老子甲本的第一句就不避“恒”讳，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也就是说，除了虚词增减上的不同，其实本来应该是“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
不要小看这一字之差。虽然“恒”“常”意义接近，但毕竟此字非彼字，如“父”"爹"“爸”意义虽同但彼此不可随便代替。尤其在现当代语境中：恒是Always，常是Often。而且不仅这一处，老子书中其他用“恒”的地方，也统统被改成了“常”，比如“道常无名”。不是帛书出土，当下很难想象两千多年来无数人研读《老子》，却根本不知道第一句就连最基本的字都并非原文。
元代赵孟頫书写的《道德经》，只能是“非常道”“非常名” 图据IC
帛书出土前，时人研读的《老子》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文本最为常见：魏晋时王弼所注解的版本，以及托名西汉河上公的注本。王弼本在士大夫中更为流行，比如钱钟书就说他从小读王弼本，一生都觉得好；河上公本在道教信徒中更流行，注解也偏于神仙养生一路。
帛书出土后由于时局所限，海外第一时间并不知情。等到改革开放，相关论文著作面世，海外汉学圈兴奋得快要炸开来：帛书老子甲、乙本作为当下现存年代最早的版本，比任何后世版本都更接近老子的原作面貌。从魏晋唐宋至晚清民国，苏辙、王夫之、俞樾、胡适……历代数不清的大学者想见而无缘得见的文本，就这样呈现于千万人之前。
陕西考古博物馆，靖边杨桥畔杨一村东汉墓M1壁画，孔子见老子图 图据视觉中国
除了“恒”变“常”这样的避讳改字外，学界还利用帛书《老子》版本厘清了很多困扰已久的问题。无论是王弼本还是河上公本，都有“无为而无不为”的表述，然而在帛书里，就算用显微镜也找不到这一句。惊喜的学者们一边感叹后人造假厉害，一边抓紧时间著书立说，“我宣布：从此将‘无为而无不为’六个字永远开除出《老子》。”
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1994年，湖北荆门郭店村，一伙外来盗墓贼勾结当地村民，集体盗掘当地古墓。由于盗墓贼没有文化，导致郭家岗一号墓中一具罕见的湿尸被警方找到时，已在下雨天的烂泥地里放置了数日。由于罪行严重，盗墓集团为首的三人被抓获后统统被判死刑，而最后一名主犯直至2017年才落网。
事已至此，考古工作者只有抢救性发掘。盗墓贼盗掘了两座楚墓，在距郭家岗一号墓仅有1公里的郭店一号墓中，考古人员伸手进入内棺头部边箱时，一片竹简自己从水中浮了上来。
“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竹简在干湿相间的环境里纵然腐朽最快，但保留最久的湿环境，其实是指密闭状态下隔绝雨水和地下水的形成的蒸馏水环境，尤为可遇不可求——即便如此，由于在湖北早已有如睡虎地等众多竹简出土，考古人员当时也没太当回事，常规带回清洗处理。
结果一整理，又是一个巨大到震惊的发现：战国时期的三种《老子》文本，以及十余种从来不为人知的古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者庞朴指出：仅就其实物价值而言，这已是世界上目前可见最早的原装书。
《老子》竹简甲本（图源：荆门市博物馆）
都不用考虑具体文本如何，仅仅就其抄写年代而言，已经足以重新审订学术史。
上世纪三十年代，关于《老子》成书年代的争论分歧成为一时焦点，以梁启超、顾颉刚、钱穆和冯友兰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老子》并非如《史记》所述那般早于《论语》，其成书不早于战国末期；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则坚持认为推翻《史记》结论、判定《老子》晚出的证据不足。双方各自著文论述，莫衷一是。
据学者张中行回忆，有一次钱穆、胡适二人在北大教授会上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出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当即回敬：“钱先生，你所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胡适以“不要亲爸爸”来反对，足见双方分歧之激烈。
如今胡适、钱穆都已作古，而郭店楚墓的时代据考古鉴定，定在战国中期末段即公元前300年左右。墓中发现的竹简本《老子》，抄写时已不晚于战国中期，而成书年代只会更提前。因此郭店竹简一出，钱穆生前长篇累牍的“《老子》成书不早于战国晚期”的考证即全盘崩坍。胡适泉下有知，也会笑到最后。
另外，郭店竹简虽然只是全本《老子》的节选本，总字数约为完整版的三分之一，但其中赫然有“无为而无不为”一句。之前言之凿凿将其加以开除的学者，又赶紧修改论著亡羊补牢。总之之前的断言越坚决，之后的打脸声就越响亮。
学无止境，所言不虚。
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是文字学上的大突破。1900年起敦煌卷子的发现，令学者得以窥见古籍在六朝唐人笔下的模样。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各地古籍的陆续出土，更使重新审视以及改写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成为可能。
除马王堆帛书出土《老子》及《周易》之外，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中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古兵书；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出土《论语》等简牍，字数接近今本《论语》一半；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遗址出土《诗经》《楚辞》汉简，还有《庄子》中的《则阳》《外物》《让王》等残篇；2008年清华大学受捐的2500多枚战国竹简，中有失传千年已久的《尚书》篇目……无论经、史、子、集，奠定两千多年以来中华文化基础的最核心的先秦典籍，都因为出土文献的现世而焕然一新。
成都天回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医学竹简 鲍泰良摄
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各地简帛文献出土，历史上仅有两次可比：一是汉朝初年，汉景帝的儿子鲁恭王刘余在曲阜为了扩建宫室而毁坏孔子故居，在墙里发现因躲避秦始皇焚书令而保留下来的《尚书》《礼经》等儒家古籍。二是西晋初年，盗墓贼盗掘汲郡（今河南卫辉市附近）的一座战国魏墓，由此发现的十余万言竹简。
书籍是见证文明、保存文化最具信息密度的载体，但书籍本身的载体又实在脆弱：竹木会腐朽、丝帛会化灰、纸张会燃火、硬盘会失灵。那些好不容易在墓中未朽的简牍帛纸，遇上粗鄙无文的盗墓贼也是命运多舛：除了汲郡盗墓贼把墓中竹简点燃作火把照明之外，不知曾有多少古籍，因盗墓贼的粗鄙而永远消失。
如《老子》这样的古籍，直接构成轴心时代以来两千多年国人的思想血脉，其影响更早已超出神州一域。在当下研读古籍，如果对出土文献视而不见，大概率只会因袭陈说、一误再误。五十年前马王堆帛书的出土，可以视为一个新时代的标记：现代人能不断地目睹与更接近本来面目的古籍出现。
这样的幸运，以往历朝历代不知有多少有识之士梦寐以求，但始终没能等到。
文丨 C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