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东吴重臣张昭的家族墓，近日在南京被确证。
张昭家族墓由8座墓葬东西向并排构成，其中一座墓中出土的两方金印“辅吴将军章”和“娄侯之印”，与《三国志·张昭传》的记载一致，成为确定墓主身份的最关键证据。而该墓为普通竖穴土坑砖室墓，也与史载张昭遗命要求薄葬一致。
《张昭传》：“更拜辅吴将军，班亚三司，改封娄侯，食邑万户。”（图源：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张昭在东吴的地位，如荀彧之于曹操、孔明之于刘备。
但跟孔明不同的是，张昭不仅终身未获封相，更在罗贯中《三国演义》里被塑造为投降派。但若是深究历史，真实的张昭却远不是《演义》里的那副“江东鼠辈”的软骨头模样。
“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是小说家言。长史张昭被孙策临终托孤的时候，其实是内事外事都交他决断。
张昭字子布，生于公元156年，徐州彭城人。张昭年轻时随白侯子安学习《左氏春秋》，很快就以博学闻名，尤其对钻研《汉书》别有心得，深受士林敬重。张昭与琅琊人赵昱、东海人王朗齐名当时、互为友好，同出身于徐州的陈琳——为袁绍起草讨曹檄文的名士——对张昭颇为仰慕。徐州刺史陶谦慕张昭名，察举他为茂才却被张昭拒绝，陶谦认为张昭轻视他，因此将张昭监禁起来，因为赵昱求情才被释放。因此张昭其实跟诸葛亮一样，还未出仕即已闻名当世。
194年曹操出征徐州，不愿投曹的张昭南渡至扬州，孙策闻讯立刻主动登门拜访结交。既为孙策诚意所动，又因乱世必须有所安身，张昭从此为孙氏效力。求贤若渴的孙策，封他为长史和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当时，孙策攻占江东六郡时的杀伐令江东豪族大为不满，而张昭的加入令孙氏最大限度地改善了初至江东的负面形象。因此孙氏初奠基业，“彭城张昭”是后世公认的第一功臣，排在张纮、秦松、陈端一干名士之前。
200年孙策遇刺，临终前将继承者孙权托付给张昭，对他说：“如果孙权不堪大任，你可以自己定夺。如果不能取胜，那么从江东退回到原来的江西，也没有什么关系（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
张昭像
此时孙氏在江东根基未稳，内有异心、外有觊觎，处处危机四伏。
孙策死去孙权只知哭泣，张昭对他说：“孝廉（孙权已举孝廉），现在是哭的时候？”把他扶上马，出外巡视军队以安定人心。
虽然周瑜也很快率军前来力挺孙权，但作为当时顾命集团的第一核心，张昭的态度是决定孙氏政权向何处去的关键，程普、董袭、朱治、吕范等一干武将都受张昭调控。
此外，张昭全力延请严畯、孙邵、是仪、滕胤等名士尤其是江东本地文士入孙权幕下，这是孙权最终能在江东立足的重要原因。
张昭一边部署诸将，平息孙策死后各地势力如山越的叛乱；一边制定典章礼制，为孙氏在此地的长期统治擘画长远。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张昭的运筹帷幄，东吴未必能在孙权手里延续。
此时东吴政权主要由三派力量构成：一是孙坚、孙策留下的江西旧部，如程普黄盖、蒋钦周泰，代表是周瑜；二是江东本地大族，虞、魏、顾、陆为最重要的四大家；三是避乱南下的北方士人，如孔明的兄长诸葛瑾，而代表正是张昭。士人代表文韬、旧部代表武略、世族代表财源，三方在张昭的协调下相安无事，以至于202年孙权母亲吴夫人死时，仍然托孤张昭。
虽然已为东吴的第一实权人物，但张昭跟周瑜、鲁肃不同，他是以安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不是见乱世就兴奋要建功立业的豪杰——正是这一点根本的不同，令张昭在东吴集团中的地位发生改变。
从200年到208年，曹操通过官渡之战和远征乌桓一统北方、进位丞相，随即率军南下，兵不血刃地拿下荆州，将刘备逼到绝境。此时曹操给孙权的信，简单有力到无以复加：
“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是战是降，东吴必须择一而从。
《三国志·张昭传》里并没有关于张昭劝降的记载，但那是作者陈寿的有意回护。根据《周瑜传》《鲁肃传》，东吴一力主战的只有周鲁两人，以张昭为首的其它人都持降曹之议。司马光《资治通鉴》里，借孙权之口明确指出降曹派的代表是“子布（张昭）、文表（秦松）”，而孙权因此大为失望。
《周瑜传》里还记载了张昭不主战的理由：曹操是名正言顺的大汉丞相，舆论上师出有名，东吴不占优势；曹操拿下荆州后除了步兵还有水军，就算远没有八十万，东吴在军事硬实力上也相差太远。
湖北赤壁市三国赤壁古战场，古石刻“赤壁” 图源：视觉中国
作为儒家士大夫，张昭等人深受名节观念的熏染：许昌的皇帝是一以贯之如假包换的大汉天子，曹操就算飞扬跋扈，高端不过霍光，低端也是王莽——还是篡位前的王莽。王莽远未成形，天子也还在位，因此刘备马腾刘璋包括孙权一干豪强在内，谁也没可能成为光武帝刘秀。
况且，归降并不是把孙权往火坑里推，当初孙策早就说过一旦发展不顺可以“缓步西归”。孙权归降最终是降汉不是降曹，依然可以保有尊崇的地位，比如刘琮就爵封列侯；更重要的是，国家也能就此结束天下四分五裂的局面，所以又何必为了微不足道的获胜可能，像已无立锥之地的丧家犬刘备一样赌上东吴六郡？
从大汉之臣变为东吴的开国功臣，绝不是张昭的人生理想，但却是周瑜和鲁肃的。虽然最终赤壁之战成王败寇的结果，证明了联刘抗曹战略的可行性，但以弱胜强，实在是中国数千年战争史上屈指可数的极小概率事件。作为东吴六郡的主理人，张昭就算知道有击败曹操的可能性，他也不敢像赌徒一样，把东吴百姓的身家性命一把梭哈。
但孙权不是刘琮更不是刘禅，孙权是野心家，他对张昭心中的大汉其实不屑一顾，心心念念“彼可取而代之”。所以周瑜鲁肃断言可以一战，说到了孙权的心坎上。最终赤壁一战天下三分，孙权赌赢了。赢才是硬道理，张昭从此在孙权心目中没有了地位。
出身士大夫的张昭，施政的重点其实一直是“保境安民”，而不像出身地方豪强的周瑜鲁肃那样热衷于开疆拓土。孙权心里清楚：张昭虽然在我这里做事，但心里最重视的根本不是我。
正是这一点令孙权耿耿于怀，虽然张昭的作用在东吴仍然不可或缺。赤壁之战后的212年，阮瑀为曹操捉刀写信给孙权，明确提出只要他“内取子布、外击刘备”，就可以让他长期把持江东。张昭如果对东吴而言不重要，根本等不到曹操主动提要求杀，孙权早就把张昭打入尘埃了。
但孙权心里的不爽始终要发泄。赤壁之战二十年后的229年，孙权自称吴王时，把最重要的功劳归给已死的周瑜。张昭甚至还没有开口称颂功德，孙权就按捺不住主动发难：“当初要是听你的，现在怕是已经在要饭了（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张昭无法回答，只能“伏地流汗”。孙权称王后，要封丞相，朝野上下都以为非张昭莫属，但孙权偏偏封了孙邵为相，而孙邵其人其事甚至连《三国志》都进不去。
孙权的羞辱之意，也算昭然若揭。
关于孙权，许多历史记载其实是要打问号的。
比如南朝的裴松之给《三国志》作注引用的《吴历》里，就借曹操之口称赞他：“生儿子就应该像孙仲谋！刘表的儿子跟猪狗一样（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就算曹操真有此言，可能也只是随口一说罢了。
毕竟他口中英明神武的孙权，一生亲自带兵出征的胜率基本为零。最为后世讪笑的就是215年孙权带十万大军进攻合肥逍遥津，结果被张辽的8000人按在地上摩擦，不是坐骑给力孙权更差点被活捉。
外战一生无胜绩，内政也不乏昏招。229年孙权称帝，丞相仍然不选张昭，换成了江东士族的代表顾雍。
三年后，曹魏的辽东太守公孙渊起兵反魏，主动向孙权称臣。大喜过望的孙权要遣使前往辽东，张昭出言阻止，说公孙渊向吴并非本意，一旦其翻脸东吴就将成为天下笑柄。孙权哪里听得进去，仍然一意孤行遣使辽东，张昭于是称病不朝。愤怒的孙权用土封住张昭的家门，“不出门就不必出门了”；张昭也用土从里面将门堵住，“正是不打算出门了。”
后来，公孙渊把孙权的使者统统砍了脑袋，颜面无光的孙权后悔不迭，终于又请出张昭重新上朝。这些看似儿戏的举动，其实是君主和臣下关系的生动呈现：三国时代的皇帝，普遍还不及后世皇帝一样顺我则可称奴才、不顺我则一刀砍掉的专横。
鄂州市滨江公园中的孙权像。鄂州古称武昌，孙权一度迁都于此。（图源：视觉中国）
张昭时代的儒家士大夫，以匡正君主之过为一己之责，也远不像后世经过八股洗脑如明清士子一样卑躬屈膝。孙权从当孝廉到当皇帝，张昭的态度其实并没有多大变化：我看不惯的一定会说，听不听由你。孙权喜欢打猎，老虎都一度扑到了车跟前来，张昭劝谏，孙权道歉但不改；孙权酩酊大醉，张昭愤而离席，说这样的举止跟纣王无异，孙权惭愧但也不改。
孙权就算终于当上了皇帝，还是时刻觉得有掣肘而不能为所欲为，这最大的掣肘就是张昭。
孙权称帝后，张昭告老退位，孙权拜他为辅吴将军，地位仅次于三公——但就是不给最顶级的三公头衔，即便论资历论德望都无人能出张昭之右。张昭也安之若素，天天在家为《论语》《左传》作注。
公元236年，张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在人均寿命不过几十的三国时代，张昭若是常年愤愤不平、郁闷不已，怕是也难享如此高寿。南朝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张昭传》作注时，对张昭赞颂有加，说上扶汉室、下保黎民才是张昭的本心，搞分裂不是他的本意，所以他劝孙权降曹虽然无功于孙氏，对避免天下四分五裂、兵连祸结却是有大担当的。
张昭墓 （图源 新华社）
历代史家没有几个不佩服张昭的，只是自从扬刘抑曹的《三国演义》行世，张昭才以投降派代表的反面形象出现，似乎降曹只是为了保全一己的荣华富贵。
可以说张昭在赤壁之战时识见不足判断有误，但如果张昭真是跪舔强权的软骨头，他又何必长期地一如既往地跟孙权对着干？
跟后世无数热衷权位的反例相比，张昭实在是找不出惭愧的理由。
文丨 C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