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主角是个吃货，为了写好他，我必须要在美食段落里投入饱满昂扬的感情。而维持这种情绪的办法，就是吃、吃和吃。”近期，马伯庸小说《食南之徒》出版，他玩笑般地在社交平台上写道，“写完这本书，我多年减肥成果毁于一旦。”
近日，马伯庸来到成都，与读者分享新书内容，并接受了红星新文化的采访。
马伯庸新书《食南之徒》，是以西汉时期南越国为背景，在小说中，贪吃的汉使唐蒙来到饕餮圣地南越，没想到卷入南越宫廷的政争之中。时局波谲云密，他能信赖的只有美食，能够破局的也只有那颗追求极致美食的心，更为重要的是，唐蒙敏感的味觉竟然拓展了大汉对中华版图的认知。
美食，是马伯庸小说里常常出现的元素，无论是《长安的荔枝》里那一颗晶莹剔透的荔枝，还是《食南之徒》里“什么都能吃的岭南”的一味小小酱料，都让人读之垂涎难忘。《食南之徒》，用马伯庸的话来说，是一本让他“多年减肥成果毁于一旦”的小说：“为了让读者能够信服，让读者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好吃，我必须得自己吃得开心才行。”他说，自己其实一直在控制饮食，但要创作这本《食南之徒》，只能按照书里的情节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直到吃到自己兴奋了，写出来的东西才能让读者发自内心地感受到食物的美味。
这样的创作方式，来源于马伯庸对自己文字的执着：“网络上许多美食探店文案，动辄就是类似‘入口即化’‘十分Q弹’的陈词滥调。写一样食物，你到底是照本宣科，还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其实读者是看得出来的。”
马伯庸说，他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变成这样，希望读者读了他关于美食的描写后真的想要去尝尝。他开玩笑说，每一样美食都要自己去吃，倒成为他创作《食南之徒》最大的困难：“我也是‘为文学捐躯’了。
马伯庸十分擅长“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可能性”。写历史的作家多，讲职场的作品也不少，但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作家却屈指可数。《太白金星有点烦》里在“领导”的要求下，受命策划九九八十一难的李长庚，《食南之徒》里被卷入宫廷的政争之中的汉使唐蒙，《长安的荔枝》里要执行“不可能完成之任务”的小吏李善德……马伯庸的作品，总能透过历史长河中的微小之物，窥测背后职场之道与叵测人心。
“作家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一定是和他的阅历密切相关。”马伯庸大学念的其实是商科，毕业后在外企做了十年上班族，小说中的不少内容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我当了十年的上班族，对社畜是最熟悉的。你让我写别的方向，我可能都写不了。”
马伯庸说，在历史里讲职场，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创作，一直到现在，他都在跟当年的同事、老板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也时常将职场故事和感悟与自己分享，“我知道现代人上班是怎样的，那古代人上班是怎么样的？古代的这些小人物是如何生活的，其实和现代的小人物是相通的。”
不过，能够将创作出的历史小说常年位于各大图书畅销榜上，并不容易——刻板印象里的历史读物往往因为年代久远、人物关系复杂，读来艰难晦涩，要从浩瀚无垠的历史材料里切入，将故事写得有趣易读，十分考验作者的笔力。
马伯庸总结，自己是参考了白居易写诗的方式。传闻白居易每每写完诗作，都要将作品读给村里老妪听，她们能听懂，白居易才认为是一首好作品。马伯庸说，每次创作完后，自己也会跟很多朋友交流，并根据他们的要求调整文字，在小说中既保证内容的深度，又保持文字的可读性。
但文字的易读，并不意味着内容的浅薄，《食南之徒》在创作前，马伯庸经历了为期半年多的调研，类似《大医》这样篇幅更长的作品，前期准备就花费了3、4年之久：“你要给读者表达‘1’，你得自己先能达到‘10’，再逐渐削减和精练。”
那么，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是一种什么感觉？
马伯庸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压力可大了。他说，基本上写的时候都在想，要是新书比不上之前作品的话，是不是就会过气了。“花无百日红，我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能过于骄傲和张狂，不能觉得自己不用再继续学习了，不能觉得随便写写就能卖个一两百万册。千万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马伯庸说，自己需要保持“战战兢兢的状态”，这样即使将来到了低谷期，也会觉得没关系，毕竟自己曾经辉煌过，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写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作家一定要经常给自己做这些心理建设。”
他分享说，其实在每一次写完新书后，第一反应都是会陷入焦虑，“觉得自己停滞不前，写的东西不尽人意，觉得这东西怎么拿出来见人？”直到经历很长时间的调整和修改，才逐步提高对新作的信心。但很快，自己又会担忧下一本书要怎么办：“所以说作家其实也挺可怜的，随时会处于一种战战兢兢的状态。”
对于自己作品的畅销，马伯庸将之归结到时代的原因：“我开始写的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有条件让更多的人接触到我的作品。在这之前文学发表渠道很狭窄，除非运气很好，才有机会刊登在文学杂志上给别人看。”
马伯庸说，他见过太多比他写得更好的人，但幸运的是自己“踩准了时代的节点”，等到他逐步脱离互联网写作，转战实体书行业时，读者们对历史兴趣的高涨，以及经济快速发展，让更多的读者愿意购书，“那个时期的读者对作者也很宽容，允许作者犯错，给我了十几年的成长空间，才没有让我在创作之路上一蹶不振，我才能有机会一点一点成长到今天。”
红星对话
红星新文化：为何一直聚焦市井小人物？
马伯庸：我觉得对于读者来说，读历史小说，最重要的是一种共鸣感。这些人物已经死了，那对于几千年后的我们来说，为什么要读这个书，我们在书中读到什么？这是对于历史小说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所谓的时代性。
我要是写王公大臣、帝王将相，大家也爱看，因为大家也喜欢仰视，看一些自己想象不到的东西。但同时我在想，历史中很多小人物也做了很多贡献，而他们其实是被隐没在历史叙事的后面，没有人关注到。
我们也一样。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几百年后再回看这段历史，可能也没有我们的痕迹，但我们确实真实地生活过，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甚至说，对历史进程，还有过那么一点点细微的影响。我就在想，我关注古代的这些普通人，实际上也是关注现代的普通人。
红星新文化：你创作效率挺高，近些年几乎每年都有新作出版，你觉得自己属于高产的作家吗？
马伯庸：算是个“写作社畜”吧。写作和别的不一样。比如搬砖，再不喜欢，咬着牙每天搬三百块也没问题。但写作是一个没有办法伪装的工作，不能假装自己很喜欢，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是没人看的。文学创作这个东西，必须要倾尽自己的热情和荷尔蒙，读者才能通过你的作品感受到你的热情。
红星新文化：你认为写历史小说的困难在于什么地方？
马伯庸：我的原则是不去改变历史，那么最大的困难在于：不改变历史的前提下，如何让读者还愿意读这本书？比如《两京十五日》的主角是宣德皇帝朱瞻基，读者在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就知道这个人一定能活到最后，并且能够顺利登基。整个小说中，最大的悬念已经消失了，那么怎样在这种悬念消失后，还能够让读者愿意继续读这部作品？这是创作中最大的挑战。
我觉得作品的可读性是第一位的，如果一部文学作品，让人读都不想读的话，就谈不上后面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红星新文化：你认为在创作方面自己是否有一些天赋，至少是有一些不同的特质？
马伯庸：实话实说，我不是天才型的写作选手，我属于勤奋型。让我来划分，一个人100分的话，我觉得勤奋占80分，到了80分以上才是拼天分。但如果只有天分却不努力的话，整个卷面只能拿到20分。
撰文丨毛渝川 陈谋 编辑丨 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