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在屏幕前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除了读者本身，还有图书市场——诺奖的光环，往往意味着对应图书销量的激增。
韩国女作家韩江获奖后，负责韩江系列作品的磨铁图书策划编辑魏凡，第一时间回到办公室成立韩江项目组，把已经下班的营销同事、销售同事和印制同事都聚集起来，迎接当晚各大电商平台就会立即暴涨的预订量。紧接着，她的其他作品也被排在了出版计划中。（谁是韩江：她的每个句子都包含着美丽和卑劣、纯洁和肮脏│诺贝尔文学奖）
更明显的是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2022年获奖之前，埃尔诺的在售作品中文版只有《悠悠岁月》；获奖后，随着中国读者对她的关注度陡然提高，她的多部作品也陆续被翻译出版。近期，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三次推出了安妮·埃尔诺作品集，包含首次引进国内的《真正的归宿》《外部日记》等，还有埃尔诺在获得诺奖之后的新作《迷失》。目前，国内推出的埃尔诺中文版作品已至少17本。
安妮·埃尔诺 图据IC
这样的“爆发式”出版频率，在其他诺奖得主身上都不多见。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曾向红星新文化记者解释，如此高频率地引入埃尔诺的作品，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埃尔诺的作品篇幅都不大，翻译和出版进度相对快一些。与此同时，埃尔诺在获奖后仍然笔耕不辍，还在创作新的作品。
面对数十本之多的作品，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埃尔诺？
如何理解诺奖评委会主席那句评价——她用语言作一把刀撕开想象的面纱。但实际上，这把刀是一刀一刀解剖着自己。
又如何从她出发，试图窥见法国文学的一隅？
为此，我们与埃尔诺作品译者、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荭聊了聊。
“没有抒情的回忆、也没有胜利者的嘲讽”的中性写作
红星新文化：在中国，许多读者是因为诺奖才知道埃尔诺，在法国呢？
黄荭：在法国，埃尔诺获奖前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获诺奖之前，埃尔诺已经是公认的法国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了。
那本1983年出版的《一个男人的位置》（La Place），让埃尔诺一举成名，在法国文坛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作品也被译介到国外。
同样，也是这本书让她得以重新审视自己曾经叛逃的出身阶层，在记忆中复活“最熟悉的陌生人”，重新确认写作的初衷。她思考如何用父亲能读懂的语言去写他的生活，平实地去书写那些被传统文学认为“不配”进入文学场域的人和物，用一种人类学民族志式的书写模式，对“不同族群表现出来的人类学和社会特征进行描述”，揭示出个体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在社会规则的约束下习得的某种阶级“习性”。
写父亲的《一个男人的位置》、写母亲的《一个女人的故事》（Une femme），以及写社会区隔造成青春期困惑的《耻辱》（La Honte）都见证了这一拒绝文学虚构、走向一种“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没有抒情的回忆、也没有胜利者的嘲讽”的中性写作。
红星新文化：这两本书出版后，对法国文学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黄荭：在这之后，埃尔诺收到无数读者来信，都说她写的是他们父母的故事，是他们自身的故事。她也越来越意识到，自我和他者，外在和内在是连通的。
埃尔诺和她的作品在法国和欧洲知名度很高，虽然她年事已高，但一直笔耕不辍、热度不减。
2008年出版的《悠悠岁月》是埃尔诺作品的集大成者，通过一个“跨人称的我”和一个泛指代词（on），还有第三人称单数她（elle）和第一人称复数我们（nous），实现了超越个体维度的“非个人自传”，或者用另一个埃尔诺发明的新词：“社会自传”。
红星新文化：一些读者评价，埃尔诺的作品给人一种很私人和琐碎的阅读感受，这样的写作方式是埃尔诺独有的，还是法国文学一种常见写作方式？
黄荭：“私人”或者说“自我书写”一直是法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文学传统之一，法国在1960年代开始出现了自传/自撰热，老中青作家都有创作这类作品。
“琐碎”作为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和碎片化的时间在文学文本中的沉淀，同样在一些作家的笔下也有类似的表现手法，像乔治·佩雷克、菲利普·德莱姆、让—菲利普·图森等。
“我们真正的自己不完全在我们身上。”这是她在《外部日记》的扉页上引用的让—雅克·卢梭的一句话。这本书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作家1985-1992年间在街头巷尾、大型超市、公交车站等公共场所的所见所闻，她希望“通过这些集体日常生活的瞬间累积”揭示出一个时代的现实，折射出人类的情感与本性。
这一写作手法在《外面的生活》《悠悠岁月》和《看那些灯光，亲爱的》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由内到外的视角转变见证了埃尔诺这四部“岁月组曲”的社会性维度：我即众生，众生皆我。
成堆的读者来信，
都堆在院子角落的几间棚屋里
红星新文化：能否讲一下你与埃尔诺接触的经历？
黄荭：今年1月，我去法国，和一个朋友约好去埃尔诺在塞尔吉的家中看她。我们先坐地铁，然后换乘RER（区域快铁），中途广播里说有段铁轨坏了，正紧急维修。我们已经进入了埃尔诺的文本《外面的生活》。到站后出来，眼前赫然两个巨型的大钟，仿佛时间被放大了，扑面而来。
新城没什么特色，也没什么历史，穿过两条马路就进入乡间小道，跟着手机步行导航，不多久就到了埃尔诺家门口。白色的栅栏，墙头爬满常春藤，偌大的院子，零星的花草，几棵高耸的蓝雪松。
冬日的午后阳光很好，透过一排大大的窗户照进来。她说她不去巴黎，几乎不去，她一直觉得自己和巴黎格格不入。很长一段时间她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至少不是那种大作家，所以最初的几本书她都没有保留手稿，同样她也没有大作家保留信函底稿的习惯，况且她也很少和作家通信。
她有成堆成堆的读者来信，都堆在院子角落的几间棚屋里，她很喜欢读读者来信，有些信写得情真意切，她也很乐意回。《位置》1984年获勒诺多奖之后，她才有意识地去保留手稿和日记，如今她的手稿已经捐给了国家图书馆，向研究者开放查阅。
我们也聊到了我还要翻译的《黑色工作室》。最后不能免俗地合影、签名，看诺奖金灿灿的奖牌。在法文版《真正的归宿》的扉页，她写了题词，送给这个来到她其中的一个生命之地、也是最重要的写作之地的我。
红星新文化：埃尔诺的作品比较短小，那翻译她的作品难度如何？
黄荭：《我走不出我的黑夜》让我深受震动，我把翻译此书当作一场错过的告别礼，我多么希望可以看着母亲老去，缓慢而宁静地死亡，尽管对于父母的离世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做好思想准备，永远都太过突然……
埃尔诺的文字抚慰了我，尽管它充满了泪水。翻译的时光对我而言也是一段重现的时光，也让我体会到埃尔诺所说的“写作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写作时所做的一切就是在挽回，你所经历的事情在别人身上也曾发生过。“如果人们写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写下自己的经历，那也是在为别人挽回某些东西。”
翻译她的作品应该算比较容易的，《黑色工作室》会难一些，因为是写作日志，需要破解一些作家特有的“密码”，这就需要对作家整个的人生和创作轨迹有充分的了解。
一般比较薄的书，如果一气呵成去翻译，应该一两个月就可以译完初稿，之后我会把稿子放一放，过一段时间（拉开一段距离，可能对文本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尝试其他可能的翻译策略）再校对润色几遍，最后会抛开原文再通读顺一遍。
安妮·埃尔诺 图据IC
写作是一把刀，
只有被说出，才能被看见
红星新文化：你认为她的作品最宝贵、最动人的是什么？
黄荭：是真实。向下的、寻根究底的写作。为那个失语的族群代言、见证、辩护、复仇。
“如果说自由有什么意义，那就是有权告诉人们他们不想听的话。”这同样也是埃尔诺对待写作的态度，写作是一把刀，只有被说出，才能被看见，只有被看见，才有（被）改变的可能。
还有彻底袒露自我，不管是羞耻、隐痛还是欲望，不惧怕丑闻和指摘的勇气。
因为“我”的记忆、“我”的声音里，也融入了“你”的记忆、“你”的声音、时代的记忆、时代的声音，埃尔诺用伪装成小说的非虚构（或者说伪装成非虚构的小说），反复讲述女性成长免不了要经历的痛苦和煎熬、阶级跨越所造成的“错位感”带来的种种不适和羞耻，才能引起千千万万法国和世界各地读者的共情。
安妮·埃尔诺 图据IC
红星新文化：这么多埃尔诺作品，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埃尔诺，以及如何阅读法国文学？
黄荭：阅读品味是需要养成的，首先是读不读的问题，其次才是读得下去读不下去、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我个人的建议是先试着去浅浅地读一读，喜欢就继续读，往深里读。如果不喜欢就换一本，你不需要阅读所有诺奖，更不需要阅读所有作家（况且也不可能），但保持好奇、开放的心态去阅读、去发现很重要。慢慢地，你会发现阅读在无形中塑造了你，在你打开文学书籍的时候，你也在向这个世界打开了你自己。
所以去读书，从你喜欢的作品读起，读多了之后，你的“胃口”就变大了，“消化”能力也变强了，审美趣味也变得多元了。
读埃尔诺如此，读法国文学亦如此。
撰文丨 毛渝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