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坦卡蒙雕像、彩绘人形棺、猫木乃伊……
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埃及热”，三个多月时间里已经接待了约80万人次的观众。
图据视觉中国
而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股“埃及热”，发生在一百多年前，这股在中国的文人圈中刮起的风潮，发起者叫端方，他也是研究古埃及的中国第一人。
历史书上的端方（1861~1911），是清末大臣，试图到成都平息保路运动而被起义军人所杀。但他也是知名的收藏家，1905年他赴欧洲考察，在埃及购买了86件文物。
端方不认得古埃及文字，但他的石碑文字种类收集之全，跨度时间之久，让现在的西方学者都叹为观止……
虽然同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中国对于埃及的了解，长期都比较模糊。
中国人最早得知有埃及这样一个国家，是在汉代——奉命出使西域的张骞，曾在大月氏人那里听说过一个叫“黎轩”的地方。这个“黎轩”其实是“(A)Lexan(dria)”的缩译——就是托勒密时期埃及的首都亚历山大。
至于亚历山大城具体在哪里，道听途说的信息里就没有更详细的内容了。
东汉年间，班超派遣使者甘英出使大秦（古罗马）。甘英一路走到了条支（或曰“条枝”，在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境内的安条克城）后，面对茫茫西海（地中海），听航海者说起渡海的危险后，畏惧而返。
“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现场（图据视觉中国）
在甘英之后，又过了好几百年，唐代将士杜环跟随大将高仙芝与大食军队进行了那场著名的怛逻斯之战后，被阿拉伯人俘虏到了地中海地区。十多年后，杜环乘商船回到广州，在他写的《经行记》中，提到了他去过北非的摩洛哥，但没有关于埃及的记录。
直到南宋，赵汝适出任福建泉州市舶司提举时，曾详细“采访”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商人，将他们讲述的关于各个国家的地理、风土、物产等素材，撰写成《诸蕃志》一书，其中首次详细介绍了关于埃及的情形——尼罗河的重要意义、亚历山大港的灯塔……
此后直到明代，中国人对埃及的了解也未曾超出赵汝适这本“口述实录”。
“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现场（图据视觉中国）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西方的接触进一步增多，清政府也陆续派出访问团或使节到国外考察，其中不少人也到过埃及，留下自己的观察记录，他们几乎都对木乃伊防腐技术啧啧称奇，还有人将著名的吉萨金字塔群称作“三尖古冢”。
但要论亲自购藏古埃及文物的“中国第一人”，还得是端方。
1905年，清政府受立宪运动影响，派端方和载泽、戴鸿慈、徐世昌和绍英五名大臣出使西方考察宪政，准备立宪。
身为当时知名的金石学家和收藏家，端方不仅在考察欧美期间特别留意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考察途中也一路搜集购买古物。在开罗，端方买了86件埃及文物，包括石刻、小型人像、印章、陶器、碑刻等。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王国时期埃及石碑
对于那些天书般的象形文字，端方十分稀罕，回国后制作了大量拓片，以及装饰有埃及碑刻拓片的扇子，亲笔题字，分送好友。与端方交往过的同时代名流，多曾受赠埃及古石碑拓片。比如黄遵宪、康有为、俞樾、梁鼎芬等。
康有为收到端方的拓片后，也回赠了他自己收藏的石碑拓片。黄遵宪收到石碑拓片后，在《己亥杂诗》（其五十二）中赞颂过古埃及文明：“上烛光芒曜日星，东西并峙两天擎。象形文字鸿荒祖，石鼓文同石柱铭。”
端方制作的古埃及石碑铭文拓片
不过，这股“埃及风”当时仅在清末的文人小圈子里一度流行，并未有更广泛影响。
端方是晚清政坛公认的“旗人三才子”之一。这三人就是“大荣、小那、端老四”——大荣即荣庆，小那即那桐、端老四即端方。
端方1882年中举后就任工部员外郎，“独以博闻强记、踔厉风发冠其曹列”，在一众游手好闲的旗人子弟中显得十分突出。戊戌变法中，端方以其过人才干在官场崭露头角，虽然变法失败后一度遭到贬抑，但很快凭借自己的人脉和能力重新上位。
作为清末新政时期崛起的满族地方大吏，端方以思想开明、力行新政而被时人赞许。他大力推行新式教育，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包括女学生）；他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幼儿园和省立图书馆，提倡全民植树，引进肉类卫生检疫，还筹办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览会等。
端方制作的古埃及铭文拓片团扇
在国外考察期间，端方广泛接触和了解了众多国际新思潮，他不排斥新事物，1909年，清政府为慈禧太后举办了隆重的葬礼，端方则特意安排了两名摄影师对慈禧下葬过程进行拍摄，以便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宝贵影像资料。
然而，这一举动却被他的政敌利用，猛烈攻击他“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末代清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也对端方早有不满，借故将他罢黜。
《陶斋藏印》书影
从高位上跌落的端方，将精力投入自己的收藏爱好。他意识到为使古物长久流传，须将其系统性地著录成册，为此他延揽了一大批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鉴赏家，委托他们将自己的藏品进行整理汇编，著成的《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记》《陶斋藏砖记》和《陶斋藏印》等书，对文物界及收藏界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端方旧藏《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
无论端方是否真心想过从此退出官场，安度晚年，清末瞬息万变的政局也让他身不由己——被罢官不到两年，保路运动便席卷了鄂、湘、粤、川四省。端方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
“成都血案”发生后，清廷命端方带兵入川，平息风潮。然而，就在他率兵前往成都的途中，武昌起义爆发了。形势迅速变化，各省独立的消息相继传来，成都也被“保路同志军”所占。
端方书法作品
还没到成都，端方一行就被困在了资州（今四川资中县），最终和他的弟弟端锦一同被起义军士所杀。兄弟二人的首级被割下来放在煤油桶里防腐，一路送往武昌。
端方一死，他的藏品便立即受到国际藏家们的关注。日本著名美术家冈仓天心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葬礼后他收集的青铜器也极有可能散失，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去获得那些重要的美术品。”
端方死后，藏品由其子端继先保管。由于家道中落，1914年端继先曾提出将部分收藏出售给民国政府，并整理了金石字画等品类约计1300余种，“索价二百万”。但由于民国政府财政拮据，最终收购未能达成。
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西周青铜器
此后，端方藏品开始大量流出，散落民间，部分流失海外。1924年，端方后人找到加拿大人福开森，将一套价值连城的西周青铜器“柉禁”以20万两白银的价格，通过他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这套青铜器于1901年出土自陕西宝鸡，是端方最为珍视的吉金藏品。当初得到这套“柉禁”后，他还专门请来同僚一起欣赏，并当场摆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端方当年收藏这套青铜器时的留影
历经流散之后，端方的藏品最终仅剩下很小一部分，被搬进故宫和北大图书馆的旧仓库保存下来。
2002年，北京大学颜海英教授在清理赛克勒博物馆一间老库房时，发现了9块古埃及石碑，经过辨认解读，证实它们正是1906年端方在埃及开罗购买的36件石碑中的9件。
2005年，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朱凤瀚又在博物馆的库房中整理出40多块古埃及石碑的复制品和三具彩色人形木棺。至此，一个世纪前中国人最早收藏的这批古埃及文物，才重新从历史尘烟中缓缓浮现。
端方旧藏古埃及人形彩棺
经过颜海英细致认真的研究比对，证实端方所收藏的这批古埃及文物多数都是真品，所属年代跨度足有3000多年（从古王国时期到科普特时期），其中包括50块铭文从未发表过的埃及石碑，石碑上的文字有圣书体象形文字、世俗体象形文字、希腊文，甚至还有拉丁文。
“这些石碑及其复制品向我们展现了20世纪的中国金石学家如何以收藏中国石碑的方式收藏埃及文物。”颜海英在她的著作《中国收藏的古埃及文物》一书中写道。“而他制作的复制品，不论水泥石碑还是木棺，都有很高的水准。”
面对自己从未见过的陌生古老文物，端方的挑选眼光可谓独到又高明。比如作为一个金石学家，第一吸引他的，就是石碑上的文字，他虽然不认识，但知道是不同的字，古王国的、新王国的，到后来罗马时期的，每一个时期的碑他都挑了。
1905年，英国著名埃及学家威尔汉姆·斯宾伯格（Wilhelm Spiegelberg）在开罗的一家文物商店拍到一张石碑的照片，通过分析研究其上铭文后，他意识到这块石碑的价值极为珍贵。
威尔汉姆·斯宾伯格
1913年，斯宾伯格发表了对石碑铭文的解读文章并配图。在文章的最后，斯宾伯格写道：“现在，是时候寻找这块石碑的下落了。”
他当时还不知道，这块珍贵的石碑，早就被端方买走了。
撰文 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