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笔者带团参加联合国在印尼的一个培训活动。前后四周时间。在此期间，结识了培训班一位印尼朋友。四周时期密切接触，几乎无话不谈。回国之前，与这位印尼朋友聊天，他很认真地对我说：
“华人确实很能干，为印尼创造了不少财富，但很多印尼人不喜欢他们”。
“ 什么原因让印尼人不喜欢？”我问。
“华人太勤奋了，让印尼人不舒服”。
这位印尼朋友给出的原因，自己也很惊异。我们一直很骄傲地说，中华民族一直是十分勤劳的民族。
统计显示，中国员工每周工作44.6小时，而德国员工每周只有35.5小时。中国员工每年工作时间超过2200小时。很多企业和机构超过2500小时，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的劳动参与率（参加工作的人占全体人口的百分比）达到76%，相比之下，美国只有65%，日本只有58%。
难道勤奋也是缺陷，也是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笔者心中。30年了，渐渐地似乎也有了一个答案。
是否准确，需要读者评判。
一、案例分析
1、19世纪加州排华法案
19世纪50年代，伴随着加州淘金热，大量中国移民涌入。仅 1852年，加州就有2万多名中国移民涌入。当美国经济发展衰退时，铁路投资减少以及黄金价格下滑，对中国劳工的态度也发生变化，由欢迎转变为愤怒。
谁愤怒，不是美国的资本家，美国资本家十分欢迎中国劳工。当时华工们将横跨美洲的铁路较预定通车日期早了7年之多就提前完工，被当地人称为“像机器一样(machine-like)”，不论酷暑与严冬都会完成繁重工作。既吃苦耐劳且工资又低，当然受到美国资本家的欢迎。
当中国移民到美国各地从业时，结果就是价格崩盘、扰动了市场经济，造成当地人大量失业。美国劳动者因此十分愤怒。中国人做了很多白人劳动者不愿意做的辛苦工作：耕地、开洗衣店、开餐馆、做家佣等等，且十分勤劳。因而造成了许多美国白人劳动者的失业。
对于许多失业的白人劳动者来说，是中国人抢走了本属于他们的工作，这令白人感到沮丧和愤怒。
于是，一个名叫丹尼斯·科尼（Denis Kearney）的人出现了。他推动并领导了美国的反华运动。
1873年至1878年的全国经济大萧条，科尼参与创建的加州工人党1877年成立，并于1878年夺取了加州立法机关的控制权。科尼描述华人是“廉价的工作奴隶”，地球上最低贱、谦卑、平凡和听话的奴隶。华人削弱了美国的生活水准，因此应该被美国淘汰。
在科尼看来，华人的最高利益在于肚皮而不在于思想。科尼对华人的攻击，最终导致了1882年5月6日，美国亚瑟总统签署了“排华法案” 。
美国的排华法案，直至61年后，1943年，中美因二次世界大战结成同盟，才被废除。
2、意大利华人——对周围一切都不关心
2011年10月1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意大利作者拉菲尔-欧利阿尼和李卡多-斯达亚诺（译者邓京红）撰写的《不死的中国人》。这本书是写给意大利读者看的。
两位记者从欧洲人的视角对当地华人真实生活作了考察——不可想象地辛勤劳作，最大限度地攒钱，然后自己当老板。他们在意大利生活、创业、做生意。书中写到：
“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愉乐，没有欢笑，没有休息。他们面无表情除了工作赚钱，对周围的一切都不关心”。
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人除了工作赚钱，为什么对周围的一切都不关心？
与上述问题相类似的是，13年后，2024年4月10 号，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指出：“当今中国人是全球最辛勤的群体”。“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然存在许多人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让国人很纠结：最辛勤的群体，为什么还有许多人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二、问题症结
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笔者给出的分析是：
（一）权利意识
旧金山的排华案件， 科尼描述华人的词语是，“廉价的工作奴隶，平凡和听话的奴隶”。也就是，加州对华人的排斥，是由于过于听话，直接导致加州白人的失业。换一个视角分析，实际是华人普遍权利意识淡薄。只要有活干，工资被加州资本家压得很低，也愿意接受。正因为此，这或许是旧金山白人排斥华人的主因。
来自大清的臣民，此时不可能有权利意识。权利意识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有活做，比在国内好，就很满足了。
就全球范围看，华人权利意识淡薄是一个普遍现象。一百多年过去了，虽然有进步，但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例如，1994年2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 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工作制。但在中国诸多企业，这一规定形同虚设，绝大多数企业员工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即使是公务员系统，加班加点也是常态。每周工作40小时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执行。
（二）结社自由
要关注自身权益，需要表达和反映自身诉求，就涉及到结社。
结社自由被现代社会认为是人与生俱有的一种权利。结社通常分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结社（如公司，企业）和以非营利为目的的政治、宗教、学术、慈善等结社（如政党，教会，协会，慈善组织）。现代大多数国家宪法明文保障的结社，主要指以非营利为目的的各种结社。
结社自由是公民参与社会，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就全球华人情况看，华人很少参与以非营利为目的结社。虽然近年来有所变化，但仍不乐观。正因为此，华人由于勤劳，可能比较富裕。但由于很少参与结社，政治参与低，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较低。
或许有人以为，黑人在美国饱受白人歧视。确实有这一现象存在，但绝不普遍。但另一个现象不容忽视。美国的华人，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华人，则经常饱受美国黑人的歧视。而韩国、日本的移民，则很少受到黑人的歧视。说明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由于没有很好行使自身结社自由的权利，结社抱团能力差，政治参与低，在美国的政治地位也相对较低。
即使同为华人，区别也很大。以美国为例，美国600万华人中，来自台湾的华人，人口不足百万。但参与结社，参与政治热情比来自大陆300万华人高出很多。正因为此，在美国政界，来自台湾政界人物比比皆是，而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则十分罕见。究其原因，与两岸民众政治参与的异同有很大关联。
《不死的中国人》一书讲述了在意大利的华人，很少有自己组织罢工运动的。更多的是参与意大利工会组织带领中国工人进行的罢工活动。也就是主动组织的少。能够参与，当然也是一个进步。
也正是由于政治参与低，再加上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机制不健全和不完善，直接导致一些边缘群体缺乏话语权。这或许可以解释新加坡媒体提出的问题，中国人虽然是全球最勤劳的民族，仍然存在许多人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特别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边缘群体。
当然，新加坡媒体提出的问题，涉及内容十分复杂。不仅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和完善，还包括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府提供的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水平，国家治理水平，财富分配、政治廉洁等诸多内容。
可以得出这样结论：一个族群，行使结社自由的充分程度，始终是判定一个族群在一国政治舞台上地位的重要标尺。
（三）公共事物
对公共事物参与、关注程度和治理能力，反映一个族群的社会发育程度。
华人权利意识淡薄，结社能力不强，与公共意识缺乏，公共事物治理能力相对较弱密切相关。在千年故国如此，在海外留居，甚至成为外籍国民也是如此。
缺乏对公共事物的关注和治理能力，或许是全球华人族群的痼疾。也正因为如此，华人在慈善公益方面，与百年前相比，虽然有很大进步，但仍然有巨大提升空间。
2024年10月29日，《常态发展》公众号转发了知名学者高全喜“如何提升华人公共性”的一篇文章。高全喜在文中写到：
“海外的华人社会还很难说一个社会性生活，华人所到之处，除了个人乃至血缘家庭以及同乡族群还有华裔相识之间的谋生之外，少有正式的成规模的公益性的华人公共社区，更难从这些社区中发育出一些华裔居留国公民的公共诉求以及相关的组织机制和行动方案，等等。在公共性方面，整个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与欧美国家的移民相比有天壤之别，就是与印度、韩国、墨西哥等后发国家的移民群体相比，也大相径庭，难以比肩而立。一个丧失了社会尤其是政治公共性的族群社会，还能称之为社会吗？所谓的华人社会，还是一个社会吗？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世界各地，有华人群体，但根本就没有华人社会，因为组成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其公共性，这些华裔的群体他们应该有自己共同关心的公共议题，有公共的场所和平台，以及具有相关的组织机制和行动方案”。
高全喜的论述是否客观、准确，自然是仁者见仁的话题。但高教授所讨论的话题，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
（四）生命意义
生活不只是赚钱，还有诗和远方，还有文学艺术等诸多内容。
在柏拉图看来，生命的意义在于获得最高的理型的知识，即善的观念（理型），所有善良和公正的东西都从中获得效用和价值。
中国学者钱穆把人生可分为四阶层：职业、闲暇、理想、道德。 第一层为职业人生，第二层为闲暇人生，闲暇人生可判定一个人的品德高低贵贱。历史上的大人物、大事业都在自由闲暇中产生，而非职业人生。 第三层为理想人生，当理想和现实同时兼顾，有了自由和规律时，就可称为第四人生。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还处于职业人生阶段，还处于为了生存还奋斗阶段。即使有了钱，短期也难以改变这一遗传社会学的规律。
或许正是上述四方面原因，是导致华人虽然勤奋，但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尊敬，在居住国政治地位不高的原因。
诚如诺贝尔奖获得主科斯所言：“中国人民的勤劳足以让世界感到惊讶，甚至恐惧。”
当然也有例外，华人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政治地位都很高。原因也简单：
马来西亚有华人的政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英语：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MCA），简称马华公会。1949年2月成立的代表马来西亚华人的单一种族政党，该党所有党员皆由马来西亚华人公民组成。
新加坡有1954年成立，主要有华人组成的人民行动党（英语：People’s Action Party，缩写为PAP），这是新加坡1965年独立至今的唯一执政党。该党历任秘书长皆担任新加坡总理职务。
华人的勤劳是华人的优秀品质，这点是毫无疑问，值得骄傲。除此之外，如何让全球华人得到各居住国人民的尊敬和拥有相应的政治地位，而不是让人恐惧，还需要在上述方面，特别是政治参与方面，做出更大努力。这就是这篇短文的结论。
套用中国新文化时期一位安徽籍名人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就是争全球华人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