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东时间，美国公民宋彬彬于2024年9月16日在美国逝世，享年77岁。宋彬彬的死讯，很快在她的祖籍国——中国引发广泛的热议。并由此把人们带入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一、作为红卫兵的宋彬彬
作为红卫兵运动标志性的人物，宋彬彬的去世，引发了人们对那一段不堪回首往事的回忆。
维基百科对宋彬彬描述是：“宋彬彬（1947年—2024年9月16日），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用名宋要武，为中国共产党元老宋任穷之女。文革期间著名红卫兵，北京“红八月”期间曾因一张给毛泽东配戴红袖章的照片闻名全国。文革期间是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红卫兵领袖”。
毛泽东与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
宋彬彬在那个疯狂年代所产生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件事：
1、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要武嘛”响彻全国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检阅了从全国各地蜂拥到北京的百万红卫兵，“文革”狂飙突进，就此走向高潮。在十年“文革”史上，8·18是个标志性的日子。那一天，被红卫兵称作“光荣的八一八”。在城楼上，宋彬彬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著“红卫兵”三字的袖章。毛泽东问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后，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答：“是。”毛泽东回道：“要武嘛。”
毛泽东的这句话，通过天安门的现场直播，立刻传遍全国。宋彬彬因而出名，出大名，全国红卫兵知晓。对老师要武，成为红卫兵的动员令。
2、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刊发文章
更出名的是，宋彬彬为毛泽东戴袖章的第三天，即 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文章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这篇文章影响极大。北京最终演变成史学家描述的“北京恐怖的红八月”。自此，全国大中小学学生对老师大规模动武由此开始。
3、卞仲耘遇难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部分学生游斗校领导发生了暴力行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不幸遇难。宋彬彬被认为是施行暴力的学校组织的负责人，与卞仲耘之死直接相关。
卞仲耘（1916年—1966年8月5日3点40分），女，安徽省无为县人，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她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正因为上述事件，宋彬彬成为疯狂年代红卫兵运动代表性人物。而当人们回忆文革，特别是那个年代一系列荒唐做法时，宋彬彬首当其冲成为人们讨伐的对象。
二、疯狂年代
宋彬彬行为，需要与疯狂年代的背景结合，人们才会有更清晰认识。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红卫兵的疯狂以及北京的“红八月”，与发动者的鼓励、纵容甚至鼓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下是疏理的基本史实：
1966年7月28日，江Q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说：“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M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这句话以“好人打坏人活该”的形式广为流传，公然鼓吹打人。
8月1日，文革发动者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的行表示“热烈的支持”。
8月5日，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中央［66］395号文件发出，撤销刘少奇关于制止“乱斗”的310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许可证。
林彪8月31日和9月15日的两次讲话，对红卫兵的行为予以了充分和高度的肯定。他谈到：“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同时，主管治安的公安部门领导的放纵态度从实际上撤去了对红卫兵的最后制约。 “８·１８“后，公安部长谢富治下达指示：各公安分局派出所向红卫兵提供所管辖区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名单供红卫兵揪斗。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这位谢部长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
上述来自高层的纵容甚至鼓动对于事态的恶化无疑起到了最重要作用。
正是高层的纵容，甚至鼓动，直接导致了1966年北京恐怖的红八月，研究显示，1966年8-9月间，在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很多为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
在“红八月”中起主导和中坚作用的，正是出身干部子弟的红卫兵。而这个干部子弟，普遍认为，至少是当时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少将以上家庭的子女。即今天称作的红二代。
如何给那个疯狂年代定性，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对疯狂年代的定性。
三、历史裹挟
如何看待宋彬彬的行为？笔者的回应是，宋彬彬实际是被那个疯狂年代所裹挟的小人物。或许有知觉的成份，但几乎又是在不知觉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让自己后半身后悔的角色。现在看来，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被整肃，被召之即来，挥之即去，都是领袖神来之笔。
1、刊登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应当是组织行为
1966年8月20日刊发在光明日报，又经人民日报转发，在全国产生海啸般的反响，是当下人们难以想象的。这是一个学生可以打老师的动员令。问题是，这篇文章究竟出自何人之手。
宋彬彬说这篇文章并非她自己所写，而是报社组织人撰写。据宋的回忆，改革开放后，其先生去光明日报专程寻找线索，问了好多人，包括总编辑穆欣。查到最后人家告诉他说：是实习记者写的，不知道是谁。笔者以为这个回忆基本可信。以当时宋的水平，且处于十分兴奋状态，很难在第三天写出这样的文章。即使有想法，又怎么会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刊发呢？由此联想到，文革期间，由他人代笔，或者进行组织加工的文章比比皆是。例如雷锋日记，由沈阳军区《前进报社》等组织整理；小学生日记，则是被中央媒体组织修改后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完全不符合小学生原意。两份日记，毕竟还有基本素材，而光明日报的文章，无论宋当时知晓或是不知晓，则完全是组织行为。
2、宋彬彬没有直接参与，但有责任
北师大女附中卞校长之死，宋彬彬回忆说自己没有直接参与。 而且那天的批斗是高一3班发动的。被打死的北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发表声明，从未通过法律追究那些打人的女学生，“她们都是被唆使的”，对宋彬彬的责任有明晰的判断：“她没有参与打人。但负有责任”。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下午，师大女附中校方权力机构 “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召开批斗会斗争卞仲耘。批斗会最终演成变成体罚、殴打和残杀。而此时的宋彬彬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之一，确实难以推卸责任。
3、改名
宋要武，现在看来或许是光明日报硬性给宋彬彬改的名字。宋彬彬回忆说，自己从没有改名宋要武，只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改名宋岩。8.18之后，有同学说，你要不要改名叫宋要武？宋说我不配，我是犯错误的，我保了工作组，不配叫主席起的这个名字。
目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宋彬彬曾经改名 “宋要武”。
2014年1月4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参加师大女附中85事件讨论会。会议由原师大女附中的九位校友刘进、宋彬彬、叶维丽、冯敬兰、于羚、罗治、李红云、顾湲、郝新平和原四中的吴迪发起，参加者有陈小鲁、计三猛、印红标、米鹤都、卜伟华、郭小林、林衍、刘小磊、袁凌和戴为伟。
4、道歉
2014年1月12日，在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的见面会上，宋彬彬读了一份准备好的发言《我的道歉和感谢》，表示自己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没有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有责任，并向对在文革中受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道歉。按照宋的说法，从1967年，就开始道歉了。在此之前，2013年8月，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当年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为当年的老师“公开而正式”地道歉。2016年，笔者曾在一个读书会见到陈小鲁，问为什么作这样的道歉？他的回答很简单，总应当有人去做这件事。
笔者十多年前在共识网撰文，对陈小鲁、宋彬彬等人的道歉行为给予积极评价。并提出应当国家道歉和机构道歉。遗憾的是，今天网上已经找不到这篇文章了。
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似乎很少有道歉的基因。至今没有看到任何机构，为当时大面积的老师被迫害，被打死道歉。正因为此，陈小鲁、宋彬彬等人的道歉行为，今天看来仍然难得可贵，闪耀着人性的光亮。
四、宋彬彬冤还是不冤
1、长期以来，宋彬彬感觉有点委曲，有点冤
或许感觉有点冤，只是因为她叫宋彬彬 ，这也是她父亲的期望，就是文质彬彬的意思。如果叫宋岩，可能就没有宋要武一说了。接下来发生的事，也都与这个名字有关。
或许感觉有点冤，如果光明日报的文章确实不是宋亲笔撰写的话。宋回忆说，曾受王任重之邀去武汉，发表公开信保湖北省委事件，公开信出来后，宋一看都傻了，信一个脏字也没写，结果发出来全是骂人的话。没想到，自己也会被父辈给骗了。
或许感觉有点冤，与五大学生领袖相比，宋简直微不足道。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原反对工作组的该校“红旗”派学生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原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的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1966年6月6日成立，宋是四名副主席之一），很快就成为保守派一员。8月19日，由于受到原来反工作组同学的攻击，宋彬彬贴大字报声明退出“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 也就是说，宋彬彬作为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前后只有2个多月时间。以后很长时间宋彬彬成了“逍遥派”，没有参加西纠与联动等老红卫兵组织。与当时著名的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相比，确实微不足道。例如，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韩爱晶带人非法揪斗彭老总，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并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了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
或许感觉有点冤。根据宋彬彬家人提供的资料，宋的全家，也是那个疯狂年代的受害者。1968年4月，宋彬彬和母亲被押到沈阳软禁。全家人因为父亲问题也深受牵连，1969年初春，宋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牧区插队。1972年春，经当地牧民和大队公社推荐，宋被一所大学接收，后又被退回。最终负责锡林郭勒盟招生的老师顶着压力录取了宋，并与1975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
或许感觉有点委曲，改革开放后，1980年宋彬彬留学美国并入籍。2014年，已经是67岁的宋专程回北京道歉。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道歉，居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还被人说成作秀，自然感觉有些委曲。
2、宋彬彬不冤
宋也确实不冤，怎么解释也是百口难辩。毕竟那个疯狂年代学生活活打死老师第一个案例就发生在她的学校。八月五日“斗争”五名学校领导人，就是有组织的行为。没有这个斗争会，也就不会有红卫兵集体施暴、卞仲耘被打死的事件。她毕竟是当时学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
宋彬彬确实不冤，宋彬彬能够走上天安门城楼，得到现场谢富治的同意。根据宋的回忆，是被他人推上去但也没有拒绝。想一想，能够给伟大领袖戴上红卫兵袖章，并得到“要武嘛”的回应是多么荣幸的事情！那时候，别说能亲自和领袖握手聆听教诲，如果能够在拥挤的人群中看上他老人家模糊的身影，也会激动几年甚至一辈子。 8.18之后，有了“要武”，北京学生打老师有了上方宝剑，为打老师运动火上浇油，多少无辜的老师因而死在凶残的棍棒和皮鞭下，由此在全国产生了一系列示范作用。都是“要武”给害的，由此招来挨骂一辈子也没什么可冤的。
宋彬彬也确实不冤。五大领袖后来都先后判刑。宋也只是被人攻击谩骂。个人的委屈与全国千千万万人民所受的冤屈相比，还有什么冤可说。由于历史印记如此清晰，特别是在百万人瞩目的现场直播，全国许多人因为“要武”而遭受磨难，很多家庭支离破碎，一些人因此被打死。这笔帐至今没有一个说法，因而宋彬彬就成为一个符号，只有她才能够承担这一历史责任的符号。
宋已经离去，期盼一路走好！
无论宋彬彬冤或是不冤，对宋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那段疯狂的历史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但似乎又很近很近，近的让人们感觉就在眼前，就在现实生活中。
历史可以原谅，但不应当忘记（笔者实际并不完全认同这句话，有些历史事件和当事人是不可原谅的，例如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疯狂年代红卫兵对老师的动武，杀害）。忘记就意味着背叛。重要是总结这其中沉痛的教训，通过制度文明建设避免这类惨剧再度重演。
中华文明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如果不能够吸取历史教训，那一定只能周而复始，再犯类似的错误，再次或多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如果确实如此，只能说明这个古老的文明虽然悠久，但并不成熟。
资料来源：
1、丁邢 ：“一面之缘宋彬彬”，丁东小群公众号，2024年09月17日；
2、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3、朗钧：“《宋彬彬谈话纪要》的解读及其它“。
4、维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