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如何提升华人的公共性——伍雷律师与他的“东京人文论坛”

文摘   2024-10-29 15:21   美国  

日本游学札记(一)

高全喜 伍雷日本游
 2024年10月18日 06:54 173人听过
伍雷按语:  

     高全喜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85—1988年师从贺麟先生,攻读德国哲学和政治思想史,获博士学位。近期出版有《苏格兰道德哲学十讲》《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等

     高全喜老师今年在日本考察期间,除了研究专业学术问题,闲暇之余竟然对日本华人社会观察如此细致,写就三万余字的《日本游学札记》,这不仅对于日本华人社会是巨大鼓励,对于如何建设全球海外华人社会也有非常重要启发。

    文章中,高老师对于海外学者、朋友的生活、学习状态还做了详细观察记录,古诗有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他乡遇故知,读来令人感动    
     承蒙高老师授权,我在这里分三次原文发布《日本游学札记》。再次对高全喜老师表示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

                  日本游学札记

     此前也曾多次来过日本,但大多来去匆匆,主要是参加学术会议或处理相关事务,并没有在日本多做逗留,对比邻我们的这个一衣带水的邦国并不了解,甚至可以说是很陌生。疫情之后,在朋友们的盛情邀请之下,四个月前我去了一趟日本,这次日本之行与以前的访日有所不同,虽然名义上是游学,但主要还是在日本无事悠闲的盘桓生活,以东京的华人社会为中心四处溜达,走走看看,听听讲讲,某种意义上,我的这次所谓日本“游学”使我较为真实地感受到日本市民生活的基本生态,尤其是数以万计的华人生活、工作和交流的真实状况。当然,我的这些个人感受与观察体验,对于那些留学日本并常年生活和工作在日本的“日本通”来说,肯定是相当肤浅的和表面的,但我还是愿意写出来,供往来于中日之间的朋友们参考批评。下面便是我的一些琐记,匆匆草就,挂一漏万,贻笑方家。

        东京华人的公共生活(一)

     华人去外国谋生其来久矣,这方面的叙述很多,从南洋到北美,古往今来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出于各种原因赴海外谋生存。华人的生存能力很强,吃苦耐劳,且还具有天然的赚钱能力,在商业上取得很大的成功并不鲜见。但华人这个族群可能是根子里受到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且饱尝大一统皇权的凌辱,一直缺乏公共社会的观念意识和参与政制治理的能力,在千年故国如此,在海外留居依然如此,甚至流转数代,成为外邦国家的国民也是如此,缺乏公共性关怀和能力,可谓我们这个华人族群的痼疾。

    远的不说,就说晚近十余年,大陆中国人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到海外各国留学、打工、滞留和工作生活的,呈现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增长,今天到世界各地随处都能见到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这已众所周知。世界各地或各个国家及其主要城市社区,说起中国人有成千上万,除了臭名昭著的唐人街之外,却很难找到一处像模像样的华人公共社区。当然,北美的几个大城市,还有英国伦敦、法国巴黎,也有一些公知聚集的场所、媒体和网络社区,也形成所谓的政治公共平台,但它们都是太意识形态化的,且敌友斗争分明,相互厮杀惨烈,立场先行,造势和流量优先,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懂的。当然,还有一些基督徒组成的各种社区,它们确实是承担着宗教社区的扶助济贫的功能,有一些公共性,但其核心则是围绕着信仰展开的,并无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共性生活。总的来说,海外的华人社会还很难说一个社会性生活,华人所到之处,除了个人乃至血缘家庭以及同乡族群还有华裔相识之间的谋生之外,少有正式的成规模的公益性的华人公共社区,更难从这些社区中发育出一些华裔居留国公民的公共诉求以及相关的组织机制和行动方案,等等。在公共性方面,整个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与欧美国家的移民相比有天壤之别,就是与印度、韩国、墨西哥等后发国家的移民群体相比,也大相径庭,难以比肩而立。一个丧失了社会尤其是政治公共性的族群社会,还能称之为社会吗?所谓的华人社会,还是一个社会吗?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世界各地,有华人群体,但根本就没有华人社会,因为组成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其公共性,这些华裔的群体他们应该有自己共同关心的公共议题,有公共的场所和平台,以及具有相关的组织机制和行动方案。

     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是一个丧失了公共性的民族吗?华裔外国人或长居者,难道天生就不具备过公共生活的禀赋、能力和激情吗?是的,背井离乡,拖儿带女,每个人在所在国生活都非常艰难,为了工作赚钱,为了完成学业,为了留居手续,为了融于当地,等等,等等,其甘苦数不胜数,但这些就阻碍甚至斩断了这些人群对于公共生活的渴望了吗?这次日本之行,给我感受最深的是,我发现在日本东京,围绕着新近来日长居的大律师伍雷及其不懈的努力,在逐渐形成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华人公共社区,且在日本的华人圈,乃至在整个世界的华人世界,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具有一举改变过往华裔在各自留居国的生活性质及其公共品质的作用,至少我的初步观察是如此。

     提起国内大名鼎鼎的前大律师——伍雷,他以及他的律师团队曾经手的一系列国内重大刑事案件诉讼等,我就不多说了,在此我专门说一下赴日长居的这位伍雷先生。三个多月前的一个傍晚,我抵达日本成田机场,伍雷开车接我到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招待所稍事歇息后,我们俩就去了附近涩谷一个酒吧餐饮店。三年未见了,我们叙旧漫谈,我感觉他虽略显疲惫,但依然神采奕奕,聊起这两年的日本经历,充满着事业艰辛的苦乐、谦逊和刚毅。他来日本也有偶然性,本来计划送子女妻儿来日生活学习,短暂停留后自己还是回国继续他的销照律师的职业生涯,从事刑辩诉讼业务,一大堆案件还等着他操持办理。可天不遂愿,一到日本,他的家人就不放他走,说起来两个幼子还有妻子,来日本后如何生存,孩子们的学习生活,语言问题、赚钱问题、办事问题,等等,确实需要他予以解决。于是他们便在冲绳过度性地生活了近一年时光,说起来那真是一段无忧无虑、躺平休憩的日子,伍雷后来每与我提及都沉浸在一阵美美的享受之中。送孩子们上幼儿园、小学,日本的幼儿教育非常完备,对学生们甚好,他们不用操心也无需接送。他自己则安静地读书,好好读一些经典著作,做些笔记,夫妻俩一起煮饭烧菜,幻想将来开一家夫妻餐饮店,周末和假期,与孩子们到附近的海边游泳钓鱼,开怀嬉戏,逍遥自在,人生平凡如此,也当知足矣。

     不过,毕竟是干事业的人,冥冥中有一种召唤,他们一家四口还是在八个月前搬迁到东京这座人世繁华和机运深厚的东亚第一大都市。写到此才进入我的日本游学札记第一篇东京华人公共生活的正题。说起他举家来到东京,他似乎精神换发,给我谈起这八个月他在东京的闯荡过程,真可谓一波三折,歧路逢生,柳暗花明,各项事业逐渐贯穿连为一体,正是大展身手之时。我问是什么,他有点憨厚而又机智地答曰:日本华人的公共社区。我一下子感受到问题的症结,请他细细道来。情况大致如此,他初来东京定居,虽也有各种朋友和同道早就生活和工作于此,但大多忙得不亦乐乎,却也是鸡零狗碎,为了自己和家人亲属的生存和美好生活,耗时劳神地疲于奔命,最多也只能给他一些具体的生活帮助和信息服务,除了亲属、同乡、同事和朋辈们之间的各种私人聚会和交流之外,原子式的个人各自忙忙碌碌是这里的华人生活常态。往来海内外的新朋旧友很多,隔三差五的酒吧聚会也很多,除了一番时事嘲骂、无奈感慨和相互打气之外,其实回家后的情况依旧,还是苟且躺平而又零碎的私人事务充斥每个人的生活,使人沉闷压抑和憋屈无奈,润出后的短暂欢乐之后,剩下的则是令人窒息的私域方面的苦命挣扎和一地鸡毛。

     这就是润出去的大多数华人的生活吗?伍雷凭着律师的职业敏感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在东京长居的华人少说有五十多万,整个日本的华人据说有数百万,他们获得永居或长居的资格后,大多准备余生在这里生活下去,这些华人主要生活和工作在关东和关西两个大都市区,已经形成了日本国不可小觑的人口组成部分,而且随着大量的各种形式的留学生、工作签和移民的涌入,华人群体的数量还在飞速增长。这些数以几十万计的大陆中国人来到日本寻求长居和永居,他们难道没有公共诉求吗?这种公共诉求不但是强烈持久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这些人拖家带口、历经艰苦来到日本,例如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等地,都会面临一系列现实的问题,从语言培训、护照办理、住宿手续到签证工作、子女上学,从财产转入、银行账号、医疗保险到经营企业、创立公司、招收员工,等等,还有每人国内七姑八姨、至爱亲朋、合作伙伴等一大堆人的相关咨询、委托事宜,包括移民资格手续、孩子中小学教育乃至大学的招生留学,还有其他各种商务合作、劳资关系、投资评估,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困扰着每个人的事情,几乎都是个体私人性的,虽说可以通过专业的移民公司、教育咨询公司等机构来帮助解决,但程序繁琐、信任度难定,还有以诈骗熟人同胞为能事的伪公司,使得广大的华人圈子迫切需要一些具有公信力的公共社交场所和平台。还不仅如此,每个润出去的华人同胞,其根子仍然在国内,都与国内的商业公司、血缘亲属和人事财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在国内无法表达真实的观点和情感,一旦身在海外,长居所在国,逐渐拥有合法移民身份,谁没有一腔的国内政经文化、资产处置政策、经贸开放倒退与否,以及各种国内外时局政策之评论要发声呢?既然在国内被封嘴、被割韭菜,现今已经润出去了,且对自己和亲属子女有所规划安排,完全可以敞开心扉、自由言谈,相互之间公开交流甚至辩论,不再担心言论被举报,财产被查封。

     伍雷感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社会需求,不是中国人天生就不具有公共意识、公共观念和公共行动,而是严重地缺乏公共社会的平台和机制,一旦建立起来,就会由此喷发出难以预料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很多个人私己性的事务,甚至包括一些纯属生活私域里的纠缠难解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获得有效地解决,至少可以获得一些公开客观的解决各种事务的途径和方法。这八个月来,伍雷在东京全力以赴加以打造的便是这个华人公共社区,并逐渐开始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京华人社会。他不无自豪地边陪着我喝酒边絮叨道,在早稻田附近一处写字楼的三层,他与几位致力于公共社区的同道朋友租下了一间大约70平米的会议室,申办了一个名为“东京人文论坛”的公益机构,围绕着这个人文论坛,他们组建了一个约有500-600百人参与的社区,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日本称之为line)。他们的这个论坛采取的是线上和线下相互结合的参与方式,几乎每天在会议室都有线下的各种主题的讲座和讨论,参与的来日华人非常踊跃,只要事先报名,都可以直接到会场听讲座和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与线上线下的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心得、知识和经验,甚至提出自己的疑难问题,咨询并获取解决的方式和途径。这样经过数月的实践,“东京人文论坛”在东京的华人圈子里逐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蔓延到日本各地,乃至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华人圈子。伍雷介绍说,这个人文论坛,每天都有活动,主题主要是涉及公共事务方面的,例如,如何参与日本社区生活的方式,如何办理子女来日留学的程序和相关事务,如何申办公司营业执照,如何进行符合日本国相关制度的财务管理、员工招聘,还有如何在日本采取法律诉讼以及资格权利的维护,追踪了解国内各项政府颁布的法律政策和条令规定,还有很多正在进行的各地冤假错案的申诉和律师维权的情况等。

     据他说刚开始运行时,主要还是相关的法律纠纷咨询,他们团队在国内的新老客户有很多移民到了日本,这些人和公司在国内的法律事宜并没有完全解决,甚至还处在追诉期,国内公司面临各项司法事宜。他们来日后,原先的官司还要继续打,代理律师还是大量需要的,但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相关的法律政策变动很大,一天一个样,这就需要代理律师们随时跟进。另外,这些众多的润日客户,他们都有一批亲属子女和亲朋故旧,他们也都纷纷润出,于是这批人来日长居或永居的法律问题,财产保护问题,孩子上学就业问题,商贸开发问题,等等,都需要有针对性的疑难讲解和个案分析。后来,随着人文论坛的不断发展,参与成员逐步增多,原先的那些讲座专题慢慢发生变化,听众们更加愿意了解和分享一些政治性和公共性的话题,更愿听取专家学者的公共性讲座,参与讨论一系列涉及海内外政治经济乃至历史和思想性的议题。毕竟都来自封闭的国度,都曾经被各种各样的宣传洗过脑,都想获取自由的信息和历史与现实方面的客观而公正的知识,这恰恰是伍雷创建“东京人文论坛”的初衷。于是这个论坛越发活跃起来,摆脱了开始时的那种路径依赖,逐渐向真正的公共议题挺进,由此培育出一个依托日本华人社群的公共社区或公共社会。说到此时,伍雷眼睛闪光,一再向我指出,他们的论坛是公益性的,不是移民服务公司,不是商业咨询公司,也不是留学教育中介公司,而是完全立足于非盈利的公共服务的机构,从事人文教育的讲课,传播公民社会的知识,提供公共事业的基础理论。往来成员自由自愿,不收任何费用,甚至也不收所谓的会员费,讲课老师没有报酬,听课和参与讨论也不支付任何费用。若是讲课后有一个简易的晚餐,也是日本通行的AA制,大家在小餐馆喝杯啤酒,自由放松地谈论各种问题,沟通信息,表述观点,相互争论,群情激烈时,难得有深夜酒吧里的纵酒高歌,那才是让人流连忘返的时刻。伍雷在国内曾经扮演过著名公益律师的角色,这种公共生活的组织和参与一直是他生命的乐趣所在。

     话逢投机千杯少,那天晚上我们都喝醉了(我们其实都不擅饮酒的),最后送我回驹场时,伍雷说你还是多看看吧,究竟这个人文论坛是否属实,今后如何规划发展,还有待你这位大教授的高见呢。高见我没有,但我还是隐约感到伍雷以律师的敏锐一下子抓住了中国问题的一个焦点,并且勇于啃硬骨头,把他认定的事情干到底。第二天我匆忙吃完午饭,就坐地铁赶往早稻田附近他的会议室,紧赶慢赶,我还是来晚了,推门进来时,一位我认识的资深媒体人贾葭先生正在做关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讲座,正讲到晚清民国时期“中华民族”一词的来龙去脉,线下的听众挤满了整个会议室,大约有40多人,其中有润出来的商人企业家,有留学日本的留学生,有在日本从事公共传播事业的媒体人,还有几位日本的朋友,他们多曾留学中国的大学,并在中国的日籍新闻机构或使领馆工作过,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时事政治有兴趣。在这样的一个公共场所讲授如此专业的思想议题,且听众如此众多,据他们后来告知线上的视频听众有数千人,我还是大为吃惊的,看来,日本东京的华人圈子还是非常关注历史政治问题的,虽然这些讲座与他们的世俗生活和赚钱置业并没有直接关系。讲座后的讨论也非常热烈,听众提出了多个问题,例如中华民族是否一个伪概念,孙中山接受这个词汇是否有政治投机的成份,章太炎他们的反对意见是否今天依然有效,共产党倡导的民族复兴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是什么,甚至还有人阅读过我的著作,向我提问清帝逊位诏书的撰写者是否张謇,袁世凯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如何评价等。呵呵,这些问题真的是非常尖锐,显示出东京的华人长居者们都是有思考力的,公共政治问题也是他们极为关注的。晚上结束后,留下来想深入交流的十余位听众,我们徒步到附近的小餐馆,叫了几个简易饭菜,又叫了几大杯日本扎啤,大家畅所欲言,好不痛快。然后是AA制,我除外,伍雷说是他请客,由他扫码支付。

      第一次参与这个昨晚刚听说的“东京人文论坛”,我的感觉是既新鲜又刺激,没有想到今天的东京会有这样一个公共场所和论坛,讲授如此深度的历史政治思想,并获得很多听众的欢迎和追捧。谁说中国人包括海外的华人群体丧失了公共性的关怀呢?此后数天,伍雷的论坛几乎每天都有一些讲座和讨论会,有些是延续过去的议程规划,线上线下同时做有关在日华人如何处理置业留学和医疗保险方面的专家指导,还有就是通过视频联网跟踪报道大陆律师为企业家进行刑事辩护、洗冤脱罪等相关活动的案情分析和解读,其中还穿插请来了新加坡的新锐学者张笑宇,他做了西方近现代民族主义的主题讲座,以诺曼征服以降的英格兰思想为例。这个讲座恰好与前几天贾葭所做的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相互对应。这几个讲座和讨论会我都到会议室聆听了,张笑宇的讲座我还做了主持人,总结和回应了线上线下听众对于中国现代公共政治性问题的一些疑问。

      经过数天断断续续的观察和参与,我的感受与伍雷大致相同,在日本东京的华人圈其实是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公共议题的需求的,数以万计的来日华人,大多是中产阶级和江浙沪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主、商人和高级白领,还有东北和京畿地区的有钱人,他们的成长经历和知识观念本来就对政治经济事务不陌生,现在举家迁徙到日本,除了生存之道,还非常渴望了解国内外的公共政治状况,例如俄乌战争、美国大选、世界格局、日本政情,尤其是中日关系、中美关系,还有国内的时局政策、人事变动、经济形势,等等,还有些不满足于现实问题,他们对历史、理论和思想史等更为深层和抽象的知识感兴趣,这些有助于他们形成新的认知,重铸他们的所谓三观。在日本的华人圈子非常缺乏这样的公共平台,更缺少面对他们兴趣的学术思想讲座。日本的大学研究相对来说是非常封闭的,与欧美的大学差别很大,大学教授们不善于甚至耻于与社会民间的交流,更别说面对中国籍的华人长居民了,所以,华人的公共社会生活一直付之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遗憾。伍雷所创建的“东京人文论坛”,其目标就是从零出发构建在日华人的公共社会平台,没有想到的是甫一展开,就受到广大华人的热情欢迎。他们在原先法商为主的规划下,逐渐增加了一些具有中西人文思想性的讲座,例如,他们曾邀请来日访学的著名的晖教授伉俪,分别讲授了中国传统的儒法之争、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等主题,请著名的军先生讲授英国的保守主义,请著名的荣先生讲授对于汪晖思想的理论批判,等等。这些中国当今思想界的名家大腕在“东京人文论坛”的线下讲座,无疑引起了华人圈的不小震动,他们发现竟然在东京早稻田附近有一个场所,可以聆听学者们对于当今中国与世界的一些理论阐发,而且是言无所禁、自由奔放的演讲,他们可以与他们面对面地讨论问题,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开来。这就是某种哈耶克所说的自由扩展社会的机制吧。

      当然,伍雷并没满足于此,他认为公共生活的建设要具备基本的现代知识和成熟理念,要培养完善的心智和优良的品德,尤其是公德和投身公益的激情,为此,他的“东京人文论坛”需要进一步的打磨,增加更为系统化的理论讲座,他不止一次地戏称,我的到来可以为他助一臂之力。我对他的华人公共社区的长远规划和基本理念深表支持,认为他找到一条华人公共社会的建设之路,尤其在今天,国内公共社会的开发已被堵死,周边国家里的华人社会凌乱无序,孤零零的移民和准移民忙于生存,而一众财富自由者大多沉湎于躺平摆烂,诸如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大陆华人居民难以形成有凝聚力的公共平台和公共社会。日本情况就有所不同,不像欧美离中国甚远,生活习俗差异很大,交通和时差以及其他各种因素造成了诸多不便,再加上日本政府对外来人口方面逐渐放宽限制,在日留学和工作较为容易,长居和永居的条件也不苛刻,读书和生活费用不是很高,相当于中国的一二线城市,还有汇率的利好,所以,近五六年来,大批的中国中产阶级纷纷移民日本,留学读书、工作和生活,甚至在此创设公司,并很容易地长期居住下来,享受日本国民的除政治权利之外的所有福利待遇。由于常年积累,在东京乃至日本的关东和广西地区,居住着数十万乃至百万计的华人群体,再加上数十万各种各样的留学生(语言培训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等等,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不乏知识人、技术工作者、工商职业者,还有各种媒体人,尤其是在自媒体发达的今天,公共性的知识分子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含义,可以说每一个拥有现代知识观念的人,都是一位公知,在法律健全的国家都有自由发言、自由表达的权利,也都有这样的能力和意愿。如此看来,唯有在日本社会,反而成为大陆华人公共生活最具发展前景的沃土,这里如此密集地群居着一大批来自中国的渴望公共生活的长居民众,他们对海内外的公共事务有着格外的热情,因为他们处于社会的中间阶层,最直接地感受到中国内陆以及欧美世界,还有日本政局变动,带给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影响,他们的读书、生活和工作,直接与海内外世界局势的波动,密切相关,休戚与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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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发展
现代化研究专家,中国民营经济50人谈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6-7届副会长),健康中国50人论坛执行主任兼秘书长陈剑先生发表的文章,建言和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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