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历史两次重要出访
20世纪百年，中国睁眼看世界，看一个真实的世界，有两次重要出访。
1、1905年满清末期五大臣出访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清王朝已风雨飘摇，外有列强威逼，内有不断壮大的革命党，清政府从1901年起推行的新政改革，也走到了紧要关头。随着新政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各界提出改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终于，清廷在1905年7月16日颁布了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谕。
通过8个多月的考察，考察团不仅获得了关于宪政改革的第一手资料，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的努力获得了舆论的高度认同，为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社会基础。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颁布“仿行宪政”的上谕，明确将宪政改革确立为基本国策。
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宪政，为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提供决策依据，并极大提升了国人的宪政意识，这是近代中国探索宪政文明的重要篇章。
2、1978年谷牧对西欧五国考察
1978年，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重要一年。中国高层领导人，包括华国锋、邓小平、王震等领导人密集出访。在这些出访当中，影响最大，也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出访，是1978年5~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率领25人考察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等西欧五国。这次出访，层级高，时间长，考察的内容深入且丰富。考察了西欧五国25个主要城市，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较为真实地全面了解西方经济发展情况，进而探索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技术合作新方式。
这次出访，直接启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二、谷牧考察具体内容
谷牧率团出访考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考察团成员25人，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除谷牧是副总理之外，考察团成员还有六位部长或副部长级干部。例如彭敏是国家建委副主任，张根生为农林部副部长，王金国为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钱正英为水电部部长。
临行前，邓小平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什么都看，他们成功的要看，他们失败的也看，看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从1978年5月2日开始到6月6日结束，谷牧一行历时一个多月，在西欧五国参观了五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也看到了中国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教育科学技术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与他们的巨大差距。
考察团发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近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
1978年6月30日下午三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谷牧《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 报告》。 会议从下午 3 时 30 分，一直到晚上 11 时 15 分，共 7 小时 45 分。中央领导同志被外面的世界吸引 了，感到震惊和震撼，在谷牧汇报时不断 提问和插话。
谷牧汇报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中国落后西方国家20年；第二，在引进技术装备的同时，也应当利用外资，迅速发展自己；第三，要改革僵化的经济体制，特别是外贸体制。
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聂荣臻、李先念、王震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诸多领导同志高度肯定了汇报的内容和建议，并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谷牧汇报的《报告》成为 1978 年下半年召开的国务院 务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的重要参考材料。特别是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加速现代化建设务虚会，这个会开到9月9日，会上认真总结了新中国近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并最终促成了中央推行对外开放的决心。
三、几点思考
（一）为什么不敢讲
谷牧率团考察，人们用石破惊天来说明。这既说明考察团考察取得了成功，同时也说明当时整个中国，包括中国领导层对外几乎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结论。
为什么中国高层领导对外也几乎一无所知，代表团汇报时一个细节令人震惊。代表团问我使馆：“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回答是：“不敢讲。”也就是说，中国驻外使馆人员是知道实情的，但如果实情告知且与国内调子不一致，显然是有巨大风险的。也就是说，中国驻外使馆作为睁眼看世界的机构，他们提供的信息，不是一个真实世界的反映。
当时，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 教科书和宣传资料，很难看到介绍西方国家真实情况的进口书籍和影片。即使是驻外机构，也受到很多约束，受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束缚， 他们不敢介绍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做法。
这意味着， 我们长期生活一个信息完全封闭的社会，且舆论保持高度一致。也正是这样情境，不仅普通百姓，乃至高层领导，对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浑然不知。这当然也有好处，就是官方意识形态大行其道，没有任何质疑和挑战。人们沉浸在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里。
当下的中国，是否仍然有这种情况存在，仍然是值得警觉的。虽然现在资讯十分发达，但是否还有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禁区，影响到我们对一个真实世界的认识？例如，日本失去了30年，是真的失去了吗？世界离开了中国，特别是西欧，北美离开了中国，他们经济就真的不行了吗？美国霸主地位已经彻底衰败，中国真的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了吗？诸如此类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
但一个确凿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看不到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意淫的世界，想象中的世界，不利于把握世界大势，不利于中国自身发展。
（二）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
正是由于信息封闭，中国人，包括中国各级领导人，都感觉自己是十分幸福。 长期以来，人们获得对西方世界，基本都是负面信息： 西方的工人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需要我们去解救；西方一天天烂下去， 已经日薄西山，正在作垂死的挣扎；西方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工人失业，过着贫困的生活，农民往地沟里倒牛奶；西方人们精神空虚、自私自利；等等。
代表团汇报的给出的一细节是，代表团成员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西方越来越贫穷，正在腐朽没落。中国人应当有强烈的使命感，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西欧这些国家的富足、繁荣，特别是普通工人生活现状，让他们十分吃惊。这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官方承认的资料显示，中国1978年人均GDP仅为156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过去乃至今天一直是全球最贫穷的地区。但1978年的中国，人均GDP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490美元）的1／3。1978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这是一个怎样的反差，1978年，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会认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水准不如自己，需要中国对他们进行拯救。这在今天看来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但在那个时期，却是中国人民的普遍想法。一个社会封闭到了怎样的程度，意识形态管控到了怎样的程度，才会形成这样的共识，确实值得政治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三）进京赶考，成绩如何？
由此联想到那场著名的对话。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呀。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也说：“我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著名的对话，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久久不绝的回响。这也反映了当时准备进城的共产党领导人，头脑是十分清醒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把考试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四档，从1949年到1978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赶考成绩如何呢？当然不仅考虑人均指标，经济指标，还要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保障等因素。这是一个既简单又敏感且十分复杂的问题。
还是让子弹再飞一会，75年太短，或许不远时期的未来人们会回答这一问题。
（四）如何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睁眼看一个真实的世界，这首先需要清醒认识到，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原因，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全球方位。而这就需要对真实的世界有一个清醒认识，才能够对中国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全球方位有一个清醒界定。
睁眼看一个真实的世界，就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国对外开放步伐。对外开放是中国取得巨大历史进步的关键环节。现在的问题是，在当下中国与欧美国家关系有点紧张，形势有点严峻的情况下，如何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20届3中全会的《决定》是一个好《决定》。《决定》要求“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十分重要。
睁眼看一个真实的世界。当下真实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呢？全球发达经济体仍然是欧美诸国，美国仍然是全球的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但是否会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无疑是有疑问的。而且，对外开放，不仅是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也需要扩大整个社会的开放，更需要建设一个开放型的政治体制。如果上述阐述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的对外开放，应当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指导思想。马克思说：“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只有睁眼看世界，看到一个真实世界，中国才能够有一个清醒定位，才能够在纷纭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这就要求信息共享，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只有形成强大的思想市场，中国才能够夯实睁眼看世界，睁眼看一个真实世界的基石。不然，我们即使睁眼看世界，仍然是一个混沌的世界，不利于中国自身发展。
1978年5月19日，谷牧（前排左二）带团在比利时进行友好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