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剑，经济学人，现代化研究专家。1982年1月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
中国经济学家们，包括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专家，在关注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同时，一定会关注中国政治。如果不了解中国政治，或者说对现实政治情境不熟悉，所提出的一些（不是全部）决策咨询意见往往难有实质意义。至多是脚疼医脚，不解决问题的病根。道理很简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一定要关注并研究中国政治。中国政治对中国经济高度关联，很多经济问题的病根在政治。中国经济学是地地道道的政治经济学。
一、两层含义
（一）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内容很多。这里仅就政治对经济增长影响作点分析。仅举几例：
1、政治周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般说政治周期， 通常是指一届政府任期。从更宏观分析，如果是最高领导人变动并带来执政路线的改变，对中国经济自然会有更大影响。例如，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978年11月召开党的11届3 全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政府换届，大到国务院换届新总理上任，小到一个县委书记上任，都有很大可能对中国经济乃至一个县的经济产生影响。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任总理上台，或者新来的县委书记，或许会出台一系列新经济政策，进而对全国乃至当地经济产生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有大有小。
政治周期会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但是否会形成周期性经济特征，需要对历年数据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2、国际政治对中国经济影响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几乎是闭关锁国经济。国际政治对中国经济影响十分有限。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并成为对全球经济引擎和发动机，曾经很长时间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国际政治，特别是与主要大国的政治交往，会直接影响中国经济。例如，中美政治博弈，直接影响中美两国经贸往来，影响中美之间的经济交流。同样，当下中国与日本关系面临挑战，也影响了中日经济。2024年9月18日，一位在深圳的日本籍10岁儿童被人刺伤并最终死亡，给原本微妙的中日关系带来紧张。9月20号，中国宣布逐步恢复进口日本水产品，这对提升中日经贸水平，对中国水产品业发展无疑带来积极影响。或许正如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所说，这两者没有关联。但确实对中日经济产生直接影响。
政治对经济影响，极端的案例是，政治上的问题，不是通过法治，不是通过沟通协商，而是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大到国际事物，小到国内一些政治问题，都有这方面案例。
（二）经济对政治的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对政治当然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影响。以经济增长对政治影响为例。如果一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自然会提升居民对国家政治的认同，进而提升国家凝聚力。如果经济持续低迷，人民生活水平水深火热，自然也影响到政治，影响政府领导人的威信，并对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二、经济问题涉及政治因素的具体内容分析
很多经济问题，背后都涉及政治。这些政治问题得不到解决，要解决一些经济问题，实际十分困难。仅举四例分析：
（一）提振居民消费
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长期面临的问题，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GDP比重仅为39%，不仅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水平，也弱于部分发展中国家。从世界银行统计的人均GDP来看，2023年中国人均GDP为12614美元，对应美日韩当时人均GDP水平，居民消费/GDP比重均处在50%-60%，远高于目前的国内水平。
为什么中国居民消费不足，有人说，中国居民有储蓄的传统。从储蓄率来看，2022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为38%，而同期日本在1985年、韩国在1995年的居民储蓄率均在16%左右，即便与储蓄倾向较高的日韩等东亚国家相比，中国居民储蓄率依然偏高。
但如果把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理解为是中国居民有储蓄传统，显然属于错误归因。
中国居民消费不足，背后的因素是，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中国职工工资水平总体偏低，中国社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严重不足，或许上述因素才是导致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因素。而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内容，看似社会问题，在中国，都属于政治内容。
为什么收入分配属于政治问题？如果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有一个清醒认识，就会知晓中国居民收入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而影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都属于政治因素。以中国职工工资水平偏低为例，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职工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机制还不十分健全，工会组织在反映职工诉求方面作用有限。职工能否成立自己的工会，答案是不允许。这就是政治。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特别是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实际是进一步拉大了居民收入之间差距。
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如果作更深入分析，背后隐含的同样是政治因素。
（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2023年一年，仅中央各部委出台的涉及民企发展的“定心丸”政策就超过100条，多地目前也已出台了地方性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这些政策对提振民营经济信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保质期相对较短，“定心丸”时效性有限。部分民营企业家甚至产生了“耐药性”。
分析信心不足的原因，民营经济发展，涉及大量政治因素。而这些政治因素短期难以破解，这是导致民营经济信心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正因为此，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困境也就难以得到迅速破解。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涉及到地位平等、共同发展、公平竞争、互惠合作、平等监管与平等保护等一些基本的法治原则。而这些原则的实现都与中国政治密切相关。这包括官方意识形态中以“消灭私有制”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发展民营经济保持协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真正体现“平等”“公平”本来含义？民营经济和国企之间，“两个毫不动摇”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巨大矛盾如何协调？以国企为主导的混合经济发展，为国有企业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否利于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
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难以遏制任性权力的干扰。当下，愈演愈烈的运洋捕捞式办案，反映了任性权力的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同时也是对即将颁布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一个巨大考验。在任性权力面前，这个法能否通过考验，无疑有很大的问号。
上述内容，无疑都属于政治。
“远洋捕捞式办案”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用于形容一种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跨省或跨区域的执法行为。这种办案方式常见于一些公安机关，他们越过自己的行政区域，到其他地区进行执法，目的往往是为了扣押、划转或冻结涉嫌犯罪企业的资金和其他财产，从而获得经济利益。
（三）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发展，当下仍然处在高歌猛进的阶段。
中国城镇化是包括城市与镇的两方面发展的城镇化。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城镇化质量不高，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面临挑战，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不协调等问题。
由于县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包括县城在内的建制镇发展不给力，导致大量县域人口流失严重，特别是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而留存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简称“三流人口”，最高时高达5000万，并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
而上述问题，几乎都与中国政治有关。例如，为什么县域人口流失严重，是因为县域发展动力不足，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严重缺位。为什么缺位，这与县域治理格局密切相关。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边界不清晰，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错位”“缺位”等问题；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财政事权划分不清晰，存在财政事权重叠和交叉现象；中央、省级与县市间收入分配与事权不匹配，县市级政府承担了几乎是无限责任的事权，但县级财政却难以支撑这种事权职责。要改变这种县域治理格局，使基本公共服务受益范围与政府管辖区域保持一致，实现权、责、利相统一，做到支出责任与财政事权相适应，显然属于政治。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背后涉及到的政治问题，除了上述县域治理内容之外，还有，城镇化涉及的土地改革，户籍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都将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
土地征收与出让价格的巨大“剪刀差”使农民的土地收益受损，缺乏迁移进城的资本。特别是户籍制度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社会福利挂钩，让农民享受市民待遇，无疑将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如何通过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如何让地方政府愿意为户籍制度买单，处理这些问题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关系的调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显然都属于政治问题。
（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1992年党的14大及以后的3中全会，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由于极大释放了市场活力，因而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市场活力的释放受到体制和机制的诸多束缚。近年来，这些束缚愈益严重，制约了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而背后的诸多束缚，几乎都与政治有关。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2024年7月18日党的20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优势在于，作为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具有通过市场交换形成分工和协作的社会生产的机制，通过市场竞争激励先进、鞭笞落后的优胜劣汰机制，通过市场价格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的机制，从而可以引导资源配置实现以较少投入取得最大产出的要求。因此，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本质要求，就是在经济活动中遵循和贯彻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
问题是，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现象大量存在；市场规则不统一，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诸多领域还是奢望；重大投资项目，需要政府审批；地方保护，国企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还大量存在；政府对由市场形成价格进行不当干预还不断发生。
此外，“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政府作用的边界看似清晰，但实际并不清晰。政府权力任性有巨大空间。现实生活中，正是因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边界不清晰，政府权力的任性，法治意识淡薄，包括政府制订的诸多产业政策违背经济规律，政府通过制定一些政策打压一些行业，扶持一些行业，直接影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此外，政府控制的国企，通过垄断、价格优惠、政策优惠等强势地位等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做法，严重挤压了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影响了整个社会效率的提升。
上述诸多内容，都与政治高度相关。
1986年，邓小平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邓小平论述十分到位。38年过去了。当下，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重要内容。但成效似乎不显著，人们更强烈感受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三、对策
如何让政治对经济影响少一些，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重要的是遏制权力任性。而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没有全方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要遏制权力任性是十分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