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作者曾对叶选基多次访谈。谨以此文缅怀叶帅在重大历史关头的丰功伟绩、纪念华国锋诞辰100周年和叶选基。

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与“四人帮”长期斗争的继续与终结；是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为主的党中央在危难之秋，顺应民意党心，征得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所采取的断然措施，是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

1976年下半年毛主席病重到去世的这段时间，从老干部到普通百姓，从党心到民心，已经自发地形成了一种反对“四人帮”的政治气氛，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重要社会基础。因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

反对“四人帮”有过多次较量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与“四人帮”有过多次大的较量，一次是1967年的“二月逆流”，一次是1975年批评“四人帮”的问题，最后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

 1、二月抗争

最高领导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掀起全面动乱的极左思潮，一时举国若狂。但血的事实很快教育了年轻人，也教育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怀疑和抗争，这就是所谓“二月逆流”的由来。

所谓“二月逆流”，是1967年1、2月间，老同志们与“中央文革小组”，就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进行的抗争。老同志们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异口同声谴责“中央文革小组”的无政府行为。叶帅在会议上质问陈伯达，上海夺权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那么还要不要党的领导？我国现行国体与政体怎么办？是不是都要改？为此，他又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疑问，毛泽东认为叶帅的意见是对的，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二月抗争，掀开了与“中央文革小组”和“四人帮”激烈斗争的历史。

2、主席再次批评“四人帮”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点出了江、王、张、姚“四人小宗派”的问题。1975年5月、6月、7月、8月、9月，是人们最兴奋的时候，因为主席再次批评了“四人帮”

这一年的5月3日，主席同政治局委员谈话，批评了江青等人。他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2页）

在这一年的军委扩大会议（6月24日-7月15日）期间，叶帅就把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讲话，向一些军区的主要领导一个一个单独传达了。

据原叶办主任王守江回忆，当时，叶帅听完主席的谈话回来以后，就把记录稿给他了。叶帅的记录稿有特点，有横着记的，有竖着记的，不易辨认。王守江把记录稿整理出来以后，就找纪登奎核对。叶帅讲，纪登奎在会上也记了笔记，纪记得很仔细。纪登奎把记录稿送过来一看，对照着看了一下，差不多，叶帅就让王守江留着这份记录稿。6月24日，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帅约见一些军区的主要领导，谈话前，叶帅让王守江先把主席讲话的记录稿给他们看，等他们看完以后，叶帅再过去见面。这些人看了记录稿后，大多都这么说：我们对中央的情况不太了解，叶帅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听中央军委的。这就等于表态了。

当时，军队受“四人帮”的干扰很大，叶帅办公室秘书张燕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

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握有兵权的军队高级干部，竟被“四人帮”拉了过去，跟着“四人帮”跑。如在沈阳军区，就有众所周知的“东北的太上皇”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在总部和一些军兵种中，都有同“四人帮”关系密切的高级将领。此外，还有一些高级干部对“四人帮”的面目认识不清，若即若离，或者思想倾向于“四人帮”。（张燕在中央党校培训部八六级研究生班学习时撰写的毕业论文：《试论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作用》，指导教师是中央党校谭宗级教授。全文约13000多字。未刊稿）

与“四人帮”的斗争，有一个策略的问题。7月15日，叶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一个讲话。其中有一段话是脱稿讲的，主要是针对江青插手军队的情况。他对高级干部们说，“现在，有些人背着军委发材料”，我们“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以后要听军委的”。这段脱稿讲话，叶帅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在讲话之前，叶帅就让王守江将这段话写在一张纸上，夹在正式讲稿里。

那时，“四人帮”的核心成员王洪文、张春桥在中央军委身居要职，他们几乎每天都到会，尽管他们在会议期间一言不发，但却时刻注视着会议的动向。

当时，军委扩大会议没有录音，只能做速记，做会议记录的叫孙风山（后任武警总部副参谋长）。他曾经对别人说，叶帅讲话的时候，整个会场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叶帅讲完以后，转身就将夹有脱稿讲话稿的正式讲话稿递给了王守江。

在会议现场的张春桥听到叶帅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会后想看看讲话稿；但是正式稿件中没有这段话。张春桥就向叶帅办公室要记录稿，办公室没给他，他也没敢再追。这就是叶帅的斗争策略，话讲出来了，还让你抓不住把柄。

张燕在《试论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作用》一文中还说，叶帅告诫大家，要谨慎从事，少说话，不授人以柄（不让“四人帮”抓住辫子）。要注意观察形势，掌握动向，坚定立场，充分发挥骨干作用。叶帅当时讲这些话，不是没有风险的。因为并没有授权他向军队高级干部们讲有关“四人帮”的问题。

当时，叶帅跟许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都讲了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人的谈话内容，像韦国清、赵紫阳，他都讲了。几个月后，在京西宾馆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追查谣言，点了广东和四川的名，说这两个省有谣言。叶帅很着急，他赶紧让肖洪达（时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找韦国清；韦国清保证，叶帅对他讲的话，绝对没有和任何人讲过。赵紫阳正在京西宾馆开打招呼会，叶选基等通过赵的儿子赵五军问了赵紫阳，赵紫阳也说，没有透露给任何人。叶帅这才放心了，认为江青是在放空炮。

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帅还对一些单位的班子进行了考察， 会议一结束，他即报请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同聂荣臻、粟裕等一起组成领导小组，对全军二十多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一个一个地进行考察、研究、调整配备，把那些同“四人帮”关系密切而又掌握一定兵权的高级干部，果断地从领导班子中撤下来，对个别有问题而暂时留在班子里的人则明确对他们提出警告。这一重大的组织措施，对于后来粉碎“四人帮”，稳定全国形势，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3、邓小平的行动

叶选基回忆，毛主席批了“四人帮”后，邓小平也行动起来，结果，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邓同周总理一道，借康生来倒江青、张春桥，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没讲这件事。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到了北京以后，首先去钓鱼台看望康生。过去，邓小平和康生的关系，不说是很好，也是非常熟悉的，他们在一起搞过“九评”。叶选基说，我想，康生是听到了风声，主席对“四人帮”有不满意的地方，他哪根筋一转，就和总理、邓小平三个人在钓鱼台嘀嘀咕咕。后来，康生说，张春桥和江青有历史问题。

这是倒“四人帮”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次周总理真的是很积极了，“庐山会议”上倒张春桥没搞成，这次要想办法搞成。他们叨咕来，叨咕去，结果谁都不想挑头去跟主席讲，转过来让王海容、唐闻生去跟主席讲。

据周良霄《十年文革大事记》记载：“1975年6月28日，住在医院的康生得知毛对江青的批评后，将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向毛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指出证明人是谁。” 

让王、唐去这一讲，就讲砸了，一下子刺激得主席高度警惕起来，感觉两位小姐跟总理、小平和康生他们搞在了一起。主席的确有这个担心：她们从我这里了解了情况，告诉总理他们，总理他们又通过两位小姐来影响我。主席对邓小平有警惕，不仅仅因为毛远新去告状，这件事也引起了主席的警觉。所以，他才会说“两个小耗子跳船了”，接着就把这两位小姐“开除”了，把毛远新调到身边当联络员。

康生在临死前倒张春桥，这是个千古之谜。1974年底，康生是被担架抬到北京305医院去看总理(见《周恩来年谱》，第305页)，两个人在里面谈了一个多小时话，分手时总理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之后，总理在政治局会议讲，现在康生同志病重，希望政治局同志能够轮流到钓鱼台看望一下。叶帅回来跟我们讲了，他说：“我不去。”

叶选基说，康生在临死前的做法，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所以，他才会找总理、找小平，说张春桥、江青的历史问题。

叶选基还提到一件事：1975年6月12日，邓小平陪外宾去上海，就便策反马天水。这就使主席多了一份警惕，他已经看到了一些苗头。在毛泽东看来，庐山会议的时候，林彪他们要打张春桥没打成，这回利用康生来发难；不是周恩来讲的，不是邓小平讲的，而是康生讲出来的，毛就很警惕了。接着，1975年11月毛就借刘冰的信敲打邓，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毛借刘冰的信来打邓小平，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

应该说，在邓小平主政期间，从农业学大寨会议到国务院领导听取胡耀邦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会，华国锋都是坚决站在邓小平这边的。当然，华国锋后来的态度也变了，也开始批邓了。毛主席说批邓，他能不批吗？胡乔木到主席那里揭发邓小平，又怎么算呢？最高领导要批邓，在这样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老同志座谈会也在批邓嘛，老同志也没办法啊。当时，发言最激烈的是谁啊？要我看，老大姐的调子就够高了，老同志听了以后，直摇头啊。在那种正式的场合，每个人都是要表态的嘛。

但是，人们就没有看到过叶帅批邓。这个可以去查。

叶选基说，现在，有些历史细节很难讲出来。我就不回避这些细节。我记得，1975年的时候，王洪文去过西山叶帅住地，江青来过小翔凤叶帅住地。那时候，我们从来不叫江青的，就叫“三点水”。江青来的那天，我们都回避了，就叫叶文珊出来陪着叶帅见江青，因为是江青点了她的名，要见嘛。他们谈了半个多钟头，是个礼节性的拜访。江青想请叶帅去外地疗养，被叶帅拒绝。1976年初，叶帅下来（笔者注：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叶帅实际上被停止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以后，张春桥也曾经打过一个电话，说想来看叶帅，叶帅跟他发了脾气。他们在讲到邓小平问题的时候，老爷子在电话里就跟他干起来了，说：“我还没死呢，不用来看！”

 4、“四五运动”表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机成熟

上述一系列的较量，表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党心民意。主席活着，各方面的力量都不可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主席一去世，这个强大的政治基础就显示出来了，这就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

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从1976年主席病重以后开始的。老同志们得知主席病重后，对党和国家的命运极为焦虑。大家都在串联、议论：万一主席去世了怎么办，怎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从党外来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代表党心、民心的“四五运动”爆发了。

叶帅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非常悲痛。但“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从3月底开始，至4月4日清明节期间，北京人民不顾禁令，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总理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声势浩大、群情激愤。

据张燕回忆，在“四五”期间，叶剑英每天都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天安门广场去了解动态，抄写革命诗词。叶帅看到讽刺、鞭挞“四人帮”的诗词，心里非常痛快。4月4日傍晚，叶帅亲自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周边缓缓行车，目睹了广场上花山诗海的壮观场面，只是由于随行人员的劝阻，才没有下车进入广场。

叶选宁兄弟当年也活跃在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广场。在流传广远的四五天安门诗抄中，有叶选宁当年写的一首词：

人生七十不为夭，唯到君归偏恨早，尸骨未曾寒，风雨复如盤，五十年来事，锤炼人民志，泣血酹忠魂，济济后来人。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把这首词编进无名诗集里，但文字与原作有出入，上文是笔者当面请选宁改正确认过的。

四五运动是与“四人帮”斗争的高峰，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与政治基础。

邓小平复出后，即与“四人帮”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周总理领导下，他与叶帅等老同志并肩作战，在拨乱反正上所做的努力已众所周知。江青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种种言行，就是由时为叶帅女婿的刘诗昆交叶帅转邓小平的，随后邓小平批转给毛主席。。在保障军队的领导权不落入“四人帮”手里方面，他也和叶帅采取了种种措施。

5、题外语：怎样看庐山会议上林彪想搬倒张春桥

现在，党史研究部门对1970年庐山会议上那场“政治风波”（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的用语,下卷第1570页）的评价仍然是负面的。但也可以说，庐山会议也是和“四人帮”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役，其要害是林彪要搬倒张春桥。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因为林彪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所以要搬倒张春桥。

 “四人帮”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党内外对“文化大革命”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人们，特别是老干部阶层所痛恨。只是在最高领导的强大政治压力面前，对江、张、姚等人的倒行逆施，大家均敢怒而不敢言。

不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个人才能、品德方面，林彪都是很看不起“四人帮”的；但面对最高领导，他也惟有顺从。随着形势的发展，当开始感到自身的地位受到威胁时，林彪也被迫走上与之决裂的道\路。

庐山会议，内幕复杂，林彪也打错了算盘，他自以为联手周恩来，有汪东兴做内应，再加上陈伯达，可以迫最高领导就范。他逼最高领导在他与张春桥之间作出选择，不料，最高领导竟以异常之决心抛弃了他。

在看到林彪等人基于个人权欲发起对张春桥等“四人帮”的斗争的同时，也要看到，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不满“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行，奋起遣责，三位上将就向毛主席写信，要求处理“四人帮”。这些举动，是没法用受林彪的煽动来解释的。陈老总的发言颇具代表性，我们应注意到庐山会议这一复杂方面。如周总理为保护这三位上将，冒了巨大的风险。

周总理太了解毛主席了，他行动上持观望态度，不出手，又躲过一次劫难，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受“四人帮”的迫害自杀，保住了周总理。林彪去主席处开会，叶群急忙从住地出来追林彪，请其保住汪东兴，内有玄机。

庐山会议上，林彪倒张春桥一伙，以失败告终，警告了老同志：只要最高领导在，动不得他们。

老干部的串联

据叶选基回忆，主席病重的时候，王震就跟叶帅说，把他们几个人抓起来算了。叶帅听了直摇头，举起大拇指，摇头，意思是“毛主席活着，不好办”。

那段时间，王震串得很厉害，到处说要把“四人帮”抓起来。像耿飚啊，肖劲光啊，连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吴德峰，吴老，他都去找了。党、政、军各方面的人，能串的他都串了，胡耀邦也参加了。他找到余秋里谈这件事时，余秋里什么话都不说，坚决不表态。王震回来对叶选基讲，他对余秋里有意见。其实余秋里很聪明，他比王震要聪明。

除了王震以外，在这期间，邓颖超、陈云、乌兰夫、谭震林、粟裕、宋时轮、杨成武、吴忠、傅崇碧、吴烈、张廷发等一批人，也都找过叶帅，提出要解决“四人帮”。

在政治局里面，像李先念、吴德、纪登奎、陈锡联这些人，同样也是老干部，他们对“四人帮”也是不满的。所以说，在北京的老干部中间，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态势。

同时，叶帅也非常重视做军队高级干部的工作，叶帅直接同各军兵种和一些大军区的负责人谈话，嘱咐他们把自己所在单位掌握好，在关键时刻，要保证不出乱子，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张燕文章回忆到：叶帅在1976年的几个关键时刻，多次同总部的有关负责人谈话，要求掌握好军队，阻止和抵制“四人帮”妄图搞垮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卑劣行径，保持部队的稳定。他强调说：“只要军队不出问题就不怕！”

在这个酝酿过程中，有一个人是叶帅比较担心的，那就是陈锡联。1976年初，主席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叶帅给“勾”下去，由陈锡联代理。当时，因为主席病重，叶帅始终都在观察，想着下一步可能发生的大事。

往常，叶帅很少到中南海去钓鱼，他在西山钓鱼。然而，在8月的一天，叶帅突然提出要去中南海钓鱼，还让叶选基陪他去。那天，叶帅他们从新华门那边进去，到湖边以后，看到陈锡联也坐在那儿钓鱼，他们就在离陈大概十来米的地方坐下来。叶帅和陈锡联离得很近，但两个人没有讲一句话。过了大概20分钟左右，陈锡联就坐不住了，站起来，绕到叶帅后面走过去，连招呼都没打。

叶选基讲，他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这件事是他亲身经历的，印象很深。他事后想，叶帅是不是知道陈锡联去钓鱼，故意到那里去的，想看看陈锡联对他的反应？要不然，叶帅跑到中南海钓鱼干什么？所以，才有后来叶帅问华国锋的问题。在叶帅和李先念谈完以后，叶帅第二次与华国锋见面的时候，就问他：“陈锡联这个人怎么样？”他是不放心啊。

江青的发难，令华国锋难堪

主席去世的那天夜里，是“文革”中最紧张的夜晚之一。尽管叶选基兄弟知道叶帅到哪儿去了，但叶帅整晚都没回来，叶家子女仍紧张得要命，预料肯定出了大事，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主席病危了。

1976年6月25日，毛泽东病危。为了使党内领导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病情通报，可是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却罔称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恢复工作。讨论时，叶帅等人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通报中“病情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

第二天早上，大概八九点钟，叶帅回到后海小翔凤的家里。他跟叶选宁和叶选基讲：“主席去世了，江青在那里大吵大闹。在政治局的会上，我讲了，在主席去世这样一个艰难时刻，我们要坚决地团结在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处理主席的丧事。我支持了华国锋，顶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他们说，是，是，是。这样，会议才于清晨结束。”

9月10日，叶帅同华国锋交谈说，主席去世了，你要大胆地站出来，担负起领导责任。以后，又接连几次同华国锋交谈。华国锋表示，他资历浅，在党内论党龄，他是晚辈，论年龄，他也是晚辈，担心老同志们看不起他，叶剑英鼓励他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并告诉他对“四人帮”要保持警惕，建议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沟通思想。同时，叶帅还主动提出帮助华国锋与老同志联系，由他出面向老同志打招呼。华国锋听了这些话，坚定地表示说：只要老同志支持我，军队支持我，我就干。（以上参见张燕《试论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作用》，未刊稿）

江青的发难，令华国锋难堪。华国锋尝到了江青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滋味。紧要关头，叶帅坚决顶住了江青，支持了华国锋的领导地位。

主席去世后，到处都在加强警卫力量

主席一去世，形势就更为紧张了，党和国家处于一个极为危险的关头。

叶帅警卫参谋马西金后来回忆，从9月下旬开始，发生了很多怪现象。比如，到处在加强警卫力量：有的改变了警卫规格，不该配备警卫随车的政治局委员都配备了警卫随车；有的还把配备的伏尔加车换成了吉姆车；更有甚者，有的还增加了乘后开门北京吉普车的武装警卫。又如，9月下旬，江青私自到北京某地驻军。她到某驻军之后，才通知要武装随卫，但却不讲她在什么地方，只叫武装随卫在昌平路口等候。闻讯赶来的武装随卫，在昌平路口整整等到凌晨3点，她的专车才从南口方向驶向北京市区，武装随卫发现她的车后才紧紧跟上。还有，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跑到北京某驻军学习驾驶坦克，他要干什么?真令人疑惑不解!这些情况，我都随时向叶帅报告了。叶帅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是和她(他)们的警卫闲聊时知道的。”（参见马西金《难忘的两个重要会议——粉碎“四人帮”侧记》）

叶选宁提出“开会权”问题

怎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呢？老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实际上，有几拨人。王震、陈云、谭震林、邓颖超，包括耀邦同志，大家都在议论怎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们中很多人都来找叶帅。

主席一去世，王震就提出，要采取断然措施，把他们都抓起来！用什么形式来解决“四人帮”呢？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召开中央全会，用选举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召集会议的权力在谁手上呢？在华国锋手上。“开会权”这个问题，叶选基讲，是叶选宁先提出来的。后来，他又多次提这个问题。最终解决“四人帮”，也是利用开会的形式实现的。

从华国锋那边看，主席去世以后，他接了班。但是，江青这些人对他施加的强大压力，把他逼到了墙角，使他的处境很困难，没办法主持工作。

当时，华国锋还有哪些人可以依靠呢？当然，有国务院这一摊，像李先念、吴德、纪登奎、陈永贵，他们经常借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的机会商量事情。应该说，这些人是支持华国锋的。这个时候，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包括国务院的同志，特别是汪东兴，都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于是，才出现了华国锋派李先念去找叶帅通气和商量之事。

叶、华联手

历史上，叶帅与华国锋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他对华国锋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是不太清楚的。在这样危急的历史关头，叶帅肯定要摸一摸华国锋的底。在主席去世前，有两个人跟他谈过对华国锋的看法，一个是熊向晖，另一个是王震。

1976年6月7日晚上，熊向晖在西山叶帅住地，对叶帅讲过，在对胡耀邦主持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态度上，在接待杨振宁的问题上，华国锋敢于抵制“四人帮”的做法，说明华国锋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同时，王震也对叶帅讲过，华国锋是敢于抵制“四人帮”的。《谷牧回忆录》里也有记载。

这样，叶帅就觉得有把握了。他有了一个基本判断，华国锋的表现是好的，这个人是可以争取过来的。

基于这样一个前提，7月的一天，叶帅第一次到史家胡同华国锋家去看望他。华国锋对叶帅非常尊敬，在门口迎接叶帅。这次见面交谈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叶帅坚决支持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第二个是，叶帅明确提出，我们的军事力量必须是一个武装，不能搞两个武装力量。这就点出了“四人帮”要搞民兵“第二武装”的问题。通过这次谈话和交换意见，叶帅就把华国锋这个底搞清楚了，他对华国锋的印象是好的。

经过这次会面，双方算是有底了，这是两人在主席去世以后能够联手解决“四人帮”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要处理“四人帮”，华国锋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态度，什么立场，事关重要。当时，大家都想摸一摸华国锋的底，叶帅也在想这个问题。

从华国锋同志来讲，没有两人的见面，没有这个底的话，他怎么可能派李先念去找叶帅呢？毛主席去世后，华国锋已经有了思想准备，要处理“四人帮”的问题；有了叶帅支持，他心中就有底了。因此，在主席去世以后，9月11日，华国锋才敢于委托李先念来找叶帅，转达他要处理“四人帮”问题的决心。

叶帅与汪东兴相互了解对方的底牌

至于汪东兴，主席一去世，江青他们就要拿走主席的文件，汪东兴坚决顶住了，不让他们拿走。叶帅跟汪东兴讲：“主席在的时候，你的任务是保卫主席；主席不在了，你要保卫主席的所有文件和资料。”

对叶帅和汪东兴两个人来讲，他们历史上就有联系，叶帅了解汪东兴，主席去世以后，他们之间的底牌都已经非常清楚。

叶帅的警卫参谋马西金回忆：9月下旬前后，叶帅几次到中南海汪东兴家去，要求每次去不要走同一个门、同一条路。比如，去时进中南海东门，走时出中南海新华门；有时还让转一圈再进去，或转一圈再出来。到东城区华国锋那里也是这样，要等天很黑了才走，还交待不要警卫随车。

 马西金说，叶帅还突然关心起汪东兴住地的安全来了。9月26日左右，叶帅把我叫到办公室问：“马头，汪东兴住地有没有警卫?”我说：“有，那里有一个班，一个昼夜哨，一个夜间哨。”叶帅又说：“你给汪东兴打个电话，说我对他的安全很关心。”我立即给汪东兴打电话，说：“叶帅很关心你，对你的安全不放心，要你注意安全，加强警卫。”汪东兴说：“你们也一定要注意叶帅的安全!”他还问：“马头，你还有左轮手枪子弹吗?要有就给我送一些来。”我把给汪东兴打电话的情况立即报告了叶帅，并说汪东兴那里要子弹。叶帅说：“你马上给他送去!” （参见马西金《难忘的两个重要会议——粉碎“四人帮”侧记》）

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在此之前，叶帅和汪东兴曾经商量，并经其他中央领导同意，通过澳门搞一批质量好的手枪和子弹。所以，汪东兴问马西金有子弹没有。

连子弹和枪的问题都谈到了，说明和“四人帮”的关系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状态。

据王守江回忆，好像是1975年，他先去的广州，是广东的宋志英（后任广东省公安厅长、政法委书记）陪他去的。那时候，路很难走，折腾半天到了珠海拱北，对方送过来一箱子弹和好枪。如果让地方部队去，能买得到吗？得从有关渠道上买，不是成批买呀。

从拱北回到广州要回北京，一位时任副总参谋长的领导跟王守江一架飞机。当天晚上，领导说，算了，咱们明天走吧。他要睡觉。王打电话向叶帅请示，叶帅说：“不行。他要不回来，他明天自己走；你今天就得飞回来，我等你回来。”王守江赶紧报告那位领导，那位领导已睡觉休息了，不得不赶紧穿上衣服上机场。飞机到北京已是深夜，王守江回到办公室，叶帅还在会议室一直未休息，等待他们。

因此说，真正促成华国锋下决心的，是因为有叶帅和汪东兴的支持，华国锋很清楚叶帅和汪东兴对“四人帮”的态度。

 制定隔离“四人帮”行动方案

据叶帅警卫参谋马西金回忆，1976年10月2日下午3点多种，叶帅把他叫到办公室，叶帅说：“马头，今天我们到玉泉山九号楼住。你先不要告诉办公室，跟其他工作人员讲时，就说我们到城里小翔凤住。也不能让子女到玉泉山来。”到玉泉山住下不到一小时，中央警卫团玉泉山大队来电话问：“叶帅来怎么不早通知?我们好布置住地岗哨。”马西金说：“对不起，没来得及。”同时告诉对方，不经同意，来看叶帅的，无论是谁都不准放进来。住下来的最初几天，非常平静，电话也很少。

叶帅在1976年10月初同与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制定了隔离“四人帮”的具体措施和行动方案。其中包括：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对于不是常委的江青、姚文元的隔离办法，另外作出安排；隔离“四人帮”的任务，交给警卫中央的八三四一部队执行，由汪东兴从这支部队中精选出若干名团以上干部，组成行动小组。对参加执行任务的每个人都要当面谈话，要求绝对可靠，万无一失。将“四人帮”隔离以后，要迅速将他们转移到稳妥的地点，等等。对其中的一些具体步骤和环节，规划得十分细致、周密，有些环节还制定了几种应急方案，确保有备无患，应付裕如。（见张燕《试论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作用》，未刊稿）

 在行动的时间问题上，也是叶剑英最后下的决心。这里，关键是要审时度势，把握战机，先发制人。国庆节后，叶剑英更加密切注视“四人帮”的动向。从9月底至10月4日，叶剑英连续得到紧急情报：驻京附近的一支装甲部队被更换了参谋长；江青在北大、清华大放厥词，声称7、8、9日将有“特大喜讯”，上海商店的大红纸被抢购一空；“四人帮”在10月4日的《光明日帮》上抛出杀气腾腾的文章……。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要下手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在10月5日同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决定：10月6日晚上行动。（见张燕《试论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作用》，未刊稿）

10月6日的历史记忆

1976年10月6日，这天天气特别好，叶帅和平时一样按时批阅文件、吃饭、睡午觉、看报、散步，显得很平静。下午3点30分，值班室的红电话突然响起，华国锋同志的秘书曹万贵来电。他说：“今天晚上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政治局常委会，带上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文件，请叶帅提前一小时到达。”

10月6日下午6点15分，叶帅乘坐的专车出发。晚7点整，叶帅专车到达中南海怀仁堂正门。叶帅刚下车，车子马上就被调走了。叶帅进会议室时，华国锋和他的秘书曹万贵、警卫叶贵新，汪东兴和他的秘书孙守明已到会场。会场的布置比较简单：靠北侧，东西方向摆放着一张较宽大的长条会议桌，桌子周围有十几把中靠背扶手椅，都是过去常用的。会议厅北门前有一个较大的木质屏风，西侧是不用的桌子、椅子，用屏风挡着。长条会议桌南侧留的场地比较宽大，华国锋和叶帅坐在大屏风前的座位上。汪东兴没有坐在会议桌前。因为是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汪东兴不是常委，和警卫人员都躲在大屏风后面。

据叶帅警卫参谋马西金回忆：

将近8点，开会的时间就要到了，这时，王洪文第一个来到怀仁堂，刚进来，执行任务的同志就上前去抓他，没想到前两名同志没把他按住!他往前刚冲了几步，就被后面赶上来的同志踹倒在地，并立即把他扭了起来。接着，华国锋向王洪文宣布了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第二个进来被抓住的是张春桥，对他隔离审查的决定也是华国锋宣布的。过了半小时，姚文元才来到怀仁堂，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因为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是后来用电话通知他来的。姚文元连怀仁堂正厅都没有到，在怀仁堂东休息室就被抓住。姚惊慌失色，大叫：“警卫员!我的警卫员呢!小朱!小朱……”华国锋对工作人员说：我不见他了，就由你们向他宣布中央的决定吧。当时由中办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代表华国锋向他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是第四个被抓的。在中南海万字廊二〇一号江青的住所抓她时，她拒不交文件柜钥匙，颇费了一些功夫。（见马西金《难忘的两个重要会议——粉碎“四人帮”侧记》）

晚上9点30分，叶帅和华国锋一同步出怀仁堂。当走到怀仁堂南门警卫值班室门前时，叶帅对马西金说：“马头，快!回家开政治局会议!”马西金问：“回哪个家?谁来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叶帅说：“由汪东兴通知，通知完后，他也立即到玉泉山。”

 晚10点左右，叶帅和华国锋到达玉泉山9号楼。一进门华国锋就说：“马头，快叫叶帅休息一下!”叶帅也说：“马头，快给华国锋同志找地方休息！”在安排叶帅休息时，叶帅说：“快把王守江、王文理接来。”把一切安排停当之后，叶帅才想起了守候在山下，因和他失去联系多天而提心吊胆的孩子们。他叫人马上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放心吧，上床睡觉。马西金在安排华国锋休息时，得知华还没有吃晚饭，立即找大师傅给华国锋烤了两块面包、煎了一个鸡蛋、冲了一杯奶粉。

9号楼会议室的沙发少，就把工作人员用的沙发都搬来，这些沙发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老皮沙发，搬起来很重。会议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人数摆了10个单人沙发、一把叶帅常用的高靠背扶手椅。当时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有15位，抓起来了4个，所以摆了11个座位。

会议室还没布置完，有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到了。他们大多数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开会讨论的问题，有的人还以为是叶帅病了呢!最先进入会议室的是纪登奎，以后是陈永贵、吴桂贤和另一位委员。他们一来，看到摆的座位，谁都没有到前排就坐，都坐在为秘书作记录用的位置上。不一会儿，李先念赶到了，他一进9号楼大门就问：“叶帅怎么啦?有什么病呀?”王文理秘书向李先念说：“叶帅没有病，是要开会。”李先念听后，说：“开什么会呀?”边说边进入会议室。（见马西金《难忘的两个重要会议——粉碎“四人帮”侧记》）

  马西金回忆，晚上10点30分，开会的人员到齐了。先来的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和另一位还坐在后排长沙发上，有人请他们到前排来坐。纪登奎说：“你的座位不够，还有4个人没有来呀!”马西金说：“人到齐了，请到前边来吧。”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有到前边来。汪东兴说：“马头说得对，人到齐了，你们都到前边来坐。”这样，他们才坐到前排的座位上。马西金立即去请叶帅和华国锋。华国锋挽着叶帅的手，他们微笑着，一起走进了会议室。

 参加当晚政治局会议的有11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

华国锋的历史功绩应肯定

江青闹会、冲会，华国锋处境困难，无法掌控局面，现实摆在面前，必须解决“四人帮”。对华国锋来讲，知道叶帅、汪东兴对“四人帮”的态度后，他的心里就有了底。在主席去世前，叶帅首次去看华国锋，跟他谈话的重点就是坚决支持他，点出了“四人帮”要搞第二武装（民兵）的问题；至于汪东兴，华国锋和叶帅都很清楚他痛恨江青的立场。再加上，国务院内有一摊子人，如李先念、吴德、苏振华、陈锡联、纪登奎等等，均支持华国锋，主张要解决“四人帮”。于是，才出现了9月11日华国锋派李先念去找叶帅通气和商量之事。

叶选基说，自此通气后，叶帅与华、汪开始了商议和布置行动方案。9月21日，叶帅与华国锋会面，商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措施来解决。实施方案只有华、叶、汪知道。

因此说，把“四人帮”抓起来，起了核心的、关键性的、决定性的作用的，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这三个人中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华国锋，这是他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他是党的第一把手，他有召集会议的权力，没有他不行。这是华国锋对中国历史转折时期的巨大贡献，这是要充分肯定的。

参与外围配合的是北京的吴德，他也功不可没。吴德掌控着北京市，他要吴忠负责北京市的安全保卫工作，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北京的部队就行动起来了。当时，吴德就把北京市的倪志福、丁国钰和吴忠召到党校，知道要出大事了。所以，吴德是待命。按吴德回忆，他参与了外围的工作，有关北京市、卫戍区及对清华大学迟群、谢静宜等采取行动，配合抓“四人帮”行动，应属实。但对中南海怀仁堂的行动，吴德没有参与，不知实情。还有耿飚，让他也待命，等着接管电台、电视台。但是，具体怎么抓“四人帮”，吴德不知道，耿飚也不知道。因此，当晚的行动中，中南海内是华、叶、汪，得手后即通知吴德和耿飚行动。

说解决“四人帮”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这一点不错。但是，真正代表政治局的是以华、叶、汪为核心的同志。在政治局里面，除了吴桂贤以外，绝大多数人是支持处理“四人帮”的。

叶选基说，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也有李先念的功劳，因为华国锋派他去联络叶帅。但就我所知，他没有参与具体的策划工作。什么时间、具体如何抓“四人帮”，李先念一概不知道。正因为这样，10月6号晚上，先念到玉泉山9号楼一进门的时候，才会对叶帅的军事秘书王文理说：“叶帅怎么啦?有什么病呀?”也就是说，直到玉泉山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李先念还不知道已经把“四人帮”抓起来了。

王守江同志回忆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帅曾多次对人讲过：抓‘四人帮’的事，只有华国锋、汪东兴我们三个人知道。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走漏消息，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汪东兴精心组织了这次重大行动，他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及挑选的执行任务的人员，都可说是滴水不漏，用心良苦的。他所选用的参加重大行动的工作人员，都是四五十年代参加革命又长期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从事保卫、警卫工作的，有一定业务能力的老同志。这些同志对党、对国家和人民是忠心耿耿的，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事后，这些同志得到了中央的最高嘉奖。1977年4月12日，华国锋、叶帅和中央负责同志接见八三四一部队部分同志并合影留念。实际上，被接见的这些同志都是执行粉碎“四人帮”特殊任务的同志。合影之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汪东兴、陈永贵、吴德还宴请了这些同志。

叶选基说，邓力群讲，最先提出解决“四人帮”的人是李鑫（李鑫骑着自行车去找华国锋）。不错，李鑫是跟华国锋讲过，赶紧把“四人帮”抓起来算了。他是康生的秘书。康生临死前已经和“四人帮”摊牌了，李鑫当然了解这个情况，但李鑫没有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工作，10月6日之后他负责为中央准备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文件。

叶选基回忆，有人说这一段历史搞不清楚。在他看来，对于粉碎“四人帮”的具体过程来讲，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不能因为华国锋下来了，就抹煞华国锋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华、叶、汪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打头的是华国锋。新的历史时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叶选基认为，是从粉碎“四人帮”开始的。一进入1977年，那时候叫对外开放。我们是从搞对外开放开始，后来变成了改革开放。应该说，这场伟大的历史转变是全党的共识。今年是粉碎“四人帮”34周年。没有华国锋，哪里有新的历史时期，哪里有改革开放呢？

202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