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终结了大清帝国两百六十多年对中国的政治统治，而且中国几乎在一瞬间告别了帝制，结束了自秦始皇帝以来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统治。

传统社会就此画了一个句号，从而使19世纪中叶开始被迫进入近代的中国抛却了传统的束缚，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开辟了一条政治上的康庄大道。它斩断了中国社会所有后退的可能，中国只有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犹豫、彷徨、畏缩不前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尚可理解，但任何倒退、复辟、归复旧制的企图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不要说人民不愿放弃共和国公民地位而去做专制皇帝的臣民，即便是统治者自身也深感时代条件不同了，“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而无法再存丝毫复辟之想；如果有人执意要复辟，不管用什么理由，也不管具有多少真实的合理性，没有一个成功的。

如果就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辛亥革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国家制度层面，这场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不过，辛亥革命毕竟来得过于迅猛，而且也不合乎辛亥前十年中国人的普遍期待。那时的中国人，除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之外，绝大多数最担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清廷的不改革，二是共和革命。暴力的、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革命，是中国人最反对，也是最担心的事情。为了避免这样的革命发生，辛亥前十年，中国人主要在推动宪政变革上用功。因而对于革命，中国缺少必要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从而使革命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无法稳定局势，恢复秩序，推动中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持续发展，反而因旧辙已坏、新轨未立而陷入空前的混乱。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是前无古人的盛事伟业，既无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无失败的教训可以汲取。于是我们便不难看到一个极其奇怪的现象：辛亥革命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严重背离。虽然尚不能说它使中国现代化发展丧失了一次重要机会，但毕竟其实践的客观效果不佳，而给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许多隐患，投下了许多阴影，从而使人们有理由怀疑资产阶级共和革命是否合乎中国国情？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在中国是否有发展空间，是否一定需要西方式的竞争性政党？中国现代化发展是否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这一阶段？凡此种种足以表明，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最大影响并不在于20世纪早期，而在于关涉中国现代化发展根本路径的大问题上。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概念，它不仅具有复杂的内涵和外延，而且具有极强烈的阶段性或时代性特征。不过，对一个民族来说，所谓现代化，不外是克服自身的封闭性和狭隘性，确立一种世界观念，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从而使自己的发展呈现出与世界同步的现象。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不仅没有阶级的分野，与某一特殊的社会属性也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而且现代化不可能具有同一的模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能根据自己的不同国情，确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途径。

然而，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现代化的要求虽然来自中国社会的内部，但它的启动毕竟导源于外来因素，而且过于突然和急剧。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界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既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化的必然趋势，实际上又扰乱了这种必然趋势的正常秩序和必然阶段。因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从开始启动就带有某些超前或被迫的意味，无法建立一种循序渐进的现代化模式。

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超前与失序，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调整，遂使矛盾愈积愈深，终于演化成一个又一个的激进运动，结果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中国的现代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境，后退不能，前进不得，往复循环而不得其要领。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爆发一方面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久远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在客观效果上与革命倡导者的主观愿望偏离乃至相反，这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了。

从内在必然性一方面说，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中国历史的必备环节，因为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实现，虽然并不一定要建立在辛亥革命所要达到的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但中国的现代化也绝不可能建立在中国传统社会专制体制上。换言之，即使辛亥革命所要达到的民主政治并不一定是当时中国最先产生的东西，但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必须发生某些变动和改变，则具有相当必然的意味。

事实上，自从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社会便再也无法停滞在某一凝固状态，而是不停顿地发生着一系列的裂变和改革。至少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数十年间，清政府的统治者们确曾意识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危机，确曾致力于模仿并采用西方的设备和制度，以便恢复和加强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所谓同治中兴，不仅意味着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有才干的汉人，授之以兵权和事权，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及云南、贵州回民起义等各种“骚乱”，赢得了和平建设的国内环境，而且实际上“中国开始引进西方技术即在此时，广东、上海、北京办起外语学校，福州兴建海军造船厂，上海、南京等城开始设机器制造局，并在外国专家的帮助下设置现代海关”。显而易见，如果中国在这条道路上持续走下去，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基本关系的改变，政治体制的变革也迟早要提上议事日程，中国的现代化或许能以健康的状况向前稳定发展。

经过几十年相对稳定、相对和平的发展，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再迟一些时候，清朝的综合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开始产生，虽然它因为客观环境的制约，具有明显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等严重的内在缺陷，但它毕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分化出来的新兴力量和进步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必将随着自己势力的不断增强而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推动社会进步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责任。易言之，伴随着他们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们绝不会安分于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末席，而必然要求获得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权力，必然要求合乎他们利益的民主政治。马建忠在1877年描述自己考察欧洲的感受时说：“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于是以为各国之政，尽善尽美矣。”马建忠的这一思想转变过程实际上是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影。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并不过分，而且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他们自身地位的不断提高，社会关系的改变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是继续发展的应有之义。随着获得新的生产力，旧的社会形式无法不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清朝晚期的最高统治者当然不可能对这一规律建立明晰认识，否则，他们从一开始便会坚决拒绝一切变革。然而在事实上，中国的变革不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呼吁，而正是在清廷最高领导者的倡导下开始的。不过，当以自强为主要和唯一目的的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料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吸入一个无法抗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借用一项西方事物导致他们必须借用另一项，从引进机器而需要引入技术，从引入科学进而需要引入一切学问，从接受新思想进而要改革制度”，从而最终必将超过清政府对改革所能承担的极限，清政府实际上面对进退两难的选择困境。

如果不带有偏见的话，我们应该承认，晚清政府未尝不想谋求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未尝不想使中国早日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化。不仅晚清的实权人物慈禧太后确曾真诚地主张进步与革新，因为如果没有她的默许和支持，恐怕没有晚清的“新政”之举，即使1898年的维新运动也无从发生。而且在慈禧太后之后的清廷掌权者，既无力拉历史的车轮倒退，将局面归复到慈禧太后之前，更无心这样去做，他们实际上继续着慈禧太后在世时业已开始的政治改革，于1909年10月4日宣布正式成立各省咨议局（新疆缓办）并开议。不论清政府这一举措的实质目的如何，它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效果便是为政治改革打开了通路。

不过，清政府毕竟不是现代政府，它虽然渴望向现代社会转变，渴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但这种转变、进步与发展毕竟要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即以不损害皇权和作为统治阶级的满洲贵族的利益为基本前提。用慈禧太后的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也就是说，不论清政府怎样地渴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都不可能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更不会自行放弃他们的统治地位。

*本篇文章节选自马勇《涵变：清末民初的国家建构与现代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