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怎么了：理三生上诉教养学部，控新冠期间对他的留级处分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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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5 16:21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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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孩子一年中考了两次研究生，从研究室A退学，二度进宫考入研究室B，给他爹以及他自己的钱包以及他触手可及的前途带来可见和不可见的重创。当然有孩子不成熟的部分，更有我家遗传基因不可靠的一面，但孩子自己感叹学校这个组织体制上有问题。我庆幸孩子没有把怨气泼在老师身上，期待他付出这么多之后能丰富个性、适应各种人性，但没法完全消灭对这所学校的腹诽。※ ※ ※ ※ ※
东京大学理三一名二年级学生感染新冠病毒、病症发作导致缺课，他所属教养学部因此处他以留级。该同学不服，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让校方撤销这一决定。东京大学方面解释说，该学生某科成绩差，差到难以言表的程度。然而在成绩公布后，该学生该科成绩被大幅削减分数，东大方解释说“评分失误”，说明方式、说明内容都嫌简单粗暴，加重了东大在校生对大学方面的不信任。注：东京大学一、二年级所有学生归入“教养学部”修各种基础课，三年级时根据志愿和一二年级总成绩分专业。
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留级处分
这名学生是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理三类（医学系）二年级学生杉浦苍大（20岁），8月19日得到留级通知，之后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取消留级处分。这之前他曾于8月4日召开记者招待会，透露自己因感染新冠缺课，要求补课未果，该科成绩任课老师给得非常低。杉浦同学被批“不合格”的科目是“基础生命科学”，今年4月至5月期间有6节课，其中青蛙解剖等实验的课业要求是每堂课后交一份实验报告。杉浦同学选上网课，5月17日（第5堂课）早上，新冠病症发作，高烧过39℃，头痛欲裂，意识也有些模糊，到下午上课时间他已经不是能上课的状态。这样严重的病状持续着，次周24日仍旧无法上课，于是缺课。又第二天的25日总算打起精神给任课教师发邮件说明情况。结果学校给杉浦同学24日、27日份补课机会，却不认可17日的补课要求。那以后新冠后遗症持续发作了一段时间，头痛、浑身倦怠，杉浦同学不得不继续居家疗养。6月17日学校公布该学期成绩，杉浦同学“基础生命科学”这一科“不及格”。为说明情况，杉浦同学到看病的医院要来新冠确诊、接受后遗症治疗两份诊断书。然而教师电邮回复他说，“（诊断书）并无意义，没有提交的必要。”教师同时说，“学校有规定禁止学生与教师之间就成绩评定直接交换意见，请用学校的‘核实成绩’制度与学校相关部门交涉。”而“核实成绩”制度的利用说明中有这样的“使用须知”：
因为感染新冠缺课，理由不可抗拒却无法获得补课机会，杉浦同学认为学校的处理无法服人，于是6月19日向“核实成绩”系统提出了核实申请，4天后该系统的回复来了：对“基础生命科学”科目“不及格”判定不予订正，但考分在“不合格”范围内有所调整，这一科总成绩调低了17分。
“调整分数”能算“妥当的纠错方法”吗？
关于调低总成绩，7月27日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给杉浦同学发来邮件说明，“教养学部对你的成绩评估进行了彻查。我们认为在纠错意义上调低分数是妥当的。”而至于为何调低分数并未给予说明，只是说“调低分数是‘核实成绩’可能的结果之一，请自行查阅《履修指南》。”不予进一步的回复。然而，杉浦同学8月4日的记者会之后，东京大学方向媒体解释说，（他们发现）杉浦同学的成绩与其他同学的成绩搞混，调低成绩目的是纠错。这一说法杉浦同学前所未闻。教养学部长森山工8月8日致函杉浦同学的律师，信中说，“杉浦同学缺席了5月17日的课程，他的成绩里错误地填入了其他同学的得分。”并且说，“请媒体不要（直接）向我们的任课教师提任何问题。”就成绩搞错一事，杉浦同学向校方要求进一步的解释。森山工学部长8月16日以书面形式回复道，“6月18日傍晚第一次注意到这个错误，学校总务立即进行了订正（即从杉浦同学的成绩扣除17分，同时给‘那位’同学的成绩添上17分）。”教养学部重复说明，调低成绩是核实成绩后果的其中一种可能性。杉浦同学6月19日提出核实申请，调低成绩的操作发生在18日（降低成绩17分），杉浦同学提示医院证明却被任课教师拒绝采纳则是在6月17日，如此看来扣分操作发生在提示医院证明遭拒的次日。杉浦同学提起诉讼前，记者曾就分数调低一事采访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得到的回答是，“一门成绩给学生多少分，由任课教师充分评估后决定，通常没有失误。收到学生成绩核实申请，我们会进行重新审查、重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学生不申请成绩核实，该机构的重新评价便不可能发生。用我的话解说一下：如果校方成绩核实机构不打官腔，它应该是说，任课教师在打分时受个人因素影响（客观±主观），而让成绩核实机构打分的话，那是100%的客观，因此二者间可能发生误差→这就是他们说的，成绩审核的结果可能是减分。减分、维持原判、加分，三种可能性之一么。问题是，这个分数的调整为什么发生在杉浦同学提出彻查成绩的申请之前？对此校方回复， “鉴于本案尚处调查中，暂不便回答此问。”同时教养学部方补充，发现配分错误后，“我们对同过程评分的其他学生也进行了成绩彻查。”这应该是指线上听讲的学生。至于错误发生原因，“任课教师必须同时评估线上、线下两类学生的成绩，这大大增加了老师们的工作负担。”
学生自治会也提出了抗议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学生自治会（类似我们的学生会）8月22日发表抗议信，称：“严格的成绩管理对于公平升学至关重要。成绩评估错误让我们不得不对升学管理体制产生疑问。”东京大学实行“升学选择制度”，大三的时候选择专业，主要根据就是前两年的成绩。专业选择很大程度也是人生选择，对东大学生言成绩、分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简言之这制度也是一种告诫，“别以为考上大学万事大吉，好日子刚开始呢。”8月中旬，校方口头通知杉浦同学“基础生命科学实验”评分问题的一些详情，| 上课日期 | 得点
| 配点 | 备注 |
| 4月19日 | 12
| 20
| 缺席 |
| 4月26日 | 0
| 10
| 忘记请病假，作缺席处理。作业已交 |
| 5月3日 | 10
| 15
| 出席 |
| 5月10日 | 0
| 15
| 出席。作业期限17日。新冠发病 |
| 5月17日 | 0
| 20
| 缺席。新冠发病中 |
| 5月24日 | 4
| 10
| 27日补课 |
上网课需要办一个“出席”（ITC－LMS系统）手续，与课堂上老师点名功能差不多吧，杉浦同学忘记办4月26日的考勤，一度以为没办法挽救，但过了作业期限他还是交了作业。结果老师判他缺席，作业不批、零分。上了5月10日的课，作业期限5月17日，但这天发病确诊，而其实这天以前他已经身体不适，没能写完作业，交给老师的作业是未完成版，50分及格，老师只给了26分。东京大学教养学部6月书面说明，“经查证，杉浦同学数次未在ITC-LMS上办理出席手续，且未在作业提交期限内交作业（按规定属扣分行为）。（作为学校方）我们最为重视的考察项目就包括学生的上课态度、课堂表现。”
能联系“学习管理系统中心”说明病情并不严重？
《东京新闻》刊文介绍杉浦同学事件，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对此公开发文表示抗议，“我们注意到杉浦同学5月7日有利用ITC－LMS系统，由此可知他的健康状况并未恶劣到无法在系统上办理病假等手续。”东京大学医学院前教授、同时也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的涩谷健司医师这样分析杉浦同学的病情，分析杉浦同学的作业，他其间可能因受新冠影响而出现了“认知行动技能障碍”、“无法辨识时间、地点的辨识障碍”；
未能完成5月10日的作业、5月17日和24日的缺课不可避免。由于这是一门必修课而成绩又关乎升学，应该在判断力和行为能力恢复正常后再布置作业，再对此做出公平的评估；
一学期4到6节课，完成后不过拿到4学分，这从大学的评分惯例和经验法则角度也是不寻常的，我无法不怀疑是否有某种不寻常的思维要素在起作用，让这些学生受到不合理的低分评价。这在英国是不可想象的。
杉浦同学病好后重新完成了一份作业并提交校方，学校不认可这份补交的作业的有效性，但涩谷医生认为“拿到学分完全没有问题”。涩谷医师将写有同样意见的意见书提交给了东京地方法院。6月6日（杉浦同学上诉前），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发布通知取消新冠感染者、浓厚接触者的“替代方案”，在记者访谈中这样说明该措施的理由，“基于本校有别于其他大学的特色制度比如‘升学选择制度’”。据说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有些学生“冒领学分”，申请履修机会后并未照规定上课却试图通过虚假申请得到该科目学分，“目的是利用机会同一时间通过正常途径拿到其他科目满分评价。这毫无疑问对于确保升学公平是一个大缺陷大问题。”
一些学生即使被感染或与浓厚接触，也会去上学
这个事件同时引发矫枉过正后果，一些学生感染新冠或浓厚接触却不愿遵守校方“防止感染扩散指导方针”，隐瞒病情照常上学。感染人数破纪录的第7波新冠传染中，东京大学也陷于两难抉择中。东京大学是日本最难关大学，也是肩负日本未来的人才宝库，教养学部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假如都如教养学部处理杉浦同学事件一样走形式主义，我们不得不怀疑面临全球巨大变化的日本社会有否能力度过难关。杉浦事件并不只是某一个大学生的留级问题。（资料取自《东洋经济》）![]()
撰文：江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