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企业，世界将会怎样？

著名经济史学家克拉克教授曾说过一句话， 大意如下：人类历史上真正重要的事件只有一个， 那就是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别。其他事件或许有趣，但都不关键。

克拉克的观点有其道理。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角度看，正是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现代文明史。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一直在温饱线上下徘徊。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看，所谓悠久的历史， 往往对应的是低水平陷阱里的无尽循环。

20世纪80年代上小学时，我曾为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兴奋不已。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就采用了牛耕技术。教材中的插画展示了西汉古墓壁画和墓砖上农夫用牛耕田的场景，与我每天看到的牛并无区别。当年的农夫甚至比我父亲还厉害，使用两头牛拉犁，而我父亲只能用一头。

随着年龄增长，历史知识越来越多，我对古代文明越来越自豪。浣纱的西施、救济韩信的漂母， 与我的母亲几乎一模一样地在池塘或溪水边，使用几乎相同的木质工具和劳作方式。

秦末揭竿而起的农民，举起的锄头与我父亲天天使用的没有什么差别。更厉害的是，我的祖父祖母对于《论语》《孟子》《老子》等都倒背如流。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文字，一直使用到今天，连刚上初中的我都能认识不少。

后来可以看电视剧了，发现清代宫廷和汉唐的宫廷比较，好像差别也不大。无非是服饰、家具等器物换一换，一些日常用语换一换，比如汉朝说“诺”而清朝说“嗻”，剧情则基本上大同小异。

再后来，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和视角让我换了个角度看世界。数千年不变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反映出整个社会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生产力进步极其缓慢。于是，人们总是习惯从古代典籍中寻找实践指南。汉代的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恢复西周古制。

宋代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甚至到了晚清，湘军名将李续宾等人仍然说，能打胜仗主要靠熟读《论语》。上层建筑层面的意识形态长期稳定，正反映了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停滞。

人类社会真正跳出低水平循环的马尔萨斯陷阱，始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场生产技术的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说，生产组织是决定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工业革命之所以产生并深刻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核心在于一种空前高效的生产组织：现代企业。

现代企业组织出现并快速发展后，人类社会中的创新和分工开始了几何级数式的增长。工业革命后，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国际分工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生产者从过去亘古不变的家庭或以家族、地缘等熟人关系为基础的手工作坊，迅速被高度专业化的现代企业所取代。时至今日，这种组织形式几乎垄断了所有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各国的GDP中，非企业组织提供的比例极小。可以说，是现代企业为人类文明的现代化提供了微观基础。

现代企业在短短数百年内打败所有传统生产组织，成为全球生产活动的主角，当然并非偶然。胜出的根本原因在于，与其他具备生产功能的人类组织相比，企业不仅能够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还具备持续创新的能力。

效率指的是在给定产品种类间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以及在生产每种产品时最小化资源消耗。而创新，按照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的定义， 意味着生产新产品、采用新工艺、获取新原材料来源、开辟新市场和采用新组织方式

正是这种有激励、也有能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和进行创新的企业，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微观主体，不仅为持续的内生经济增长提供不竭动力，而且为现代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没有现代企业，地球上不可能产生现代文明和现代世界，人类要摆脱低发展水平的马尔萨斯循环也只能是一种幻想。

企业是什么？

尽管企业在社会中司空见惯，日常生活和学术文献中反复出现，但“企业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 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才开始引起学者们的系统关注。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位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年轻人——罗纳德·科斯。

科斯提出这个问题时，还是一名大三学生。大二结束时，他获得奖学金去美国游学一年。这一年中， 他听了一些大学的经济学课程，更重要的是，访问了一些美国企业。深入地考察这些企业，对年轻的科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当时，美国刚刚经历了著名企业史专家钱德勒所说的“经理革命”，即1840-1920年间企业治理结构的重大变革。许多公司内部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职业经理人群体，这个群体领取较为固定的薪水， 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

与之相伴随的是公司规模的大幅扩张。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这个庞大的职业经理人群体人数以百万计，掌握巨额资源的配置权力，收入显著高于平均水平。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高收入群体快速崛起，却没有引发任何激烈的社会动荡，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

让科斯感到震撼和疑惑不已的，正是这些规模庞大的生产组织，比如汽车工业巨头福特和通用。这些超大规模的汽车制造商，从铁矿石开采到整车下线，都可以在企业内部完成。

无论是小火车在厂区内运送中间品和零部件，还是企业内人员的调整和职位的晋升，这些都是“资源配置”。如此巨量的资源配置，通过企业内部的管理者以自上而下的权威或命令来指挥协调。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以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系统阐述了这一思想：“看不见的手”能够使个人自利的努力与社会公共利益兼容。

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展，人类社会的分工不断深化，专业化程度和生产力持续提升。价格机制把交易和分工从熟人扩展到陌生人，为经济全球化开辟了道路。

即使世界观、价值观不同甚至对立的群体，也可以在价格机制的协调下进行分工与合作。我们现在每天使用的手机里，就嵌入了全球不同族群人们的聪明才智。

斯密的洞见至今仍然闪耀，提醒着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尊重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警惕集中决策的计划体制。然而，科斯在真实世界观察到的现象与这一重要观念直接冲突。福特汽车内部的资源配置是通过管理者的权威和指令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的。

理论上，生产汽车不一定需要超大规模的企业。可以设想，不同零部件由不同工人生产，最后由一个人买下并组装成整车。如果零部件的生产需要不同工艺流程，每次上一道工艺的工人加工完毕后卖给下一道工序的工人即可。

实际上，这不是天方夜谭。福特制之前的汽车企业就不是大型企业组织，后来的“丰田生产方式”也是聚焦于核心竞争力，尽可能外包其他业务。

如果价格机制能够高效地协调交易和分工，为什么还会存在企业这种组织？科斯发问：企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企业能在竞争中胜出，效率更高？为什么现实世界中企业和价格机制并存？两者之间的边界是什么？

科斯提出问题的方式潜在地决定了寻找答案的思路。他首先否决了两个前人给出的回答。

科斯否决的第一个回答是，企业组织能够有效地实现规模经济。企业通过整合不同要素所有者的资源，生产效率远高于各自分别使用。这看起来很有道理，但科斯认为，这并不能充分解释企业的本质。

实现规模经济的资源整合可以由价格机制实现，比如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上，人们比拼的是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可以通过咨询服务变现，古代的军师、谋士也是如此。

科斯否决的第二个回答是，企业组织能够解决不确定性的配置问题。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是概率分布事前可知的事件，不确定性是连概率分布也无法事前知晓的事件。

在奈特看来，企业家才能在人群中分布不平衡，企业家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比其他人强，企业为这种分工合作提供了舞台。但科斯认为， 应对不确定性不一定非得采用企业组织。价格机制也可以提供机会，比如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

科斯的结论是，交易成本是关键。真实世界中， 市场通过价格机制组织交易、协调分工，是很贵的。货比三家、讨价还价、签约、履约、违约后的仲裁和诉讼等，都不免费。而企业内部的交易和资源配置简单多了。

逻辑推到这里，第二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为什么企业没有完全替代价格机制？因为企业内部组织交易和配置资源也不免费。大企业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办公室政治等，都是企业内部组织交易难以避免的代价。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组织新的交易所需付出的新增代价也越来越高。

价格机制和企业组织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当价格机制协调交易的边际成本和企业组织协调交易的边际成本相等时，价格机制和企业组织之间的边界就确定了。

这个分析看似简单，但其实非常有力量。它可以合理地推测企业规模的变化趋势。它说明企业并非越大越好，小企业也不一定美好，一切取决于价格和企业两种方式协调交易的边际成本比较。

当价格机制协调交易的成本相对下降时，更多交易和资源配置从企业内部转移到市场上。例如， 计划体制下常见的“企业办社会”现象，企业提供幼儿园、学校教育、医疗、住房等后勤服务。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通过外部市场解决这些问题的交易成本比企业大包大揽低得多，于是产生了“后勤服务社会化”。今天，很多单位的安保，甚至部分财务和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也通过市场而非企业内部解决。

反过来，当企业规模越来越大时，不一定是企业竞争力上升，也可能是市场上价格机制运作成本上升。同样道理，某一类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也不一定是这类企业变得越来越强，还可能是市场分割严重，使价格机制运作越来越昂贵。

通过回顾企业的本质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让我们理解了企业为什么存在以及它们如何在市场中运作。企业通过内部管理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使资源配置更加高效， 并且能够不断创新。企业和市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它们的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的比较。

企业的规模和结构并不是固定的。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也在不断调整和发展。例如，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使一些原本由企业内部管理的职能可以通过市场外包。

这在服务外包、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在某些复杂和不确定的项目中，企业的集中管理和决策能力仍然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某些行业的大型企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除了经济功能，企业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现代企业不仅追求利润，还需要考虑员工福利、环境保护和社会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企业成功的重要标准。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的社会责任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运作，需要考虑到不同文化、法律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履行其全球公民的责任。

展望未来，企业将在技术创新、社会责任和全球化进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企业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深刻变革。同时，企业需要在全球化竞争中平衡效率和社会责任，寻找可持续的发展路径。科斯的理论为我们理解企业的本质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但企业的动态演变和复杂性要求我们不断探索和创新管理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企业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贡献，推动经济和社会的持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