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敢于放权，褚时健做任何企业都不是太忙，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关键环节、关键问题上，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环节，才是他需要用心的地方。
作者 | 王祥伍，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副总裁，首席企业文化专家；雷蕾，人民教育出版社部门副主任，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来源 | 华夏基石管理评论摘自《经营十四条》（guanlizhisheng2015） 管理咨询、培训业务合作 | 010-62557029，13611264887（微信）
褚时健做任何事情，包括管理企业，都是喜欢抓大放小，对于下属能做的事情，他一般不会过多干预，会放手让下属去干。
由于敢于放权，褚时健做任何企业都不是太忙，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关键环节、关键问题上，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环节，才是他需要用心的地方，别人能做的事情，他会放手让别人去做，让下属获得成就感。
01
用人不疑，建立信任很重要
用褚时健自己的话讲，“你对人有一个基本判断，大方向没问题，具体事情就不会出格到哪里去，要敢于大胆让他们干”。
这一点褚时健最早是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在褚时健负责家里酒坊的时候，妈妈看他做什么事情都有模有样，基本上很少干预，除了晚上害怕他睡过头偶尔会起来到酒坊看看外，其他都放手让褚时健自己做。
在昆明的龙渊中学，褚时健的放权思想进一步得到强化。当时学校对于学生生活的管理有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放权让学生自己管理，褚时健作为同学们选出来的生活委员，在预算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把大家的一日三餐安排得井井有条，让老师同学都惊叹不已，这使他深切感受到老师们放权的必要性以及放权给同学们带来的好处。
第三次强化是他在游击队时期遇到的连长李国真的信任。作为上级的李国真看到褚时健虽然人小，但很会做思想工作，就把他从“排服务员”直接提拔为连指导员，放手让他负责游击队员的思想工作，小小年纪就被赋予大权的褚指导员竟然按照自己的方式把游击队的思想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解决了当时各游击队最头疼的人员流失问题，在褚指导员的思想工作影响下，再没有人当逃兵。
母亲、老师、李国真三个敢于放权的“领导”让褚时健切身体验到放权的必要性，也养成了褚时健一辈子信任人、敢于放权的习惯。
02
我信任你，你大胆干，闯祸了有我在
对于提拔起来的中层干部，褚时健向来采取的态度是：信任、放权。烟厂当时对外业务账目巨大，涉及几亿元资金的业务比比皆是，副厂长们有时有些畏惧：“厂长，数目太大了，还是你来签字吧。”褚时健的态度是：“你签！我既然信任你，就让你干，你不要胡来。我给你一张委托书，闯祸了有我在。”
玉溪卷烟厂的中层干部当时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敢干。这不能不说是褚时健给的信心。赵德才在管理“第一车间”的烟叶开发工作期间，平均每年有10多亿元的用钱权，但他没有出过纰漏。所有验收合格的烟叶交上来，赵德才一般让具体负责人签字，给他看看就可以了。“你可以放心吗？毕竟数目大。”赵德才说：“我们其实也是传递褚厂长的信任，他信任我们，我们信任下面的人，大家形成一个信任机制。那么多年，一点问题也没有。”
03
放权之前，要做到心中有数
褚时健敢于放权，但并不是随便放权，在放权之前他会对要放权的人进行考察。
首先是对人进行选择，要选对的人。什么是对的人，褚时健的原则是实在、肯干、不会耍嘴皮子的人。褚时健在烟厂进行设备改造的时候，他会放手让邱建康等年轻的技术能手去尝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花2300万美元巨资引进国际先进设备的时候，他会放心让烟厂的总工程师李振国进行测算选型；他在烟厂工作的后期，几个副厂长自己就能批出几亿元的费用。这些人都是他认真考察过的，他心中有数，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其次，授权的大小要合适。在进行“第一车间”建设的时候，他会把上亿的资金交给更懂得农田基本建设的技术人员赵德才等人进行管理，虽然是上亿资金，但褚时健都是认真计算过的。20世纪90年代，玉溪卷烟厂在陆良、师宗、泸西、石屏等地开发管理了67万亩烟田，一次褚时健到陆良基地处理浇地的问题，因为抽水设备不够，烟田缺少浇灌，厂里必须马上处理这件事。
褚时健带着赵德才在烟田里看了一天，回到住处后，褚时健对赵德才说：“我给你9000万元，你把陆良烟田的浇水问题解决了。”赵德才惊呆了：“9000万元！褚大爹！你今天一表态就是9000万元，等把这几个基地跑完，厂里要支出多少钱？”褚时健埋头吃饭，说：“不要紧，我心里有数。”
04
然后鼓励下属按照确定的原则大胆干
褚时健在放权之前，会和下属明确权力使用的基本原则，在坚持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下属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自己把握。
采购部门负责人吴仕祥原本供职于玉溪烟草公司，“三合一”后到烟厂工作，主要负责烟叶采购和质量把关。为了采购到上好的烟叶，他经常到滇西一带，有时甚至到中缅边境进行采购。有一次，吴仕祥到大理巍山，发现一批烟叶非常好。以他专业的眼光，这批烟叶超过了国家标准，属于特级烟叶，但价格非常贵，要130元钱一担。吴仕祥有点犯难，因为烟厂的政策是烤烟叶除了国家规定的价格以外，每担烟在100元以内采购人员可以签合同。但烟叶实在太好了，吴仕祥不舍得。
20世纪80年代末期，通信很不方便，吴仕祥打了几次长途电话都找不到褚时健。他心一横自己决定做一回主。“大不了不干！换个单位上班，反正是厂长自己要求必须买好东西的。”
几天后，吴仕祥回到玉溪，硬着头皮去见褚时健。不等黑着脸的厂长开口，吴仕祥就说：“我知道我超支了，而且先斩后奏，对不起。但是你应该表扬我。”他掏出纸笔给褚时健算了一笔账，从各级烟叶每担的淘汰率开始算起，最后总结出来，一担上好的烟叶虽然进价高，但带来的香烟成品的利润则更高。
吴仕祥没说完，褚时健就乐呵呵地在他的肩上大力拍了一下：“对了嘛！工作就要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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