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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杂谈」
文 | 院子
编辑 | 院子
2016年，川普的获客成本只有希拉里的55%，所以赢了大选。
1696年，英国开征窗户税，按照窗户的数量向民间征收财产税。
英国国王的成本意识非常强，熟悉税收的成本。
如果直接征收财产税，就要做家庭财产核算，核算成本非常浩大，不划算，干脆按照家庭窗户数量来收税。
富人窗户多，穷人窗户少，兼顾了成本和公平。
古代的皇帝为什么要大量使用小人？因为小人有把柄，皇帝在使用小人的同时，会大量收集小人的把柄，想动他们的时候随时可以动，管理成本很低。
皇帝为什么有时候会故意把有能力的忠臣调到偏远地方折磨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大幅压降对方的忠诚成本。等自己要退位了，再让自己的儿子再把他调回来重用，对方就会报恩忠心于他的儿子。
无论任何收益，都得支付代价，这叫成本。
我们在创造收益的同时，也在持续地付出成本，包括货币的、非货币的，时间的、精力和精神的成本等等。
商家生产某种商品的过程中，会发生的各项支付，这叫生产成本。
市场运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着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信息、谈判、合约的起草和实施、产权界定和行使等等。
一个体系的运行成本叫体制成本，中国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就是体制成本。
如果一个经济体系的体制成本无穷高，想要大幅降低了体制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破除国家对工业和其他较高收益产业的行政垄断；
二、 欢迎外资落地，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三、 解除国际贸易的国家专营，持续改革进出口体制，根本改善外贸服务；
四、 启动汇率改革(特别是主动减除严重的本币高估)
五、 降低国人接受一切先进技术管理知识的学习成本。
有人说贫穷就是竞争力，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
虽然贫穷意味着低工资，低成本劳动力，但是劳动力只是一种主要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只有转化成为产品才具有竞争力。
生产要素，在一个体系里组织生产，最后才会变成产品。在这过程里，生产体系的效率至关重要。体制成本大幅降下来之后，整个生产体系的效率随之提升，组织创新形成了正反馈。
成本行为存在一个规律，所有成本曲线都会先降后升。比如，一块农地，给定的其他条件不变，对这块农地追加劳力投入，产出会增加，追加肥料投入，产出也会增加。
但这条曲线存在着一个技术合理临界点，一旦越过了这个临界点，过多的劳力投入会引起窝工，过多的肥料投入会烧死庄稼。
这样，农业产出的边际收益会下降，成本曲线会上扬。
一个经济体系也是要遵循成本行为的规律。
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在合理的要素结构范围内，增加某一要素的投入，会在边际上带来产出增加。
但是过了合理临界点，增加某要素投入带来的产出增量不增反减，于是成本曲线触底回升，这是边际收益递减。
我们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一度大幅降低的体制成本又重新掉头向上，并且，体制成本回升的速度远超经济增长的速度。
经济在高速行进中不断被加载越来越沉重的负担，逐步前行乏力。
社会运转的总体成本主要来自国际和国内。在国际上，我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影响力实际上就是国际选择权，意味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
选择权是昂贵的，每增加一个选择权，都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每维持多一项选择权，也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
这样一来，国家的运营成本随着影响力的增强而增高。在国内，国家组织力量覆盖也是不断地延伸和深入，每延伸一寸，也需要增加相应的成本。
目前，单位产出要承受日趋加重的成本负担，并由此削弱一个国经济在全球的比较竞争优势，拖累一向靠成本优势发力的中国经济增长。
这个时候，就要抑制并扭转体制成本重新急升的势头，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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