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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院子
无论在哪个社会，通过人们辛勤的劳动，都会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价值，这些剩余劳动价值会以什么形态存在呢？
它们会转化成为社会的存量财富，然后通过某种载体，向少数人集中，在中国的旧社会，这个载体就是土地。
旧社会，中国的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小农社会，农业主要靠天吃饭，这意味着有丰年，也有欠年。
在欠年中，部分自耕农无可避免跨不过这道坎，那就只能借贷。
在旧中国，借贷的利息是很高的，举个例子，在十八世纪，欧洲的利率水平大概在5%左右，而中国的利率水平则高达20-30%，甚至40-60%。农民利滚利还不起，就只能出卖土地，从自耕农变成雇农。
在旧中国，地租很高，地租租额占产量的比重普遍在50%，在当时中国的小农经济中，土地供应有限，但劳动力可以无限供应。
所以在这样的生产价值链中，劳动力一方获取的利润无限取向为零，劳动力创造的所有利润（剩余价值）基本上由土地所有者获得。
在这样的生产价值链主导下，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了劳动力丰富、土地稀缺的局面。
在元朝，统治者甚至会觉得人口太多了占地方，杀掉部分人，腾出土地来放牧。
资本稀缺又加速了这种趋势，最后稀缺的资本也都被沉淀在土地上。
土地的归属权又缔造了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高地租和高利率让工商资本主义基本没有任何成长的空间，将经济结构锁死在小农经济。
所以，在整个旧社会，土地跟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深度捆绑的。
到了国民党时期，他们中有人也意识到土改的重要性：“今日我们不土改，就无法动员百千万贫苦雇农的力量，无法搜集千万万凝聚在土地上的乡绅钱财，无法获取90%以上的无产者的民心。今日看似日寇是最大的敌人，其实最大的敌人是来自于无数无产雇农、贫农的赤裸的敌意。”
但是国民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地主阶级利益实在太大了，根本改不动。
直到国民党逃到台湾，变成了一个外来政权，才痛定思痛，痛下决心去动本地地主的利益，通过运动式土改，让台湾的地主阶层噤若寒蝉，之后才成功地搞了土改。
环顾全球，二战后很多国家搞了土地改革，截止1990年，联合国159个成员国中，119个进行了大规模全国性的土改运动，其中有63个国家进行的是完全无偿的土地强征，56个国家则支付了平均不足市价15分之一的“赎买补偿”。
通过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最终让工商资本主义高速成长起来。
在旧社会，由于土地装载了大量的社会存量财富，所以它不仅仅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更是抽象成为了一种宗教。
而土改后，土地不再私有化了，但工商资本主义所以创造的大量的社会存量财富同样需要一个载体来装载。
现在，这个财富载体是什么，相信很多人心中都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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