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人

文摘   财经   2024-09-07 07:58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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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渡口,各有归舟


            

 文 | 院子

                                     编辑 | 院子



“小县城挺安宁的,啥都不缺,别拿消费主义那套来卷我们。“这是县城人的自我定位。


在县城里,如果是体制内,比如进入一间重点中学当老师,再找一个同事当老公,加上父母的支持,买两套房、两辆车是没有问题的,自己住着买了一套超过150平方的房,开着20几万的车,离爸妈家就5分钟的路程,每顿饭依然是童年的味道,周末三五好友聚一聚,长假就出去玩,每天沐浴在县城的烟火里,安逸又悠闲。


就算没有进入体制内,县城的日常仍是惬意的,处得来的朋友,相守的恋人,相伴的父母,剧本杀,下午茶,K歌,一个也不落。不愁吃穿,住着自个的房子开着自己的车子,起床就转悠晒晒太阳,中午吃点稀饭睡个午觉,傍晚起来吃个晚饭,夜晚喝点小酒吃个宵夜。


对于县城的年轻人来说,不是不去大城市逐梦过,他们喜欢大城市的繁华,但又不喜欢大城市的快节奏,对于他们来说,大城市的恶梦是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日常。相比之下,没有了房贷车贷的烦恼,小县城挣得再少,也觉得挺好,他们还是贪恋小县城的安逸。


总的来说,留在或返回老家县城,日子还算滋润,最主要是能照顾和陪伴父母,这也是人间值得。追逐不了大城市的梦想,就当小县城的咸鱼,躺平就好。


小县城的躺平拥有着自己的逻辑:“99%的人只要自己活好就好,1%的人才要为人类社会进步而折腾,只不过很多人不愿意做那99%。“


小县城的安逸和富足,让县城人对大城市甚至产生不屑:“在大城市里,地没一寸,树没一棵,拼了一辈子,有啥是你的?高楼万丈,只有一格,一百平方的房,扣掉分摊,剩下七八十方,就这样困住了一生。“


确实,对于一部分在大城市中苦苦挣扎拼命内卷的人来说,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回去县城,“如果回小县城,确实能过得很宽裕,但我舍不得大城市的教育和医疗。“这代表了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心声。


但对于更多在大城市底层谋生的人来说,县城也是回不去,因为那里都是裙带关系,县城的幸福只适合有事业编的人,大部分人回去连打工的机会也没有机会。


有些人确实回去过,当初也以为县城父母在身边,朋友多,可利用资源多,为什么非要在大城市打拼呢?但时间一久,小县城管理混乱、资源匮乏的现状让他们逐渐寒心,重新背起行囊回到大城市城中村的出租屋。


就算被县城诱人的条件吸引回去的人才,灵魂但凡在大城市漂泊过,在小县城总觉得不能与肉体服服帖帖地呆在一起。


因为县城基本是农村的尽头,发展空间小,能接触的资源、人脉、圈层都非常有限,在县城呆久了,思维就容易固化,再也不能适应大城市的节奏了。


县城那种一眼望到头的安逸,着实让他们感到莫名的恐慌。


不安分的还有一直在县城幸福地生活着那部分人,他们的孩子找对象,张口就要求在省会有房,另外,县城的生活虽然很幸福,他们都在绞尽脑汁将子女送出县城。


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如果孩子这一代人去不了大城市或选择中途放弃,孩子的孩子这一代人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挤入大城市。安逸,并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存能力,拿人均工资,在哪都不轻松,拿3倍人均,在哪都轻松。


况且,县城的安逸,只能属于中国发展的上半场。


随着大都市圈发展模式的成型和固化,小县城的衰落是不可逆转的宿命。


首先,大城市的交通和沟通基础配套体量超出三四线城市好几个等级。交通和沟通基础配套虽然不能直接参与财富的创造,但它们能提升流通的效率,提升交换效率,进而提升财富的创造速度。


第二,大城市的人才、资金、技术、产业等生产要素的密度比三四线城市高出好几个量级,城市的生产要素密度越高,效率越高,越能创造出财富的增量。


财富的逻辑是效率,大城市就是效率金字塔的顶尖,这样,大城市对生产要素的虹吸效应越来越明显。


未来,不但资金、技术、产业向都市圈靠拢,小县城的年轻人也源源不断地向都市圈靠拢,没有了年轻人,小县城都会鹤岗化。


对于小县城来说,消减经费、缩编裁员只是治标不治本,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让年轻人留下来,创造更多岗位,带动内需,盘活经济。


但指望年轻人留下来,根本是天方夜谭。假如放任自流,小县城的学校、医院、公交会最终停摆,公共设施会失修,除了少数人,大部分有能力的人能搬走的都搬走了。


有的县城最终会成为一个废弃的城市。在俄罗斯,这样的废弃城市很多,特别是在西伯利亚,一共有100多个小城市被彻底废弃。


另外,下半场还有一个更大的逻辑----社会运转的总体成本,这成本主要来自国际和国内。


在国际上,我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影响力实际上就是国际选择权,意味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


选择权是昂贵的,每增加一个选择权,都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每维持多一项选择权,也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这样一来,国家的运营成本随着影响力的增强而增高。


在国内,国家组织力量覆盖也是不断地延伸和深入,每延伸一寸,也需要增加相应的成本。


所以,社会向前发展的背后,是社会运转的总体成本的不断攀升,这些成本,会通过货币税、财产税、商品附加税等有形和无形的税,分摊至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里去,最终传导到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


在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都在攀升的情况下,生产因素会加速流向效益边际高的地方,也就是高效率的体系里,这高效率的体系对应的就是大都市圈,原来是大城市吃肉小县城喝汤,这样一来,小县城连汤都喝不着了。


当然,小县城只会衰落,不会消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各有渡口,各有归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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