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国女孩，嫁给中国男明星之后

一身简单的T恤和牛仔裤，背着帆布包，安娜出现在我们约定的地方。她先认出了记者。

我们在北京顺义一家饭馆的露天餐桌见面，只要了两杯饮料。

我递给她一本杂志，她露出惊讶而赞许的神色：“你们现在还有真正的杂志。”

大约20年前，她曾是一个摄影记者，为纸刊供图。这位至今仍使用胶片创作的摄影师，珍惜一切来自“她的时代”并仍延续着的事物。

安娜伊思·马田，作为演员刘烨的妻子，以及明星小孩诺一和霓娜的妈妈，在这两重身份被大家熟知之前，她已在中国做了多年摄影师。

后来，安娜迷上了话剧《如梦之梦》，并为此记录台前幕后的瞬间长达五年。今年，摄影作品集结成册出版。借此机会，安娜接受了南风窗的采访。

作为一个法国人，安娜的很多语言习惯与中文母语者无异，说到霓娜的时候，她用的词语是“我闺女”。但是长时间用中文交谈容易令她疲倦，她会抱歉地对你笑笑，要求休息一会儿。

她敏感、好奇、有趣，有时说着说着就走神了，是因为世界太好玩。旁边饭桌坐下了一位带小狗的女士，安娜的思绪被那只可爱的小狗打断，眼神越过我们的桌子，微笑着跟它打招呼，得到回应后，她又回到我们的话题。

饮料喝完了，塑料杯沿上留下一层蜜糖的痕迹，一只蜜蜂为此盘旋不去。她轻轻扇动空气，问我：“你不怕吗？”我说我不怕，她笑了：“我女儿怕得要死。”

最后，我们干脆打开塑料杯的盖子，容许那只蜜蜂不受打扰地享受这一点甜蜜。

周围的一切都令安娜感到新奇，这不能不是一个摄影师的天赋，也是她身上迷人的地方。

她要给我们讲的故事，从一个梦开始。

浮生何如，如梦之梦

直到走进剧院前，她还不知道这是一出长达8小时的戏剧。她觉得饰演“五号病人”的男演员很有魅力，后来才知道他是胡歌，一个在中国非常知名的演员。

“总之，是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去看了这出戏。”她记得自己看完剧之后有一点生气，甚至有一点羞愧，因为她长期在中国的文化行业工作，“却不知道中国有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我错过了一大块”。

安娜迷上了《如梦之梦》。自那以后，她每年都去看一遍这部话剧，能听懂的台词一年比一年更多，所理解的含义也逐渐向语言的深层下潜。

“浮生若梦，若梦非梦；浮生何如，如梦之梦。”这是开场时，“五号病人”对顾香兰说的一句台词。“佛教也好，文化也好，历史也好”，这些东西混在一块，像一个梦，轻轻笼罩了她之后5年的时光。

其中现实与梦幻的交叠、前世与今生的纠缠、预言与宿命的神秘，安娜很难总结和概括，她不确定自己是否准确地理解了“庄周梦蝶”这个典故的真正意境，也正因如此，她更为这部戏着迷。

她有一种感受：《如梦之梦》会成为经典，有关《如梦之梦》的东西要留下来。她决定跟拍《如梦之梦》剧组。

这个项目长达5年，今年，她把这些摄影作品结集出版。受访那天，她带着那本又大又厚的摄影集，一页一页回忆那些照片定格时的场景。

安娜对演员“on and off”的状态特别好奇。“台下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一上台就能那样打动别人”，这就是“入梦”。

在跟刘烨相恋、结婚后，安娜自己也出演音乐剧和舞台剧。演员这个职业似乎成为她感受生活的一个切口：“做演员是一件如此矛盾的事情，上台之前你会很抗拒，因为太紧张了，但是只要站上去，又会得到巨大的成就感。”

那么，“你到底是你，还是你的角色呢？”这个问题，就像“若梦非梦”一样有趣。

拍摄期间，安娜常常带着一个徕卡M6相机，出入在《如梦之梦》的后台。她仍坚持使用胶片摄影，并且喜欢轻便的设备，太大、太重的相机会产生一种“侵入性”。她还有一个双反相机，拍照的时候向下看，她喜欢这种轻盈的记录方式，就像薇薇安·迈尔做的那样，“我不是来‘抢’你的什么东西，在镜头前，你还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在她最喜欢的一幅作品里，胡歌的眼神落在斜下方，定定的，像一座有灵魂的雕塑。安娜觉得这个状态很有趣，戏剧的男主角进入了自己的世界，“他彻底地放松，什么都不管，在想自己的事儿”。

但是，安娜不太喜欢“解释”自己的摄影，“我要少讲一点，因为我们需要想象力”。

小时候，安娜的父母有一对教师夫妻朋友，过着半年在法国教书、半年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日子。他们每次回到法国，会带回世界各国的照片，用幻灯片的形式展示给朋友看。

还是小女孩的安娜为此感到兴奋，她的想象力就在这些照片投下的光影里肆意生长。她想象着世界另一头的世界，人们有怎样的面孔？如何生活？说什么语言？

等到上了高中，学校提供一系列兴趣课程可供选择，“中文课”唤起了她的探索欲，也令她回忆起童年时期瑰丽的幻想。她要学中文，也想去中国。

一个在地理上离她如此之远的国家，却在心理上与她如此贴近，看过《如梦之梦》的安娜，有时几乎想用“前世”来解释这种因缘。

1997年，读高三的安娜跟随学校来到北京。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她闻到一股陌生的干冽气息。后来等她的脚步踏入中国农村，才有人告诉她，那是中国北方冬天常见的烧煤的味道。2024年，安娜已不再是北京的陌生人，我问她现在的北京是什么味道，她想了想，“没有味道了”。

也许是20余年的飞速发展带走了那陌生又新奇的气味，又或许，是因为中国对安娜来说早已不算是异乡。

大学期间，安娜曾在北京做过半年交换生，她跑遍了中国。

这时，摄影是她表达和记录感受的最佳方式，尽管她的专业就是中文，但很多时候，图像仍能比文字先一步抵达她的思想和感知。

结束交换回到法国之后，她给自己在交换期间拍摄的作品办了一次展览，名字叫“中国，你在动吗？”

她拍摄农村的书法家蘸水在路上写书法，“这是西方人脑海中对中国的想象”；她也拍了上海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在尼斯没有高楼，巴黎也没有高楼，我在上海才亲身感受到什么是‘发展’”。

这场展览得到了注意和赏识，大学毕业后，安娜得到法国图片社的工作机会，以实习摄影记者的身份再次回到中国。

她先去了三里屯的一家酒吧。这个叫“河酒吧”的地方，几乎是中国原创民谣在世纪之初的摇篮，聚集了很多艺术家、音乐人、诗人。

小索、小河、张佺、张玮玮、郭龙、万晓利，这些日后在中国本土民谣的谱系中留下名字的音乐人，当时都跟安娜一样，敏感、年轻、好奇、容易伤感。他们抱着吉他将自己的生活唱出来，如同写诗，也如同做梦。

第一次听到野孩子的音乐，安娜被深深打动，却并不觉得陌生。她把野孩子的创作视为一种世界音乐，跟她在法国接触的非洲音乐、东欧音乐、南美音乐，有一种内在的共性。

“我们互相认出。”安娜把法语里的说法直译过来，形容她与河酒吧的音乐人们灵魂相近。“也有可能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年轻人就是这样，只是一起喝酒，听音乐，相互就感到亲密，而且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手机。”

张玮玮说，安娜身上有一种很亲切的安静。安娜回忆在河酒吧的自己，像一只小猫去了新的地方，观察比表达多，圆睁着一双温暖的眼睛，不说太多话，开口，只是歌唱。他们用音乐交流，安娜给他们唱外国歌曲，他们给安娜听西北民谣。

2017年，安娜把当年自己在河酒吧拍的照片做了一个展览，起名叫“温度”，英文名是“warm up”，直译是“热身”。

小河来看了展览，他对安娜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故事。”那个展厅很大，安娜心中一动，她说：“不如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演出？”

次年，安娜与小河、张玮玮、郭龙一起成立了“河乐队”，纪念他们在河酒吧的岁月。

安娜后来回忆，很多变化都是在认识刘烨之后发生的。

他们相识于一场朋友的聚会，那是2006年。在这之前，安娜在中国做了5年摄影记者，尽管她熟悉中国、精通汉语，但始终在以一种外来人的视角观察中国，“什么都是不一样的，什么都是新的”。

当她的心像一只蝴蝶落在花朵上一般，轻轻落在一个中国男人身上，她发现，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我好像‘定住了’，不想要在这个环境里做一个外人，开始想要融入进来。”

她暂时放下“摄影”这项天然带有旁观属性的工作，开始做电影、戏剧制作，与朋友一起做音乐项目。她与中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一个敏感多情的演员与一个温暖勇敢的艺术家，相恋一开始“感觉就特别对”，但是结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在中国，刘烨是知名演员，这个职业的附加烦恼是明星光环，代价是一部分自由。安娜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好在他们相互欣赏，足够相爱，困难也就可以克服。

刘烨曾受到抑郁困扰，安娜治好了他的失眠。提起刘烨，安娜充分地赞许他的才华：“有的演员需要演，有的演员不需要演，是天生的演员。”现在，他们不仅是夫妻，也是合作者，中文版话剧《悲惨世界》，刘烨是监制兼主演，安娜是总制作人。

谈及自己的婆婆，安娜用了“崇拜”两个字。她知道那个年代的中国女人走到今天要吃很多的苦，“打（破）了很多的墙”。如今，婆婆令人佩服的地方是她知道应该如何拥有自己的生活。“有时候我需要她帮我看下孩子，她可能会跟我说，对不起我太忙了，我要跟我的朋友出去玩。”安娜很欣赏这一点，“特别逗”。

有趣的是，安娜的妈妈和婆婆，来自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但她们经历的时代变迁相似，都从“有很多墙”的年代，战胜了很多困难走到现在，所以“她俩互相懂”。

真人秀时代的降临，让安娜的两个孩子比她本人知名得多。外界的关注散去之后，她依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在陪同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摸索做一个好妈妈的方法。

作为一个对世界有着强烈探索欲的人，她最害怕“emptiness”，她希望孩子们不断吸收，成为“丰富的人”。诺一1岁的时候，安娜带着他去各个国家，做各种事情，她的“ambition”，迁移到了孩子的身上。

“我没能成功的地方，我会想（让）我的孩子做到。”但她逐渐意识到，要在自己的欲望与孩子的需要之间，找到一个能让孩子呼吸的空间。她给霓娜报过舞蹈课，并且打趣了霓娜在舞蹈上的没有天分：“学了3年，还是摆出一些特别难看的姿势。”但是霓娜喜欢骑马，安娜放手，“那就去学骑马”。结果是“她骑得棒极了”。

我说“你是一个很棒的妈妈”，安娜摇摇头：“很难。”

结婚生子之后，远离工作的生活让她失去自信，而唱歌、戏剧这些骨子里的热爱，又让她感到“我不做就会死”。现在，她还在寻找一种平衡。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趣事，比如为了《悲惨世界》，她“拼命地忙”，反而那是孩子们学习最好的一段时间。她将之视为自己与孩子间的默契。

在去年上映的电影《白塔之光》里，辛柏青饰演的谷文通走进一家酒吧，看到舞台上有一支乐队像沉浸于游戏一样快乐地玩音乐。乐器和灯光的包围中，一个美丽的法国女人在用法语翻唱姚莉的《人生就是戏》，那就是河乐队的身影。

安娜说，“翻译”歌曲对她来说，是特别自然而然的过程。

在音乐旅行节目《边走边唱》上，安娜和老狼、张玮玮、万晓利、小河一起前往新疆那拉提草原，她用不同于原作的风格和语言，把《米店》唱出了温暖明亮的感觉。

他们的缘分始自音乐的世界性，安娜觉得自己与朋友们合作的音乐，“意义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当你用法语把它唱出来，你会发现它本身就是一首法语歌，这太有意思了，因为你会在其中发现，我们都一样”。

在中国和法国之间，在一个外国女孩和一群中文歌手之间，音乐是一种虽不可见但确凿存在的连接。“小河和玮玮也会跟我讲，有些音乐可能已经在世界转了好几头，或许你认为你的音乐和我的音乐没有关系，但可能我们有相同的来源。”

这个规律不仅存在于音乐里，穿行于两种甚至多种文化之间的安娜，最害怕“把边界锁着”，她希望人们去关注那些相通的、共享的部分。

今年首演的《悲惨世界》是中法建交60周年的文化艺术交流项目，安娜在其中沟通两种语言和文化背景，但她更想表达的是全人类都能理解的内核。“所有人看到芳汀的命运，都会被感动，因为我们作为人，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于是，当我们聊过了青春往事，也聊过了婚姻家庭，专注地看了一会儿蜜蜂之后，安娜给我讲了关于“跨越界限”的故事。

安娜的微信头像是她拍摄的一段文字，她曾在一个展览上看到这段话。这位法国姑娘，用这种方式来感恩她热爱的另一个故乡。二战时期，战乱中的欧洲难民逃到上海，聚居在虹口，上海人接纳了他们。那些外来的家庭在上海开始新的生活，做医生，做裁缝，开咖啡馆。为了方便外国小孩上下学，一些中国家庭会从自己家里专门安排一个人去接送孩子们。安娜说：“这样的故事，有无数个。”

头像上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虹口人民承受着比我们更多的苦难，但他们却对我们的遭遇万分同情，这是我一生中最让我觉得神奇的事情。怎么会有人过着比我更艰辛的生活却仍能对我的遭遇感到难过并与我友善？这就是为什么我童年的心灵始终留驻在上海……我充满感激的心永远留在中国并世代留存。友善地对待需要帮助的人是人类的一种胜利。”

这段话鼓舞了安娜，也让她更加确认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意义。

她期待这些故事，有一天能被拍成电影。

  关注它，能让你听到更多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