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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反修防修的愿望，毛泽东在1965年即下决心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一直苦于找不到突破口。正当此时，摸到了毛泽东心思的江青开始大显身手了。她先是到上海伙同张春桥、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接着，又向“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发表一些杂文、评论时所共同使用的笔名）开刀，向北京市委发起了政治冲击。再接着，她又参与了批判“二月提纲”（即以彭真为首的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搞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和起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即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在参与这些重要政治活动的同时，江青还抓了“样板戏”，受林彪委托搞了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切的一切，似乎显示着江青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点燃“文化大革命”这把火而立下了一系列的“功劳”，她本人也似乎成了中央政坛上升起的一颗新星（难怪那时江青自翊为“文化革命”的旗手，盲从她的红卫兵也这样称呼过她）。而在那个时候，毛泽东也确实有一个思路：要把那些真正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干部，选到中央来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毛泽东也确实按此思路选了一些人进中央。在此情况下，有特殊身份（毛泽东夫人），经常接触毛泽东（毛泽东的秘书之一），又搞了一系列政治活动的江青，自然进入了毛泽东选取干部的视野。

但是，中央领导机构毕竟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江青要进入中央领导层，也不那么容易，因为一个人进入中央高层，要经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成为中央委员，又要经过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选举，才能进入中央政治局。而江青不是中央委员，九大又没有开，江青想进入中央高层，暂时还没有条件。

然而，江青却等来了一个机会，这就是:毛泽东下决心推倒原来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组织中央文革。

原来，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经党中央决定，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小组”，共有五人组成（亦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担任组长。1965年11月10日，由江青直接策划，张春桥参与，姚文元执笔写成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彭真对这篇文章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毛泽东认定：以彭真为首的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已经不能起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场上向“走资派”发起攻击的领导机构的作用了，不仅如此，这个小组已经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去了，成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组织了。因此，毛泽东下决心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另起炉灶，重新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重新成立“文化革命小组”，由谁来组成？毛泽东把视野投放到就在他身边工作的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几个人身上。

毛泽东为什么会想到这几个人？事情还要从批“二月提纲”说起。在毛泽东否定“二月提纲”之后，于1966年4月让康生通知正在陕西视察工作的邓小平回到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批判“二月提纲”所说的话。既然是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只好照办。会议结束后，邓小平让列席会议的王力起草一个通知。王力只写了由几十个字组成的一句话：“中央于二月十二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邓小平看后，让送到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说：“这句话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应当重新起草。”于是，毛泽东指定他的第一号政治秘书陈伯达与王力一起起草。陈、王二人写出《通知》二稿后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仍不满意，他干脆决定：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小组，工作地点放在上海的锦江饭店，组长由陈伯达担任，组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这十个人，加上陈伯达，共十一人，于1966年4月16日一齐聚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开始起草工作。会议刚刚开了个头，毛泽东就把陈伯达、康生叫到杭州去开会，临时决定，文件起草小组会议由江青主持。

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时的江青

机遇落在了江青的头上，江青显示岀了异乎寻常的积极性。据当时身临其境的人士回忆，那时，江青主持开会，一开就是十几个小时，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参加会议的人几乎一整天都在小会议室里议论、研究、写作。江青更是带头，她每天早早起床，最早来到会议室。她看文件比谁都多、都细致，因此，她发议论也多，指令别人看文件和写作的口气也严厉。江青主持起草文件，还有一手很“绝”每起草完一稿，她立即让人马上抄清楚，由张春桥派专人直送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修改后将文件返回，江青立即组织起草小组再讨论、再修改。这样几经反复，毛泽东终于对江青主持起草的文件表示满意了。毛泽东心里明白：实际上江青是这个文件起草小组的实际组长。由于毛泽东在指定文件起草小组人选时，挑选的就是他信得过的人，现在要考虑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人选时，毛泽东自然对在他身边按照他的意图起草中央《通知》的人倍加关照，后来他干脆决定:就以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人为主，重新组成中央文革小组。而在这个小组中实际主持起草《通知》的江青，也自然成了毛泽东考虑进新中央文革的主要人选之一。

文革中，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沆瀣一气

江青能成为毛泽东考虑的进入新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选，林彪的捧场也起了重要作用。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搞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江青欣然从命，她在上海组织人搞了18天座谈，座谈后，她又组织人整理出一个文稿，经毛泽东审阅并修改后，于1966年3月19日拿出了一个纪要稿，送给林彪。林彪看后，提起笔来，给中央军委常委（包括主席毛泽东，第一副主席林彪，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写了一封信。林彪在信中写道：“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十六年来，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当时在党内和军内占据重要地位的林彪写的上述这些话，既合乎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又把江青主持搞的这个文件捧得这样高自然会影响毛泽东下决心，也在军队高级干部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江青集团主要成员江青、张春桥在十大主席台上

于是，江青进入中央文革的路就被铺平了。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居然出席了会议。不光是江青，《通知》起草小组的几个主要人物——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也出席了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由刘少奇主持这次会议，但这次会议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的。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对于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内部指定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其他人选另外再定。毛泽东这样定了之后，陈伯达心里十分明白，江青这个副组长地位不一般，因此，他凡事都听江青的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陈伯达都要与江青商量，有江青点头才行实际上是由江青说了算数。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名单搞了出来，并且报毛泽东同意了。1966年5月28日，由中央下达了《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这个通知的全文如下：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此外，中央还决定，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那时，我国外事活动很少，本来用于接待外国重要客人的钓鱼台一时空闲起来，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日常活动的地方，因此人们当时一提钓鱼台，就暗指中央文革。钓鱼台似乎成了中央文革的代名词。

现在，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成立的这个组织，是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机构，又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因而其实际地位要高于中央书记处。当时中央下达文件，往往都是这样排列名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还有一点使江青感到志得意满，这就是在中央决定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人选后不久，又下达一个文件规定：江青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在陈伯达病休或者外出时，由江青代行组长的职权，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那时，陈伯达是经常病休的，这样规定，实际上确定了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实际“一把手”的地位。

江青进入中央高层的道路，是随着中央文革的成立而铺平的。难怪江青一提起中央文革就津津乐道，多次夸耀地提到中央文革。因为江青正是靠中央文革起家的。

江青自从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之后，就利用中央文革，干了不少坏事。其中第一件事是诬陷刘少奇。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陷入了挨整的地步。但是，毛泽东虽然要批刘少奇，却并不想把刘少奇打倒。1966年8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改组后的中央政治局中，刘少奇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还是常委，只不过他的排名靠后了，排在了第8位。那时，刘少奇的党的副主席职务没有公开宣布解除，只是不再提起了。

但是，江青却要趁机将刘少奇置于死地。1966年9月，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后，江青手下的干将王力、关锋、戚本禹率先在群众中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此后，公开贴出的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在全国出现。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他认为，刘少奇还是属于内部矛盾，不应该公开喊打倒的口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只是一小撮，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1967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刘少奇叛党嫌疑的问题，毛泽东对此不相信。但康生在会上坚持要查这个问题，毛泽东只好表示同意查。但是，毛泽东不同意设刘少奇专案组。这表明，毛泽东当时不相信刘少奇有叛党问题，另一方面更不准备打倒刘少奇。

但是，江青是不放过刘少奇的。从1967年5月起，江青、康生、谢富治就控制了王光美专案组，并且在王光美专案组中设立了一个刘少奇问题审查组，专门审查刘少奇。他们试图从刘少奇历史上找问题，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他们为了搞陷害刘少奇的材料，先后逮捕、扣押了一大批人。他们为了搞到打倒刘少奇的材料，凭捕风捉影和怀疑，就对被扣押者大搞逼供信，甚至对垂危的病人也搞突击审讯。审讯中，王世英、杨承祚、张重一等人被逼死。他们还在各地组织爪牙，去调查所谓刘少奇“叛党”问题。他们先后去过沈阳市、哈尔滨市、上海市、武汉市搞重点调查，还组织了400多人查阅了大量敌伪档案，但始终没有查到所谓刘少奇叛党的证据，也没有查到王光美是特务的证据。江青的手下人为了向江青、康生、谢富治交待过去，只好在王光美的调查材料上十分含糊地写道：经调查，“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江青对这种不能把王光美置于死地的材料很不满意，在报告上划了一个大叉，退了回去。康生见到江青划了大叉的报告材料后，废了这份材料，自己亲自动笔起草报告。康生在他起草的报告中生拉硬扯，罗织构陷，硬把王光美定为“美国、日本、国民党特务”。他们想借陷害王光美来株连刘少奇。

但是，毛泽东对定王光美为“美国、日本、国民党特务”持怀疑态度。而且毛泽东认为，即使定王光美为特务，也不是刘少奇的问题。

江青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她干脆直接诬陷刘少奇。1967年6月，江青亲自诬陷刘少奇在领导新四军时“勾结敌伪”，还信誓旦旦地说：“我记不清了，可是一定有。”她要下面的人一定要查出刘少奇“勾结敌伪”的问题，结果，她的亲信爪牙花费了很大功夫，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查到刘少奇“勾结敌伪”的问题，对此，江青十分恼火。

由于江青、康生、谢富治搞了假证，诬陷刘少奇，能证明刘少奇清白的材料不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看，只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看陷害刘少奇的材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看了这些材料后，逐渐相信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的报告。1968年9月，毛泽东批准了他们的报告。这个报告，依据假证，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以致含冤去世。

毛泽东认为，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对象是青年学生，因此，应该鼓励他们起来，同所谓的“走资派”斗争。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但是，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已是1966年5月的事了。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以干部子女为主的一些学生秘密集会，决心以“造反有理”为行动口号，以“红卫兵”为组织名称进行活动。此后，“红卫兵”组织迅速在清华大学附中和清华大学里扩大开来。7月28日，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把他们写的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托江青转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给他们回信，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肯定。毛泽东的这封复信，明确表示了对红卫兵组织及其行动的肯定和支持。这个消息一传开，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北京各高校也紧随其后，建立起了红卫兵组织，接着，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地大中学校广泛建立。在此过程中，各地的造反的青年学生建立起来了不同的红卫兵组织。这些组织虽然统称为红卫兵，但却各有各的单独名称。例如，北京大学有“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有“井冈山兵团”红卫兵组织，北京师范大学有“井冈山公社”红卫兵组织，北京航空学院有“红旗战斗队”红卫兵组织，北京地质学院有“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组织，等等。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8月1日开会当天，全会就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非常明确地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全会开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但毛泽东并不想让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超过他可以控制的程度，因此，毛泽东在搞“文化大革命”时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组织要搞大联合。他还指出：“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很可能就是红卫兵最容易犯错误的时候。他还当面批评过少数红卫兵头头。当毛泽东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高校时，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指使一些红卫兵开枪打死了部分工宣队员，第二天，毛泽东率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红卫兵头头开座谈会，毛泽东当面严厉地批评了这些红卫兵头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还不止一次地说过:蒯大富等是少数坏头头。然而，江青却想方设法煽动红卫兵打倒一切，搞全面内战。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后，江青更是到许多红卫兵组织里去讲话，煽动他们到全国各地去“横扫封资修”，打倒各级党委。她还以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身份，经常宣布某某领导干部是“走资派”，某某党委是“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要炮轰。在红卫兵组织之间发生武斗时，她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讲“要文攻武卫”，这等于是打出了一个信号:红卫兵组织可以拿起枪来打内战。在江青的鼓动下，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到处搞打砸抢抄抓，各地党委基本上被冲垮了，许多老干部被迫害致死。为了争当左派，争各级领导权，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之间也打起了派仗，搞起了武斗，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此外，江青还利用她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身份，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冲击外交部。她鼓动红卫兵和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鼓动红卫兵冲击军队。江青利用中央文革干的这几件事，都起到了搞乱全国，使全国政局陷入动荡之中的作用。

中央文革的“当家人”江青虽然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但毕竟还有组长陈伯达。虽然中央规定陈伯达生病期间由江青主持中央文革的日常工作，但中央并没有解除陈伯达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因此，陈伯达还是名正言顺的组长，而且，陈伯达也不甘心只当个挂名的组长，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想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这一身份管一点事情。本来，陈伯达当组长，江青就不服气，而陈伯达竟然还想管事，这在江青看来，是一个不能容忍的事情。于是，江青开始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中央文革内部孤立陈伯达。

不久，江青就找到陈伯达的一些“毛病”，搞得陈伯达很被动。江青还不断在毛泽东面前讲陈伯达的坏话。但毛泽东并没有不让陈伯达当中央文革组长的意思。1967年8月以后，原属于陈伯达手下“大将”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从“中央文革”中被清除出去，陈伯达这个中央文革组长的话再也没有人听了。

1968年，中央筹备召开九大。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问题上，陈伯达再次与江青较量失利，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在中央文革里，完全由江青说了算。江青成了中央文革的实际“当家人”。江青就是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就是江青。

1968年，毛泽东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得差不多了，该打倒的“走资派”都打倒了，该夺的权力已经夺回来了，加上他看到红卫兵、造反派的种种出格行为，以及全国陷入动荡之后各方面的混乱，因此，他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用他当时的话说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见成效，三年收场。他预计，到1968年底，“文化大革命”该进入收场阶段了。而要使“文化大革命”收场，关键是要筹备召开九大。通过开九大，更换中央领导班子，让那些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干部进中央政治局，这样，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的目的就达到了。

按此思路，筹备召开九大的最重要的一条，是选新人进中央政治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打倒了，自然不能进中央政治局了，这就在政治局中空出了不少位置。让谁进政治局？首先考虑进政治局的一部分人，是林彪手下的一批军队干部。这些人通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支左”，已经掌握了中央和地方很大一部分领导权，他们支持“文化大革命”有功，政治局委员的人选不能不考虑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其次一部分人是一些没有被打倒、仍然受到毛泽东信任的领导干部，如周恩来等，也要进政治局的。最后一部分人，即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起来的人物，也要进政治局。对这最后一部分人，毛泽东尤为重视，因为按照他的想法，今后中国就是要由这些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来掌权，才能永葆社会主义江山不改变颜色。而在这最后一部分人中，江青算是一个代表人物。林彪、康生等也极力推荐江青，各地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头目们，更是吹捧江青，主张让江青进中央政治局。于是，毛泽东改变了他原来不想让江青进中央政治局的打算，同意江青进政治局。

追起根源来，江青能进中央政治局，完全是踏着中央文革这块“石头”实现的。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活动，都是借着中央文革这个招牌搞的。换言之,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立功”，也是通过操纵中央文革才实现的，加上中央文革这个机构十分特殊，它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领导机构之一，担任这个机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地位自然特殊。在考虑新的中央政治局人选时，不能不考虑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在考虑结束“文化大革命”时，便考虑到了撤销中央文革这个机构，因为这个机构就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用得上这个机构，现在，“文化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而告结束，那么，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领导人，自然应当进中央政治局,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才志。

果然，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江青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然而，历史是公道的，既不会让好人永远蒙冤，也不会让奸人长期当道。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在中南海把江青抓了起来。

抓江青那天，她也似乎有某种预感。

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江青心神不宁。吃过晚饭后，看看天色己晚，她一个人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由于心情烦闷，不一会儿她又回到屋子里，坐在沙发上，随便翻看着报纸。

晚上8点半左右，中央警卫局负责人之一张耀祠带着几个警卫来到万字廊201号,他们向门口的警卫战士点了点头，就走进了院子，径直进了江青的住室。过去，张耀祠是经常到江青的住所的，因此，江青对于张的到来，习以为常。她见张等进来,就朝张耀祠点了点头，仍然坐在沙发上翻看着报纸，没有再抬头看张耀祠。江青翻看着报纸，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每次张耀祠来，都是向她请示什么事情，汇报什么事情，因此,是要主动对她讲话的。这次，张耀祠进来后，就立在那里，没有听见他说话。江青奇怪地抬起头来，看着张耀祠。她见张耀祠的面部表情不同以往，变得很严肃。江青正要问话，张耀祠先开口了，他说：“江青，我接到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岀来！”（张耀祠的这些话，是事先汪东兴告诉他这样说的）江青听张耀祠说了这些话后，仍然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她并未表现出惊鄂等表情,而是一言不发。她沉着脸，用愤怒的目光看了张耀祠一眼，然后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自己的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缓缓地把这串钥匙中的文件柜钥匙摘出来，随手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牛皮纸信封，拿起笔来，在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把文件柜钥匙装进去，然后用封条把信封的两端封好，交给张耀祠。她穿上外衣，跟着张耀祠和几个警卫一起走岀房间，上了平时她自己乘坐的轿车。轿车在中央警卫局汽车的押送下，驶出不远，就到了中南海一处地下室门口。江青下了车，抬眼四下望了望，随着张等到地下室候审去了。江青在这只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被押送到了秦城监狱。

在秦城监狱，江青是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条件、设备都比较好的房间里的。秦城监狱给江青的生活待遇是很好的。江青被关押的地方，无论是周围环境，还是吃、住，条件都是很好的。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曾经受命经常去秦城监狱审问江青的原中纪委委员汪文风，曾经介绍了江青在秦城监狱里的生活待遇情况：在江青等人被隔离审查时，秦城监狱给他们定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在机关食堂所需伙食费的两倍。在秦城监狱里，有一处特殊的住所。这里背靠青山，林木茂盛，一股泉水流到这里汇成小湖，湖水清澈，林中鸟类很多，秦城监狱又种了不少树和花草，真是一个鸟语花香之地。这里，周围都是农村。秦城监狱主要是从当地农村购买农副产品。由于这里距城市较远，这里的农副产品大多是就地卖掉，因此，价格很便宜。

这样，秦城监狱就有条件把江青等人的伙食搞得好一些。江青的伙食，每餐都是一荤一素一汤，三餐不重样，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江青等人平时每顿饭，主食一般是大米饭、馒头，二者任由挑选，不限量。秦城监狱和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很关注江青的饮食和起居，看她吃饭吃得好不好，睡眠如何。江青倒是满不在乎的样子，胃口一直很好，睡眠也好，而且，她每次吃饭都吃得不少。在秦城监狱，江青吃饭养成了一种习惯，她每次吃饭，总是用瓷勺盛了大米饭，再用筷子夹上一些荤菜，一些素菜，盖在碗里的饭上面，大口大口地吃。（史料见汪文风著《从“童怀周”到审江青》92-93页）看到江青饮食正常，工作人员很放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成立了新的专案组，重新审理“两案”。有三件事，她最怕提审人员问到。

一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负责的专案组，把刘少奇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当年，江青、康生不可一世，必要置刘少奇于死地。在江青、康生的指使下，搞刘少奇专案的人，采取逼供信的手法，连续几天折磨被逼供者，把他们弄得神志不清，然后按江青、康生等人编造的说法，说了不实之词，可江青、康生却把他们逼供搞出来的不实之词整理成材料，报给毛泽东，把真实材料压下或者毁掉。他们就是这样，把刘少奇诬陷成叛徒、内奸、工贼的。这件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调查，是全国第一大冤案，是江青和康生勾结干的。江青对这件事情，想推卸责任，无论如何也推不掉，因此每当问江青这一问题时，她总是叉开话题，谈别的，或者顾左右而言它甚至根本不回答。

一件事，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害了一大批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著名民主党派负责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事实。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江青自己主动想到要陷害这些人的，是她主动向康生索要名单的。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示，要保护这批干部。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江青也不能上推下卸。每当问到这个问题她总是拒绝回答。

一件事，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又搞了一个“批周公”、“批走后门”，还指使人向毛泽东告周恩来，说周恩来有“问题”，党内存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后来发现了江青等搞的阴谋，于1975年5月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了江青等人。这件事情，是江青一手策划的，她无法向毛泽东身上推，因此，每当提审的同志问到她这个问题时，她总是故意大吵大闹，扯到其他地方去。

审判席上的江青

从江青最怕提到的上述三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江青自己也知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对党和人民犯下了罪的。

1980年，中央决定，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进行司法审判。1980年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指定的为江青辩护的律师张思之、傅志人会见了江青，并告知江青，特别法庭要公开审判她，她可以答辩，还可以请律师，特别法庭指定他们二人为江的律师。江青当即向这两个律师提出：我要请史良作我的辩护律师。这两位律师回答说：史良年龄大了，现在也不是律师，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江青又提出：我身体不好，容易激动，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

我要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这两位律师告诉江青：对于委托他们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做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顾问”作用了。江青一听，就向律师问起话来。问了几句话后，江青恼怒地说：你们是那边的人，不能作我的律师！江青提出：拒绝聘请律师，由她自己在法庭上答辩！

1980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正义路1号开庭审理江青一案。开庭前，江青把头发梳得很整齐，衣服也穿得很整洁。下午3点15分，庭长江华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江青目光傲慢，在两名法警押送下，走进法庭，站在被告席上。在法官宣读对江青的起诉书时，江青时而冷笑，时而发怒，时而蔑视。当法官向她提问时，她不是装聋作哑，就是大声反驳。

1981年1月25日，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宣判江青的日子。开庭之后，由庭长江华和副庭长伍修权轮流宣读了对江青的长达一万字的判决书。判决书中列举了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88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等罪行。宣布：江青犯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判完江青的第七天，按照中央的安排，由彭真出面，到正义路1号逐一会见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当彭真去见江青时，江青一见到彭真，就骂彭真是“邓小平的走卒”。彭真没有理她。彭真问江青：你还有什么要求？江青提出：我要见华国锋，向他问个明白。彭真当即拒绝了江青的这一要求。江青又向彭真提出：我要见邓小平一面。对此，彭真断然拒绝。彭真见江青没有任何认罪的表示，就结束了谈话。

审判完江青之后，江青被送回秦城监狱继续关押。江青又恢复了原来的关押生活，心情也略微平静一些了。她每天照常早起，锻炼身体，饭也不少吃，睡眠也好，还经常读书读报。她还向监狱方面的领导提出，要再从家里带一些衣服换着穿，监狱方面满足了她的要求。对江青提出的其他合理的生活方面的要求，监狱方面都尽量满足。此外，秦城监狱还给江青订了《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还允许她听厂播，可以到电视室去看电视。秦城监狱方面还考虑她已经上了年纪，就不再安排她劳动了。但江青闲不住，她每天自己打毛线。在监狱里，江青比较喜欢看书。江青常读的书，有鲁迅的书，一些古典诗词的书，一些书法方面的书。

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为：江青没有用极端方式抗拒改造，据此，改判江青为无期徒刑。

江青年过70之后，尽管她仍然坚持锻炼，吃饭吃得也不少，睡眠也好，但毕竟年纪不饶人，她的身体素质开始下降，步入老年的迹象逐渐显露了出来。她的腿脚有点不灵便了,往往要扶着墙走路，身上也岀现了多种病症。

从江青的身体实际情况考虑，秦城监狱于1984年5月4日对江青实行保外就医，让她回北京市内居住。住所是奉中央和公安部之命安排的,条件比较好，四周很安静，屋子里面各种电器一应俱全，并安排专人,一边监管江青，一边照料其生活。江青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了。对于江青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严重罪行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了。

但是，江青对于这些却感到厌倦了。当年她位高权重时对张玉凤说过：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但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

江青终于不愿意“不死不活的养着”了。1991年5月14日，江青在她的住所自杀身亡。她死时，77岁。

对于江青的死，新华社于1991年6月4日是这样报道的：

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改判无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

原载《党史博采(纪实)》2012年09期

转自：老知青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