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炮沉江起波涛——从四渡赤水战役之土城轻装山炮,细说红军缴获装备的神兵利器 | 张箭宇

文摘   文化   2025-01-23 06:00   四川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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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箭宇,湖南长沙人,贵州大学历史系79级毕业,贵州省中共党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曾任职中共习水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等职务,三级调研员退休。现为习水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贵州长征干部学院四渡赤水培训基地特聘研究员、四渡赤水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著述有《中国女红军纪念馆展陈大纲》《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游击队陈列馆展陈大纲》《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陈列大纲》《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展陈大纲》《中国工农红军军委纵队官店旧址展陈大纲》《习水县革命老区发展史》、《中国共产党习水历史》(第一卷)《中国传统村落志•淋滩村志》《红色淋滩》,参编《四渡赤水故事集》。在有关专业报刊上先后发表了30多篇党史研究论文,在红军长征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其中,《四渡赤水战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王右木烈士牺牲考》、《参加四渡赤水战役的开国将军考》《中原突围中的“皮旅”》等论文发表在《上海党史党建》《党史纵览》《光明日报》出版社党史研究专辑等权威期刊与专辑中。


将星闪耀英雄河

——参加四渡赤水战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 


张箭宇



史载,1935年1月29日,在四渡赤水战役之序战——青杠坡战斗结束后,红一方面军在贵州习水土城西渡赤水河时,因为要执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将已经打完了炮弹、是当时红一方面军唯一的一门山炮——也是当时全中国工农红军唯一的一门山炮,丢进了滔滔的赤水河。

这门红军当年因为轻装而丢进赤水河的山炮,引发了笔者对其来龙去脉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所缴获的山炮情况的浓厚兴趣。笔者经一番查考,演绎成此文。


炮兵是战争之神。查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史,山炮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武器装备中,威力最大的武器。在土地革命战争十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缴获国民党军阀的长短枪支以数十万之多计,缴获的轻、重机枪是数以若干千挺,缴获的迫击炮亦有数百门之多。但是,作为山地作战中斩关夺隘、攻城略地利器的山炮,红军的缴获却是屈指可数。笔者考证,红军时期,除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起义军所携带及缴获的山炮无法查考外,各路红军缴获的山炮总数是三十一门。在这三十一门山炮中,红一方面军缴获的山炮是二十九门,红二方面军缴获的是两门。

红军缴获的这三十一门山炮中,属于红军长征以前缴获的山炮二十八门;属于红军长征后、抗日战争爆发前缴获的山炮是三门。红军长征以前缴获的这二十八门山炮分别是:红一方面军先后缴获国民党军山炮二十六门。红二方面军缴获山炮两门。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及陕北红军均没有缴获及装备山炮的记载。

一、关于红军最早缴获的山炮

回顾历史,红军缴获的山炮,可以说主要是红三军团的功劳。

红军最早缴获的山炮,是湘南暴动时期。1928年1月22日,朱德、陈毅在湖南宜章领导了年关暴动,并在宜章县坪石镇与湖南军阀许克祥的交战中,以区区一千余人的兵力,打垮了许克祥的五个团,缴获了一门山炮①。这门山炮的去向不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门山炮应该没有随朱德、陈毅的部队上井冈山。这应该是当年井冈山山高路险,湘南起义部队没有条件将其运到井冈山上。假如是随朱德、陈毅的部队上了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宵遁”的炮声,就不会仅仅是红二十八团在湘南暴动时,缴获许克祥部的那门带上井冈山、因故障放在军械修理处的迫击炮的炮声了。

1930年7月4日,由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克岳州城(今岳阳市主城区),击败守敌国民党钱大钧手下王东原旅的守城部队,缴获长短枪500多支,机枪18挺,75野炮4门,山炮12门,子弹250余担,以及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②。在《彭德怀自述》中,记录是“在岳州缴获了钱大钧部的不少弹药、军用物资和粮食,缴获七五野炮4门和山炮几门。红军开始有了炮兵”③。当时,整个红三军团只有两人会用山炮,一个是军团长彭德怀,一个是时任步兵团长的朝鲜人武亭。在岳州,彭德怀与武亭用缴获的山炮,向前来挑衅的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军舰进行反击,发射了几十发炮弹。由于“缴获的野炮太重带不走,只好炸毁”“山炮则运了两门到平江”④。

红三军团在岳州所缴获的山炮、野炮,明显不是王东原旅的装备。红三军团在岳州俘虏的国民党守城部队人员中,并没有俘虏到操作山炮和野炮的炮兵。当时国民党军队装备山炮、野炮的部队,也要师以上部队才具备资格。查抗日战争前的国民党军编制,旅有炮兵连,装备的是120㎜迫击炮4门;师有山炮营,装备山炮12门;野炮则要军以上才会装备。从岳州所处之襟江(长江)带湖(洞庭湖)连接四水三湘、是湖南最重要的水运码头这一地理形势来看,红三军团缴获的这批山、野炮,应该是湖南的军阀部队湘军所购买、拿来装备湘军各部队的武器。红三军团在岳州所缴获的这批山、野炮,占红军长征前所缴获山炮的接近一半(准确数是42.86%),占红军时期所缴获山炮的38.71%。野炮则占红军时期所缴获野炮的100%。

1930年7月27日,由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克长沙,打得湖南军阀何健丢盔弃甲,缴获的战利品中,就有步枪3000余支,机枪数十挺,迫击炮20余门,山炮2门⑤。

1931年7月编入红三军团的红七军部队,在百色起义和黔桂边征战中,缴获山炮6门。

史载,红七军1930年11月在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中央苏区前的河池整编中,有山炮两门⑥。这两门山炮,应该是百色起义期间,红七军的装备。时任红七军十九师师长的龚楚在其回忆录中记载是4门山炮⑦。据龚楚记述,由于红七军在湘、粤、桂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中转移,因风雪弥漫,道路艰难,无法兼顾二百多名重伤员与这四门山炮,只得将这四门山炮及所有炮弹、多余的步枪一起,埋藏在湖南江华一个荒山雪野中⑧。时任红七军五十八团辎重队长、开国中将莫文骅回忆,是“连夜把两门山炮和背不动的弹药忍痛地埋到地下。”“这两门山炮,从南宁随部队上百色,参加红军,在隆安、百色、果化、四把、长安、武冈等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今后战斗仍然需要它们,可是没有力量抬走,只好割爱了。”⑨

同时,根据有关史料记载,1930年4月30日,红七军转战千里,长途奔袭黔军后勤重镇榕江古州城,缴获黔军王家烈部的山炮两门。这两门山炮,由于后勤弹药无法补充,且长途行军转战无法携带,红七军在撤离榕江、返回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途中,将其与缴获的电台一起,抛进了福禄墟的榕江河内⑩。龚楚关于红七军在贵州榕江缴获山炮的记载,为开国中将莫文骅的回忆所证实。莫文骅在其回忆录中,记述到:“我军占领了榕江县城,歼敌500多人,缴获……山炮、迫击炮数门,无线电台一部”⑾。1931年7月11日,红七军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领导下,经数千里转战,到达中央苏区;7月22日,红七军在于都县桥头镇与红三军团会师,后编入红三军团。

算上红七军缴获的这六门山炮,红三军团缴获的山炮,总数达24门,占红军长征以前缴获山炮总数的85.71%;占红军时期缴获山炮的77.42%。

二、关于红一方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缴获山炮的情况

红一方面军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仅有第二次反“围剿”中有缴获山炮的记录。

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缴获了国民党军山炮5门,分别是:1931年5月14日-5月16日的富田战斗中,缴获山炮2门⑿;5月19日的白沙战斗中,缴获山炮2门⒀;5月31日,在攻克建宁的战斗中,缴获山炮1门⒁。

有意思的是,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占领富田的,仍然是红三军团的部队;攻占白沙战斗中,率先穿插到白沙河断敌退路的,也是红三军团的部队;在突袭建宁城战斗中打主攻的,同样是红三军团的部队。认真说来,红一方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所缴获装备的山炮,其主要的功劳,还是应该记在红三军团的账簿上。

三、关于红军最早组建的山炮部队

《福建党史月刊》 2007年第2期刊载的《在建宁诞生的红军第一个山炮连》(作者:张美娥)一文介绍,1931年5月,在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红一方面军在白沙战斗中缴获山炮两门,在攻克福建建宁的战斗中也缴获山炮两门。1931年5月31日建宁战斗结束当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建宁城西门外红三军团驻地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利用建宁战斗缴获的两门山炮,连同白沙战斗缴获的两门山炮,组建红三军团山炮连和红一军团山炮连。并称这是红军组建的第一个山炮连。

但是,笔者考证,这并不是红军最早组建的山炮部队。

中国军视网2016年7月21日《红色连队》专栏中,《26集团军炮兵旅二营炮兵连》一文记载,炮4连是红一方面军延续下来的炮兵连队,也是红军的第一个山炮连。1930年7月31日,红三军团以两门缴获的山炮为基础,在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由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宣布成立了红三军团山炮连。任命程万里任该连连长,张平凯任该连党代表。连长程万里,生平事迹不详。张平凯,湖南平江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由团转党,1928年由地方游击队转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历任游击队团支部书记,共青团区委书记,红5军3纵副分队长、分队长,红3军团炮兵连党代表,军团后方留守处主任,炮兵团政委,参加过红军大学团政委训练班。毕业后他担任过福建独立10师政委,红19军56师政委、师长,红军学校团政治处主任,长征时期任干部团上干队政治协理员。1955年授开国少将。

在2015年1月20日CCTV4《国宝档案》栏目中,播放了《硝烟战场——红军第一炮》专题片,在介绍有关红军与克虏伯山炮的故事等内容中,介绍到红三军团在攻占长沙时,除缴获了国民党的山炮外,还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个炮兵连,俘虏了五十余名职业炮手,通过教育改造,这五十余人后来成为了红军炮兵的技术骨干。1930年8月6日,红三军团在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成立了红军的第一个炮兵团,下辖一个山炮连和两个迫击炮连,由武亭任团长,全团有山炮3门,迫击炮12门,山炮弹380发,迫击炮弹1500余发。中国军视网2016年7月21日《红色连队》专栏中,为《26集团军炮兵旅二营炮兵连》一文所述之红三军团山炮连,是红军最早的山炮部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笔者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中,亦查找到了印证的依据:该书在红三军团参加第二次反“围剿”中记载:“白沙战斗后,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三军团炮兵连为基础,组建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炮兵团。下辖3个山炮连,一个炮兵教导队和一个运输连,一个警卫连。七月改编为红三军团炮兵教导大队。”⒂

同时,360个人图书馆中,有一篇介绍武亭的文章,篇名是《北朝鲜名将传略——武亭》(作者:海镜清),也记述“红三军团于1930年7月31日在湖南平江成立了军团山炮连。”

上述四条证据,都证明:

1、红军最早的山炮部队是红三军团山炮连;

2、红军最早的山炮连成立于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后;

3、红军最早的山炮部队成立地点是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

4、红军最早的山炮部队成立时间是1930年7月31日或8月6日。

四、红军长征中所携带的山炮及其去向

1、红一方面军长征中所携带的山炮及其去向

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所携带的山炮,经笔者遍查资料,有记录的只有两门,均是红三军团所携带。这两门山炮,在突破湘江之战中均发挥了巨大威力,为湘江之战保存革命的火种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一门山炮,是红一方面军在翻越老山界前,轻装埋藏在了广西桂林兴安县金石乡的中洞村⒃。参考《彭德怀年谱》中红三军团过兴安县中洞村的记载,时间应该是1934年12月5日⒄。另外一门山炮则在1935年1月28日青杠坡战斗中,发射了与红军当时这门唯一的山炮一起,费尽千辛万苦带到赤水河畔的当时红军唯一的三发山炮炮弹后⒅,红三军团在土城西渡赤水河时,因为打光了炮弹,成为有炮无弹的“光杆炮”,从克敌制胜的武器一变而成为拖累部队执行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大累赘,因而被轻装抛进了赤水河。这门山炮抛进赤水河中的时间,是1935年1月29日凌晨。在电影《四渡赤水》中,镜头所表现的,是一匹经过万里征程、风尘仆仆、瘦骨嶙峋的大白马,拉着为中国革命立下赫赫战功的当时红军唯一的这门山炮,在土城渡赤水河浮桥,渡到一半时,因为军情紧急,堵塞了部队渡河,被毛主席命令抛进赤水河,就是这一段历史的传神写照。也有资料说,当时是朱德总司令命令将当时红军这门唯一的山炮,丢进了赤水河⒆。

这门山炮,在继湘江战役立下汗马功劳之后,在四渡赤水战役的揭幕之战——青杠坡战斗中,用隆隆炮声宣告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在长江南岸聚歼红一方面军及党中央、中革军委迷梦的破产,在被红军轻装抛进赤水河之前,又一次立下了汗马之功。

《彭德怀自述》中所说,这门山炮是“丢到川贵边习水河中去了”⒇。查考红三军团的长征,并没有到过习水河;且除《彭德怀自述》外,所有的资料均说明这门山炮是轻装抛弃在赤水河之中。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中所说的习水河,实为赤水河之误。

青杠坡战斗之后,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在关于土城战斗的详报中,记载是“我郭部并夺获山炮一门”(21)。这门川军郭勋祺部所夺获的山炮,就只能是国民党川军郭勋祺部在红军渡过赤水河后,从赤水河中打捞出来的,是红三军团在土城因为轻装而抛进赤水河中的那门山炮。

2、红二、六军团长征所携带的山炮

中国工农红军再一次拥有山炮,是76天之后的1935年4月15日。

这一天,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下,在湖南省桑植县桃子溪战斗中,消灭敌陈耀汉一个师部、一个旅部、第三四七团全部和一个山炮营,缴获山炮两门(22)。这是红二、六军团第一次缴获山炮(23)。桃子溪战斗中所缴获的这两门山炮,也是红二方面军部队唯一一次缴获的山炮。这之后,没有红二、六军团及红二方面军缴获山炮的记录。其中一门山炮,被红二方面军部队历尽千辛万苦,越过雪山草地,从长江之滨带到了黄土高原,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这门山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存的资格最老的一门火炮,也是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作为中国共产党艰苦战争的历史见证,这门功臣炮现展陈于中国军事博物馆,是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馆藏重宝。从该山炮的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门1927年的沪造克虏伯式75毫米山炮。

五、关于土城轻装山炮之型号

红一方面军在土城轻装丢进赤水河中那门山炮的型号,史书没有记载。但是,这门山炮的来历是红三军团缴获于湘军之手。根据红二、六军团缴获于湘军的山炮是沪造克虏伯山炮来看,这门山炮也只可能是沪造克虏伯75毫米山炮。因为,在一支部队中,从武器装备的使用维护与弹药供应这一后勤保障的现实需要来看,数量不大的同种装备,不可能来自于不同的生产商。特别是湖南地处南北要冲,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是战火不断,“南军”“北军”“革命军”在二十余年的光阴之中,常常是你杀过去,我杀过来,“你方唱罢我登台”,搅得四水三湘民穷财尽。湘军囊中羞涩,原装进口的克虏伯山炮价格高昂,无力问津,沪造克虏伯山炮则价廉物美,成为湘军采购的不二选择。

六、关于沪造克虏伯山炮

著名军史专家萨苏在《老萨谈老骥伏枥——沪造克虏伯式75mm山炮(抗战重武器系列)》一文中,就沪造克虏伯山炮进行了一番考证。据萨苏考证,1903年,北洋新军装备了先进的克虏伯退管式6门14倍75毫米管山炮。随后2年内,北洋新军又追加购买了72门。1905年,江南制造总局根据克虏伯山炮进行仿制,最终成功造出第一门克虏伯式14倍75毫米后装退管式山炮。该炮炮架为双轮单脚式,炮闩为横楔式,行列全长4600毫米(放列全长3230毫 米)。行列全重405公斤(放列全重386公斤),用四马驮载或一马挽曳,也就是说,山炮可以用一匹马拉着走,也可以分解成四块,用四匹马驮着走。该炮高低射界-8至+15度,使用榴弹重5.3公斤,初速280米/秒,射速 10-20发/分,最大射程4300米,有效射程4000米。这种山炮,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山炮。它的主要性能在当时是相当优秀的。

1913年,江南制造总局又根据更为先进的德国1908年克虏伯75mm山炮的技术,将该炮加以改良,改螺式炮闩为楔式,同时改进了杠炮钩套装置、表尺曲柱方座、皮垫蹲板、橇杆和插泥板等。

作为中国仿造成功的第一款世界先进火炮,沪造克虏伯山炮的产量是很大的,也是清末和民国初年中国仿造数量最多的火炮。江南制造局总计生产沪造克虏伯山炮614门,其中从1907年到1928年生产494门。1929——1931年生产120门。1932年停办。红三军团1930年7月4日在岳州所缴获的12门山炮,就是这614门中的一部分。红一方面军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在贵州习水土城抛进赤水河中的这门山炮,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门。

七、红一方面军再次拥有山炮的情况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1935年11月3日,在陕北的甘泉县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此时,红一方面军是一支没有山炮的部队。1936年2月27日,渡黄河东征的红一方面军,在山西省中阳县关上村战斗中,全歼阎锡山部独立第二旅第四团,俘虏了随独立二旅行动的阎军一个山炮连(24),缴获山炮3门(25)。根据抗战前阎锡山部队装备的山炮来看,红军在关上村缴获的这3门山炮,是由阎锡山旗下的山西太原兵工厂生产的,仿的是日本四一式山炮,也是75㎜口径,其性能均不如沪造克虏伯山炮。

笔者考证,红二方面军携带到陕北的一门沪造75㎜山炮,和红一方面军在山西省中阳县关上村缴获的这三门晋造山炮,就是抗日战争前,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的全部山炮家当。



(本文分别以《细说红军缴获的山炮利器》《红一方面军赤水河中抛铁炮》为题,刊载于上海《党史信息报——镜》周刊2017年5月17日第1299期第三版、6月7日第1302期第三版)



注释:

①、粟裕:《激流归大海》,载《星火燎原》第一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修订重排版,P89。

②、《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战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P94。

③、《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P152。

④、《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P152。

⑤、《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P47。

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P227。

⑦、《龚楚:我与红军》,南风出版社1954年1月版,P218。

⑧、《龚楚:我与红军》,南风出版社1954年1月版,P218。

⑨、莫文骅:《回忆红七军》,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版,P73。

⑩、《龚楚:我与红军》,南风出版社1954年1月版,P185、P188)。

⑾、《莫文骅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41。

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P219。

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P219。

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P222。

⒂、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编委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P145。

⒃、曹培旭、陈英杰:《长征中的红军炮兵》,载《军事历史》1997年第1期)。

⒄、参见《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P108-109。

⒅、《百战将星方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P111。

⒆、《百战将星方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P111。

⒇、参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P152。

(21)《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P386。

(22)参见:《红军长征全史》第二卷《百川归海——红二方面军战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158 ;《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版P253。

(23)《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8月版  P57。

(24)曹培旭、陈英杰:《长征中的红军炮兵》,载《军事历史》1997年第1期。

(25)《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版,P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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